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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信任》导读（文字整理）
尘务经心，很久没有写新文章了。今天发的是去年（2023年9月19日）为“看理想”录制的一期音频节目的文字整理稿，聊搏诸位读者一哂。上篇：《《空谈》首印勘误》福山《信任》导读（上）背景今天我要来导读介绍的是理想国“M译丛”中的一本，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副标题是“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福山的大名想必你多少有所耳闻，但世人比较熟悉的基本上是他那本洛阳纸贵又争议不休的《历史的终结》一书。稍微多了解一些的人，可能会知道他十几年前的两卷本《政治秩序的起源》，或者更晚近一些的《自由主义及其不满》。但是《信任》这本书听说过的人可能就要少很多了。我自己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是2007年，我刚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作为博士一年级的学生，我们需要上好几门必修课，包括一门对于比较政治学领域当代研究进展的概览课程。这门课每周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讨论阅读，其中一周读的是当代比较政治学中的文化主义流派。概而言之，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在究竟什么是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几类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政治与法律方面的各种制度设计是最为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有人认为各种自然条件更加重要一些；还有人认为广义上的文化才更加关键。福山写的《信任》就可以归入比较强调文化因素的这个流派。这一派的观点在八九十年代，尤其是福山写作《信任》一书的年代，风靡一时。福山虽然在大众媒体上名声响亮，但从学术角度说，其实还是远远称不上这个流派里最重要的人物。真正配得上文化主义流派里面代表人物头衔的，包括了以下几位：合写了《公民文化》这本书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与西德尼·维巴、创建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指标体系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写出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等经典著作的罗伯特·帕特南，等等。当然了，福山虽然比起这几位学术巨擘来说水平有所不如，但他的《信任》一书也的确有别具一格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八九十年代大多数文化主义流派的研究，主要着眼的都是公民文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文化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同一种制度能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扎根巩固并良好运转？与此相比，福山的着眼点更偏向于经济而非政治。他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模式是否会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不是关心不同的社会文化模式是否会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政治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相比于20世纪末的政治学家们，福山的关注点其实更接近于20世纪早期的一些社会学家，比如说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马克思·韦伯。《信任》一书的第二个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表面上虽然讲的是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这本书背后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只有放在福山自身“历史终结论”的思考框架下才能得到理解。简单来说，之所以福山当时会转而去关注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关注社会文化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原因恰恰在于他提出的这个“历史终结论”。我们知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最早是福山写于1989年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不久写的，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冷战尾声了，当时即便大家没有预测到柏林墙的倒塌，也看到了苏联的民生凋敝，而经济无以为继，就知道冷战的终结已经就在前方了。福山在1989年写了这一篇文章，后来在1992年的时候又把它改成了一本书。它的大致意思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民主主义已经获得了胜利。这个意思不是说从此以后世界上就不会有不自由或者不民主的国家或者制度了，而是说，从今以后自由民主主义这一套制度，以及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就再也不会有一个严肃的、从理论层面能对它构成挑战的竞争对手了。不像在冷战时期，作为竞争对手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而且这个吸引力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政治上的吸引力，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有很多人很努力地要去证明共产主义背后的理念是优越于自由民主主义的。随着冷战接近尾声，福山宣称，从此以后从意识形态或者从理论的层面说，自由主义已经是放眼天下再无对手了。在现实中，当然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他自己也承认，现实中即便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也会出现贫富分化、民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族群冲突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肯定都会反复地出现。——但是所有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打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旗号，保守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宗教极端主义的，这些旗号只是聚集那些现实政治中的失意者、反对者、不满者的一种手段，它没有办法再从理论上构成对自由民族主义本身的釜底抽薪的挑战了。所以理念层面上，自由民主已经胜利了，即便在现实中情况可能要复杂很多。这就是历史终结论的大致意思。在历史终结论的大框架之下，接下来就会引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对政治层面、对制度设计、对背后的理念和意识形态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既然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作为一种理念，它已经获得了胜利，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关心什么东西呢？我们显然要转而关注政治以外的、制度以外的其他方面，就是经济方面。那么为什么要关注经济方面？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即便自由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本身已经获得了胜利，但是在现实中可能还出现种种的反复。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也会有贫富差距问题，也会有民粹主义的潮流，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族群冲突。这时候我们要着眼于现实政治中如何防止这些问题的出现。怎么防止？可能一个比较常见的思路，就是把经济发展好。大家都吃饱了，有饭吃了，都满足了，就不会因此对自由民主体制怨声载道了，就不会有人去听从民粹主义蛊惑家的煽动了，就不会有人去挑起族群冲突了。当然现实可能比这个要复杂一点，但是大而化之的话就是，假如你服膺于历史终结论，那么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接下来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已经是再无新事可以发生了，但是在现实中可能还潜藏着种种的冲突，各种各样的危险。想要化解这样的危险，我们就必须关注经济的发展。所以很自然地，这样一个关注点就会从讨论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转向关注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经济发展的原因、它的长期的影响、它的限制条件等问题。所以很自然而然的就是，福山写完《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那本书之后仅仅几年，就写了《信任》这本书。（中）内容《信任》出版于1995年，也就是说他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最早的文章转以书的形式重新出版之后的三年，他写出了《信任》这本书。这本书就像刚才说的，在“历史终结论”的这个浮现之下，福山很自然地就把目光转向去思考经济发展问题。在“历史终结论”这个大框架之下，假设说这个世界大势浩浩汤汤，虽然尽管道路很曲折，过程中有所反复，但是渐渐地，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制度会越来越多。在这个前提之下，是不是大家就一定经济都能发展得好？福山认为不是的，即便大家都采纳了同样的政治制度，但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文化禀赋，会导致所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表现上千差万别。这种表现上的差别可能就会造成，那些虽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无话可说，但是在现实中会制造种种冲突与矛盾，导致虽然“历史已经终结”，但是事件仍然在不断发生的经济发展上的差异。福山的论点归根结底是这样的：他认为社会资本，或者更具体地说，信任，或者说陌生人之间普遍的高度信任，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本。那么在一个拥有这样的社会资本的社会，也就是在一个陌生人之间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里面，经济就更容易得到发展。这里“经济更容易得到发展”用的是什么指标？他所用的指标是大型企业的建立。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直截了当，为什么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社会里面陌生人相互之间普遍信任的话，那么他们就在商业活动中倾向于超越家庭这个小的纽带，或者是家族共同体的这个小的纽带，而与陌生人之间相互合作，这样的话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大规模的企业。相反，假如在一个对陌生人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里面，你想要经商，那你就可能更愿意和你有家族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一起经商，那么你的企业就往往会是家族企业。在上一代企业领导人往下一代交班的过程之中，可能就会选择你的孩子，或者你孩子的孩子进行交班，不愿意把企业的领导权交给纯然与你合作的陌生人的手上，因为你不信任他，你们之间没有发展出文化上的默契。所以听起来很简单，就是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陌生人之间有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它就容易发展出大型的现代企业，它的经济就能发展起来。如果一个社会是缺乏普遍的信任的社会，大家就会很自然而然得退回到家族或者家庭的小共同体里面，经营的模式就更倾向于采取家族企业的模式来运作。所以福山就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它对现代的大型企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对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理论当然听起来很简洁有力，但是想要验证它还需要实际的例子。在福山这本书里面，主要集中于这样的几套例子，是那些他认为拥有这种社会资本的社会，就是陌生人之间普遍具有高信任度的社会。他举出了三个例子：日本、德国、美国。美国稍微有点复杂，因为他后面会论述说，美国在20世纪中期，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开始有所下降，但是美国在历史上，他认为是一个陌生人之间拥有高信任度的社会。尽管美国人经常宣称自己是个体主义的、独来独往的独行侠——我们在很多美国的西部片里面可能经常看到这种牛仔形象，很多外国人对美国的想象都是这种独行侠的形象——但是福山认为，至少在传统上，美国个体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政府、反对国家，它不希望政府干预民间事务。但在民间社会中，美国人有很强烈的结社传统，通过教会也好，通过社区之间的互助也好，通过各种各样的公民协会也好，进行民间的合作。所以美国的个体主义实际上是小共同体主义，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而是反国家的小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对日本和德国，他的看法也是类似的。他认为这三个国家，日本、德国、美国，都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没有国家特别的产业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就发展出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非家族性的企业。反过来，作为反例，福山举了另一方面的几个例子。欧洲的国家里面有法国、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的南部，福山认为这些社会是非常缺乏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的，所以在这些地方，在法国、意大利，尤其意大利的南部，人们要经商的话都倾向于从家族内部寻找合作伙伴。所以在法国和意大利经常出现的企业形态是家族企业的形态。在东亚，和日本对比，福山举出了整个华语文化圈，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他认为在这些地方也是以家族企业居多，人与人之间是缺少信任的。同时他又提到了韩国，韩国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因为一方面他承认韩国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也相互缺少信任，他们的家族精神特别强，而且阶级之间的对立感非常强，所以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关系。在这点上，他认为韩国和华人文化圈是类似的，如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但是韩国偏偏又有大型的现代企业，如三星。这怎么解释？所以福山实际上在论述到后面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特例。他承认信任文化——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当然对建立大型企业很重要；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被别的要素取代，比如国家真的有非常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扶持的话，我们也可能看到大规模的现代大型企业建立起来；但是一旦产业政策撤走了，可能就无以为继了。所以他认为韩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像三星都是在政府的所有资源大力倾斜、大力扶持之下建立起来的。福山对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了对比，就是高信任的社会和低信任的社会：高信任的社会在没有产业政策扶持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发地涌现出大型的现代企业；而低信任的社会，低信任的社群，就很难出现这种大型的现代企业。因为这个企业的规模被低信任局限了，所以会导致企业内部的发展传承往往停留在家族企业的模式下。这样说还是有点显得空泛抽象，可能有的听众会说，那你福山凭什么认为日本社会就具有更高的信任度，而华人社会，比如台湾社会、香港社会就具有更低的信任度，你怎么证明这一点？对此，福山在很多章节里面详细地剖析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特性。比如在对比日本文化与华语文化的时候，福山就给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毕竟他作为日本裔美国人，对日本文化相对更了解一点，所以这部分会写得比较有意思一些。福山说，日本文化虽然受到华语文化、中华文化的很强烈的影响，尤其儒家观念的输入，导致他们在口头上会有很多忠孝仁礼义，这些概念体现在日本的日常话语里面；但是实际上，我们深入到具体的文化习俗上看时会发现，日本文化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实际上和华语文化是有很微妙的区别的。举个例子，福山说日本人具有很强烈的自发的社会性倾向，就是和陌生人之间建立纽带，建立信任的倾向。为什么呢？福山认为根本基础在于日本家庭结构跟华人家庭结构很不一样。日本家庭的联系纽带在福山看来远远不及华人的家庭强韧。比如说在日语里面，就像在中文里面一样，都有家这个概念，都有户这个概念。我们在中文里面有户口，一家一户，但是日本人对户的理解，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由血缘构成的家庭，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在日本文化里面，户更像是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户主就是主要的受托人，那么对整个户来说最重要的保证，作为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的户的代代延续，它的组成结构是允许各个位置可以暂时由实际的家庭成员作为托管人，但是也不一定必须要有血缘关系的人来担任。比如户主这个位置一般是从父亲传给长子，但是在日本，收养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情况，只要履行了正当的收养法律程序，长子的角色就可以由任何的外人来担当。这和中国或者华人文化就形成很鲜明的对比。虽然在华人文化里面也存在收养、入赘，但至少在现当代的华人文化里面，入赘被看成是很丢人的事情，收养也是比较罕见的事情；但是在日本，过继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是很普遍的，非常容易。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或者户主觉得儿子太无能了，很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招上门女婿入赘，然后女婿就改成妻子的家姓，这样子他就会继承家产，所受的待遇和亲生儿子一样，即便将来这个家庭生了儿子，也不会再受什么影响。中日家庭结构还有什么差别？中国几千年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实行男性继承人平分遗产的制度，可以上溯到汉武帝的推恩令，具体我们就不考究了。但是福山说日本的家庭结构就很不一样：日本的家庭结构是长子继承制，就是所有的财产、遗产都由长子来继承，剩下的孩子就只能出去做自己的生意，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很快，这些日本的家庭就会分成主脉和支脉。这就会导致什么呢？一个是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者其他形式的商业行为积累的财产，不会像中国那样在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两三代之内，财产要不断地平分，所以每个人获得的规模都不是很大。另一方面，日本的家庭规模本身更小，所以就不会像中国三代同堂、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大家全都住在一块，所以这也就导致日本社会对家庭的执念没有像华语社会里面那么强烈。再加上在日本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日本都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地方的诸侯，底下各个大名各自瓜分了一块地方。不像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强的大一统的传统，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皇帝当然是希望对公民社会尽可能地加以扫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在日本，一方面刚才提到的家庭规模相对比较小，关系又比较脆弱；另一方面封建割据的状态之下，人们需要以地方为基础，相互组织起来，互相承担保护的责任。所以在日本封建战争和国内动荡的时期，日本就形成了一种民间自发的庞大组织，称为“同族”。这个同族听起来好像跟中国的家族有点像，但是福山认为，同族并不是建立在亲戚关系之上的，他们是没有血缘基础的，与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比如一个武士可能会跟某个村庄里面的一群农民发生联系，保护他们不受强盗的掠夺，然后以此换取农民的一份收成。藩主或者大名也可能与为他而战的武士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责任关系，这些责任就可以逐渐演化出一些仪式性的特色，但他们不是可以继承的。所以如果世代间不自发更新的话，这些组织就无法像中国的宗族组织那样维系下去。这样一种组织，实际上在日本有很漫长的历史，也有很强大的民间基础，所以进入这种关系是全凭自愿的；但是脱离就不完全是自愿了，因为你进入了以后已经开始跟其他人发生联系了，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当然也获得一定的好处，所以相互责任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是会延续终身的。所以同族这种组织的进入，带有一种宗教誓约的特点。讲了这么多，意思是什么呢？福山想要讲的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由于家族或者宗族的势力非常强大，实际上人们对别人的信任主要是在宗族内部展开的，而对宗族之外的陌生人，人们就要隔阂很多，所以信任度就要低很多；日本由于家庭规模比较小，关系比较松散，同时又有类似于像“同族”这种非血缘关系结合成的纽带，所以人们很早就习惯了与陌生人相互订立类宗教性的契约，发展出相互信任的、相互照料的关系。他认为这就会影响到后来日本大型的现代企业的建立，尤其是在90年代。我们要记住，福山《信任》这本书是1995年出版的。在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马上就要进入衰退期——出版的时候可能已经进入衰退期了，但是写作的时候还没有。当时大家对日本的经济模式非常羡慕，包括日本大型企业里面的雇员终身制，你进了这个企业就可以一辈子干到老。福山认为，这都是日本文化中陌生人之间相互照料的这种习俗的体现，雇员进入了公司以后，老板就对他承担起一份责任了，那么雇员也对企业承担起一份责任，就建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就相互照料，慢慢地一起变老。相比之下，华人文化在福山看来就是非常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主义的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在没有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的情况下，是很难自发地建成大型现代企业的。福山这本书中还有其他更多的细节，比如对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对比，意大利北部文化与南部文化的对比，还有对美国文化的分析，等等，这些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解说了。我想到这里先稍微停顿一下，请听众朋友们也停顿一下想一想：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简述了福山对文化或者信任社会的信任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然后对日本文化与华人文化之间的差异的分析。你有觉得很击节赞叹吗？你觉得真是说得太好了、说到点上了，还是说你中间觉得隐隐有一些奇怪？有没有点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时候不管你赞同他的观点还是反对他的观点，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来想一想。这可能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习惯，就是读到一本书，不管它再怎么好，也要想一想它可能出的问题在哪里。福山这本书其实问题蛮多的，一出来以后就遭到了很多学术界的批评。当然这是常有的事情，学术界的任何一本书出来肯定都不是百分之百赞同，大家都会提一些反对的意见，从整个论证的框架也好，到里面具体的案例分析也好，总是会有人表示不同意。那福山这一本书有哪些可以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我接下来往下讲之前，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稍微暂停一下，然后自己先想一想，看看你感觉的福山论述中的问题和我感觉的是否一致。（下）批评后来的学者们对这本书从很多角度提出了商榷和批评，我这里也只是举一些例子，也不可能一一都涵盖到。这里举几个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当年刚开始读博士，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就产生的一些疑惑。第一个疑惑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现代大型企业、或者经济模式是不是以现代大型企业为主导，真的是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指标吗？是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一定要走上同样的模式？有没有可能一种健康的经济体可以是以大量小型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主导力量的？比如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的第一次高速发展，就是以大量的小型乡镇企业为主导。相比于现在的中国经济，以某几个特大企业作为拉动的经济，哪一种经济模式是更为健康的经济模式？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当然福山这时候有可能退一步说，那我就算把野心缩小一点，我不用去声称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或者是超出家庭的社会纽带的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它是建成大型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没有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扶持的情况下，它是建成现代大型企业的重要条件。那我做一个稍微野心小一点的论述是不是可以？但是这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在一开始说的，福山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理论是要放在“历史终结论”的大框架之下理解的。因为历史终结之后，历史不再存在了，没有大的事件，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的事件，这些小的冲突、小的矛盾，是需要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的，比如说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型的现代企业真的是相比于蓬勃发展的大量小型家族企业来说，真的是更好地化解所有冲突事件的药方吗？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由大型企业主导的、所有就业机会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社会中，有可能由于这些大型企业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能量和影响力实在太大，造成了对政治生活的扭曲，所以可能反而促生了种种社会矛盾，包括民粹潮流的兴起。——假如这样的猜想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去重视“到底应该选取什么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或者前景”这个问题，而不是满足于把这个理论的野心从“解释经济的长期发展”缩小到“解释大型现代企业的诞生”。因为我们要记住，福山的《信任》这本书的理论野心是必须放在它对“历史终结论”的阐释的脉络之下，才能够完全看清楚的。第二个非常常见的对福山这本书的批评，就是福山的社会文化分析似乎在视野上、在时间段上有很强的局限性。一方面，它非常受在他写作当下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比如刚才提到的，福山在定稿的时候，可能正好是日本的经济处在发展最迅猛、最高峰的时候。全天下都在说日本NO.1，日本第一，日本要超越美国了。但是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日本就开始陷入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所以假如这本书晚写五六年的话，在讨论日本经济的时候，它的基调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他相对来说比较忽略中时段的分析，直接把当下的经济表现归因到历史上曾经的长期的家庭结构，或是社区结构，或是封建割据的地方结构上去，反而忽略了比如在战后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的工运对日本后来的大企业内部的雇员终身制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另外一些学者在对这本书的书评里面就经常会提到这一点：在福山的描述中，好像日本当时九十年代的大企业雇员终身制，完全是来自历史传统上的同族文化，好像是大家签订一个非常神圣的契约，你照顾我，我照顾你，大家一起慢慢变老，非常和谐的一个景象。但是我们只要往上追溯几十年，就会发现日本战后的雇员终身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血腥的工运斗争之中才被迫建立起来的，实际上是工运的成果之一。所以我们一旦看到了二战战后这一段历史的复杂性的话，就会对福山做的这种文化上的、长时段的因果归因产生一定的怀疑性。类似地，当福山把日本社会与韩国社会或者台湾社会相对比，然后说韩国社会只有在政府产业大力扶持的情况下，才发展出大型现代企业，而台湾社会由于华人文化的固有缺陷，家庭至上的观念，而导致只有家族企业没有大型企业。当然这个情况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因为台湾现在我们知道有不少的芯片企业。但是回到90年代的时候，可能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就是：即便韩国和台湾确实没有能够发展出大型的现代企业，至少在没有政府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自发地发展出大型的现代企业——这真的是他们各自文化的后果吗？把台湾韩国和日本相比，我们可以想到一点什么呢？现代的台湾史或者韩国史和日本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日本其实并没有被外国殖民，反过来日本是殖民了韩国和台湾。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清朝被迫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以及日本在世纪之交把韩国殖民化之后，日本的统治者有可能放任韩国的商人或者台湾的商人，自发地发展出大规模的现代企业吗？显然，他们对此是不放心的；相反，他们要把韩国和台湾作为日本的后备战略资源基地，要发展他们的农业、制糖业，等等；大型企业只能掌握在日本政府的手中。日本政府对待日本本土的大型企业萌芽的态度，显然和对待韩国社会或者台湾社会的大型企业萌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韩国社会或者台湾社会缺少这种自发性，而日本社会拥有这种自发性的？显然，如果我们抛开殖民史去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变得不得要领，所以在这一点上，福山的历史叙事也是存疑的。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福山对美国文化的分析上。福山在讨论美国的时候举了好多不同的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黑人不擅长做生意，尤其不擅长跟陌生人、陌生社群、非黑人社群发生生意上的往来。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比较黑人跟白人，或者黑人跟亚裔，或者黑人跟西班牙裔，会发现黑人经营的店铺主要卖东西给黑人，跟外界的商业往来就要小很多。由此他倒推上去，说黑人历史上就缺乏这种超出家庭的、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的社会文化，就导致他们在经商方面是不行的。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近30年之后，有了更多对于20世纪初、19世纪末黑人商业的研究，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发现福山这一套叙事是非常受当时“白人至上”的主流话语的影响的。现在历史学家勾陈出了更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往事，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包括南方解放之后的许多黑人是成功地成为了企业家的，他们聚集起不少财富。比如20世纪初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城市叫作塔尔萨，是黑人聚居的城市，这个城市在20世纪初被美国人称为“南方的华尔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繁荣。但是这些南方的白人、3K党等，看不惯黑人拥有财富，所以在1921年策划了一场塔尔萨大屠杀，杀了非常多的黑人。具体的数字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这些白人暴徒不仅杀人还纵火，包括动用了飞机来烧掉了整个城市，尤其烧掉了塔尔萨最繁荣的那条商业街，许多黑人辛辛苦苦积累下的财富就此毁于一旦，重新陷入贫困。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实际上发生过好几次，所以如果声称黑人是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缺乏信任，没有办法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建立起大型的企业，这个说法其实就倒果为因了，因为实际上黑人在历史上有能力也有机会，也确实曾经做到过这样的事情了，只不过每一次的努力都会招来无情的摧毁，可能也不断的摧毁了黑人群体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信任。这样倒果为因的分析，在具体到美国这个语境之下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会发现从这本书开始到后来福山的写作，他实际上非常担心所谓的身份政治问题，因为他认为一个社会要建立良好的互信，必须摒弃族群的成见。黑人不能太把自己当黑人，白人不能太把自己当白人，因为如果你太想到自己是某个族群的人的话，你就很难跟其他族群的陌生人建立起一种互信的关系，所以你的经济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前几年福山又出版了一本书叫《自由主义及其不满》，这本书应该也翻译成中文了。在这本书里面，福山就对所谓的当代身份政治运动有很多的批评，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福山就认为这些运动太强调黑人的族群身份了，太强调黑人历史上被白人欺压了，等等，破坏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纽带、信任纽带，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是，这样一种批评恰恰是建立在倒果为因的基础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身份政治运动，恰恰是因为历史上黑人好不容易辛辛苦苦积累一点财富，就被人一把火烧干净了，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激烈的回应也好，平和的回应也好，它是一种回应。那么只有把现实里面的种种弊端纠正过来，真正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你如果对现实闭目塞听，实际上只会让社会的主流群体受惠，因为少数族裔被边缘化了，他们有没有办法跟外人建立互信。但无所谓，因为白人相互之间可以做生意，他们跟外国之间做生意等等，他们可以不断地聚敛财富。但是这个种族矛盾会越积越深，最后会以另外的形式爆发出来。只有去正视历史上的问题，然后去纠正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牢固的信任纽带。但是从福山的角度说，由于他把因和果颠倒了，所以他认为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强有力的信任纽带，不行只是因为某些少数族裔内部不行，你们的文化不行。现在你们不能来破坏既有的信任纽带，你们不能搞身份政治运动。你们一搞，原有的纽带就没掉了，那么美国整个社会就要不行下去了。这实际上忽略了美国历史上表面的信任纽带是建立在对少数族裔的欺凌和压迫基础之上，对他们既有财富的攫取和破坏之上的，只是主流群体内部的信任纽带。所以福山在书里面对具体历史文化的归因错误，实际上和他对现实政治的分析与批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一招错，那就是满盘都错。最后再这回头说这本书本身要讲的东西。我们刚才讲的，福山提出的主要的论点是信任，陌生人之间的相互的普遍的高度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这一点可能本身并没有错。前面我提了这么多批评，到底怎么和他的主要论点相调和起来呢？这时候就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制度主义流派和文化主义流派，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东西？实际上制度主义流派的一些支持者并不是要否认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文化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于一个中间变量的看法，而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变量，一个长期的动因。在福山这一派学者看来，文化是最根本的，而且文化起的作用是长期性的，不是中期或者短期。但是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可能文化仍然会起作用，但是文化本身，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所影响甚至决定的。制度对经济有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它在中短期去改造文化、影响文化，而文化又在中短期去影响经济发展表现，来体现出来的。所以福山认为，在有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里面，比如法国长期经济表现疲软，意大利长期经济表现疲软，德国经济表现强劲，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这就说明大家都有类似的制度，那么制度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大，真正的原因要回溯到几百年、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但是一个制度主义者可能把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可能会说，法国经济疲软有很多种原因起作用。即便法国在某时某刻的具体的文化影响到了经济表现，这个文化可能也是在那之前几十年的某一套政治或者法律制度所塑造的一个文化。而我们只要找到了这个痛点，去纠正这个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制度的隐蔽漏洞，文化可以慢慢的随之发生变化，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经济的表现就会迥然不同。这一点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感觉到，90年代中国民间的信任度，可能和80年代、2000年以后、或者现在，会有很强烈的区别。这还只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某些基本的政治制度，而只是对法治上的一些细节，或者经济制度上、经济政策上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调整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假如你听到我刚才总结的学术界对福山这本书的种种批评之后，感到失望或者感到绝望，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公民社会没有用，或者信任没有用？那么我的回答是大可不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福山这本书遭到了这些批评，我们反而能对公民社会的自我生发的能力有更多的信心。因为实际上福山这本书所想暗示的就是，社会的文化是很难改变的，如果一开始有了家庭至上的文化，在未来漫长的几百年中是很难走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我们会发现，意大利或者法国的经济表现与德国或者美国的经济表现有那么大的差别，而日本在他看来和华人社会、和韩国有重大的差别。因为在福山看来，文化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文化一开始就是高信任的文化，那么它会持续的影响未来几百年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如果它是低信任的文化，它会在未来长时段里面从另一个方向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正是因为学者们对福山的种种批评，尤其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的种种批评，让我们对这个公民社会相对快速地在中期或短期内的自我修复能力有了更多的信心。假如有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到位了之后，或者说给公民社会让出了更多的空间之后，它实际上能够相对稳健地进行一种自我修复，蓬勃生长，我们就由此又可以看到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找到新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也受到其他很多条件的约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但是至少，假如我们跳出了文化至上的框架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心头卸下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沉重的负担，那种千百年的家庭主义的文化对经济扣上的无形的枷锁。所以对福山的这本著作的批评，实际上恰恰可以从这种更加光明的、更加充满希望的角度去理解和阐发。以上就是我对福山《信任》这本书的综述、解读和批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