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共产党在推动本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程中，逐渐厘清了社会主义事业与工业化之间、工业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找到了本国现代化提速增效的有效途径。通过及时转变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发展步骤、适时调整战略重心、以科技革命为加速杠杆、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等举措，越南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渐塑造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作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现代化，越南的现代化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而且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越南样本。关键词：越南；工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者简介：王承就，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赖慧婷，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3年第4期“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潮流、一种文明进步状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追求文明进步的代名词。但一段时间以来，一种“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各国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并影响广泛。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种迷思，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广泛热议与关注。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以期为相关研究和讨论提供另一种素材和支持。一、越南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借助工业革命的契机，率先开辟出一条以工业化推进现代化的路径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包括越南在内的许多后发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苏联现代化模式的直接影响下，也将工业化设定为本国摆脱贫穷落后、创造发展机遇和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根本路径。因此，越南的现代化建设以工业化起步，其实践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早期探索阶段（1954-1986年）：以工业化开启越南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越南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最早认识可以追溯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早在1946年9月，当时的越共中央领导人长征就在其著作《论越南八月革命》中提到：“毫无疑问的，如果要使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越南就必须要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因为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才能自制武器来保卫自己，才能出产更多商品、食物和用具来改善民生）。”越共正式开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则始于越南取得抗法战争胜利，越南北方从民族民主革命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1960年越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分析越南革命道路前进方向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越南北方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主张。越共指出，越南革命的前进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要想改变目前国家的落后状态，把越南“从以小生产为主，引向社会主义大生产，除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整个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越共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切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发展规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基本条件”。具体说来，北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在“合理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努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和农业相结合、按比例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使越南“变成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国家”。由于深受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影响，加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现状的急切心情，越共认为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帮助和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可以在相当短的时期里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进而建成社会主义。于是，“快、猛、稳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成为这个时期现代化建设口号。为了达到这样的速度和目标，越共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重工业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工业化的关键。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依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首要任务和核心战略，计划用大约20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转变，并在“二五”计划中利用包给机制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调配到机械制造、能源化工等重工业部门，兴建大批重工业生产单位，使工业化建设进一步向重工业部门倾斜。不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快、猛、稳”的发展方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国民经济失去平衡而陷入危机。1982年，越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寻找问题症结，并初步认识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脱离越南经济社会的实际，是造成越南工业化发展受阻的直接原因。基于此，越共提出整个20世纪80年代越南工业化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好粮食、食品和消费品的生产问题，“应当集中发展农业，将农业作为首要战线”。但由于这一时期越共未能坚决克服主观、急躁思想，生产重心的转变没有完成，农业、轻工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越共对现代化建设的早期探索，虽然认知上出现了偏差，实践上走了一些弯路，但却厘清了越南的社会主义事业与工业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工业化道路是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和摆脱落后状态的唯一道路。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越共对于现代化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工业化。（二）重大转折阶段（1986-1996年）：由“工业化”建设转向“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越共不断深化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识，提出“工业化必须与现代化相辅并行”，开启了探索符合越南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时期。在这期间，越共理顺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将越南工业化建设引上了现代化的新轨道。越共认为，首先，经济社会的进步以及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为越南能够进一步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工业化和现代化是越南摆脱落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保卫主权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要途径。工业化的实质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它不是简单地提高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或者发展速度，而是一个与技术的根本革新相关的结构转变过程，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高效和持久性增长奠定基础。最后，将工业化与现代化两个概念结合起来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新阶段的工业化建设“不仅要发展工业，而且要按照技术进步的要求，真正实现各部门、各领域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不仅要依次经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的发展步骤，而且要同时整合多个领域的成就，并有实现‘走捷径’的尖端技术；不仅要应用先进技术，而且要善于利用传统技术并使之现代化……”因此，“工业化必须与现代化相辅并行”是新阶段工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一方面表明，越南工业化水平不高的现实国情，决定了越南需要继续加强工业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发展，工业化仍然是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内容。另一方面，将循序渐进的发展步骤与实现“走捷径”的发展机遇相结合的要求，决定了必须运用现代化的尖端技术来引领新阶段的工业化发展。为了避免将工业化和现代化理解为两个独立的内容，越共中央最终决定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提法改为“工业化、现代化”。越共七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第07号决议，对越南工业化、现代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决议指出：“工业化、现代化是一种根本性、全面性的转变过程。整个转变建立在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中的各项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活动从主要依赖手工劳动转变为广泛使用先进、现代的技术、工具和方法，从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决议确定了越南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长期目标是“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物质技术基础，经济结构合理，拥有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先进的生产关系，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高，国防安全稳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工业国”。此外，决议还明确了越南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越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定向”。（三）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对现代化建设实施“提速增效”实践证明，越共对越南现代化的调整策略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它不仅使越南经济社会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泥潭，而且推动越南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从1996年至今，越共围绕越南现代化建设如何实现提速增效进行了持续探索。首先，建设和完善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使越南经济社会摆脱了官僚集中包给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从而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步伐。其次，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和趋势，越共采取主动、广泛、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措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将“内力”和“外力”有机结合，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发展空间。最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实行国家数字化转型政策，使越南紧抓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难得机遇，利用科技革命的杠杆加速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和落实成为越南现代化建设“提速增效”的有效途径。据统计，1996年越南GDP为246.6亿美元，是1985年140.9亿美元的1.75倍，而2022年越南GDP为4088亿美元，则是1996年的16.6倍。2022年越南商品进出口总额7325亿美元，是2010年的4.7倍和1996年的39.8倍。世贸组织《2020世界贸易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在世界50个最大商品贸易国中，越南从2009年第39位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第23位。2022年10月，越共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事业继续推进到2030年及2045年远景展望”的第29号决议。该决议总结了革新开放35年来越南现代化事业的建设成就和经验教训，并提出到2030年和2045年的远景目标。会上，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结合越共十三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以及国家和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进一步补充发展了越南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阮富仲强调，工业化、现代化是经济和社会生活在科技进步、改革创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成就的基础上，日益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而发生的根本性、全面性的转变过程；它是越南建设独立、自主、自强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继续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事业是新形势的客观要求，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是全体人民和整个政治系统的共同事业。新时期越南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企业为主体；确保经济发展目标与维护社会公平、进步，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价值，保护资源、环境的要求相协调；与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增长模式革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结构转变紧密结合。综上所述，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推进，越共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并向前发展，从而丰富发展了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二、越南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举措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吸取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越南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一）及时转变发展理念，在可持续发展中寻求速度与效益的平衡在革新开放之前，越共主观急躁的思想弊病导致其片面追求高速度，使“快”和“猛”成为这一时期越南现代化发展理念的总基调。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上半期经济社会严重危机后，越共开始对“速度至上”的发展理念进行深刻反思，提出要从过渡时期初期阶段的国情出发，统筹考虑发展的速度、效果和可持续性问题，并逐步形成“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新理念。整个20世纪的90年代，越共强调要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公平、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果。进入新世纪后，越共还专门讨论了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两者必须协调并行。2021年越共十三大则从体制层面的高度正式提出建立健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体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力。保护资源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反复强调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环境的开发保护工作，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需要和国防需要统筹考虑。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越共要求所有投入使用的资源都要纳税或支付租金，国家要具体规定使用资源的权利和责任，确定资源的所有权以结束资源无主状态；对可再生资源和非可再生资源要做到开发和保护并重，防范资源枯竭。在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越共要求国家颁布相关法令，定期检查污染物处理情况，对公民从儿童时代起就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要求企业必须处理生产废物，不给居民区造成污染和噪音；环保治污工作必须与地方性群众运动相结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资源环境保护系统，并广泛参加国际性、区域性环保组织的相关协调活动。不断调整经济结构、革新增长模式是保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越共从七大开始就致力于建设合理、现代、高效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经济结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部门同步进行结构调整。关于增长模式的革新问题，越共主张从主要依靠外延式扩张向外延式扩张和内涵式发展有效结合的方向转变；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发展具有竞争力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农业和高科技服务业，有效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二）不断完善发展步骤，有效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越共六大明确了越南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包含多个发展阶段的漫长、复杂的斗争过程，要以适当的步骤和措施，循序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建设。越共认为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社会和走出危机，并为下一阶段的现代化打好基础。到1996年越共八大召开时，越南经济社会已经走出危机，越共因此指出越南的现代化开始进入全面快速推进的新阶段，并提出到2020年要把越南基本建成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不过，2016年十二大召开时，越共意识到2020年将越南建成工业国的很多指标难以实现，于是在政治报告中去掉了建成工业国的具体年份，改为“争取早日建成工业国”的提法。尽管如此，越共却首次从宏观上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步骤进行了“三步走”的总体设计：第一步为工业化、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第二步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第三步是提高工业化、现代化质量。2021年越共召开十三大，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设计进行补充。越共提出要将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与革新事业同步推进，力争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把越南建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发达国家。其具体目标是：到纪念南方完全解放、祖国统一五十周年的2025年，摆脱中等偏下收入水平，成为工业面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到纪念建党一百周年的2030年，成为工业现代化的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纪念越南民主共和国，即现在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2045年，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革新开放以来，越共逐步克服主观、急躁情绪，在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不断修正和完善工业化、现代化的步骤设计，使其既尊重客观实际又具有一定的战略前瞻性，从而有效引导本国的现代化建设。（三）适时调整战略重心，在农业和工业的良性互动中重塑越南现代化发展新道路由于偏离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越共在一段时间内没能找准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着力点，误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首要任务来抓，结果使得现代化事业陷入混乱。六大召开后，越共认识到必须从越南仍是落后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果断地对原来不合理的生产和投资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农业生产确立为“首要战线”，把建设重心从重工业领域转向农业领域。农业成为“首要战线”具有两层含义：其一，发展农业是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其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生产、投资、技术力量配备方面必须得到优先扶持。越共认为，作为国民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两个主要部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必须相辅并行，紧密结合。落后农业国的国情与长期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导致越南工业基础极其薄弱，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由此决定了越南的现代化事业在步入正轨之前，首先要经历一个依靠和利用农业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的前期准备阶段，即将建设的着力点首先放在农业上。而当经济社会形势得以稳定，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就要加强工业建设，发挥工业带动农业、以工促农的作用，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由于真正捋清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越南的现代化事业就此找到了稳步前进的正确方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好转，越共开始重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强调在将农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同时，提高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比重，并加快发展服务业。越共特别指出，对于越南农业要广义地理解，它既不是单纯的农业，也不是落后的农业，而是与工业、服务业相互促进并朝着工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农业。为此，越共要求在农业生产中大力推进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将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工艺引入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鼓励发展农村工业、服务业。越共七大进一步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提出实现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新要求，并将其视为国家现代化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始终坚持将农业放在本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位置。2008年8月，越共十届七中全会将农民问题着重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关于“三农”问题的第26号专门决议。决议强调“三农”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中具有战略地位，是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政治稳定、确保国防安全的基础，必须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2022年6月越共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对新形势下推进“三农”工作作出新的部署。越共要求，国家资源必须继续优先投资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地区，以确保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和谐发展，把农业发展与工业、服务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可持续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紧密联系起来，朝着“生态农业、现代农村、文明农民”的方向发展。同年10月，越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是越南国家现代化战略中优先发展的首要任务。越共六大从革新思维开始，基于本国国情，将农业确立为“首要战线”，完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战略的重心转移，在农业和工业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进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同步解决“三农”问题，重塑越南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四）以科技革命为杠杆，努力追求跨越式发展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中，越共认识到，只有将坚持循序渐进的发展步骤与抓住“走捷径”的发展机遇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其中，紧抓现代科技革命的潮流和机遇，推动本国科技进步和高素质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现代科技成果和新知识在各行各业的转化和广泛应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杠杆。为此，越共先后通过了多项针对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工作的专门决议，并把两者确立为国家的“最高国策”，视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知识和创新因素在增强国家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越共开始重视发挥知识经济在工业化、现代化提速增效中的重大作用，随后越南出现了发展知识经济的新主张和新模式。越共九大首次提出发展知识经济的主张，十大强调推进工业化、现代化与发展知识经济要密切结合的方针，十一大则将“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与发展知识经济、保护资源、环境相结合”确定为越南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首条基本方略。越共认为，把现代化发展与知识经济结合起来既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潮流，也是新时期越南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其本质上是实施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化加速战略。2021年越共十三大紧抓“数字化”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对发展知识经济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十三届六中全会将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确立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提速增效的新方式。越共基于本国是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抓住科技革命的潮流和机遇，以科学、技术、知识和高素质人力资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以发展知识经济，推动国家数字化转型为加速杠杆，优化方法路径追求跨越式发展。（五）在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中推进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任何模式的现代化建设都必须首先解决建设资源，特别是资金“从何而来”和“如何配置”的问题。越南的现代化建设从一开始也面临着这两大难题的考验。在资金来源上，由于之前曾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大量援助，在弥补本国工业化建设资金缺口的同时，也使越南养成了过度依赖外援的思想；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当时的越南把精力主要放在了与经互会成员国的交往上，导致了对外经济关系单一，缩小了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在资源的配置方面，由于深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主要以“拨发-上缴”的行政方式来调配资源，片面夸大计划和政府的作用而忽视商品货币关系等市场机制的功能，从而形成了官僚僵化的经济行政管理机制，严重束缚了人财物等资源潜力的发挥。越共从早期现代化建设失败的教训中逐渐认清，要为本国现代化建设积累足够的资金并能高效配置，就要首先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内力与外力”“经济独立自主与主动融入国际”等重大关系。越共不断深化对商品货币关系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明确了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是激发经济活力、快速积累建设资金的最有效手段。从六大首次提出越南要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到九大进一步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作为过渡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模式，越共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越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内力与外力”关系的处理上，越共强调“内力”即国内资源是基础，对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外力”即外部资源是补充，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内力”得到加强，才能确保经济独立自主，才能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力”。越南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将立足点放在依靠“内力”上，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同时积极争取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本国现代化建设的补充资源。在“经济独立自主和主动融入国际”关系问题的处理上，越共要求尊重和顺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坚持扩大开放，发展多边化、多样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效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不断提高国家现代化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同时，越共指出，在主动融入国际的同时必须确保本国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要保持经济宏观平衡，保障粮食、能源等关键部门的安全，通过提高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更加深入、高效地融入国际。革新以来，越共基于对现代化建设资金来源和配置问题的认识转变，不断深化对越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在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主动、广泛地融入国际中推进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三、越南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经过多年的艰辛探索，越南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不仅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被联合国公认为率先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之一，并跻身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行列。越南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越南经济稳步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的大平衡日益得到保障。据统计，越南GDP平均增速在1986-1990年约为4.8%，1991-2000年约为7.6%，2001-2010年约为6.6%，2011-2020年约为6.2%，是该地区和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越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4.7亿美元，2000年为311.73亿美元，2010年为1472亿美元，2020年为3466.2亿美元，2022年达到4088亿美元。经济在积累-消费、储蓄-投资、能源、粮食、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大平衡不断得到保障，宏观经济基础日益夯实。2020年越南GDP总量超越新加坡、马来西亚，成为继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之后的东盟第四大经济体。其次，越南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积极转变，工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据统计，1988年越南农业占GDP的比重高达46.8%，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比23.9%和29.7%。2010年，越南农、林、渔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8.9%，到2022年下降到11.88%，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则从2010年的81.1%提高到2022年88.12%。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为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与此同时，劳动力结构也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而发生积极变化。农、林、渔业的劳动力占比从2010年的48.6%下降到2020年的34%;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占比则从21.7%提高到30.3%，服务业的劳动力占比从29.7%提高到35.7%左右。经济增长逐渐降低了对自然资源开采、原料出口、廉价劳动力和信贷扩张的依赖，而转向依靠应用强大的科技和改革创新上。工业中，加工、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采矿业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越南工业结构在不断优化的同时，其全球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工业竞争力排名显示，越南工业竞争力绩效指数（CIP）在全球排名第38位，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中排名第4位。再次，越南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实现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新农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在工业化、现代化推动下，越南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系统的数量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质量逐步提高。截至2023年11月，越南城镇化率约为42.6%。农业生产转向与市场紧密联系的商品化、集中化、专业化方向。农业的现代化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作用日益得到肯定。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积极转变，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和精神生活不断改善。截至2023年7月，越南全国8177个乡镇中达到新农村建设标准的有6022个，占73.65%（较2020年底增长11.3%），达到新农村“升级版”标准的有1331个，达到新农村示范村标准的有176个。此外，全国有58个省和直辖市的263个县级单位完成新农村建设任务并获得政府总理颁发的证书。最后，越南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社会更加文明进步。越南工业化、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性质决定了其最终落脚于人民群众生存状态的改善上。2020年越南人均收入为3512美元，是1986年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的17倍多。与此同时，越南的贫困率逐年下降。据统计，按照政府标准，越南贫困率从1993年的58%下降到2016年的5.8%，到2020年越南贫困人口减少至500万人。按照2022-2025年多维贫困标准计算，2022年越南全国多维贫困率为7.52%，贫困户和多维相对贫困户总数减少到197.27万户。教师队伍和在校学生人数不断增加。1986-1987学年越南高校教师人数为1.9万，在校大学生人数为12.66万，到2018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7.3万和152.6万。截至2019-2020学年，全国中小学教师队伍人数达81.2万，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1704.2万。公民的自我保障意识增强。2015年底有1200万人参加社会保险，约1000万人参加失业保险，75%的人参加医疗保险。2020年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比例达到90.7%。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质量不断提高。1991年人均寿命为65.2岁，2000年为68.3岁，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73.7岁。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积极推进。2020年，用水符合净水标准的城市居民比例约为90%，农村居民约为90.2%，比2015年大幅增加。四、越南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越南的现代化建设作为一种本土化、时代化的创新性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越南特色的发展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越南现代化也面临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规模在持续扩大的同时，经济增速面临下行风险。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以十年为一周期，越南GDP增长速度有下降趋势。1991-2000年的十年，GDP的增长速度为7.34%，2001-2010年降至6.82%，2011-2020年则为6.2%，低于同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预定目标。同时，与邻国韩国和中国相比，越南的经济增速在持续时间和幅度上都相对落后。从1990年至今，越南经济增速最高的时期是1991-1995年的5年时间，年均增速达8.21%，而韩国在1960-1990年的30年间GDP年均增速达到9.58%，中国在1977-2007年的30年间GDP年均增速则高达10.02%。二是越南经济的内力还相对较弱，对外资依赖严重，且外资利用效率不高。全球贸易咨询机构辛里奇基金会认为，越南目前形成了一种“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据统计，截至2023年2月，正在越南开展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有141个，注册资本总额接近4400亿美元。2022年，在纺织服装、皮革和鞋类等越南传统优势行业，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贡献率超过60%，而电子和计算机行业，FDI的贡献率达到100%。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到越南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越南的贸易顺差几乎全部由外资实现，国内企业一直处于巨额贸易逆差的状态。此外，国内企业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尚未形成紧密联系，特别是在电子、信息技术等重要行业，这就对越南本土企业想要通过技术转让而提高生产和管理水平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外国在越南的直接投资没能形成连锁效益。三是越南工业的独立自主性不高，发展还缺乏稳定性，产业附加值低，还没有深入参与到区域和全球的价值链中。当前，越南的工业发展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上升的转变期，且这一转变过程进展比较缓慢，工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生产管理水平仍然有限。由于本国工业发展的许多原料和配件还不能实现自主生产，仍需大量从国外进口，越南工业发展的独立性、稳定性遭到削弱。同时，越南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质量较低，基本处于利润只有5-10%的价值链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此外，越南政府报告指出，许多工业部门的产品本地化率很低。比如，2020年越南9座的私家车本地化率平均只有7-10%，远低于30-40%的计划目标。又如纺织业和制鞋业，原辅料价格占到了价值结构的68-75%，但其本地化率却只有40-45%。而电子、信息技术和电信，专用电子和高科技产业的本地化率更低，分别为15%和5%。四是虽然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核心力量，但它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限，国内私营经济部门尚未成为推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许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差、贡献率低，与国家投入的资源并不相称，还有的负债累累，亏损巨大。同时，国有企业管理机制改革缓慢，效率低下，公开性和透明度也不高，尚未达到国际规范的要求。越南的私营经济大多是规模较小的个体户，无论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财务能力，还是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都处于较低水平，无法满足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要求。同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各项机制、政策缺乏同步性，还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除此之外，越南共产党自身也清醒地意识到，其对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认识还存在许多内容不明确或不切实际的缺陷。特别是在科技和创新领域，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十分匮乏，体制、机制、政策还有许多不足，标准和规范体系落后，难以激励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以上这些问题和挑战也预示着越南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综上，越南的现代化事业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其发展前景仍然值得期待。同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越南的现代化不仅实现了对苏联传统现代化模式的突破，而且对工业化、现代化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原则性要求也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作为一种本土化、时代化的探索性实践，越南的现代化建设在呈现出独特性的同时，也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近期，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关于“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推动中越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这必将成为促进两国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契机。注释略

【编者按】2024年3月19日，肯尼亚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全国副主席、全国组织部长董南尼萨·奥莫莱在肯尼亚共产党官网刊文，探讨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崛起，特别是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带来的影响。他呼吁全球南方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崛起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能够代表肯尼亚共产党（CPK）和泛非社会主义联盟（PASA）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也要感谢社会主义中国之友（FSC），特别是基思·班尼特同志，感谢他们的坚定支持，感谢他们给予我这个机会在如此重要的议题上发言。我们聚集在卡尔·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他的思想经久不衰，这些思想继续指引着我们为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而奋斗。在我们讨论“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崛起”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时，此地是理想的选择。同志们，今天我代表着肯尼亚共产党。这是一个经历了分裂的党派，分裂导致了两个派别的出现：我所在的多数派别，以及与当前贪污政权进入战略联盟的少数派别，后者充当了美国在内罗毕的利益代言人。这种分裂既可以看作是幸运的，也可以看作是不幸的，它凸显了我们党内的复杂情况。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分裂意味着基于机会主义的团结肯尼亚共产党对肯尼亚工人阶级毫无意义。然而，一个团结的党无疑会更强大，更有效地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发展的本质——就像人体内的细胞通过分裂和增殖来维持健康一样，我们的党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变革。我自豪地代表肯尼亚共产党的多数派别，坚决反对内罗毕的统治阶级。泛非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致力于团结肯尼亚及其他地区的泛非主义组织的革命性运动，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非洲解放和团结。泛非社会主义联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表现，包括殖民主义、殖民地定居者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此外，泛非社会主义联盟主张反对根植于性别、阶级或国籍的社会压迫。与世界各地真正的泛非派力量一致，泛非社会主义联盟主张非洲和非洲裔地区走一条统一的社会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与受压迫人民团结在一起，反对劳工剥削和土地剥削，努力实现一个所有非洲人都能在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下茁壮成长的未来。2023年，我有幸两次访问中国，亲眼目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这些访问让我充满了新的希望，并使我确信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优于西方强加在非洲国家身上的自由主义模式。与西方的言论相反，我发现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国家和人民，这打破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生态灾难的谎言。尽管可能存在一些语言障碍，但令我惊喜的是，在北京街头，许多中国年轻人精通英语，并且热情讨论着。与美国盛行的制度化种族主义不同，中国积极抑制和惩罚种族主义行为——这与美国存在的种族特权形成鲜明对比。我开始意识到，西方媒体传播的虚假信息掩盖了中国社会和治理的现实。容我再次回顾我在2017年对中非关系的评论。中国和肯尼亚以及整个非洲的伙伴关系不仅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还促进了中非社区间真正的文化交流。它为非洲人提供了对中国文化的新认识，消除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误解——这些误解经常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等西方媒体全球传播。此外，这种关系突显了与发展伙伴和国际资本打交道的替代方法。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它们历史上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强加给非洲国家有害政策（如臭名昭著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国采取了不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这一转变使非洲国家免受这些破坏性政策所造成的痛苦和困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项目执行的效率。以往，官僚主义红利和高昂成本经常使项目完成时间延后，有时在实地活动开始前要花费数年时间。然而，随着中国投资的涌入，我们见证了迅速转变。项目现在得以高效执行。这与西方媒体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经常在产品和项目到达之前就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和项目质量低劣。尽管全球北方统治阶级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态度五年后依然未变，但事实胜于雄辩。全球南方面临的挑战广泛而复杂，涵盖着源于殖民和新殖民主义历史的众多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从欠发达到疾病、暴力和剥削，这些困扰仍然存在。在这些斗争中，认识到全球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共同责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地缘政治动荡和干预摧毁了全球无数生命，但一线希望仍存。在加沙等地，西方霸权每天都面临着削弱，俄乌冲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脆弱。刚果最近的事件凸显了西方帝国主义影响力的减弱。在包括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在内的撒哈拉地区，法国帝国主义每天都步履维艰。在北方，利比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帝国主义暴力失败的典范。望向南方，在索马里，美国干预的缺陷自黑鹰坠落事件以来变得更加突出。自从苏丹爆发战争以来，苏丹人民一直坚定地抵抗帝国主义。厄立特里亚常被比作“非洲的古巴”，承受着美国对其施加的惩罚性单边行动和经济制裁。它犯了什么错？奉行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体现了美国对于那些敢于背离西方规范的非洲国家的待遇。美国的傲慢无礼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统治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陷入混乱，持续导致类似利比亚目前所面临的无序和不稳定的循环。与中国的紧张对峙进一步动摇着脆弱的帝国主义经济。总体而言，目前的新情况揭示了美国的衰落，标志着一个帝国必然会崩溃的新时代的黎明。我们为什么佩服中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剥削和武力来强加他们的意志。但在数十年的抵抗过程中，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球南方崛起为世界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中国成为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希望之光。在“二十大”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不愿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一个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崛起的大国和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他们坚定不移地拒绝参与扩张主义战争。这一宣示不仅凸显了中国致力于在全球舞台上开展合作的决心，也反映了一种以外交、经济合作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战略方法。通过拒绝扩张主义战争的观念，中国传递出一个更加清晰和包容的信号，即优先考虑对话、协商与和平共处。这一立场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有助于实现构建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更广泛目标。这与将战争和军工复合体作为基础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今天，中国作为一股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提供了一个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合作之上的替代方案。它在不剥削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崛起，这使其与以牺牲全球南方为代价积累财富的西方区别开来。中国的非干涉政策与西方的干预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而西方的掠夺和殖民主义的遗产仍然困扰着非洲等地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确实已成为新时代的标志。其特点是战略伙伴关系和相互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挑战了西方金融资本在非洲的主导地位，为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可持续性选择。中国与非洲解放运动的团结呼应了非洲反殖民斗争期间的抵抗精神。中国在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对全球南方的贡献，标志着全球化的潮流正在发生变化。中国通过倡导一个新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推动了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和促进国家发展。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虚伪相比，中国强调经济权利和主权是真正平等的标志。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像自由和人权这样的概念往往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尽管个人可以自由讨论这些理想，但现实情况往往无法使公民充分享有这些权利。中国共产党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人类尊严的基础。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共产党将扶贫、教育、医疗保健和基本生活必需品视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强调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维护人权方面的重要性，倡导一种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实现人权的前提的治理模式。尽管非洲的领导力薄弱被认为是非洲问题的根源，但这与全球北方的剥削离不开关系。历史上，非洲问题的解决往往治标不治本。西方强加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非洲问题的根本原因。通过实施这些政策，非洲领导人加剧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的现有问题，使国家陷入对外部力量依赖和脆弱的循环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中心-外围依赖的概念。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心（通常代表发达和主导地区）和外围（通常包括不发达或边缘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态势。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到这种依赖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产物，在这种关系中，中心从外围提取资源和财富来维持自身的增长和繁荣。这种正确的理解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通过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公平资源分配来为外围地区赋权、解除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社会主义目标一致。在实践中，中国的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展示了努力弥合中心与外围之间差距的努力，促进基础设施投资、贸易合作和参与国家之间的互利互惠都是实现方式。通过解决中心-外围依赖，中国共产党旨在促进基于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更加平衡和包容的全球秩序。对中国的种族主义的、愤世嫉俗的攻击是不可容忍的。在这关键时刻，革命和进步力量及其盟友必须把焦点转向人民的主要敌人，即美帝国主义，其废墟上将诞生一个新社会。将中国称为帝国主义国家既荒谬又反动。以种族主义或愤世嫉俗的方式来评判中国，这只满足了帝国主义的期望。种族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疾病，是对人类的犯罪，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努力去对抗和克服。当前的反华运动有着明确的目的，而非洲人再次被用作更大帝国主义棋局中的卑微棋子。你可能听说过针对中国“债务陷阱”战略的荒谬指控，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非洲债务的大部分源于巴黎俱乐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国已经表现出愿意与贫困国家重新协商贷款条款，甚至免除一些最贫困国家欠下的债务——这是美国或所谓的西方文明不太可能复制的行为。我们反对将中国称为帝国主义。我们经历过直接和间接的帝国主义干预，见证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干预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经历过由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有色革命时代，这些经历都与对中国的指控不符。我们也必须分析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确定全球绝大多数人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其废墟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将中国称为独裁国家更是可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富人的独裁，是肮脏亿万富翁的独裁——这不是民主，而是对民主的严重扭曲。中国共产党将民主视为确保人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手段。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强调集体决策、共识建立和人民民主，通过选举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村委员会代表等机制来确保公民在治理中拥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将协商民主原则放在首位，促进各方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以就政策和倡议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承认政治多元化和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与美国不同，在那里任何流氓亿万富翁或狂热者都可以成为政治家，中国的体制旨在确保代表人民利益和全国整体利益的推进。西方试图奴役全球，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着与非洲类似的挑战。这就是中国的成功为何如此鼓舞人心。中国和非洲在新时代的团结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引领为应对帝国主义压力、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石。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展示了中国致力于支持非洲发展战略，与中国—非洲2035愿景和非洲联盟2063战略保持一致。这些战略优先考虑人民之间的互动、基础设施连通、经济发展以及建设一个共同未来的共同体。非洲联盟2063议程和中国—非洲2035愿景概述了对非洲未来的愿景。非洲联盟议程强调变革性改变和包容性发展，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它强调与中国等伙伴合作，共建繁荣的大陆。中国的2035愿景致力于与非洲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专注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和人文交流，支持非洲的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增长。然而，这些举措却遭到了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破坏。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新模式，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非洲追求自力更生和可持续增长的愿望相辅相成。通过倡导构建多极世界秩序，中国确保全球南方，包括非洲的声音被听取和尊重。其与非洲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行动体现了这一承诺和不断加强的南南合作和团结。中非合作为双方共同增长和繁荣提供了重要机遇。借助中国的资源和专业知识，非洲可以加速发展并解决重要问题，如基础设施不足、产业化和贫困等。此外，中非文化交流促进了非洲和中国之间更好的理解和团结，为重要合作奠定了基础。总之，争取全球新秩序的斗争仍在进行。全球南方的声音要求尊重和主权，挑战西方的霸权。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我们欢迎中国与非洲进行合作。我们认识到，中国—非洲2035愿景、非洲联盟2063议程以及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议展示了中国致力于互惠发展和合作。非洲追求繁荣和融合，中国的支持为未来的共同增长和繁荣提供了宝贵的机遇。通过团结和坚持，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社会主义万岁！社会主义中国之友万岁！肯尼亚共产党万岁！

摘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里程碑意义”是党的理论创新亟须回应的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以飞跃为核心机制和关键节点。判断飞跃有三个标准：一是时代提出了要求，二是理论上回应了时代课题，三是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大发展。按此标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标识了时代之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回答了时代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潮、开辟新局。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迎来从追赶到超越的新飞跃。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飞跃；世界社会主义；从追赶到超越习近平根据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程和主要阶段，着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重大研究课题：“我讲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程，那么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呢?很值得深入研究。”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里程碑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历史方位和时代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这三次飞跃的概括已有普遍共识。判断目前的状况，是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当前党的理论创新要回答的重点问题，也是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维度和重大任务。一、社会主义飞跃的基本范式马克思主义认为“飞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发生质变的集中体现。要对新时代的划时代意义进行本质认识，首先需要对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飞跃”机制进行与时俱进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概括。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历次飞跃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进而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构建“飞跃”的基本范式，界定“社会主义飞跃”的判断标准。正确认识飞跃的标准就是对飞跃规律性的把握，可以指导实践。(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次飞跃19世纪中叶，“蒸汽革命”推动资本主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迅速壮大并且登上政治舞台亟需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划时代的理论体系，指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深刻改变了社会主义运动进程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电气革命”推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剧，社会主义革命的环境、条件、要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多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和运动发展为在一个占全球土地1/6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20世纪中叶，“信息革命”兴起，被压迫民族解放浪潮势不可当。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成功开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等新的科学理论，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建设不久就发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不适应性，陆续有国家开始改革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通过改革开放对以苏联模式为主要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第二次革命”,后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指引我国在“苏东剧变”的严峻形势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完成了“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条道路”的伟大飞跃。(二)社会主义飞跃的分析框架前三次飞跃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关键时期，每个时期通过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方式的大创新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大变革，赋予了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通过这些飞跃，社会主义得以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和发展，从而证明了其持续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同时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前三次飞跃的基本特征和经验条件，可以认为，要评估某个阶段世界社会主义的变化是否足够深刻以至于可称为“飞跃”,可以提炼出三个具体可证的标准，建立一个考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分析框架。3一是时代标准：时代变化提出新要求。社会主义每一次飞跃，一定是同一定的时代相联系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种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所谓时代变化，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演化的客观历史进程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其中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是主要标准。同时，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与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形势任务、历史机遇和历史使命，也是判断时代的关键因素。二是理论标准：理论上科学回应了时代课题。社会主义的每一次飞跃在理论上不是个别观点、个别结论的变动，而是全面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创新。要对时代变化有清晰自觉的认识和最新判断，在此前提下，针对时代的挑战、人民的要求作出体现社会主义立场的回应，提出解决方案，形成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与时俱进的系统认识，以及对历史机遇、历史使命的把握。三是实践标准：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大发展。每一次飞跃在实践上一定会推动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使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发生划时代的变革，使世界社会主义的实力和影响力发生质的变化，取得划时代的成就，将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境界。同时，每次飞跃具有两个标志性节点：第一个，标志飞跃的实现；第二个，标志飞跃的完成。每次飞跃的历史进程中都酝酿着下一次飞跃条件和力量，因此历次飞跃时间上都有交叉重叠。第一次飞跃：马克思恩格斯从1845年左右开始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标志着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但还没有完成飞跃，而是进入一个不断完善的时期；直到《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的发表，标志着飞跃的完成。第二次飞跃：列宁进行了二十年的理论和建党准备，“十月革命”胜利标志着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继而开始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形成苏联模式；卫国战争胜利标志着飞跃的完成。第三次飞跃：多国革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标志着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初，在遭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曲折以后，中国带动世界上许多进步力量总结经验教训，适应时代要求，继续进行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探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世界社会主义新的道路、成功道路，标志着又一次飞跃的完成。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不仅是指数量上从一到多的变化，更是指社会主义建设“从一种模式到多条道路”的质变。总之，只有针对时代大变局提出挑战和机遇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并在实践中验证其真理性和实效性，社会主义飞跃的质变特性才能得以显现。进入21世纪，新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逐步显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壮阔展开，置身其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主动适应时代的产物，又是积极引领时代的先进。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历史中该如何看待，也应该从上述三个维度、三个标准来分析。二、人类社会进入新的时代进入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社会结构。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发展态势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大时代提出了新的大课题。(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生产方式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加速突破且深度融合，形成系列新质生产力，催生了很多新产业，重组着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全面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给各国国内格局和国际格局带来广泛深远影响。比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逐渐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变，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支撑。据测算，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五个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为3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58%,全球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达1032家，产业数字化“独角兽”企业较上年增加16家，整体进入深化应用阶段。5在新的生产模式下，生产组织方式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我们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世界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人类战胜困难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提高。(二)资本主义危机以新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体系上，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危机以新的形式出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曾出现长达十年的持续增长。当时，有西方学者认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基础上的新经济中，具有知识的劳动者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人，知识代替资本成为权力和价值分配的基础，这将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规律，经济周期、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会消失，资本主义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然而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使资本市场遭受了沉重打击，实体经济也遭到重创。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2008年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到实体经济，很快发展成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造成新的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增长乏力。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在具有代表性的新技术领域，资本对于技术和行业的垄断局面正日益加强；高科技公司金融化日益严重，阻碍技术创新；就业不稳定性增强，劳动者地位降低；对新技术的不平衡占有造成贫富差距加大。(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秩序上，全球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明显，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世界联系更加紧密、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也出现了诸多全球问题和全球性危机，各地区之间仍存在极大的差异，逆全球化思潮上升。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贸易增长急剧减缓，2016年起开始慢于全球GDP的增长。6进入第三个十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更加速了已经持续多年的逆全球化进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参与全球价值链，7在全球增值贸易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20%增加到2013年的40%以上8,但是由于收入贫困、数字鸿沟、技能短缺等原因，获得新技术、赶上新一轮技术变革浪潮也面临很大挑战。9世界银行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重了全球贫困和不平等。7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性危机频发，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随着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更使各国意识到全人类是命运与共的整体。同时，作为对全球不平衡以及冲突和暴力等冲击的回应，全球人口的跨境流动日益复杂且必要。大约有1.84亿人目前生活在国籍之外，其中20%是难民。由于人口差异和气候变化的缘故，未来几十年，各个收入水平上的国家将越来越需要移民，都将同时既是移民的来源地又是目的地。7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发展问题在国际议程中日益边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四)世界社会主义亟需引领力量进入21世纪，处于资本主义链条顶端的美国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我们是99%”的口号控诉社会不平等。在2016年和2020年的民主党初选中，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成功将社会主义话语带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日程。2021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近年来多个调查显示，美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在欧洲，新一轮群众性反抗运动此起彼伏，从2011年的西班牙“愤怒者”运动到“我们能”党的崛起，从201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的法国“黑夜站立”抗议活动到2022年10月法国多地爆发游行示威活动，在一定程序上增强了左翼力量。同时，在应对全球不平等、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全球性问题挑战时，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话语权和吸引力更加突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亟须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方案发挥作用。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世界也在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人类社会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亟需引领力量、科学理论和可靠经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促进人类紧密协作、共同发展的学说和实践，在21世纪的中国迎来新的发展。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回答了时代新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认识上不断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推进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新境界，在理论上回答了时代新课题。(一)深刻揭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显著增进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规律性认识新时代迎来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也可能失之交臂。因此，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大势，我们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会是严峻挑战。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想要强大起来或长久保持强盛，不是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多、国土面积广就足够的。创新是新时代条件下回应时代课题的“金钥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唯物史观的现实穿透力，阐明创新是第一动力，把创新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创新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一步向人类揭示了世界的系统性、有机性、复杂性和涌现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征，运用系统观念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调整生产关系，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激发生产力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以全面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潮流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化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二)深刻理解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要求，显著增进对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深刻洞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系统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于对新发展阶段的深刻把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以人民为主体把握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化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方向、道路的基本认识。(三)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使命，显著增进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掌握历史主动的自觉和坚定，不断探索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使命，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定位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等基本使命定位，提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思想，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时代使命的最新理论成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引领和推动国家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四)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趋向，显著增进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宏阔视野，深刻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国际秩序变革与世界历史进程推进的阶段性特点。远古时代，人类在协作生产、共同生活、交流交往中走向文明；文艺复兴与大航海以来，人类在世界市场、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中走向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当前，我们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文明交流、互联互通、合作共享、共同发展、同舟共济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价值、战略和政策体系，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思想，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思想，以三大倡议凝聚发展安全包容共识等，为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事业提供了前进方向、价值遵循和战略构想。(五)深刻判断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显著增进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结合五千年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价值，给社会主义增加了五千年的文明积累和文化积淀，同时也将五千年中华文明中适应现代社会的精华提炼出来，在此基础上生成一些新的文明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运用唯物史观深刻把握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文明断裂，传统的变迁有其内在规律，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也不意味着能够放弃民族文化特性和文明主体性。现实的文明形态演进既包括传统文明形态的激活和转化，也包含对外来文明的拣选、改造和吸纳，还包含未来文明新形态的孕育生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潮、开辟新局进入新时代，我们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实现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战略上不断完善，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世界性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现代化道路选择、执政党建设和价值认同等方面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潮、开辟新局。(一)探索更好提升生产力的方案，推动社会主义实力跃升，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显著中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大贡献国。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中国现在是全球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七十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对全世界95%的国家而言，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10近期，中国人均GDP将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届时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翻一番。到2050年，中国必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划时代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带动社会主义国家大大增强了对世界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二)探索更好实现现代化的方案，提供现代化方法论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有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具有五百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使占世界人口20%的人民坚实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由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仅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而已。世界接受了它，并非就是在接纳西方文明之整体”。11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但实然并不意味着理应如此，永远如此。中国客观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果与问题，开创了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这一现代化道路更好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立足本国国情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使发展中国家得以摆脱“边缘区”或“附庸”的劣势地位，走出不依附的自主现代化道路。我们也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己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提供的方法论就是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方法论。(三)探索更好增强制度活力的方案，锻造执政党能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能力越来越得到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深化改革开放重大原则，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充分发挥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领导中国人民坚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政治品格、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智库戈登·巴拉斯等人撰文指出，同美国总统一样，习近平主席也想把他的国家变得“再一次强大”,但是根本区别在于习近平不仅确定了“强起来”的目标，还制定了一整套战略。12世界多国政党代表和智库专家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杰出成绩和主要经验，是世界许多政党学习的榜样和重要素材。13(四)探索更好建设现代文明的方案，创造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的文明价值越来越得到世界人民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基因，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同时，中华文明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普惠式的公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亿二千万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十三亿六千万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更是通过脱贫攻坚实现了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平等和公平正义，如在抗疫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实现真实有效的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方案、新选择和新希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榜样作用愈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日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举住了、举稳了，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全世界各种进步力量提供了重要经验，让世界人民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国外有学者提出，中国不仅坚持和创新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提升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力14;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最震撼也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一，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15国外有政党提出，中国经济和技术的迅速提升以及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对美国全球霸权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体系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16“共产主义的幽灵”仍在欧洲和世界徘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17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借鉴中国经验，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重视加强自身建设，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基本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成就。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观念和政策越来越被更多人接受和认同。结论

编者按：国际共运黄皮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A类项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2019年以来已连续出版四册中文版。2022年开始出版英文版、意大利文版和越南语版，引起各国共产党广泛关注。本公众号自今日起将陆续编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1-2022）》（主编：辛向阳，潘金娥）全部内容，本次特刊载“拉美共产党的百年探索与发展现状”内容，以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和思考。摘要：拉美地区的共产党已有百余年历史。一百多年来,

编者按：国际共运黄皮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A类项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出版资助。2019年以来已连续出版四册中文版。2022年开始出版英文版、意大利文版和越南语版，引起各国共产党广泛关注。本公众号自今日起将陆续编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1-2022）》（主编：辛向阳，潘金娥）全部内容，本次特刊载“老挝：召开党的十一大，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取得新进展”内容，以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和思考。摘要：2021年，老挝人民革命党胜利召开了十一大，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对未来五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部署。2021年，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老挝人民革命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召开十一届二中、三中全会，强调贯彻落实十一大决议，推动社会主义革新事业取得新进展。在老挝隆重庆祝建国46周年之际，中老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间成功合作树立了榜样。展望2022年，老挝将继续坚持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关键词：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一大；全面革新；中老铁路作者：方文,

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尝试作者：遇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1日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域中，以守正创新为方法论指引，适时展开对法国共产党（以下简称“法共”，PCF）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式活动的理论探索、实践研究与再阐释再叙事，是我们打开法国共产党百年革新求存史及其当代发展的正解秘钥。守正创新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守正创新，是坚守不是固守，更不是不守或自诩的变相的守护、守候。坚持守正创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引。守正创新，包括守正和创新两个方面，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无论守正还是创新，本质都是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坚持把客观事物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注重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和正确运用规律，而不是从任何主观的臆想出发，违背规律和否定规律。守正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坚持守正创新，在世界观方法论层面上，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各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重要指导借鉴意义。能否做到坚持守正创新，也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研究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点。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中，法国共产党自1920年建党以来，一直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路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生存、发展和变革的典范。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新情况，法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维度上的革新图存，主张理论与实践并行，力行自我组织变革与理论变革并行的现实措施。法国共产党以《共同法国》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值得关注。直面内外二重困境与挑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数字化、生产生活智能化等新趋势在不断深入而全面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趋势愈加突显，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鉴于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法国国内政治生态也在加速发生改变，法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随之出现了新的样态。其一，法国政治生态的“变异”对法国共产党等传统左翼政党形成了外部挑战。法国政坛解构、重组进程仍在持续。自第五共和国创建以来，国民议会内的基本格局是左右阵营对峙、轮流主导，这个格局被称为“两极化的多党体制”。该格局的转变发生在2022年，当年法国总统大选及其结果显示，传统左、右翼政党的主导地位已然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法国议会的传统政治格局被彻底改变。选举结果显示，由上届总统大选（2017年）所开启的法国政坛解构与重组进程仍在继续，两大传统政党社会党和共和党日趋式微，法国政党政治在进一步远离左右对立的两极格局的路上已无法回头。这一选举结果预示着法国政党政治加速走向中间派、激进左翼和极右翼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而新的态势在2022年已成定局。鉴于法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愈加积重难返，马克龙上台执政（自2017年起）步履维艰。与此同时，以玛丽·勒庞为代表的国民联盟（原法国国民阵线）因针对性和煽动性的政治纲领与政策，在法国政坛中迅速崛起并日益加速发展，对法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新挑战、新威胁。其二，指导思想与联盟策略上的摇摆不定，是法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内部挑战。受社会党、绿党政策等影响，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可谓包罗万象，但缺乏核心理念，进而导致政治理论失去了先导与战略指导作用，最终致使法国共产党在现实政策主张方面亦步亦趋。即使法国共产党当下奉行的政策为适应选情变化而做出主动性适应性调整，但在政策摇摆的过程中，法国共产党已经流失了众多支持者，极大地损耗着原本有限的政治资源。政治困局同社会矛盾密切相关今天的法国社会，正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遭受着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撕裂。社会信任正在逐渐丧失，代际压力陡然上升。不同社会层级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法国社会的共同发展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国民众对未来的消极担忧情绪达到历史高点。与此相互对应的则是，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资本主义政党政治语境中的政党，已无力承担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作用。所以，在上述社会与政治生态的氛围中，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境遇陷入困境虽与法国政党制度有直接联系，却可谓是法国社会矛盾的直接集中表达。首先，从外部看，法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困境可谓是法国左翼整体陷入困境的集中表现。西方民主制度与政党政治制度缺陷，是法国共产党这类政党遭遇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立场等方面困境的重要原因，再加上法国基层群众和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对所谓“求新求变求发展”的期盼，法国左翼政党内部奉行机会主义使彼此间信任受到伤害。法国中左翼与中右翼轮流执政，无法让有效的政治政策逐步落实，致使法国社会内部矛盾和冲突积蓄已久，严重损伤国家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导致法国共产党的政治境遇陷入长期性困境。其次，从内部看，法国共产党失去了坚定的理论指导，在理论政策上调整频繁、多变，造成党内思想混乱。法共三十二大对党的方针政策展开调整：为奉行更为激进的路线，把反对新自由主义作为党的旗帜，把反对右翼政府的改革作为党的首要任务，在政治上逐渐取消同社会党结盟的战略，进而突出了党的战斗性。法共三十五大延续这样的主张，并提出建立左翼阵线，以加强激进左翼政党及组织之间的合作，结果却是联盟行动效能丧失，法国共产党也在国内各种选举中损兵折将，最终被以梅朗雄为代表的“不屈法国”所取代。此时此势，法国共产党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态势已定。最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法国共产党正在失去作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身份特征。法国共产党将自身从一支“先锋党”转变为“群众党”。法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议会斗争中由于对意识形态身份的漠视，致使原先许多支持者日益迷失方向从而转投他党。除了议会斗争，在政治选举上也因适应国情选情等客观现实，为了盲目的、短视的拓宽选民基础，法国共产党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中间化道路”，致使理论建设效果不尽如人意，结果就像是“由一片一片色彩迥异的意识形态碎片缝合起来，变得在很大程度上同其他党派一样了”。面对危机推出应对措施进入21世纪，诸多新变化和国际政治力量和格局的调整，促使法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生态所呈现出的新的文明、发展与和平问题。立足21世纪“新共产主义”，法国共产党适时颁布了《共同法国》纲领，在“自我革命”的认知下力图变革，宣扬理论与实践并行，力行自我组织变革与理论变革并行的现实措施，同时，兼顾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以应对新情况。首先，在法共三十八大上，全体党员讨论并通过了《21世纪共产党宣言》决议，并确定以《共同法国》作为新的理论指导思想，更换党徽、理论党刊以及网站主页布局，力图在支持者面前努力树立全新的政治形象，为下一阶段的选举谋篇布局。法共三十八大主要内容为如何避免为他人做嫁衣而削弱自身政治实力，意图扭转百年法共沦为法国政坛边缘小党的困局。2023年4月，法共三十九大上鲁塞尔连任总书记，这使得法共开启的逐步贯彻决议精神进程得以落实。其次，以《共同法国》为指导思想。法国共产党在以人为先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调研，形成了反映民众意愿与期待的指导思想即《共同法国》。作为法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理论指导思想，《共同法国》意图建立和拓展21世纪“新共产主义”理论，并制定全新的行动纲领：第一，人民掌控投资与分配体系；第二，建立新的法兰西共和国（即第六共和国）；第三，为每一个人的就业与发展提供充分的支持；第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尤其是比例适宜和同工同酬等；第五，团结开放的法国；第六，建立基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生产生活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式成为新一代法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创造造就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就是法国共产党现实存在的根本理由和价值所在。再次，提出“欧盟是人民的欧盟”的政策主张。法国共产党强调欧洲人民必须且只能联合起来，才能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主张兴建以服务于人民为基础的欧盟，这样才能共同开发共享成果，才能令每一个欧洲人，进而是欧洲人民成为欧盟改革进程中的参与者，才能构建人民的欧盟而非新自由主义的欧盟，绝非美国霸权阴影主导下的欧盟。最后，增强中央委员会参与基础组织建设力度。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积极参与基层党组织工作，展开各种形式的讨论与分析，将基层的声音形成代表大会上的议案或议员们的提案，为共产主义计划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奠定基础。与此同时，还坚持举办《人道报》节和继续开办马克思主义暑期大学。新党徽获得通过（三十八大），增加了五角星加顶角叶片设计：五角星的图案，意在增强外界对法国共产党作为一支共产主义政党的历史认同感与联系度；叶片设计则突出了法国共产党对生态主义的重视。从现实来看，法国共产党所开展的“共同法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其在新条件下就如何实现共产主义问题所提出的新看法。法国共产党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已进入转折点，正面临着一场全面的、彻底性的资本主义危机，必须提出“未来”范畴，通过新文明即多类别的革命，如生态革命、劳工革命、信息革命和货币革命等，以应对诸如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粮食危机、卫生危机、社会危机和民主危机等“可怕的威胁”，从而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项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文明的地平线和斗争的道路。基于此，法国共产党明确议会道路的核心斗争策略，是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做准备。在重新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工阶层的同时，要积极争取在生态—社会领域，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层面上进行联合性准备。法国共产党的这种探索进程，虽没有打断“法国色彩社会主义”“新共产主义”“以人为先”“共同法国”等党的理论纲领的演进逻辑，但现实的实践结果是未能及时地遏制法国共产党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反而诱导自身陷入新困境。这种理论演进和实践的困境，意味着法国共产党长期隐而不显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陷入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瓶颈。回顾法共百年发展史，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批判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根本上制约着法国共产党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和推进自身社会主义建设愿景的现实进程。百余年来，法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业已形成特有的斗争策略。当然，结合法国和法国共产党的特点与具体情况，这种斗争策略可能是理论性、学院式的理论纲领。但这不仅是法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重要标识，而且是我们理解法国共产党百年战斗史的钥匙。

古巴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做法摘要：古巴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身处美国的“后院”,是西半球唯一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不但面临着美国的封锁，而且一些临近的拉美国家也向其施加压力；此外，由于古巴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其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不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贫困。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古巴共产党始终坚持红旗不倒，保持执政地位不动摇，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公信力。关键词：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古巴共产党作者简介：梁晓宇，1984年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法学博士文章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23(03)，转编自“科社共运+”公众号古巴共和国由1600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总面积约110860平方公里，人口1100多万，首都哈瓦那市。从2011年起，古巴全国划分为15个省，下设167个市(县),还有一个特区，即青年岛。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境内唯一的合法政党，是古巴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的前身是1961年由“7·26运动”、人民社会党和“3·13革命指导委员会”三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10月改为现名。目前，其有基层党组织6.1万个，党员80多万人。“古巴共产党员20世纪70年代为50多万人，苏东剧变后，古巴共产党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年均递增约2万人，从1991年61.5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89.4万人。”古巴共产党(以下简称“古共”)成立于1965年，于1975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80年—2021年先后召开了党的第二至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21年4月，古共八大在哈瓦那召开，重点讨论古共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并选举产生了以卡内尔为中央第一书记的领导集体。古巴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身处美国的“后院”,是西半球唯一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不但面临着美国的封锁，而且一些临近的拉美国家也对其施加压力；此外，由于古巴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其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不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贫困。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古巴共产党始终坚持红旗不倒，保持执政地位不动摇，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公信力。一、始终不渝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古共一大通过的党章和纲领旗帜鲜明地强调，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为指导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古巴共产党认为，古巴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力量团结努力的结果，古巴共产党的建立能够确保古巴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苏东剧变之后，古巴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依托，其同东欧国家良好的贸易关系也不复存在。尽管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危机，但古巴共产党仍然表示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誓死捍卫社会主义。2019年，古巴宪法规定，古巴是法治、独立、主权、统一、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突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动摇，一方面，古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如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古共始终是古巴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者、推动者，对古巴革命事业给予正确的政治引领，保证古共根本领导地位。古巴作为亚洲地区以外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唯一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这不仅对古巴党和国家建设意义重大，而且对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事业发展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首先，健全党的培训体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古巴党校成立于1960年，现拥有中央党校1所，省级党校14所和基层党校140余所，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基层较为完整的干部培训网络。另外，古巴还成立了政治思想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中心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主要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系统教育。在培训对象上，中心侧重于普通党员；培训内容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与各级党校不同，“政治思想培训中心的授课对象偏重于普通党员，主要目标是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规范的、完备的教育，提高其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经过长期努力，古共党内的党员领导干部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明显提升”。此外，古巴的共青盟、工会等组织也都有各自的各级学校用以培训各自的干部。这对保持党员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大对干部的培训力度，古巴于2011年10月成立了国家和政府干部高等学院，旨在提升高级干部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需要。该学院设置了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等班次，一般学习时长为两个月。另外，为满足干部的学习需求，该学院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校，基本实现了培训全覆盖。其次，注重理论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其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古巴共产党根据新情况新变化，符合实际地修改了党章，将马蒂思想载入党章，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包容度。何塞·马蒂思想是古巴本土文化的精髓，团结和共享、勤劳和智慧是马蒂思想的本质。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古巴革命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蒂思想的结合，古巴革命需要这两种理论继续结合。此外，古共还建立了“马蒂纲领协会”,并在各级党校、培训中心和学校发行《马蒂手册》。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古共将马蒂思想载入党章，这是古共在党建方面的一个伟大创举，其在根本上突出古共本土性的同时，大大增强了广大人民对党的认同感。自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共最高领导人以来，提出了“捍卫、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导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创新。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革命的旗帜性人物和重要领袖，在古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以其名字命名和形成的菲德尔思想是古巴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瑰宝。最后，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2021年4月，古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八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古共空前重视党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逐步更新管理层和组织结构，增加青年群体的政治话语权，让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干部继续向党内输送人才”。2022年是古巴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成立60周年，也是何塞·马蒂先锋组织成立61周年。古巴为此举行了一系列活动以增强与青年群体的互动交流，加强青年意识形态工作。例如，向先进青年颁发荣誉勋章、向青年学生揭示“711

老挝人民革命党人民立场的探索实践与主要经验摘要：在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社会主义改造和革新开放的实践中，老挝人民革命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根本立场，始终遵循凯山•丰威汉人民至上的思想，对坚守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进行了全面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立人民理论聚集民心，完善党的自身建设汇集民力，妥善应对风险挑战顺应民意，充分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价值取向。关键词：老挝人民革命党；人民立场；探索经验作者：徐秦法

金正恩时代朝鲜的“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摘要：“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是把人民群众视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并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忘我服务的政治理念。金正恩继承和发展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和金正日的“先军思想”,将“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立为朝鲜的指导思想，并将其本质规定为“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朝鲜指导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人民群众”,“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均源自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以民为天”思想。金正恩也遵照这一思想，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设定为国家目标，提出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巩固了以金正恩为核心的全党全社会的团结一心。近年来，朝鲜劳动党党章将“人民群众第一主义政治”规定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此举表明，如同金正日时代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方式“先军政治”提升为“先军思想”,“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已经被提升为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指导思想。关键词：“人民群众第一主义”；“以民为天”；“主体思想”；“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作者简介：李永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史学博士。文章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际共运黄皮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1~2022）》编者按：《国际共运黄皮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资助的重大课题，自2018年立项以来已经连续出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8-20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19-2020）》、《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0-2021）》、《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1-2022）》四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2-2023）》预计在今年年底出版。并且，已经出版的专著还被翻译成英语、越南语、意大利语等外文版本，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课题汇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坚持问题意识，紧密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结合学科特点和分析视角，对本年度发生的事关国际格局的重大热点问题进行剖析、对相关国际共运历史时点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回顾、对当年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新成就进行总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左翼的重要活动进行梳理，尤其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具有独特性、开创性和引领性的学术成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学术研究的一面旗帜，为国内外相关学术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欢迎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专家学者关注这一理论成果。主编简介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出版个人专著20部，主编和参与编写著作3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40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60余项，先后获得过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法学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越南综合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越南问题、政党政治与外交。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项目，担任“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2018~2027）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0百余篇。出版背景为了及时跟踪和发布每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登峰战略重点学科为依托，发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多种外语人才专注国别问题研究的独特优势，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新进展研究”的资源，开放式引入国内其他单位的研究力量，共同撰写“国际共运黄皮书”即年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同时聘请本学科权威专家组成专家指导委员会对报告的选题和稿件进行指导，力求实现国际共运学科资源的优化组合，共同推动国际共运学科的发展。从2019年起，每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皮书形式出版。本报告系第四本。主要内容“国际共运黄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持编写。本报告系该丛书之第四册，共包括五个部分：“总报告”“热点聚焦篇”“改革发展篇”“思潮运动篇”“资料篇”。“总报告”对2021~2022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形势作出分析与预测，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多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辛历程和面临的现实挑战相映衬，与苏联东欧、西亚北非等地形态各异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呼应。展望新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各国共产党将在国内政治环境复杂、世界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努力争取新的发展契机。“热点聚焦篇”围绕2021年的重大事件及人物诞辰周年纪念如巴黎公社成立150周年、罗莎·卢森堡诞辰150周年等展开研讨。“改革发展篇”跟踪研究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2021年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焦点议题。“思潮运动篇”研究了西亚北非地区、拉美地区、欧洲地区、南亚地区等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迁并作出前景预判。“资料篇”总结提炼202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50项重大事件。目

第十一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国际共运黄皮书”系列新书发布会在昆明召开

本次论坛还发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1—2022）中文、越南文版，以及2020—2021年的英文和意大利文版，《中国式现代化》（越南文版）等新书。作者：潘金娥

百年变局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式现代化

第十一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国际共运黄皮书”系列新书发布会在昆明召开7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云南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和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在云南昆明召开。来自中国和越南、老挝等国的学者以及来自意大利、英国、瑞士、匈牙利等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共百余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百年变局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在致辞中指出将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加强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发展趋势的研讨，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以学术交流之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二是加强对各国现代化经验的研讨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分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撑；三是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理论交流，进一步密切与各党的联系，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友好合作作出更大贡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认为，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的历史时期，而且正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更小的历史时期。与会学者热烈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辛向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在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程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这样一种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逻辑，防止了物质主义膨胀、精神颓废滋长，防止了对大自然贪婪攫取、无限索取的现代化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轩传树认为，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阻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坚持并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社部教授朱可辛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其“新”，一在于制度，根本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塑造出来的；二在于自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是“自己的路”，是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出来的；三在于全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单一向度的，而是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均衡推进的；四在于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相协调。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郭强指出，我们从中华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角度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凸显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主体性、文化主体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刘晨光教授表示，较之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更能代表人类现代化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外嘉宾一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最吸引人的是中国在专业精神、任人唯贤和高质量高效率基础上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条现代化道路不仅在经济繁荣方面取得了重大奇迹，使众多的贫苦大众摆脱了贫困，而且还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这是全球安全的代名词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复兴。”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它基于中国的国情和独特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着眼于物质的发展，而且着眼于文化和道德的改善。它带来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同时更有效地支持社会正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助于促进全球发展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公平。”学者们还用事实论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新闻宣传学院哲学系主任阮明环指出：“中国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性成就，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机活力。百年来，中国为世界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已成为其他各国共产党学习和效仿的榜样，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老挝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苏帕娃迪·拉坎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给老挝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拓展了理论视野，而且通过中老铁路的建设和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为老挝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物质力量。会上还发布了“国际共运黄皮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1-2022）中文版、越南文版，（2020-2021）英文、意大利文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辛向阳的专著《中国式现代化》（越南语版）等新书。（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已连续举办十届，是我国科社共运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参与度和广泛性的高端学术论坛，是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重点打造的系列学术品牌工程之一，在国际社科领域都有较大影响力。

第十一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暨“国际共运黄皮书”系列新书发布会在昆明召开2023年07月09日10:25

积极援助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这一时期耗资巨大甚至超越自身能力的国际主义援助给当时国内经济建设带来了影响,

丹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建立为该党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它也是丹麦工人运动的产物，丹麦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赫尔松·特里尔(Kherson

五百余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形成了诸多重要原则和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21年7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国际共产主义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国防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山东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云南大学、苏州大学、聊城大学等20多个研究单位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共70余人参加了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国际共运黄皮书主编姜辉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为论坛分别做了致辞，其中姜辉院长的致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教授代为宣读。姜辉在致辞中指出，202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又恰逢“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就在前天“七一”我们党举行了隆重的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相互交织，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问题新挑战新威胁不断涌现，加速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演变，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格局和两制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积极推动者、自觉开拓者，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有力引领者、重大贡献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出更为广泛的制度优势，必将开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2021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西方肆意蔓延之际，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老挝、越南、古巴基本控制住疫情，并先后举行了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必将推动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革新、建设和发展。此外，今年也是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等非执政共产党的建党100周年，需要我们着力研究这些政党100年来的经验与启示。今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诞生150周年，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72天，但它对于夺取革命政权以及夺权后加强政权建设、民主建设、监督机制的建设、政党建设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示范样本，时至今日，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加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旗帜标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梦想启航的地方，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链接世界的战略节点。在这里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发展，恰逢其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借助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我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尤其是刚刚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进一步推动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贡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世界意义；进一步推动我们准确把握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和突出特征，进一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林建华

关于国际共运学科发展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郭春生教授应邀来我部举行讲座

2019年6月1日，第七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坛在“红色之都，转折之城”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出席会议、致辞并做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樊建新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出席会议、致辞并做主旨报告。贵州省委宣传部巡视员晏世忠、遵义市委副书记陈代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遵义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大忠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樊建新主持开幕式。会议主席台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和遵义师范学院共同主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承办，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协办。本届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新中国70年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这个主题，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新中国70年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深入探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新格局和新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姜辉在主旨报告中指出，新中国70年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已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引领旗帜和中流砥柱；21世纪中国以独特的制度优势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姜辉提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等，这些都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的重大纪念日，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在遵义这片红色沃土上举办“国际共产主义论坛”，对于国际共运重整行装再出发，迎来国际共运发展的新局面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姜辉认为，21世纪是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世纪。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苏东剧变后关于“资本主义重新一统天下”的狂言妄论，粉碎了资本主义战略家们长期推行的“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图谋，终结了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力而持续地印证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重新恢复并提振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转载一篇文章，原文载于人民网2019年06月03日13:10

联系人：俞路曦13588719520（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牛正科13671353405（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日本共产党的纲领也指出，日本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必然从一个争取独立和民主的任务为中心的革命，不间断地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