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日晚，居住在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张学军、鲍世凤夫妇，被带到南法信派出所，警察称他们是“刑拘在逃人员”。什么时候刑拘的？涉嫌什么罪名？因为何事？南法信派出所的警察给他们看了大石桥市公安局签发的拘留证：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予以刑拘。两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如坠五里云雾，3月4日被稀里糊涂地关进了顺义区看守所。3月5日，辽宁省营口市下辖的大石桥市公安局的警察，跨市跨省跨越山海关，把两位老人带回老家，他们这才明确得知：他们因多次到国家信访局登记，涉嫌寻衅滋事罪，予以刑事拘留。事情要回溯到2010年，张学军、鲍世凤夫妇当时居住的大石桥市交通街联合里的房屋行将拆迁。张学军注意到，开发商存在提前售楼、多占地、五证不全、房屋拆迁许可证过期等问题。张学军提出异议，双方未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达成一致，接下来他面临的是家中断水断电、垃圾堵塞楼道。更让张学军想不到的是，2011年3月28日，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他的房屋被拆掉了大半，现场房倒屋塌、一片狼藉。张学军向当地城建局、拆迁办等部门反映，答复是拆迁人员不小心拆的，只是拆掉了几块楼板。张学军到大石桥市法院起诉。该院不予立案，并于2011年7月4日下达了准予强拆的行政裁决书，张学军、鲍世凤夫妇居住多年的房屋被彻底拆除。（张学军、鲍世凤夫妇被“不小心”强拆的家）之后两人向各级部门反映大石桥政府拆迁办违法强拆、大石桥法院下达违法的强拆裁决等问题。失去了家园的他们从2011年起流落北京，靠打工维生。两人不定期地到国家信访局等信访部门反映，这些部门依法定流程接收材料、进行登记。直到2021年3月，大石桥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两人刑事拘留。

当事人减刑十年，此案仍留些许遗憾当事人获得大幅度的减刑（从十五年减为五年），一般情况下对辩护律师来讲是一件快事。可对聊城吕本朝案的辩护人刘金滨律师和冯延强律师而言，这样的结果只是不太糟糕而已，难言理想。（本案重审二审裁定）祸起于一场轻微的打斗2016年4月，吕本朝等人接手经营长途汽车客运业务，因经营路线与曹某等人存在竞争，遭他们持续不断的滋扰。吕本朝等人商议，曹某一方经营日久，如果通过反应、投诉、诉讼等程序维权，周期漫长且结果难料。为了正常经营发车，不如一战，遂约定：如果次日曹某一方还来叫骂，那就打一架。次日清晨，曹某等人又来。吕本朝一方准备充分，人员充足，以棍棒击之，不过十秒便结束打斗。曹某一方数人逃远并报警，公安初始立案：故意伤害。情势急转，警察对他说：“不服就狠治你！”莫名其妙，在侦查过程中，先是被害人曹某一的身上突然出现了一处刀伤，并称是在打架现场造成的，鉴定结果是重伤一级。而后，故意伤害的罪名也被改为寻衅滋事，法定量刑最高三年，变更为最五年。吕本朝等人顿悟：“对方肯定是‘找人’了。”事已至此，如何面对是个问题。对于“含鲁量”都很高的山东人来讲，多数人都会选择认怂，花钱打点官家，主动找对方和解。即便是自己很冤，鉴于胳膊拧不过大腿、螳臂挡不住大车，算了就算了。可是，吕本朝不服，要死磕。他对律师说：“当时我们的人无人用刀，对方的刀伤是自伤。”同样的话，他当然也说给警察听。可警察是如何回复的呢？吕本朝在法庭上说，当时警察跟他讲的原话是：“认了刀伤的事实吧，不认的话就狠治你。”他还是坚持不认，结果也不出所料，他真的被“狠治”了，除寻衅滋事罪之外，还被起诉了两个罪名：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无视程序正义，直接判了十五年先是被分案审理，吕本朝被从其他同案嫌疑人的案件中分离出来，单独走程序。然后，被分离出来的同案嫌疑人认怂了，莘县法院遂判决，“曹某一的刀伤是吕本朝们干的。”吕本朝要求参加同案嫌疑人们的庭审，被拒绝；吕本朝要求其他同案嫌疑人们参加他这个案件的庭审，被拒绝。既然同案嫌疑人寻衅滋事案件的判决都做出来了，吕本朝这基于同一事实的寻衅滋事案，还有必要再开庭审理吗？然后是诈骗案和强迫交易案的审理，吕本朝要求被害人出庭，法庭不予准许；吕本朝要求所谓的跟自己一起实施了诈骗的嫌疑人出庭，不予准许；吕本朝申请关键的证人出庭，不予准许。任由吕本朝和他的辩护律师如何申辩，法院只是简简单单地走过场。不出什么意外，检方指控的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统统成立，2018年11月，吕本朝被三罪并罚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太黑了！吕本朝的辩护律师当即打起退堂鼓，对吕本朝的家属说：“我也没有办法了，建议另请高明。”打架是不对，冤案不接受如果说吕本朝有什么魅力的话，那就是他对冤案的态度。他在法庭上明确认错：“打架不对，愿意接受故意伤害罪的判决。但绝不认可自己没干过的事。”辩护人冯延强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他时，他说：“冯律师，请继续帮我辩护，不管结果如何，您尽力就好。”冯律师自感压力山大，于是建议吕本朝的家属迅速联系以老成持重、刑辩功力深厚著称的刘金滨律师参与本案，与冯律师共同辩护。初见成效，二审发回刑案二审最棘手的问题往往是不安排开庭审理。说来也怪，平等主体之间涉及财产、人身关系的民事案件，二审即便不开庭，也会有一个实质上相当于开庭审理的法庭调查程序；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也是如此。但唯独关乎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动辄就不开庭审理，连法庭调查程序都没有。刘、冯律师早做打算，将无罪辩护意见和一审程序严重违法之处详尽地写出来，然后又约见聊城中院的二审承办法官，详述吕本朝无罪的具体理由。该二审法官思路清晰、行事干练，当即表态：“一定会查清事实，如果二审开庭，一定会把相关的诉讼参与人通知到庭。”2019年4月1日，聊城中院二审没有开庭，直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程序稍有保障，结果便不太糟重审的一审，稍微保持了一点起码的程序正义。敲诈勒索案事实之一的两名同案被告人到庭参加诉讼，纷纷称吕本朝没有敲诈；所谓的被害人田某二也亲自到庭，直称自己没有被勒索。真相大白，涉案事实本是双方之间相互协商、你情我愿，无需刑法介入调整。敲诈勒索案事实之二的被害人也到庭参加诉讼，对于自己提供的一段掐头去尾的录音，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对于他在与吕本朝交往过程中是否心怀恐惧，该被害人当庭说道：“都是两个肩膀端着一个脑袋，我怕他干什么？！”直接缺少敲诈勒索罪中最核心的“被加害对象心怀恐惧”的入罪要素。强迫交易案事实中所谓的被害人之一也到了现场，对于被强迫的具体行为，语焉不详；对于被交易的具体对象，也未能释明。重审一审也有程序方面的缺憾，比如未撤销寻衅滋事案部分其他被告人的判决，未让同案嫌疑人在一个法庭上受审，导致查不清案件事实。也未鉴定刀伤的真假，导致吕本朝的愿望无法实现。好在结果不是太糟糕。2020年4月14日，莘县法院作出重审判决，不再认定对吕本朝的两起敲诈勒索的指控。原审三罪并罚15年，被直接改变为两罪并罚5年，罚金减去三十万，由31万变为1万。（重审一审判决，认定吕本朝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曙光呈现之际，又起抗诉波澜本来，被害人曹某一的刀伤，即便无法证明是其自伤，也只是轻伤。法医认为，出血量不足、无须剖腹探查，不构成重伤。伤害单一目标的行为，没有危害公共秩序，吕本朝只构成故意伤害罪，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案的事实，其实只是合伙人内部处理合伙纠纷，并无法定的交易对象。长途客车经营权只是从国有企业承租而来，该经营权没有公开的交易市场，不得依据《价格法》、采用市场法进行价格认定。从事实、法律、证据角度细究，强迫交易罪都是不成立的。吕本朝对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再次提起上诉的同时，莘县检察院对莘县法院未予认定的敲诈勒索罪提起了抗诉。“超额的”抗诉，令人费解莘县检察院的抗诉书，认为吕本朝敲诈了田某二共计26万元，而聊城市检察院在支持抗诉意见书中却认为吕本朝敲诈了田某二50万元。这已经不是在支持抗诉了，而是在变更抗诉、改变指控。检察一体化原则之下，上级检察院为了给下级检察院挽回些许颜面，往往会支持下级检察院的抗诉。但像聊城市检察院这般“超额”支持抗诉的，实属罕见。连二审法官都看不过去了：原审指控了26万，原审公诉机关败诉；二审检察院抗诉了50万，你让二审法院如何判决？二审法院若是支持了50万的抗诉请求，不就等于剥夺了吕本朝对“超额抗诉”的24万元部分的上诉权吗？甚至在二审庭审结束后，聊城市检察员为了给自己的错误抗诉找根据，竟然又两次补充新证据。2020年9月3日，聊城中院没有给检察院机会，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在这不完美的裁定中，此案落下帷幕。终审过后，没有赢家吕本朝没有赢，正常裁判的话，他只构成故意伤害罪，刑期不该超过1年6个月。曹某一等人没有赢，陷入长期的诉讼纠纷中，苦不堪言，已经放弃了经营多年的长途客车生意。莘县的侦查、起诉、审判人员也没有赢，不管是否存在不可见人的勾当，表现出来的敲诈勒索重罪并没有被法院认定。如果当初真的存在“狠治吕本朝”的目标，那么结果对他们来说确实不算太成功。辩护律师也没有赢，正如吕本朝的辩护律师冯延强所言：“此案理想的结果是再去掉一个强迫交易罪，只判一个寻衅滋事罪，总刑期不超过3年。更理想的结果是寻衅滋事罪也不成立，只判一个故意伤害罪，刑期在1年6个月以下。”吕本朝的父母双亲和儿女三人，不但没有赢，而且输得很惨。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希望两位老人平安多福，等得到儿子回家。五年感受不到父爱的孩子，他们童年的记忆是不可弥补的，希望吕本朝归来后，能够尽全力弥补这五年亏欠的父爱吧。至于法治之路，其漫漫又修远兮。道阻且长，在京都有司强令揭露刑讯逼供的周律师停止执业一年之后，这个冬天更加寒冷了。无论如何，请那些能够坚守良知的人，继续坚守；请那些未能坚守良知的人，能够去坚守。冬天总会过去，天气总会转暖。只是这个世界的明天，会好吗？律师常智深/撰文扫码关注“真辩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