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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声嚣剧读节在上个周末落下帷幕。今年我们带着四部剧作从北京出发,走到上海1933剧场和秦皇岛阿那亚的海边,再带着每场演出中观众们的感受、反馈和我们自己的兴奋、思考回到北京。于三地进行展演的共计七场剧读演出中,四部剧作与一千三百多位观众见面,三场公开活动吸引了近四百位戏剧爱好者和读者参与。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曾在他诗集的赠言中写到,此诗集“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歌也好,戏剧也罢,似乎总在面临着受众有限的挑战。然而这些有限的个体,却有可能是无限的。相互联接在一起能够产出的能量是无限的,能够抵达的地方也是无限的。我们希望做的,可能就是通过戏剧,通过文本,将这些无限的少数人,联接在一起。三地的演出结束后,收到了不少观众的反馈。我们摘选了一些有启发的声音,以及三地演出的剧照,跟大家一起分享。声嚣两岁了,我们是跟所有青年剧作家、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观众们、评价者和关注者共同成长的。我们也跟所有人一样,期待见到声嚣未来的样子。2020年,声嚣跟大家再见。非常奇妙地,我以横跨两周的时间与空间,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听完了本次声嚣剧读节展示的所有四个剧本。这些出自中英两国青年剧作家之手的剧本,聚焦于当代生活,而且基本上并不打算符合三一律,三段论,英雄之旅,或者那些流行的写作书里面所教学的结构——正因为此,听这些朗读的时候必须聚精会神,否则不仅会错过细节,更可能迷失于场景与情绪的迷宫——但这确实是种快乐的体验。《游戏男孩》借游戏制作来探讨当代人心中欲望的形态,《麦捆酒吧》描绘女孩之间不可名状的情愫,《抵达》宛如易卜生加萨特版本的山顶人间地狱,《缝纫小组》则巧妙地将过去与现代并置折射出资本主义对人的磨损。它们都不是那种商业化的剧本,却在拓展着我们被束缚的思维:戏剧还可以写这些,戏剧可以不写那些。能够亲耳听到青年作家们在写什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尽管在这一两周之内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剧本无法被上演,甚至无法被人阅读,那么它们存在有什么意义?我的一位朋友回答道,一个西瓜如果不被人吃掉,它就不是西瓜了吗?这个回答说服了我。或许戏剧,或者说剧本,或者说剧场,本该如此,它们无需太多功利考量,无需受限于现实的重量,它们可以更加纯粹。回想起剧场门口观众排起一条长队等待听逝去作者胡波的《抵达》的那个夜晚,我突然意识到尽管这个城市遍布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消遣,却还是有那么多焦急的灵魂在渴望着只有剧场能够带给他们的某些东西——肉身拥挤在一起的在场,和精神层面对生活的质询。甚至,读剧这种形式比正式的演出更能让人感到那么一点点叛逆的快乐——台词成为一种漂浮在空中的抽象形式,要调动想象才能够补完。如果没有参与这次声嚣戏剧节,我或许并不会注意到这些事情。如果明年的声嚣戏剧节还会继续举办,或许可以制造一个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的场域,不论是以酒会,工作坊,写作小组,或者更多形式,让那些“西瓜”被更多人看到听到,闻到它们,近距离接触它们,大概会成为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还会觉得甜美的事。回形针(编剧/剧评人)《游戏男孩》,编剧王昊然,导演高建伟,77本土一间。惊喜!与隔壁人艺古董级毫无生命力的《雷雨》相比,这是新鲜的、生猛的、思辨的、回应当下的,这才是戏剧应该有的样子。才知道去年最喜欢的马密日记就是他们声嚣做的放映。《麦捆酒吧》编剧裘德•克里斯蒂安(J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