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政治学评介”摘要面子和人情过去一直是从描述性层面或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本文认为，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假设、意义和功能实际上是以各自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中国人认为，社会应该在

中国在“普遍王权”未被怀疑之前，无法产生民主观念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韦伯研究”.图/网络林毓生，著名思想史家，专攻中国思想史，生于1934年8月7日，于2022年11月22日去世，享年88岁。林毓生教授生于沈阳，14岁时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社會學會社”克里斯多弗·皮尔森：我想花一些时间来探讨你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在你的教科书《社会学》中，你把这一学科描绘成“对现代性的研究”；从1990年以来，你所出版的一些书籍涉及了现代性的不同方面。作为开始，你也许可以解释你所了解的现代性是什么，以及它与从前的社会形式为什么会有质的差别。

安倍中枪后的日本政治谋杀内幕

2012~2019），虽然在形式上大致保持着老牌法政剧的样态，但其对美国政客和两党政治虚伪性的讽刺却几乎带有颠覆性的色彩，几乎不再保有对这一体制的基本温情。Netflix的《亲爱的白人》（Dear

我为什么倡议建立儒家文化特区——对话张祥龙来源：《南方周末》（2013年12月8日）“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2001年7月，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张祥龙教授发表《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文章建议，借鉴“一国两制”的先例和“特区”的举措，划出一块地方，方圆百里或百公里的保护区，尽可能地采纳儒家的经国治世之策，培育愿意终生乃至世代传承儒家道统和生活方式的儒者，以及维持这样一个生活方式的三教九流，最后达到任其自行而无碍，与世无争而潜润世间的境地。建议发表后，且不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其不可行，儒家的同情者甚至儒者，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强烈的爱护之心，对现代化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深刻洞察，但开出的药方，极难实施。十二年过去了。现代化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是否可能走出一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至少，是否可以在主流的现代化方案外，提供一种新的试验——它保留传统那些美好的生存结构与生存感受，又能自然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点？南方周末本期“大参考”请张祥龙教授分享他这十二年来对“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新运思。道理何在，可行性有多大，有赖读者诸君自行体会。“现代性”也有可怕之处戴志勇：十多年前，您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了解您的人觉得您是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爱之太深，不了解的人觉得这简直是“逆潮流而动”。现在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张祥龙：总的思想方向没有根本变化，但我对如何实行有了新的思考。这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乌托邦，也主要不是对现代性反感而逃避。它涉及我对儒家、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未来的思考。目前人类主流的生存状态很有问题：高科技对人类存在的重大威胁，把人类各民族的命运都绑架了。它虽带来空前便利，但致使一些根本性美好的东西消失。这是我提出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两个原因。人类精神的贫乏化是灾难性的。儒家文化特区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存启发，为人类提供一种思想和生存方式的避难所，为未来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戴志勇：人们一般都将现代化理解为理性的运用、人权的保护、自由的增加、生活的便利、对世界与人生的祛魅等。也有另一面，高科技的危险、过度商业化，如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批评的现代人的生活状态。这种物化趋势，根源是什么？张祥龙：你说的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观念化理性（根子上是算计化、功利化和追求力量最大化）的至高无上，个体主义的自由追求，这是现代性金币的正面。其反面或必然导致的是高科技崇拜，因高科技是那种理性的楷模；还有生命原初感受如艺术与宗教感受的消退，必导致“单面人”的生活状态，因科技主宰和世界祛魅使人生的维度减少，只能在物质商品中找一时满足。说到它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对象化的思维方式，认为对象才是真实的，而对象是可被算计和追求的。智慧者却看出这不可能是终极的真实者。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生命的内在丰富和奇妙，不是任何对象可以穷尽的。有道性的思维方式就不会那么崇拜力量、高科技和人格神。戴志勇：现代化是否也有一种机制，对物化倾向有一种抵抗与平衡？张祥龙：在美国留学时，我参加过他们教会的活动，有些年轻人至少受到熏陶。他们对现代化的物化这一面的抵御力或消化能力，比没信仰的年轻人要强。虽然这一类人对社会风气也有改造作用，但在美国，人数不是很多。这种信仰对现代性带来的根本性问题反思批判的力度比较小，达不到儒家的深度，比如对家庭问题的看法。现代性破坏的首先是家庭，从长远看，这是最深刻的一种破坏。戴志勇：为什么现代性对家庭造成根本破坏？张祥龙：以前的生活生产方式，都是家庭的。即便考科举进城为官，也是源自家庭，回馈家庭。有功名或辞官后回归故里，成为德高望重的乡绅。而现代性的经济、法律、教育形态，都在鼓励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发达的高科技，全球化的工作模式，人员流动特别大。在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里，家庭越来越小。核心家庭也越来越不稳定。美国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这跟人类的生存结构有关。现代性拉散家庭的力量日益增长。如无补救之道，这种个人式的生存方式会更加普遍，将来也可能出现一种集权主义的反扑。重新理解“孝”的根源地位戴志勇：家庭当然是传统中国人的意义之源。但是否也有压抑人的一面呢？父慈子孝，但父亲若过于强势，孩子是否也可能受伤害？男尊女卑一定程度上也是历史的现实。张祥龙：很多是要调整的。其实，儒家对女性没有根本歧视，讲男女有别也只是内外有别、分工不同，就如同长幼只是年龄之别。但毕竟从现代人的观点看，女子没受教育，吃亏了。经济权不够，不在外面工作等。这种调适并不是家庭里不分长幼的“人人平等”，家庭里一定是男女有别，但不是高低之分，只是角色不同。而这种角色或分工的不同正是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区别。要将儒家的价值以现代术语、现代思路重新发掘，以此来生发未来的儒家社团，才会更合乎人类本性。儒家特别强调“孝”。我以为“孝”跟人性实有相关。西方也并没有完全忽视孝。但随着国家出现，更大的社群出现，家庭的地位就开始下降。古希腊、罗马城邦高于家庭，到近现代，契约论的说法才出来。所以，我提出建立儒家文化特区，不是简单对儒家传统的照搬，而是对儒家理解得更深入并随时代转化。通过特区的思想和实践，发掘和发扬儒家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合理性之处，将其调准到“当代波段”上来，重建此种文明的生活和社群。戴志勇：孝不光是“养”。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张祥龙：是的。子女去报答父母，是子女成为完整的人的内在方式与要求。为什么人跟黑猩猩不一样？黑猩猩就没那个意识。由于人类有这种意识结构，会觉得不敬养家中老人心就不安。所以，孝恰恰是人类的本性、意识结构的潜能。戴志勇：在具体内容上究竟怎么理解孝？张祥龙：孝义极其丰富，需要孝子在生活情境里“发而皆中节”（《中庸》）地实现出来。“事父母几谏”（《论语·里仁篇》）这个“几”是多么微妙！父母有过错，你不可以去指责、去抗辩，那样会搞坏亲子关系，但又不能不管，那样是听任父母于危险境地。所以孔子主张要看准时机、依从情境来劝谏，甚至反复劝谏，使父母感不到冒犯地知错改错。曾子让父亲用大杖打昏了也不躲避，孔子痛斥之，因为在孔子看来，这种愚从绝非真孝，正足以让父亲犯下杀子大过。但，孔门孝悌之义曾也就被扭曲成了可怕、可笑的东西了。新文化运动攻击儒家孝道，皆以这类被扭曲者为靶子。戴志勇：有人认为金融市场发达，由社会来管养老，可以让“孝”回归单纯的亲情。在现代社会，“孝”的内容是否有变化？张祥龙：变化自然会有，但首先得保证家庭的生命形态。养老去掉，会大大削弱亲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用金融支配的社会服务替代儿女养老，就不是完整的家庭关系了。人类的意识本性就是要养父母的，这就是最单纯的亲情。戴志勇：在一些西方国家，父母跟子女之间相对比较独立。小孩18岁就得出去，找父母要钱得还。但中国可能不是这样，祖孙三代帮孩子垫首付房款，虽然孩子也回报，但不是契约关系。张祥龙：美国父母把孩子养成，义务就尽到了。孩子再用父母的东西，原则上要归还。子女要帮忙养老很好，但不是道德义务。我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子女直接养父母，住在一个屋檐下侍候的，很罕见。或进养老院，或自己照顾自己，或互助，社会给很多方便。他们还在研究能护理老年人的机器人，技术发展跟他们的社会形态是相配的。这跟儒家原来的看法很不一样。选贤举能：儒家特区的运作规则戴志勇：儒家文化特区是否有另一种延续性的风险，比如您希望小孩在身边，但他未必选择在特区里。怎么解决？张祥龙：重建礼乐教化，并使区内生活既和谐，又有新鲜的追求。头一两代肯定有这个问题，但代代相传，是有延续性的。在儒家文化特区里，家庭、家族的价值最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风俗，都会鼓励这种更新后的传统社会形态出现。新文化运动说儒家是压制人性，以礼或以理杀人，全弄反了。戴志勇：“孝”的内容中是否也要预防“郭巨埋儿”这种极端情形？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他批判的“理”是什么样的理？如何调整理跟情、理跟欲之间的关系？张祥龙：他攻击的不是儒家，是宋明理学中一些偏激的想法和说法。戴震自己也是儒家。戴震讲得很有道理，宋儒讲理跟情，有时确有分离，造成了恶果。以理杀人，在某些情况下确有发生。但鼓励寡妇殉夫，根本不是儒家的主张，这会破坏阴阳之和，当时就有儒者反对。早在周朝就改掉了人殉。儒家也不反对寡妇再嫁，从先秦以来就是如此。总之，宋明理学的确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但它没有放弃对于基于家族的人—仁—性化的追求，应对佛教和道家，虽不很得力，但毕竟维持了儒家道统于不坠。清代儒家对它的批判，正表现出儒家本身的反省和纠偏能力。戴志勇：儒家在不同的权力形态下有不同的调整。董仲舒有复古更化，以天限君权；二程朱熹可能都有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有对私天下的批评和部分分权的设想；谭嗣同的《仁学》批判二千年皆秦政、皆大盗；康有为也有君主立宪的想法……您觉得站在政治儒学的角度，在现阶段儒家应该有什么样的调适？张祥龙：从周到秦到汉，国家政治结构变了。儒家也必须要调整。汉代也想分封，尽管取得了重要成效，如吕祸侵凌汉室，如无分封，汉文帝如何能上台？但从主流上讲失败了。我对董仲舒原来的评价不高，现在随着思想的成熟，认为汉儒有一些很值得挖掘的东西。到宋明理学后，又有调整。康有为（更不要说谭嗣同）根本就不是儒家，貌孔心夷。看完《大同书》，居然还有人把康有为当儒家，简直是笑话了。他的大弟子梁启超将此书要旨概括为“毁灭家族”，很有道理。他太激进了。戴志勇：孟子认为：同姓之卿可以换天子，异姓之卿可以走掉。儒家遇到尧舜是特别幸运，遇到桀纣怎么办，对权力的制约有没有好的办法？张祥龙：首先要保证不出现秦始皇，有办法罢免坏统治者，等待好的出现，中常之君也就可以维持大局。儒家特区的体制一定要有儒家特点，又要有反馈机制。领导人有问题，有办法把他换下来。一是任期制，一是多元制，执政者和立法者，有相互牵制。体制上防止恶是第一步。还要有办法引发出真正优秀的领导者，即现代的尧舜、文武、周公，造就出好的区民，使整个社区生存变得极其美好，这才是最终目的。戴志勇：在文化杂多的时代，有很多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供选择，这意味着，儒家必须要提供能吸引人的生活形态。张祥龙：当然。人性是一种潜能，本身不是完全现成的。我们只有在不脱开传统的文化生活中，展示现代人的人性理解。这种调适，不是完全站在儒家之外来判断应该怎么调适。作为现代人，进到儒家活生生的学说和实践里，与之共命运，自然就会有调整、反思、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特区是儒家复活的基地。蒋庆先生提出儒教复兴，有争取成为国教的上行路线，也有建立儒家团体、做社区建设的下行路线。我主张的儒家文化特区，是中行路线，它以下行路线为起点。儒家历史上就有通三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最想干这个：“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一个小地方干起，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那样的“特区”，别的诸侯一看，太好了，敬老爱幼、路不拾遗、公正谦让、民得其生、物尽其性，社会和谐之氛围，如春风化雨。在这种社会里，才真活出人的感觉来了。于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国都被吸引，是被美好的生存形态吸引，不仅仅是道德的吸引。与殷纣王的军队决战前，周族已经得了天下。主流社会应宽容各种文化特区戴志勇：儒家已很边缘化，要参与进去，该如何与“主流”生存形态相处？张祥龙：儒家还是个游魂，没有真实的生存空间。现在主流社会对儒家、儒教太不宽容。不要忘了，儒教历史上就有宽容和多元的悠久传统，现在儒家更要有体制上的多元见地。要注意避免全国一体化，它曾让儒家吃亏很厉害。儒家特别不适应西方模式造就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又不可能不受体制影响，在这方面跟佛教、道教都没法比，所以要保持和发扬先秦的多元见地。设想一下，一百年前废科举时，可不可以有像邓小平讲的一国两制那样的构想？废科举，不全部废，重要的省份办新式学校，在愿意保守的省份，让知识分子和百姓来选择，同意的话就保留科举制。新学校出来的也可以做官。这样一国两制，慢慢自然演化，完全可以啊。在我所言的文化特区里，要按儒家的理想搞建设，虽然也必有调整，适应现代人的心理，但毕竟是儒家主导的。比如，我觉得也要允许基督教存在，但有一套区法，使儒家的家族价值观有保证。它非常健全，合乎人性，就不怕别的东西来。戴志勇：文化特区跟香港这样的行政特区区别何在？张祥龙：我设想的儒家特区，是一个文化特区。香港是一个行政特区。文化特区的含义很丰富。甚至可以设想，未来有道家文化特区。至于基督教文化特区，他们太强，基本不需要。儒家文化太弱，需要扶持，作为珍稀的文化物种保护。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在美国，阿米什人的社区，是另外一个文化世界啊。我以前的学生在美国访问，我让他们去看看阿米什人的社区。他们回来告诉我，说他们的小学是自己办。这不得了，当年争论了很久，看来他们跟国家争到了教育权。得有个法律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否则冲突就不断。未来要建立这种文化特区，国家一定要立法，规定清楚权利和义务。需要领导层认识到，这是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未来有关的好东西。也许可以具备这种远见。我不认为专制是儒家的不二特征。尧舜怎么是专制的？当然跟西方的民主制不同，是家族式的、家庭式的民主，也绝不歧视妇女。这个特区，虽然经过调整，如果它还是一个活的儒家社会，就会有很多传统的内容，是嫁接在传统之上的社会。戴志勇：怎么看待台湾的经验？张祥龙：台湾已经非常西方化、全球化了，佛教也非常发达。那里中国文化保留得比大陆好一些，个体主义也很强大。家、国、天下戴志勇：儒家特区最核心的特点是家庭价值。但这个家庭，不仅通往国家，也是通往天下的。今天的儒家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天下观？张祥龙：对，在这方面，我要更突出家庭的原则，“国家”这个现代词虽然是日本人先用的，但它暗示了国之本在家，符合儒家的观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根本的。为什么还有一个天下的境界？国家的根在百姓。百姓是家族化的人民。“百姓”和“黎民”或“民”不一样。越早的文献，分得越清楚。先秦的时候已经开始混用了。民，按董仲舒的讲法，其义为“瞑”，浑浑噩噩的，需要教化。但百姓就已经含教化之根本了。如果国之本在家，它就有家的原发性、合作性和内外有别基础上的开放性，“修身齐家治国”也就必导致“平天下”，也就是人类各民族和国家间的和平相处，就如同健全家族之间的共处一样。未来的社会，如果真能有儒家特区，就能既保证既不是民粹主义的，也绝对不是专制主义的。选出来的领导人，一定是大家熟悉、认可的。比如选举、推举出的家族领导人，一般都是办事公道，大家服气的。这完全不是乌托邦。只要未来出现机遇，就可以实践。犹太人等了两三千年，等来一个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等啊。但首先得有思想，让人觉得是可能的，能说服人，有自己的信仰团体，才会有人愿意把性命都投进去做这个事情。戴志勇：孔子说过“吾从周”，公羊家又说他最后有公天下的理想。怎么理解儒家的“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张祥龙：如果不带现代人的过重的偏见，《礼记·礼运篇》里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还是以家庭为根的。不是仅仅亲自己的亲人，对社会上别的人也要亲，恰是说以亲亲为根本，推及别人，这就是“公天下”。儒家特区就是公天下。儒家讲“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一个人知孝，就不会无原则地犯上作乱。家庭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党派和小团体，是人们出于理念和利益结合的，公司大多就是考虑利益，比较封闭。家的视野比较长远和顾及他者，只要家庭的孝德有了，时间意识和筹划意识就会大大拉长，就不会限于自己的一家和一族。利益团体的共在是内部的，与真正的他者是绝缘的，而家不是。为什么？跟孝有关系。这个地方，如果能以现代人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清楚了，起码对我自己就能交代了。按目前这种全球化和高科技之路走下去，儒家需要一个避难所。我大学毕业后也搞过一段自然保护，生态思想对我很有影响。道是一种生态顶级群落，我觉得生态思想在儒家里更重要——当然是以家为根的广义生态思想。戴志勇：哈佛大学的社群主义者桑德尔教授最近有本新书《反对完美》，反对用基因技术改造甚至克隆出“完美的人”，很巧，这个思路与您相通。但是，自然形成的人类及其生存结构，能否抵挡住这种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呢？张祥龙：社会生物学创始人威尔逊说我们这种人的本性是在石器时代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已经过时了。现在不少人也认为，我们依恋的那种家庭关系，已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了，婚姻家庭必走向衰落，甚至消亡。我们这种人应该升级了。怎么升级？从基因上改造，人机联体，成为后人类，那家庭肯定就没有了。而我认为后人类根本不可能出现，它对人类就是一个灾难。有种“地球生态圈”的盖娅假说，讲地球的生命圈是一个整全活体，叫盖娅（古希腊的大地女神名），弄死了就完了，虽然她有很大的恢复能力。地球的蓝色子宫中孕育出了人类的家庭，但不幸，我们咬破了这个茧，正在进入个体化、全球市场化和资本信息化的逐利形态，完全罔顾生命之家和家的生命，这样，地球这个大家庭也会受到严重伤害。家庭是地球生态孕育出的最有持续能力的人类生命结构形态，个体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生存策略在其他哺乳类那里早就流行了。海德格尔看到了现代技术崇拜对地球之家的损害，但没看到人类的家庭与这个大家庭之间的根本联系——这是我对海德格尔最主要的批评。儒家和中国的学者可以就此对世界做出一些实质贡献，这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文化的良知，但这个良知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人自己丢弃了，我非常绝望。（戴志勇

求求你，感谢我本文蒙作者同意在此转载，原载于作者文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公元前399年，雅典哲人苏格拉底被他的同胞以281票对220票判处死刑，罪名是“渎神”和“败坏年轻人”。苏格拉底原本是有机会越狱的。当时的雅典狱卒要么是阿桑奇的支持者，要么是陈水扁的同道人，总之苏格拉底的朋友很容易就说服或者买通了他们。但是苏格拉底谢绝了朋友的好意，不仅如此，他还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大通道理，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死刑的判决，哪怕它是明显不正义的。其中的两个论点是：第一，城邦好比养育苏格拉底成长的父亲、母亲，甚至比父母和祖先“更为尊贵、可敬和神圣”；第二，即便城邦对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情是不正义的，但是城邦让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胞“分享了所有的好东西”；如果把这两个理由翻译成群众喜闻乐见的现代汉语，可以一言以蔽之——“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所有草民都拥有的善良天性，也是古往今来“仁政”所以可能的心理基础。不久前，我们的近邻就再一次向我们生动地演示了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在庆祝劳动党成立65周年之际，朝鲜向所有居民发放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最大规模的特别供给。据报道，咸镜道的会宁市居民除了每人配发了450克米，100克大豆油，每个家庭还领到500克的糖果点心。平壤的市民更幸福，还有内衣、牙膏、牙刷这些生活必需品。在这次全民福利大派送中，最振奋人心的当属那瓶印着金正恩头像的酒，这位不世出的领袖年仅27岁却已经拥有“千里慧眼般的睿智、广博深邃的见识、神秘玄奥的判断力，以及无比的胆量、非凡的军事才略和设想，多才多艺的实力，仁者的雅量和无限大的胸怀”，他让朝鲜人民心中洋溢着难以言表的幸福感。在送温暖的当日，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聚集在公园和江边，感谢“金正恩大将送给了我们大量的礼品……”我丝毫不怀疑朝鲜人民的真诚，由此我也愈发痛心于某些自由国家在感恩教育方面的缺失。意大利的政治现实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早在16世纪就曾经指出：“自由生活带来的种种益处，不会培养出任何义务感。‘谁也不会承认，他对没有冒犯自己的人应当感恩戴德。’无论是汲汲于奖赏者，还是喜欢独处的人，皆不会成为共和国的朋友。”汲汲于奖赏者，可比附为雇佣军；喜欢独处的人，多为个人主义者。这种自由生活所带来的坏处，和权利意识泛滥的后果有一比：在一个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社会，人们不太会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感恩戴德，因为之所以会感恩戴德，就意味着所予之物并非你“应得“，而是基于馈赠者的慷慨和仁慈。有句老话叫作“喝水不忘挖井人”，可是一旦喝水的人开始觉悟到挖井是那个挖井人的本职工作，如果干的不好还可以通过招投标换一个挖井人试一试，整件事情就立刻失去了美感，至少不会再有树碑立传、传唱经年的感人故事。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家长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都不喜欢权利观念，因为无论当政者做了什么“好事”，被权利“洗脑”的人民都会泰然受之，不仅甚少心怀感激，而且还时常挑肥拣瘦、说三道四，让领导难堪难看甚至难受，这样的“刁民”着实难以伺候。马基雅维利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一不做二不休，指明了一条看似险恶实则通坦的康庄大道：“概言之，共和国的麻烦在于它的公正。人们对于自己得到的公正待遇，认为是他们理应获得的东西，所以不会表示感谢。对于共和国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确实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少一点儿公正，多一点儿专制。如此，它所带来的好处和它所提供的安全，方能得到更多的感谢，更好的捍卫。”当平等和公正深入人心，并且成为当然之理时，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公不平都会让人们心怀不满，反之，在一个高度专制的社会里，哪怕吹过一丝烤肉的微风，也能让人心情为之一振。两厢比较，当然是后者更加高明。必须承认，马基雅维里的这套统治术在思想风格上干脆犀利，丝毫没有自由民主制国家那种腻腻歪歪、左顾右盼、患得患失的儿女情长！我估计没有人愿意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但是在学会感恩之前，还是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吧。假设有五对青年男女被空降到一个荒岛上共同生活，原本在逻辑上每个女孩子都有5种可能性去选择自己的伴侣，但不幸的是，其中的一个男人有着千里慧眼般的睿智、广博深邃的见识、神秘玄奥的判断力，以及无比的胆量，他干脆利落地解决了另外4个男人。让我们再假设那5个女人既没有“拉拉”的潜质也绝非性冷淡者，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她们都嫁给了那个男人。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5个女人来说，那个男人究竟是“唯一的选择”，还是“正确的选择”，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唯一正确的选择”？

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本文原载于作者文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感谢作者授权转发！不久前的上海大火，引来周立波与网民的一场口水大战，尽管事关政府责任和公民表达这些严肃话题，但绝不妨碍周立波那张大嘴吐浓痰，其中最结棍的莫过于这一啐：“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都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幸运的是周立波只喝咖啡、不喝墨水，只吐浓痰、不吐莲花。如果他不巧读过柏拉图的《克里托篇》，整个争论就会变得稍微复杂一些。在这篇不长的对话录里，即将面临死刑的苏格拉底同样拒绝移民，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相对缜密的论证：任何雅典人在成年之后，认清了城邦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如果仍旧心怀不满，大可以带着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旧选择留下来，城邦就有理由认为他在事实上“承诺”按照城邦的旨意行事，这是一种自愿订立的契约。当周立波说：“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我猜想他真正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逻辑，哪怕你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打工仔，不通外语也不了解外国习俗，仅靠微薄的薪水度日，买了盐就没有必要再买酱油，你依然拥有选择离开自己祖国的自由。所以，你只要仍旧待在这片国土上，你事实上就已经默默地认可了它的法律和政策，由此你必须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这个逻辑看起来顺理成章，不过在我们满心欢喜地接受它之前，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假设你在睡梦中被人绑架到了一条船上，醒来时眼前除了汪洋大海就只剩下那个面目可憎的海盗头子。现在你有两个选择：1.

人口贩卖与交易型家族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活字文化”.几个世纪以来，人口贩卖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处于模糊的地位。尽管二十世纪初法律上禁止买卖人口，但社会的现实和法律的规定仍然很难一致。1910年，在正式发布禁止买卖人口的上谕之后，诱拐案件不但未有减少反而越发增加。现代交通的发展，为人口贩子的活动创造了温床。买卖人口盛行起因于怎样的社会环境？《被卖的人们：华北的人口贩子和家庭生活》的作者任思梅从大量的史料中汲取灵感，描绘了世纪之交华北人口贩子和被卖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窗户，拍摄地：河北定县，1931《甘博中国摄影集》在书中，任思梅提出了一个富于创见性的概念：交易型家族。“中国的家族是交易型家族。除了生子这一例外，其他成员进入家庭和离开家庭都伴随着金钱的交换以及经纪、中间人的斡旋”可以说，卖妻行为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交易，它经常和建立、重组家庭联系在一起，如同它使家庭破裂一样。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东洋文库研究员、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岸本美绪的书评《评任思梅〈被卖的人们——华北的人口贩子和家庭生活〉》。评任思梅《被卖的人们——华北的人口贩子和家庭生活》—岸本美绪

力与国家》中的论述，这是一种“保护性经纪人”。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这种“保护性”地方精英不断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乡村的领导权逐渐被以赢利为目的的“掠夺性经纪

城邦中的哲人——对话哈佛大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政经scholar”访者按：哈维·曼斯菲尔德是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任哈佛大学政府系威廉·凯南讲席教授，是“施特劳斯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访谈中，曼斯菲尔德教授分享了他将政治哲学作为学术实践和生活方式之本质和方法的毕生思考，也借助于自己有关行政权、间接政府和作为混合政体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著作，阐释了政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他还分享了对当前高等教育现状的批判性观点。最后，他通过阐述自己对历史语境的理解及其与哲学探究间的关系，对思想史学家所倡导的方法论作出了直接回应。

伯林自由观批判本文转载自豆瓣【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自由及其滥用：伯林自由论述的再考察本文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015年第4期，收入周濂主编：《西方政治哲学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首发于“政治哲学工作坊”。自1958年《两种自由的概念》发表以来，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论述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伯林本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尤其在1969版《自由四论》的导论中）。虽然伯林对自由的论述丰富而复杂，但“提倡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仍然是一种对伯林自由观最流行的见解。本文试图澄清，这种流行意见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是误导性的。实际上，伯林对两种自由的概念区分只是他探讨自由问题的“入口”，其目的也不是要标举消极自由、诋毁积极自由，而是为了阐述两个核心论旨：一是限制对自由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试图对自由概念作出更为恰当和特定的界定；一是揭示对自由的误解、扭曲和滥用在社会政治中的危险和灾难。本文将依据伯林的文本（并参考相关的研究）对伯林的自由论述做出重构，阐释其思想内涵，并注重澄清常见的误解和疑惑。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勾勒一些要点。首先，伯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的思考方式具有一种哲学敏感，尤其警觉概念的笼统化使用。在他看来，“试图使政治词汇变得太精确便有可能使之变得无用，但是让词的用法宽泛到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对真理也是无益的。”[1]某种似乎能解释一切的概念实际上解释不了任何事情。概念化的工作需要以一种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方式展开，使得概念具有特定的针对性与恰当的解释力。因为任何一种无所不包的宽泛概念，在哲学上会导致混乱，在实践中往往因失之空泛而于事无补。自由也是如此。其次，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方式，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划分，既不是界定自由概念唯一恰当的方式，也没有穷尽自由的所有涵义，但这种区分对理解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仅仅从“消极”与“积极”的角度来把握伯林的自由论述是有局限的，甚至是误导性的。第三，伯林并不是消极自由的盲目鼓吹者，他意识到消极自由的局限，也没有否认积极自由的价值。这两种自由都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真实价值。两种自由都有其“确真的”（trust）形态和被歪曲或滥用的状态。但相比之下，对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而消极自由更接近自由原初的与日常的含义。一、两种自由概念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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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就是无约束的必然性（Necessitas

历史发展到今天，即使是最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得承认地球资源有限，如果人类再以目前的模式消费下去，很快就要面对严重的环境和能源危机。既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不切实际，社会正义问题便须认真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