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编丨章孝虹

丰富的实践定能助你在这艘“新船”上收获满满欢迎广大优秀学子报考南大新传让青春和才华在这里绽放光彩用知识和汗水搭建进步的阶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期待你的加入！

美编丨章孝虹

新闻业的魅力在于让你看见周遭浩大复杂世界，在对事实的不断追问中学会质疑、思辨和行动，学会自我生长为更负责任的社会公民。无论介质怎么变化，你看见，你记录，你发问，像班固在近2000年前所说的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有这支直笔，在任何岗位上你都可以是新闻人。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11988年的夏天，我灰头土脸，把写着27分的几何考卷塞到书柜最底下，放弃建筑师的梦想去了文科班，在早读课上和大家一起有口无心地读英语。各种语音、声调和节奏杂乱无章，有的时候大家毫无征兆地一起停下来，听得见教室外水杉上响亮的蝉鸣。第二年的春天天气并不热得特别早，但是每个人在教室里都坐立不安。有和上届师兄师姐联系紧密的同学一大早传来北京的消息，有些让人松一口气，有些顿时在班里炸开了锅。等我们涌到校门前，老师们已经手拉手站成一排，校长哑着喉咙劝大家不要出门。后来，他哭了。领头的几个男孩子爬上了墙，但终究大部队还是没真正冲出去，那几个身手敏捷的家伙转了几圈，扛着旗子悻悻然从前门回来，大家各自三三两两回到教室。下课之后，我蹬着我的破自行车，劈波斩浪奋力挤过街头的人群，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开冰箱，而是打开电视。那天晚上我很早就睡着了，梦里满是嘈杂的人声。醒过来的时候，我决定要考新闻系。2和其他大学一样，新闻系当时的教材体系仍是文革后重建的“新闻理论”，某个老师津津乐道的一本著作是1979年出版的，他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以后全班陷入了死一样的沉默。姑娘们周末互相借衣服，手拉手去大俱参加舞会。冬天，我们偶尔会想办法溜进学校堆着建筑材料的某座小楼（后来才知道是赛珍珠故居）开party，半夜两点钟，大家都疯累了，坐在嘎嘎作响的地板上徒手分吃掉同学妈妈昨天刚刚送来的一整只冰凉白煮羊腿。学校图书馆里有关新闻的书不足一架，我曾经和同屋的杨蔚比赛谁读书比较快，疯狂的时候一天跑两趟图书馆还了再借，但是毕业的时候我翻了翻我的借书证，里面好像大部分是小说。二年级的时候我在新华书店买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四的时候在长三角发现了《光荣与梦想》，还有《万历十五年》。所谓启蒙，大概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真正给我当头一击的，是老师借给我的一本普利策获奖作品集。我记得读的时候我躺在礼堂对面草坪的一小片树荫下，和一对情侣近在咫尺。为了不被误认为是偷窥狂，我只好把书举到脸上。那本书有个被揉得软乎乎摇摇欲坠的绿色封面，开篇报道的名字我迄今记得清楚：《抓住高树使劲摇撼》。整个下午，那棵高树都在我的头顶呼啸作响。老师把这本书给了我。过了很多年，它被我的学生弄丢了。3四年里，我们学会了写新华体，在暗房里冲洗自以为得意的肖像照，在摆满近两尺长死老鼠的鼠药摊边上记录民谣。可还没确定自己是不是学到了什么手艺，我已经飞快地毕业了。毕业前我拿到了一个被戏称为“掏粪奖”的全国大学生新闻奖，而且老是企图把稿件写成《纽约时报》的样子。但是有关新闻最重要的一课，来自工作之初的第一年。有一天，分管我的副总编叫上我和另外一个记者，去一个我完全没听说过的地方——“走，我们去钟山煤矿。”他对司机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南京有煤矿。钟山煤矿的故事很中国。1970年，许世友决定响应毛泽东开发苏南煤田的号召，开采这座储量很少的煤矿，作为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这里的第一代工人都经过精挑细选，是特别忠实的老党员。但是矿藏并不因为他们的辛勤劳作而增加，到80年代后期，这里的煤藏几乎挖空了，整个厂矿都面临绝境。90年代初，国家的大部分产业都面临调整，工人们以“下岗”的名义开始待业和再就业的情况很少见诸报端，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比大部分城市产业工人的情况更让人绝望的是，钟山煤矿的工人几乎没有再就业的机会——不仅是因为技能问题，还因为这里距离城市足足30公里，坐公交车需要大约两个半小时才能抵达新街口，而且，他们甚至连坐公交车的钱都付不起。子弟们穿着明显不合身的旧工作服，三三两两从破旧不堪的矿区里冒出来又突然消失在某个路口。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和别的厂总有点什么声响不同，这里安静得吓人。山谷里除了风吹过，听不到任何声音。发现我们去的前几天，这座煤矿刚刚死了个矿工，是自杀。自杀的原因是癌症——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一位矿工去世时的细节：他留下“不能给党增添负担”的遗言后，因为没有力气站起来求死，用自己的腰带把自己活活地吊死在了床沿上。报道最终因为可以想见的原因没有发表。但是从新街口到钟山煤矿这30公里的旅程，是和我在新华社实习时见到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完全不同的中国。从那座被挖空的矿山走出来的时候，我开始想很多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忠诚、革命、政治口号和其他被我看成是古老历史的东西，它们冒出来，连成一片复杂的意义网络。4在导报的8年里我写了很多稿子，很糟糕的那些我强迫自己忘掉了，有些我还记得，有些特别想写的没机会发表，和录音磁带一起统一放在牛皮纸做的档案袋里。后来我回学校继续读书，也开始教书。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声音发抖，下课一看满地都是我写断的粉笔头。不过我立意要让孩子们有机会早早看见我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后才看到的真实世界，写那些我在报社没有机会写的东西。学院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去了淮河，去了三江源，去了汶川，去了榆林。我们采访很多人，写很多青涩的故事，好多年之后，有学生大醉中告诉我说那是他最靠近新闻的时刻。我应该高兴吗？不。这一批孩子生不逢时，当他们开始怀揣新闻梦成长时，新闻业的变局已风雷隐隐。严肃的新闻不再受到青睐，理想在大多数语境中成了贬义词。从点击率来看，人人都希望只从新闻中获得咧嘴一乐的快感，但我始终认为，犹如詹明信所说——“快感之中有政治”——某些语言的泛滥，是为了阻止我们的思考才巧妙地强加于我们。就像我实习时看到的那个世界其实只是世界的某一面甚至只是某一假面一样，你究竟是就只想看见那一面，还是只被给了见到那一面的机会？这是个故人星散的年代。十几年来有人离开，有人逝去，有人入狱，也有人在新角色里做得风生水起。有认识或不认识的记者写充满怨艾之气的告别书，我倒觉得，大可不必。这个行业应该给你什么吗？与其问这个问题，不如问自己是否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成长。我想起报道得罪了某个要人我却不肯写检查，是我的分管总编和主任驱车数百公里去代我受过；想起孩子们在深夜里挤在一张床上手拉着手相互鼓励，一定要写出淮河边农民的真实境遇；想起在富新二小时为了不让来采访的“学生娃儿”被抓，农民们猫着腰把我们从稻田里带走，到公路上已经有身上刺青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在等我们。回想这些，我真心想问一句，你的报道是否轰动，是否满足了“成名的想象”，有那么重要吗？新闻业的魅力在于让你看见周遭浩大复杂世界，在对事实的不断追问中学会质疑、思辨和行动，学会自我生长为更负责任的社会公民。无论介质怎么变化，你看见，你记录，你发问，像班固在近2000年前所说的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有这支直笔，在任何岗位上你都可以是新闻人。就像20年前，我真正以一个新闻人的方式凝视这个世界，始自在钟山煤矿的那一刻。5这个煤矿现在的名字，叫做仙林，恰是此刻南大迁来的所在。有一天我从学校天文台的小山上向南面的某个方向看去，虽然在雾霾中看不清楚，但我知道那里是已废弃多年的矿坑。山谷寂静，我听见风的声音。郭总，社会生活部的兄弟姐妹们，这篇文章是写给你们的。感谢在导报的8年。文章／周海燕（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编辑／谢玄玄本文经周海燕老师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