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段学慧，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张娜，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编号：20XJL001）的成果。摘要：生产要素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范畴。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结果。数据要素通过对生产要素和再生产各个环节的渗透，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创造新质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包括数据生产力和数据要素的转化力（产业数据化所产生的生产力）。数据生产力的实质是数据劳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基础性生产力。数据产业化是提高数据生产力、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产业数据化是实现数据要素经济价值的关键环节和实现路径，是通过数实融合创造新质生产力。随着数据要素对各种生产要素和各个生产环节的全方位、全过程渗透，必将使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关键词：数据要素；数据生产力；数据产业化；产业数据化；新质生产力一、问题的提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既有量的不断提升，也有质态的飞跃，而新质生产力就是生产力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既是对生产力质的变化的表述，也是相对于旧的或传统生产力的一种描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新的生产力”，指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任何新的生产力”就是从一般意义或抽象意义上、从生产力“质”的方面来讲的“新质生产力”。可见，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内容。从广义上讲，凡是发生质的飞跃的生产力都可称为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史上，没有抽象的新质生产力，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以蒸汽的使用为标志的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体现了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质生产力，电力代替蒸汽力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质生产力，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体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的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质的飞跃是21世纪的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范畴，既包含马克思主义一般意义上的新质生产力内涵，也包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特定内涵，即狭义的、具有时代意义和特定内涵的新质生产力。它是立足于人类新的科技革命时代和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并基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而提出的，是以创新为主导，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概而言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当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与马克思的“新的生产力”都包含并强调生产力质的飞跃，因此从术语的明确性上讲，新质生产力范畴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自新质生产力范畴提出以来，学界掀起了研究热潮，内容涉及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作用、动力机制、价值取向、水平测度等理论研究，以及将其与不同区域、不同产业联系起来的应用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但是对于新质生产力，还需要更多深层次的理论分析，才能构建坚实的学理支撑。为进一步阐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探究新质生产力内部的新要素，以及新质生产力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规律，以探明新质要素是怎样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有外部原因，比如分工对生产力的作用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更有生产力内部要素变化带来的生产力变化。那么新质生产力中的新要素是什么？新质生产力在当代表现为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设备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等。然而，这些具体的新形态只是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需要在这些具体形态中，从当今经济时代的特征中，提炼和抽象这个时代共性的贯通各行各业的共同的生产要素。正如科技革命史上蒸汽、电力、电子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并没有把新技术、新动力作为抽象生产要素，而是把资本和科技作为新生产要素一样，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设备、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中发现并提炼出新的生产要素。毫无疑问，伴随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人类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所形成的数字生产力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而标志着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并不是工业经济本身出现的新材料、新能源、新设备及其应用，而是一种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要素的产生。数据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之后的又一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赋能新材料、新能源、新设备及其应用所产生的新产业、新动能，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从而成为这些新质生产力具体形态背后共同的生产要素。从全球范围看，数据日益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自然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数据是一个古老的范畴，但并不是数据一经产生就成为生产要素。对于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并产生新质生产力的机理，学界进行了初步探讨。一是从历史维度分析数据本身的历史演变及数据要素化的历史逻辑，或是主要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三个不同经济时代生产要素变化的历史，阐述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必然性。二是从生产力三要素和生产过程四环节，分析数据要素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乘数”效应，认为数据要素能够渗透到生产力三要素中，催生新质劳动资料、孕育新质劳动对象、造就新质劳动力，并通过渗透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已有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数据要素及其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同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深化：一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需要运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将其上升到理论逻辑层面加以阐释，并从生产力要素的历史性和动态性中探讨数据要素成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必然性。二是数据要素作为渗透性生产要素，不仅要阐明其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和对再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渗透，进而对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更要强调其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疏通”作用。三是需要进一步探讨数据要素在形成和运用过程中怎样产生了新质生产力，这需要在区分作为劳动对象的数据和作为劳动资料的数据要素的基础上，阐述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四是目前有关数字经济生产力研究中的数字生产力、数据生产力、算力、算法等术语的运用还不一致，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给予廓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之所以没有使用常说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而是使用“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是因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数据要素及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所以从要素角度用“数据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更为贴切。二、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科技革命的必然结果（一）历史地、动态地理解生产要素要理解数据是新质生产力的新要素和核心要素，需要首先历史地、动态地理解生产要素。所谓生产要素就是生产力的要素，是对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条件的提炼或抽象。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把劳动和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亚当·斯密则把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生产的基本要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阐述生产力要素。在考察一般劳动过程时，马克思从抽象层面阐述了劳动（生产）过程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里所说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就是一般要素，“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也就是说，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从事生产劳动所必需的、共性的要素。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时，又具体地将生产力的要素归于多个方面：“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的社会化发展，马克思不仅强调“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而且认为管理也是生产过程“所必要的条件”。后来，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在斯密“三要素”思想的基础上，将企业家才能视为生产要素，从而创立了“生产四要素说”。1957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开拓者罗伯特·索洛运用残差法，对美国1909—1949年制造业总产出的研究发现，约88%的产出应归于技术进步，证明了科技是生产力的要素，以及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可见，生产要素作为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内容。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劳动经验和技能、劳动对象、劳动资料都在发展变化，一些新的因素也会逐渐成为劳动过程中日益重要的力量。但不管什么时期，一般抽象要素都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劳动技能也会不断提高。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则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而表现为不同形式，且其性能也会随之变得更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但不管生产力要素如何变化，劳动者和土地都是任何时代的基础性生产要素，那些随着科技革命或经济形态变化而出现的要素就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如，以农业经济为主到以工业经济为主导阶段，资本、技术、管理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工业经济发展到数字经济阶段，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归根到底，科技革命是产生新生产要素的根本原因。（二）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结果从生产组织方式来讲，生产力的发展也体现为分工的发展。而分工只有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生产力才能发生质的变革。因为只有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才能催生新的分工或新的业态，比如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正是由于青铜器的发明与应用。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作用。但斯密所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特征，尽管分工协作使劳动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没有技术革命，因而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从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系统论述了分工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其中，简单协作和分工协作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生产力并没有质的变革，只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和大工业才使生产力发生了革命性的质的变革。但是，如果没有新的生产要素对科技创新进行整合，创新也很难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纵观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每一次生产力质的飞跃都伴随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生产要素的出现。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从此经过几次工业革命，使劳动力和大自然赋予的生产要素（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要素）成为基础性生产要素，科技、资本、管理成为工业经济时代新的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而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正是以电子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结果。数据最初是表示数量和数目的文字与符号，用于记录（比如古代的天文观测记录、户籍名册等）和计算。这类只是对生产生活进行记录和计算的数据并不是投入生产过程的要素。最初的电子计算机主要是为了实现大容量存储和高速计算，此时的数据也不是生产要素。二战以后，随着晶体管（1947年）、集成电路（1958年）、光纤通信（1966年）、阿帕网（1969年）、微处理器（1971年）、万维网（1989年）和新世纪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技术的相继出现，以及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之中，人类的大部分活动从传统的现实世界转移到了网络空间，从而数据愈发多样化和规模化，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人们依据自己的目的，按照一定的算法，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对这些大规模的原始信息和数据进行识别、存储、传输和计算，将其转化为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器传输的字符、图形、声音、视频等数据产品。这些数据产品进入生产过程，就转化为生产要素。可见，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果。三、数据要素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进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数字技术革命使数据处理能力越来越强，数字经济的生产力也快速发展。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2年51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4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占GDP的比重为46.1%；从规模看，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达17.2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7.5万亿美元；从占比看，英国、德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均超过65%；从增速看，沙特阿拉伯、挪威、俄罗斯数字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球前三名，均在20%以上。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22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达1000亿元，同比增长27%；2017—2022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5%，预计2025年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可见，数据要素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核心引擎，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关键要素，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一）数据要素通过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创造新质生产力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第一个阶段G-W（Pm，A）时指出，生产要素不仅要在量上成比例，而且要在质上相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不管是生产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从生产要素到产品，无不打上了数据的印记。传统的以实物形态为主的生产要素转型为数据化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越来越数据化，即有数据要素渗透其中。以数据武装起来的劳动者可以称为数字劳动者。不管是提供数据还是消费数据的劳动者，或是处理数据的工程师、分析师，都必须掌握应用或开发数据的相关技术或技能。运用数据程序或软件提供数据或消费数据的劳动者，其劳动看似简单，只需要“手指”或“鼠标”就能瞬间完成，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并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而掌握数据技术的数据工程师和数据分析师的劳动则是更为复杂的劳动，且由于“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而使劳动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不仅劳动者数据化了，而且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也数据化了。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工具是手工工具，工业社会的工具是以发动机、传动机、工作机为基本结构的能量传动工具，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应用则产生了智能化工具，使延续几百年的工业社会的生产工具发生了质的变化，进而使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如果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中任何一个要素没有实现数据化，都不足以支持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不可能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数据产品的生产（把原始数据转化为数据产品）过程中，数据不仅成为直接的劳动对象，而且处理数据的劳动资料也被数据化了。在数据要素的应用（产业数据化）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通过数据赋能，使劳动生产力发生质的提升。不管是把数据作为劳动对象还是作为劳动资料，其都是独立的生产要素。但就数字化劳动过程来看，数据要素则是具有渗透性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时代取决于其数据化水平，即对数据要素的利用水平。要实现传统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关键在于提升其数据化程度。数据要素的这种渗透性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已经得到证明：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据要素投入每增加1%，产出就增加约3%；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数据要素投入每增加1%，产出就增加约1.57%。这充分说明了数据不是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二）数据要素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是围绕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要素进行的一系列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总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迄今为止，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人类的生产经营决策始终没能解决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传导时滞的问题，导致四个环节的脱节或淤堵，使整个社会再生产难以避免周期性波动。而数据要素一旦渗透或应用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就会对国民经济循环起到“疏通”和提质作用。数据要素之所以能够渗入各环节，主要在于其能解决各个环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数据要素的应用能够提高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效率。从生产环节看，除了传统生产要素数据化对产出的乘数效应外，大数据还能提高生产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比如，企业可以通过消费大数据掌握社会需求信息，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通过大数据反映的客户体验信息，改进产品质量或性能；依据大数据分析企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作出及时调整和科学规划，提高企业生产决策的科学性和灵活性。从消费环节看，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地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产品或服务；网络平台能够依据消费者的搜索信息，及时识别并推送相关产品或服务，从而提高消费效率。数据及其产品的非排他性还能使消费者享受到大量的“免费”商品或服务，比如社交平台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的通信费用，直播平台使消费者能够享受大量免费的文化娱乐消费。同时，消费者还会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不断更新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从而获得多样化的消费体验。从流通环节看，流通是市场交换效率的集中体现。各类运输主体和商贸主体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线上交易和线下物流堵点，最大限度实现流通无缝衔接；通过运输和物流信息平台建设及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各种产品和物流信息的精准追溯与实时跟踪；通过数字化支付结算系统等数字金融建设，推进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三流协同，提高交易效率和流通效率。从分配环节看，以往主要是利用传统的统计数据对收入分配水平、效率进行测度，时效性和精准性有所不足，甚至可能产生测度结果与公众主观感受之间的偏差。通过运用大数据，可以对公众的实际消费数量和消费结构进行更精准地分析判断，使宏观部门及时优化收入分配政策。在再分配环节，数据要素在税务、社会保障等工作中的普遍应用，能够大大提高体系运行的精准性、有效性和灵活性，提高国民收入再分配效率。二是数据要素的应用能够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的联系，加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并且“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四个环节容易出现脱节问题，从而导致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失衡。数据要素的应用能使生产环节更多、更高效地掌握消费信息、物流信息和分配信息，从而在生产数量、质量和品类上作出科学决策。在流通环节，产品生产、消费及收入分配相关大数据的应用，能够提升布局和调整流通设施与网络的效率，疏通流通障碍，促进构建产销对接的流通体系，实现高效率的供需对接，充分发挥流通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纽带作用。而消费不仅由于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畅通而更加快捷便利，还会在数据要素应用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下实现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例如，与数据相关的职业将大大增加，新的如以数据分析、数据运算、虚拟现实操作为内容的数据工程师等高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不断涌现；以数据要素为基础的AI技术的应用不仅创造了新的高技能就业岗位，还使中低技能人群可以借助AI技术从事以前无法从事的工作。同时，大数据能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即时的劳务信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度，减少摩擦性失业。可见，数据要素通过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渗透和疏通，实现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互联互通，促进产业结构、市场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的改善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同样，数据要素能够提高参与国际循环的效率，不仅有利于及时掌握国际经济动态，还能通过数据的国际流动带动各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提升国际生产、流通和消费效率，促进知识和技术传播，从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竞争力提升及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综上所述，在数据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和再生产环节的渗透下，生产力将实现质的飞跃。数据要素已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以后决定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关键生产力要素，而且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四、数据要素的生产：数据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生产力（一）数据生产力的定义关于数据生产力的定义，有学者把它等同于数字生产力，认为数据生产力是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内提高物质生产活动效率的客体力量。但是，过于宽泛的界定或把二者混同的做法并不利于对问题的研究。虽然说数字经济的实质是数据经济，但数字经济包含的不仅是数据要素，还包含其他传统要素和数字技术。具体来说，数字生产力“是通过数字技术融合其他生产要素，创造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生产数据要素的生产力（数据生产力），二是数据要素应用于各个产业而形成的生产力即数据要素的转化能力。前者需要通过数据产业化来实现，后者需要通过产业数据化来实现；前者把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后者把数据要素作为劳动资料。由此可见，数字生产力是数据要素的生产和应用所形成的生产力，数字生产力的外延大于数据生产力。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生产（分析处理）出来的。自然生成的数据是原始数据，即人们基于生产生活需要，在网络上活动而留下的各类信息。原始数据种类多、规模大且杂乱无章，还不能作为生产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算法，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才能使其成为要素化的数据。把原始数据转化为具有生产要素功能的数据产品的过程，即数据要素化过程。这种生产数据要素的能力就是数据生产力。没有数据的生产就不可能有数据的应用即产业数据化。数据生产力是全社会数智化转型的基石，也是新质生产力中的基础性生产力。数据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学术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专业术语将其称为算力即计算能力（Computing

作者简介：王忠，广东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大数据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萌晔，广东工业大学大数据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个人数据流通隐私保护的机制设计研究”（编号：21BJL038）的成果。摘要：随着数据流通和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第三方数据信托成为一种解决方案，但对其运行机制的研究还不深入。本文基于云存储架构中数据分隔存储的方法，设计了第三方数据信托运行机制的框架、流程与收益分配。首先将用户数据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敏感信息的“主动数据”，另一类是无敏感信息的“伴生数据”。前者存储于第三方数据信托，后者由企业自行存储。经过数据的分隔存储阶段、调取阶段和数据证券化阶段实现数据的流通，同时进行收益分配。在这种分隔存储方法下，数据被两类数据相关方控制，既加大了去匿名化难度，又弱化了第三方数据信托的权力，有利于数据要素的流通。关键词：第三方数据信托；隐私保护；数据流通；运行机制；分隔存储一、引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要保障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的安全，促进数据“可用不可见”，支持第三方机构发展。已有研究认为第三方数据信托有较好的应用前景，不过具体的运行机制还在探索阶段，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采集者过度获取用户信息、数据黑箱操作、去匿名化攻击、数据壁垒等问题。为使个人数据资源更好地参与数据要素市场，人们进行了数据信托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理论层面，Balkin和Lina等就信息受托人的可行性进行了激烈讨论，在数据信托的形式上翟志勇和Dame等就数据信托是否是一种法律实体有不同看法，孙宏臣和邢会强分析了数据信托中的主体、客体及结构的不足之处。实践层面，2016年我国中航信托探索并发行首单数据信托产品，2018—2019年英国开放数据研究所利用数据信托试点研究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问题，英国政府人工智能办公室利用数据信托研究数据共享问题和跟踪粮食浪费问题，人工智能产品提供商Element

作者简介：郑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新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面向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体系与能力建设研究”（编号：21&ZD337）的成果。摘要：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公共数据是数据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公共数据不仅能在政府体系内部流转和使用，还能在市场和社会上畅通流动并被充分利用时，才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我国公共数据开放的法规政策和标准的不断健全，各地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和数据开放数量、容量、质量等持续上升，公共数据利用成效初步显现，但也存在不充分、不协同、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我国现有的公共数据开放利用体系与能力还存在许多短板与瓶颈。对此，应进一步构建和提升有利于促进公共数据在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之间实现畅通大循环的体系与能力，以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要素价值。关键词：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数据开放平台一、引言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公共数据开放工作，自2015年《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发布以来，陆续出台多个文件，对开放公共数据作出明确要求。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并要求推进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研究建立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制度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作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首个内容，明确要求“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探索将公共数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统一的国家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和开发利用端口，优先推动企业登记监管、卫生、交通、气象等高价值数据集向社会开放。”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共享共用，释放价值红利”，“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对不承载个人信息和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公共数据，推动按用途加大供给使用范围”。公共数据是数据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在政府体系内部流转和使用，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局部和有限的，只有在市场和社会上顺畅流动并被充分利用，才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红利，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本文对我国目前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现状、体系与能力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提出可行路径。二、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现状自2012年上海推出我国首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以来，各地数据开放平台逐步上线，数据开放利用水平不断提升。调查显示，各地开放数据平台总数从2012年的3个上升至2023年8月的226个。其中，省级平台22个（不含直辖市和港澳台），城市平台204个（含直辖市、副省级与地级行政区）。但仍有近两成的省级平台和近四成的城市平台尚未上线，国家层面的数据开放平台也尚未上线。从区域分布看，当前我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整体上呈现从东南部地区向中西部、东北部地区不断延伸扩散的趋势，同时也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目前，所有直辖市，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江苏、江西、山东、四川、浙江9个省份的省本级及下辖城市，以及湖北省的全部下辖地市都已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但同时，陕西、青海省内的所有城市及海南、河南、吉林、辽宁和云南等省内的绝大多数城市尚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一）各地公共数据开放的法规政策和标准不断健全，但缺少国家层面的法规保障法规政策是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的法治基础和重要依据，只有基础牢固才能使数据开放走得远、走得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针对公共数据管理和开放利用工作制定了专门的法规政策和规划，对具体实践有较强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各省（区、市）出台了与数据治理、数据开放相关的法规政策，明确了对公共数据开放工作的相关要求。其中，上海、重庆、浙江等地制定了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一般规范性文件等多个效力等级的法规政策，形成一整套法规政策体系，从原则方向到具体实操等各方面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工作作出明确规定。然而目前，国家层面还缺少专门针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法规政策。除制定法规政策外，北京、天津、山东、浙江、四川、贵州等多个地方还制定了年度数据开放工作计划，列明了计划开放的数据集名称、字段、完成时间等内容。以山东省为例，山东省大数据局公布的“山东省直部门（单位）公共数据开放2023年度工作计划”中列明了2023年新增公共数据开放清单，并明确列出了数源单位、数据资源目录名称、数据项、开放属性、开放条件、开放方式、更新频率、计划开放时间等具体内容。标准规范是数据开放相关制度规则建设中备受关注的部分，直接影响开放数据的质量。目前，江西、广东、贵州、山东、福建、四川、广西等地已制定了有关数据开放的地方标准，如江西省的《政务数据开放平台技术规范》、广东省的《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规范》、贵州省的《政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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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摘要：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阐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作出了开创性探索。在1958年11月《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四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经济规律中客体和主体的同一性、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探索的方法论要义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批判方法和分析方法等问题作出深入阐释。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开创性探索，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依然有着深刻的学理和哲理上的启迪。关键词：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理论和体系等问题发表了系列谈话。这一系列谈话成为毛泽东当年“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的历史记录，也成为他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开创性探索的重要文本。时光荏苒，思想永存。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重读64年前这一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阐释，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依然有着深刻的学理和哲理上的启迪。一、《关于读书的建议》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挈领195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际，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凸显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1956年1月，毛泽东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为主题，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要思想。在同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发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随着1958年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进程强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新课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显露。1958年11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作出多方面的深入探索，对当时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现象多次作出尖锐的批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实践中，如何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时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突出问题。在郑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要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针对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偏向”问题提出：“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这本书尽管“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斯大林“有分析”的地方，突出体现在对社会主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的阐释上。针对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如何对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的疑惑，毛泽东特别提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对当时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一些观点作出严肃批评，认为这些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以下简称《教科书》）的问题。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述，除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外，“成篇的东西，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过”。除此，毛泽东还提出要研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为了强调读这三本书的重要现实意义，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亲笔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们写了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信中表明，写这封信“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提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的这封信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出现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偏向”有着明显的针对性。毛泽东在信中提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毛泽东的这封信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基本方法和根本遵循。第一，关于要读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要坚持“用心读”，特别要坚持“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这里讲的“用心读”，就是要读懂弄通悟透这些著作中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这里讲的有“分析”地学，就是要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在思想理论上搞清楚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不正确”“不大正确”的，或者是“模糊影响”“不甚清楚”的。第二，关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做实际经济工作的各级领导更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刻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做经济理论工作的特别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同样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如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调研中指出的那样：“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三，关于澄清是非、甄别真伪，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法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毛泽东历来坚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问题作过深刻的阐释。毛泽东提出，要“澄清是非、甄别真伪”，“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经济建设上忙于上产量、上速度，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偏向”，毛泽东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在学习和运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能否以“清醒的头脑”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势，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再次提出，“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搞懂、没有搞清楚，还是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思想认识上“澄清是非、甄别真伪”、保持“清醒的头脑”是至关重要的。第四，关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要澄清“混乱思想”，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所提出的“混乱思想”，只是停留在书本上，在具体的实际问题面前，“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这些“混乱思想”产生的根源就在于脱离中国的国情，不能从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实际出发，只是迷信“本本”，从过时的“条条”出发，即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提出的这四个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既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风和方法问题，也事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遵循和方法指向问题，在根本上就是如何把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落实和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在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之后一年，从195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专门的读书小组，对《教科书》中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作了阐释。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为基础，这一观点贯穿于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全部内容之中。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一概述，同他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探索密切相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把这一理论看作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成就之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而这一生产关系总是在与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存在，并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要搞清楚社会主义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问题，一方面必须在与之相应的社会生产力的联系和矛盾运动中作出探索，另一方面必须在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的联系和矛盾运动中加以探索。在社会主义一定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相适应“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毛泽东强调，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要始终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问题，“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同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理上又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毛泽东在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关系的阐释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在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中，要清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及其相关学科相结合的规定。毛泽东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教科书》存在的“偏误”之一就是，《教科书》虽然提到了国家问题，但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却“没有加以研究”。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讲话中提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在社会总体结构中，“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一论述对毛泽东关于政治经济学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思想，作出了适合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阐释，是对政治经济学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和指导这一学理和哲理遵循的新阐释。社会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本质规定，毛泽东不仅肯定“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把这一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生产关系与经济运行过程的联系上提出“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渗透于经济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即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仍然“有很多文章可做”，如毛泽东提出的“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是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中，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如果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所谓“资源配置”，而排除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在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也在根本上脱离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三、经济规律中客体和主体同一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揭示经济规律的本质，也要发挥好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就谈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既有作为对象的客体运动本身的规定性，也有主体本身在思维过程中对客体运动认识的规定性。主体认识的规律是否符合客体运动自身的规定性，涉及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规律的本质和人们对这一本质的认识相统一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哲学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但是，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以经济计划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为例，毛泽东提出：“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主体对客体作出“合乎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实践而且只能在实践过程中完成，实践是认识和检验对客体规律性理解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毛泽东指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在经济计划中，诸多“计划”是否“合乎规律”，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计划”是否经过实践的检验，是否合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毛泽东特别提到：“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主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沿海省份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包括新的工业建设，一直到1957年以前整整耽误了7年时间；1958年以后，沿海才开始进行大的建设，两年内就得到了很快发展。毛泽东认为：“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人们对规律认识程度的加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对当时的计划经济实际来说，“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毛泽东关于经济规律的这些思想，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强调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规律的重要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贯彻各项大政方针。”这一论述中“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等关键词，是对毛泽东关于经济规律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创新性理解和运用。1959年12月10日，在一开始读《教科书》时，毛泽东就对书中关于“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说法表示赞成，认为“这个提法好”。要立足中国具体国情，把握经济规律本质，运用和创新具体的经济形式和方法。以中国探索自己的经济体系结构为例，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体系结构，这一结构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忽略了农业发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毛泽东指出：“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一“并举”的体系结构“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关于经济规律的认识，经过对经济现实和把握实践过程的深入探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运用仍然有着重要启迪。四、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探索的方法论要义1959年12月10日，在读《教科书》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一是“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的问题；二是《教科书》关于“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观点为什么“提法好”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更需要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根本特征问题作出判断，需要对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作出定位，毛泽东从方法论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和根本任务的重要问题，也是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问题。195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是这两个阶段自身的量变过程，也必然是这两个阶段在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过程。毛泽东认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在毛泽东看来，“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言简意赅，形成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解的方法论上的宝贵思想和核心要义。2021年1月，在对新发展阶段内涵及其性质的阐释中，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引述了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必然经历若干历史阶段。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进程来看，新发展阶段必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在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量变和质变关系的方法论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经的阶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必经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发展阶段内涵及其特征的阐释，是对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还提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建成”要经历一个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要经历一个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论述，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1959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读到《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问题时指出，从各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表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从世界历史来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世纪60年代，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端于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之前，而是在这之后。正是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毛泽东认为，“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例如“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以史为鉴，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致力于“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分析，毛泽东从历史规律上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的理论作出科学论证。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发展，无论是改革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一切痼疾和弊端，还是不断优化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归根到底都是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为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的。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毛泽东阐释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变化、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学理和哲理。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不足就是“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因此，“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在这里，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史”为研究对象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不发达”的生产方式“形成史”为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现代史”还是“形成史”，都是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为基本前提的。当然，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资本“生成”和“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显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后来的《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史”而不是其“形成史”。但是，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在整体上是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阶段的“形成史”为研究对象的，而不是以其完成形态的“现代史”为研究对象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以“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或者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的“形成史”为研究对象的，在根本上都是以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发展的“形成史”过程为主导线索。这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形成史”过程中，以接续演进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和发展为理论要旨，以这一过程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形成史”为对象特征。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的实际为基础、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最具特征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内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在方法论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要同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通史”研究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对于“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在对过渡时期中国经济关系变革历史的回顾中，毛泽东提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中，有对民族资本的改造，也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如果不从过渡时期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入手，我们就不能真正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涵盖着对经济范畴历史性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时，马克思就提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而“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是由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毛泽东提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提出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范畴的历史性及其内在规定性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总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性质及其特征的演进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根本上破除对经济范畴非历史性和非社会性理解的观点和方法。在对经济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过程中，要坚持与中国经济关系具体实际的变化相结合，也要经受这一过程的历史检验。毛泽东特别强调经济范畴的历史规定性是由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方法论意蕴，提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既有异质的生产方式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质变过程；也有同一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在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这是生产方式量变的过程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社会阶段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无论是在“量变”“部分质变”还是在“质变”过程中，经济范畴的内涵和生产关系的性质都会发生历史性转变，其中同样包含“量变”“部分质变”或者“质变”的规定在内。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和分析方法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最后一天再次谈到，“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理解和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要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出发。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所要分析的矛盾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场域和既定环节中，例如，在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的矛盾问题时，就要处理好经济过程中生产与流通、分配、消费的矛盾和关系问题，就要处理好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和关系问题，就要处理好经济运行中螺旋式发展与波浪式发展的矛盾和关系问题。毛泽东对这些矛盾和关系的分析，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初几年的发展现实的根本要求为基础和根据的。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识、总结经验，不断提升理性思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体系的形成，“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在实践过程中，理论思维要接续而上；理论思维的结论反过来又能指导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得以升华。毛泽东提出：“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总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而接续前行并不断完善的。要高度重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及相互贯通。《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教科书》看起来“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著作。规律本身不能说明本身”。毛泽东对《教科书》写法上的批判性见解，揭示了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要义。在毛泽东看来，写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该实现“两种人、两个方面”的结合。“两种人”的结合是指“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个方面”的结合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毛泽东还指出，不仅“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还要有辩证的思维方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集中思考的问题。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读《教科书》问题时指出：“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探索，要用“批判的方法”而不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始终坚持的方法。在对《教科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评价中，毛泽东认为：“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教科书》“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的缺陷，毛泽东强调，写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教科书》“写法不好”的地方就是，“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1959年12月10日，在读《教科书》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只有这一条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3年第10期，编发时有删减）引用格式：顾海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开创性探索——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64周年[J].经济纵横,2023(10):1-10.责任编辑：金光敏网络编辑：刘维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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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唐教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深刻理解和领悟共同富裕，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出发，对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和逻辑理路予以准确、系统、完整地阐释。从理论逻辑看，劳动是人类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贯彻按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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