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紫鼎2022年春夏上海因新冠封城两个多月，如果从4月1日算起，到5月31日为止，是两个整月。期间新冠本土确诊病例5645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56245例，合计本土新冠感染总数612700例。新冠死亡病例588例，死亡病例占本土新冠感染总数的0.1%。这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结果，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简单。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对这588个新冠死亡病例进行综合研判，首先需要指明的有两点：第一点，死者平均年龄超过80岁。588个新冠死亡病例，平均年龄约82岁，70岁以下的很少，70岁以上80岁以下的占少部分，大部分都在80岁以上，90岁以上的也占有一定比例。第二点，综合官方通报，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病。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死亡病例（588例）致死的直接原因就是患者原来有的基础病，是原来的基础病恶化导致死亡的，和感染新冠没有什么关系。都是哪些基础病呢？大体上说，就是老年人容易罹患的高血压（重型）、糖尿病（重型）、脑出血、重度支气管炎、心力衰竭、肝硬化晚期、脑梗死后遗症、帕金森症、阿尔兹海默症、尿毒症等等基础病以及各种恶性肿瘤晚期，且往往不是一种基础病，而是多脏器并发的基础病。一般人大都知道这个常识，即高龄老人和罹患上述基础病是紧密相关的。年事高的人，不但患多种基础病的几率增大，而且基础病对其的危害风险也在增大。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平均年龄约82岁的588个死于基础病的新冠病例均是在4月17日以后（含4月17日）死的，4月17日之前没有新冠死亡病例。这又是为什么呢？是4月17日之前新冠感染人数不多吗？因为不管是否死于新冠，只要是新冠患者死亡，就是作为新冠死亡病例统计的。而一般来说，新冠死亡病例数和新冠感染人数存在依存关系，感染人数多，死亡病例数相应也会多，反之亦然。从4月1日——4月16日，正是上海新冠感染人数的高发期，期间本土感染人数达到293482例，占4——5月两个月本土感染总数（612700例，见上）的47.9%，但却没有发生1例死亡。588个新冠感染者死亡病例，全部发生在感染高发期之后的4月17日——5月26日的1个多月内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据朝中社平壤8月11日电，朝鲜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于8月11日在平壤举行。朝中社对外发布的通告称，金正恩宣布消灭输入境内的新冠病毒、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最大紧急防疫战取得胜利，并向胜利结束此次防疫大战的全国人民和人民军官兵致以热烈祝贺和感谢。通稿称，朝鲜在全球卫生动乱中成为长达两年三个月拒绝疫情输入境内而创下防疫史上其时间最长的新纪录且在如此短暂期间恢复防疫完全稳定的国家，并强调了这是世界卫生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金正恩在大会上表示，朝鲜最大紧急防疫体系启动以来，距今已有91天，初期发热病例达每天数十万例，一个月后降至单日新增9万例，此后逐步下降，自7月29日以来，再无新增新冠疑似病例，期间累计死亡病例为74例。今年5月，朝鲜宣布出现疫情，之后全国进入抗疫状态。当时外界普遍对朝鲜感到担忧，因为朝鲜既无全员核酸检测能力，也没有全民注射新冠疫苗。而且，朝鲜本身医疗条件水平不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正恩胞妹金与正则是在会议中指称，朝鲜境内病毒可能是从韩国引入，金与正更透露金正恩曾经「发烧」，即使金正恩发高烧病重，也无时无刻惦记着人民，没办法卧床休息，一直坚持到疫情结束。《朝中社》报导中并未具体提及金正恩是否染疫以及染疫日期，但按照金与正说法，可能是在暗示金正恩确诊后康复。金与正强调：「若敌人继续做出可能将病毒引入我国的危险行为，我们将透过根除病毒和韩国当局来做出回应。」朝鲜当局上个月就曾声称朝鲜疫情根源来自于南北韩边境的「外部物体」，暗指韩国脱北者团体发送的气球传单上有新冠病毒。但91天之后，朝鲜宣布挺过来了，全面进入常态体系。不知是金正恩太厉害，还是新冠本身就很怂。祝贺朝鲜，期待我们宣布胜利的那天。金正恩同朝鲜防疫卫生部门的模范工作人员以及科学家们一起合影留念来源丨朝中社、韩联社、央视网—

1976年10月6日晚，江青在景山公园摘苹果。但当晚被捕，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10月24日，北京市人民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1976年，动乱刚结束，结婚证还显得比较粗糙，很像奖状吧？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和大力支持下，中国恢复停滞了10年的高考。1977年中国的大学在“十年动乱”后第一次招生，中国美院，这所前生为“国立艺专”——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学院中77届油画系同学，是“文革”后从全国几十万考生中挑选出来的尖子中的尖子。一位澳洲的摄影师于1977年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刚刚经历文革浩劫的人们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在当时相机还是稀罕物的年代里，这位照片中茫茫人流中年轻姑娘似乎还带着一些戒备的心理盯着相机。而她，现在又在何处？1977年1月在北京东长安街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前（位置在现东方广场正中）挂出的“四人帮玩偶”。烫发经过十年“文革”后重新出现，一度成为街头“美的焦点”。1977年夏，摄于北京王府井四联理发店。这张1977年摄于北京樱桃沟的“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当时受到了批判。1978年，电影《小花》摄制组成员，背景南京中山陵。左边是唐国强，他是组里公认的完美健康型帅哥，在《小花》中饰演赵永生，右边是刘晓庆，她在影片中演赵永生的妹妹何翠姑，第一排中间是现在影视圈中少有的资深女性制片人李小婉，坐在后面那位瘦瘦的大帅哥就是后来拍出无数优秀电影的导演黄健中，站在后排英武的大男生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演员李世江。这部《小花》当年火遍全国，有一半国人争先恐后去那些简陋的电影院观看这部影片。文革期间被打入冷宫的越剧戏曲片《红楼梦》，1978年解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媒体大谈妇女解放、妇女半边天，那几年北京街头公园里，男的给女的背包、打伞一度成为亮丽的风景。舞禁初开时，对跳摇摆舞的时尚青年还有一种异样的心理，观看的人离得远远的，时而还能听到几句带刺的议论。图片1979年摄于北京颐和园。北京街头最早出现的一幅大型化妆品广告，当时这幅手绘广告画的视觉冲击力极大。1979年冬摄于沙滩大街十字路口。“星星美展”——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外展出的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此展览与同时期的“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的迎春画会展，文学创作中的《班主任》等等共同构筑了新时期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1979年的邮票，上面还是文革时改动过的国歌歌词，看上去似乎战斗已经结束，社会主义的明天一片光明。

公选当县长2012年8月9日，云南省发布云南竞争性选拔副厅级及县（区）长年轻干部35人公告。其中县(区)长职位10个。报考职位资格条件是：(1)

我知道，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耐心看这篇文章，尽管只需花8分钟，但是他们宁可去多看几个让他们爽到爆的视频。但是请相信我，你如果能安静下来阅读这10分钟，收获一定很大。01现在人越来越多的沉迷于刷短视频，却不知这不仅会使人变愚蠢，还将使人生命缩短。不信？我告诉你为什么！人的大脑里有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当人被外界刺激的愉悦时，多巴胺会大量爆发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直到8月9日凌晨，何先生一家四口仍然被拦在高速路口，不能回家。他们的房子就在几百米外的海边。为了凑够海南陵水县光坡镇要求的“连续三天阴性核酸证明”，他们已经在高速路上“漂流”了3天3夜。陵水黎族自治县（简称陵水县）是一个东毗南海，南临三亚的县城。8月6日3时52分，“三亚发布”发布紧急消息，自6日凌晨6时起，全市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除保障社会基本运行服务、疫情防控和紧急特殊情况外，全市范围限制人员流动，暂停城市公共交通。恢复时间另行通告。三亚市、陵水县、万宁市、博鳌、琼海市位置示意图当天午后，家住陵水县的何先生一家四口开车去更北部的万宁市给汽车充电，没想到下午返回时，被挡在高速出口。陵水县光坡镇防疫人员要求，必须出示“连续三天阴性核酸证明”。因此，8月6日至8月8日，何先生夫妻二人带着两个孩子奔波于陵水县、万宁市、博鳌镇、琼海市之间的高速路上。他们眼看着三亚的疫情紧张局势逐渐蔓延，临近几个县也陆续开始“静态管理”，封闭高速出口。海南环岛高速陵水县光坡镇的出口被封堵8日，一家四口终于全部完成了“连续三天阴性核酸证明”，并向光坡镇政府申请到了一张出行证。但他们回到光坡镇的高速出口，仍被禁止进入。执勤人员先是称“光人有证不行，车也要有通行证”，随后又称“只能户主一人进去，母子三人不能进”。这3天，他们给各个部门打了200多个电话，始终无果。“漂”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三天，他们没有换洗衣服。10岁的儿子肚子饿，找卡口的执勤人员要来一份盒饭，和妹妹分了吃。3天来，何先生、王女士给各个部门打了“几百个电话”，均无果何先生说，如果9日他们还无法下高速回家，已经凑齐的“三天阴性核酸”结果就将作废，他们还要继续在高速上“漂流”，但汽车电量已无法支撑。以下是何先生和他的妻子王女士的口述：需要连续三天核酸证明6号中午，我们一家四口开车去买菜、给汽车充电，以为只是一趟平常的出门。没想到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是陕西西安人，5年前在陵水县光坡镇的海边买了一套房子，本来是给老人养老的。但老人也不来住，所以放了暑假，我们就带着孩子来度假。我们是7月21日来的，这几天也没怎么敢出去玩，每天在家晚睡晚起。8月6日，我们上午10点多才起床，没注意到三亚封城的消息。中午12点吃完饭，听说三亚发生了疫情，我们有点担心，想着去买点菜，给车充电。去陵水县城买完菜，我们上了环岛高速，去东北方向的万宁市找充电桩。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阻拦。两个孩子，大儿子10岁，小女儿只有4岁，需要随时照顾，所以我们把两个孩子也带上了，但别的什么东西都没带。我们开的是纯电动汽车。在万宁市神州半岛充完电后，我们的邻居说，“你们赶快回来，下午3点钟（陵水县）就开始静态管理了。”我问她“‘静态管理’是啥”，她告诉我，就是“不让出不让进”，因为“陵水县这边有确诊病例了”（注：6日上午10点多，陵水县发布“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的通告。据陵水发布9日凌晨报告，8月以来，陵水县累计发现病例39+27例）。邻居跟我说的时候是14:58，万宁市距离陵水县45公里车程，只剩下2分钟，我怎么也不可能赶得回去啊。8月6日上午，陵水县发布“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管理”通告说实话，当时我心理还比较松懈。我以为是“只进不出”。没想到回到陵水县，在红角岭互通入口，我们被路障拦住了。我们开始打电话。先打了12345，对方说让我们打当地政府电话；我们打给光坡镇，镇政府说“不是我们封堵的，是交警大队封堵的”；我们打给交警大队，交警大队说是防疫部门要求的；我们又打给防疫办，防疫办说，“疫情有点严重，没办法，现在就是封控状态”。我们又打了110，110指导我们从另一个出口下。晚上，我们开车去了那个出口——那儿离我们家很近，只有几百米。去了发现，也被封堵了。我恳求他们，说带着两个孩子。他们说不行，说必须要有“三天连续的核酸检测报告”。但我并没有看到相关的防疫规定文件。其实大概从8月4日的时候，这里就要求三天两检。我们都在8月4日做了核酸。5日，我和两个孩子做了核酸，我老公没做。6日出门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要在社区里做的，发现排了一公里长的队伍，就打算给车充完电回来再做。没想到回来就被堵在高速口了。这个路口，200米外就是陵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几百米外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从傍晚6点多一直交涉到晚上9点多，执勤人员就是不让进去。没办法，我们只能开车往北，再到万宁市去做核酸。为了凑齐连续三天的核酸结果，我们就带着孩子，开始在高速上“漂流”。人和车都需要出行证三亚的疫情明显有向周边蔓延的趋势。6日晚上22:43，我们在万宁市做上了核酸。那里距离三亚市120公里，也已经全民核酸了，排着很长的队。后来，我看到群里有人发了截图，说万宁市增加了8个确诊。我跟老公商量，如果明天结果出来，万宁市爆出更多病例，这里会不会也要静态管理？于是我们连夜开车，继续往北，到了琼海市博鳌镇。海南的环岛高速没有路卡和收费，这时还一路畅通。7日下午2点半，我们在博鳌镇排队，一直到4点才做上核酸。这时候，博鳌也开始全员核酸了，我们不敢留在博鳌，决定去琼海市区。博鳌的医院，排起来数百米的核酸检测队列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我们在老家西安也经历了全城的疫情。但海南的疫情跟我们经历的还真是不一样。我发现，这里的人防控意识没有我们内地人高，戴口罩不够严格，有的人天一热就露出鼻子，有的人还不停嚼着槟榔，不戴口罩。我们在琼海市又过了一夜。为了让我老公早点凑够第三次核酸结果，8日凌晨2点，我们又去琼海市人民医院，自费做了一次单管核酸。为了这三次核酸，我们辗转了陵水、万宁、博鳌、琼海四个地方。这时候，琼海发布通知，琼海市也要实行静态管理了。从6日到8日，我们一路向北，看到三亚周边的几个县都纷纷“静态管理”了。8日午后1点半，我老公的第三次核酸结果也出来了，都是阴性。我和孩子还去做了第四次核酸检测。我们心想，得赶紧回家。要是被封在琼海，这三天的辛苦不是都白搭了？颠沛流离3天3夜，何先生得到了连续三天的核酸阴性结果到了博鳌互通高速入口的时候，高速已经封闭了。当地的12345说，现在都是地方管理，让我们向居住地政府申请出行证。博鳌关卡的人还提醒我们，“现在静态管理了，你们可得想好，出去了就肯定不能再回来了。”我说，没有关系，我现在是要回家。下午3点，我们打电话给陵水县光坡镇政府，说明了情况。随后，工作人员用彩信给我发来了一份盖章的电子版出行证。这张出行证显示“编号37”，写着我老公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因个人原因被滞留在高速路上，现请相关卡点予以放行，让其回光坡镇富力湾小区居家隔离”。还注明，有效时间是“8月8日17:10-17:40”。8月8日获取的《出行证》，只写了何先生的信息在电话里，工作人员还问了我一共几个人，我回答一家四口。他说去和物业核实，我也打电话跟物业打了招呼。物业管家很好，极力配合。可不知道为什么，开出来的出行证只写了我老公一个人的信息。当时我也不懂通行证和出行证有什么区别。但博鳌互通高速口放行了，我们还是万分欣喜，以为这样就能回家了。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个短视频，配文“结束游荡的日子，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有的朋友留言，还以为我们回到了陕西老家。回到陵水县环岛高速红角岭互通入口，我们出示了绿码和连续三天的核酸阴性证明，执勤的交警还是不让我们出高速。我们给他们看了镇政府开具的出行证，还是不行。他们说，现在政策变了，“你们的车需要一个通行证”。8月8日晚上，何先生的绿码出行证上的确没写“车”。但既然写了“被滞留在高速路上”，我理解，不可能一个自然人，你去高速上跑或者遛弯，对不？肯定是开着车，或者坐着大巴之类的，怎么还需要单独的汽车通行证呢？但他们不听我们的解释。带娃在路上这三天我都不想说，这三天三夜，我们是怎么过来的。6日晚上，我们把车停在博鳌亚洲湾的一个酒店停车场。我怕下车之后发生交叉感染，而且孩子们喜欢到处乱摸，就没让他们去住酒店。两个孩子在后排，我把座椅靠背放倒，给他们睡觉。我和老公就在前排座椅上窝着打盹。出门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带，没有被褥，孩子也哭闹。我老公被搞得心情烦躁，有时候就会去凶孩子。在博鳌、琼海的时候，我们每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车里。琼海已经禁止堂食。每顿饭，我们都是先在手机上找饭馆，然后把车开到饭馆附近，再点外卖。然后打电话跟老板说，不用外卖员送，在门口递给我们。我们开车到很远的地方，打开后备厢，坐在路边吃。孩子上厕所还可以随便，大人上厕所，我们就开车去找公共厕所。这些，都是为了不与社会面接触，尽量保证核酸阴性。7日那天，做完核酸，我们带孩子去海边踩沙滩。刚下完雨，我儿子跑了一身的泥，又在海边弄湿了衣裤。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没带换洗衣物，琼海的商场也都关门了。我就用自来水给他洗脏衣服。洗完之后的那天晚上，我们在车里打开空调，给他吹衣服。孩子光溜溜地坐在车上，我拿一个坐垫给他盖在身上。第二天上午衣服还没干，为了做核酸，孩子又穿上了湿衣服。充电也是一直让我们担心的事。我一直提醒老公，一定要先保证车有电，我们才能动。我很害怕车真没电了，我们被撂到哪里，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现在疫情也没人来救，那可就惨了。8日晚上，我们又打了几十个电话，都是互相推脱，都说“在督办”。这些天，“督办”这个词我已经听烦了。后来，路口执勤民警又说，出行证写的是我老公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只能让户主一个人回家，我和孩子不能过去。那肯定不行呀，我老公也不放心。我就按照之前发彩信的手机号，打给那个帮我开出行证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问他能不能在出行证上再加3个人。他说开不了，我问为什么开不了，他说“就是开不了”。他说他不在单位了，让我打电话给镇政府。我觉得他好像不讲道理。我几乎已经声泪俱下了，说我们已经游荡了三天三夜，还有孩子，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回家，希望政府能看到我们。但他有些不情愿，说下午帮我们开那份出行证，后来“还被领导批评得不像样子”。他说再帮我问一下领导，但到现在都没回复。我又给12345打电话，我说，如果你们怀疑我们是确诊病例，或者是密接，那可以把我们隔离起来，至少我带着孩子有落脚的地。我现在在外漂着，怎么办？我们还得保证自身安全，一下车感染了怎么办？我还得考虑去哪里续做核酸，考虑我的车还有没有电。我在晚上8:20打的这个12345电话，打了20多分钟。现在又过去两个半小时了，也没有回复。幸亏有交警送了盒饭从琼海出发的时候，我是打算买点食物的。但为了赶时间，也想着凑够了三天核酸，马上就能回家了，就没买。晚上，孩子们又渴又饿，我们没东西吃。3天前买的水果和蔬菜，我们吃掉了两个火龙果，坏掉的生菜给扔了，现在只剩下几个玉米棒子。我儿子下车，到执勤民警那里，“叔叔，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东西吃？”民警给他一份盒饭，他拿回来，和妹妹分着吃了。十岁的儿子问卡口民警要来盒饭充饥我在小区业主群里说了我们的遭遇。一个物业的热心大姐给我们送来了热水和八宝粥，越过栏杆递给了我们。后来我看到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带一男一女来卡口检查工作，完了在那里拍照。我们就上去，说了我们的情况，以及这三天颠沛流离做核酸的遭遇。领导记下了我们的电话，说会帮忙反映一下，然后走了。明明家就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却回不去。现在是晚上11点一刻，高速公路上除了执勤民警的警车，周围都是漆黑一片。海南这边的公路，两边都是荒郊野地，长满了树林。有邻居建议我们，不要管车了，找个地方，从小路走回家算了。但是我害怕虫子，这边还有蛇，我们带着孩子，我可不敢走树林的路。这两天，海南白天的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一会儿倾盆大雨，之后又是太阳暴晒，很闷。今天（8日）邻居告诉我们，台风马上又要来了（注：据海南媒体报道，8月8日14时，南海热带低气压生成，可能于9日加强为今年第7号台风，热带风暴将于10日登陆海南岛东北部）。要是继续滞留在高速上，明后天下暴雨、刮台风，我们怎么办？晚上11点半，又有一两位政府领导来这里视察工作，我们又去解释一番，但看样子是没有结果的。夜深了，我和老公还在不停地给各个部门打电话。防控中心说让找镇政府，镇政府说着说着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干脆不接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明天（9日）我们没地方可去。核酸如果不续做，前面连续三天的阴性结果就白做了。刚才我看新闻说，海口下午7点解除了静态管理，但我们肯定到不了那里。中间核酸断了的话，估计哪里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如果再找不到地方给车充电，我们更要陷入绝境。【最新消息】当地政府的人、纪委都来过问了。当事人何先生9日上午反馈：我们凌晨沿着郊区庄稼地里偷偷回来了，这边生态好，明知可能有蛇，田里到处能见到拳头大的田螺，随处乱窜的癞蛤蟆，吓得孩子们不停哇哇大叫，但我们顾不上了，我们怕了，心里恐慌的要命，只要往家的方向近一步至少有希望，总比这样等死强，不夸张的说，几天的遭遇，让人的恐惧到了极点，上百个电话，消极的应对，冷漠的回复让人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身边的救护车不停地从身边经过，突然觉得车里的人很幸福，至少有人安置。可能只有感染了病毒才会有人管你，像我们这样滞留想回家的人死都没人管

文：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我长期从事战斗精神与战斗力问题研究，因而高度关注俄乌两军战场表现及其透射出的战斗精神。从大量网络信息不难看出，俄乌两军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战斗精神。俄军士兵惧战避战已经影响着几乎所有战役战斗目标的实现，只是数万部队攻不下马里乌波尔，已经充分反映出官兵战斗精神出了问题。乌军与之截然不同，这里有夫妻同上战场，单腿士兵坚决上前线，作家明星富豪战死杀场，大批国外侨民回国参战（与俄罗斯大批外逃，青年拒绝服兵役形成鲜明反差）。这固然与保卫家园的决绝有关，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乌克兰进行了持续有力的舆论宣传，有效激发出军民的战斗精神，这才有了民调显示93%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国家会赢得胜利。西方所以由旁观者到步步加大援助力度，也是在看到乌克兰上下同心合力坚持战斗后展开，如果烂泥扶不上墙，谁都不会伸出援手。当年蒋介石从美国获得大量装备，但很快转交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本人也成了“运输大队长”。这说明，一支缺少战斗精神的军队再多投入都填进无底洞。第一，战斗精神乃至牺牲精神高度依赖正义性和道义感，这就涉及到师出有名。俄军战斗精神如此低落，与俄军出兵未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有关。一个是国家未进行战争动员。战争离不开民意，前线与后方高度互动，只有将氛围营造到不出兵压不下汹涌民意之时，才能在战局不利时仍不必担心社会动荡。然而，俄罗斯决策者却在国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下令出兵，因此导致错愕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网上消息，一位人脉广泛的俄罗斯亿万富翁说，除了绍伊古、格拉西莫夫和一些来自安全局的人，没有其他人知道会发生这样一场战争。在2月24日普京发动俄乌战争后几个小时，他将37名富豪叫到克宫告知战争开打的消息，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有与会者形容，“我从未见过他们如此震惊”，“一些人甚至说不出话来”，“坐在那里的每个人都被压垮了”。因为他们意识到，30多年前开始市场转型后建立的经济基础会因此垮掉，他们将“失去一切”，即便这样“每个人仍必须一直工作到下一个海牙法庭”（战争罪审判）。精英就如同先知春江水暖的鸭子，他们会最早感知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我不知人类战争史上还有没有发生过这样一场出人意料甚至莫名其妙的大规模战争！但我知道这些会直接影响着参战官兵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另一个是军队未进行战前动员。战前动员的意义何在？在官兵以什么心态和精神走上战场，又以什么作为自己直面死亡时的心理和精神支撑。只要看一下我军即便处在战争年代，每次大战役开打前都要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也就理解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然而，这项最不该省略的工作也被他们省略了，以至于很多基层官兵以演习的心态走上乌克兰战场。有消息说这与俄罗斯安全部门误导决策者有关，所谓乌克兰人民盼着去解放，不会遇到多大抵抗。这个解释仍然不具有说服力，我更愿意理解为决策者已经形成了有异于所有人的特殊心理——我可以实现我想实现的一切。为什么自战争开打我一直不看好俄军？因为自己参加过实战，对战斗动员、氛围营造、战斗精神激发的重要性有着真切感受和理解，而这决不是理论推演所能获得的东西。看一看30个BTG集中于伊久姆南部的突出部，每天前进不到两公里，被军事观察员戏称为“静坐战争”，就是因为“对于伤亡过于小心，以及对于风险的抗拒”。这其实就是缺乏战斗精神所致。除了战争动员和战前动员的缺陷，直接影响道义基础与统一国家和军队意志的战争目标不稳定也是存在的大问题。看一下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任何战争，除了对象明确，目标目的自始至终也是清晰而又稳定。俄罗斯开启的这场战争远不是这样，最初是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未实现转向乌东又将目标宏大到“终结美国霸权”，看到乌东战役胜利无望，再将目标降到只要求泽连斯基“下令释放所有平民”，如此下来如何统一参战官兵的思想和意志？！毫无疑问，俄乌双方在舆论战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样影响着民心士气。因为该问题已经完成专题文章，这里不展开来谈，只是提及一个最新信息，以期引发思考，看出其间端倪。英国首相约翰逊5月3日向乌克兰议会发表视频演讲，这是首访基辅后又以新方式拔得头筹。他不仅提出在以往4.5亿英镑援助基础上追加3亿英镑，而且强调了这样的观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资金和人道主义援助，直到实现我们要乌克兰更强大的长期目标”（内含西方安排的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他还说，“你们摧毁了普京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你们国家军事历史中，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之一”，“这是乌克兰最美好的时刻，它将被世代铭记和传颂下去。”我在上篇文章《预测俄乌战争后的乌克兰》一文中提出，战后乌克兰会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经济中上国家，就是基于西方已经确立的战争目标而言。更早前我针对俄乌战争将在什么情况下结束这一问题，明确提出在一方战败时结束。看一下5月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在电视节目中宣称，乌克兰不可能与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俄罗斯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投降。你可以将此视作文宣，但与美英等国所公开的战争目标相对照，问题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第二，僵化执行与灵活作战。这个问题不是从战术角度提出，而是从思想和思维角度分析。俄军乃至俄罗斯继承了苏军和苏联的政治衣钵，而苏式管理教育最大问题是等级基础上的刻板和僵化，以此为基础进行洗脑教育，结果只能是去除各级指战员的战场发挥和创造力，导致作战中缺少灵活性。没有上级命令便不知变通，直到等待上级命令过程中被消灭。这也为乌军斩首行动所产生的战场效果所证明。换句话说，和平情况下或阅兵场上的整齐划一大多是以牺牲战场上的灵活机动和自由发挥为代价。为什么直到目前，俄军高层还要走到战场实施指挥？与其读出他们勇敢，不如说是信息技术落后和思想观念陈旧。在信息技术已经解决了远距离指挥的今天，包括决策层仍然走上战场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打拉登就在五角大楼中对海豹突击队实施即时指挥）。不管信息技术问题还是思想观念落后于时代，都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可以肯定，像乌军这样将无人机大规模应用于作战中的作战样式创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在俄军，其只能固守陈旧作战思想，哪怕是远离时代的二战思维。可能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与俄军一奶同胞的乌军不是这样？因为乌军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训练。有分析文章介绍，自1994年乌克兰加入和平伙伴关系方案（PfP）后，乌军官在北约军事院校接受训练达20年之久，尤其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多国为上万乌军提供更具实战意义的训练，由于乌军官兵接受了“在行动中思考”的教育训练，终于从苏联僵硬模式中走出。这就有了俄乌战争一开始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小分队独立灵活作战。当总参谋部把整个作战目标直接下达至基层官兵，那么所有战斗小组都清楚整个作战意图，进而灵活发挥。如果其一直沿习苏军模式，思想被管死，脑袋被洗傻，断不会打出今天的结果，乌克兰灭国可能已经化为现实。所以，我认为俄军以惨重损失再次证明一个基本道理：愚人者自愚，洗脑者被洗。任何不是通过启蒙和激活思想，而是试图通过控制思想和洗脑教育来获得战斗力的企图，都是自废武功。换言之，洗脑与启蒙，控制思想与激活思想，泯灭创造力与激发创造力……，这是两条道路和两种逻辑，二者尖锐对立，不可能相生相伴。一句话，俄乌战争给世界所有军队一个深刻启示，一支缺少灵气的军队，现代化装备再多，都无法应对科技迅猛发展变化的战场环境，及其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战法，一旦进入实战，所有巨额资金堆砌起来的装备都将成为新观念新思维新战法下的祭品。第三，接受实战考验和磨砺的官兵多寡，对士兵人格生命是否尊重，都对战斗精神产生直接影响。勇敢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战斗中形成并接受检验。所有的战争战役战斗理论都必须源于实战并再次回到实战。在世人心目中俄罗斯是个战斗民族，俄军许多年来不断出现在战场上，给人感觉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实际上，这涉及两个较少受关注的问题，一个是走上战场的是小部队，更大部分从未接受过实战的考验。再者作战对象都很弱小，这种情况下调集精锐出战，总能打出一定的气势。大规模出兵考验的体系化作战能力，技术后勤保障能力，全员齐装水平。同时则是大量从未经过战争考验，甚至训练不足的义务兵占了过大比例，其软肋便暴露出来。乌军有所不同，自顿巴斯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兴起，8年来乌军就没有停止过战斗，几乎所有精锐部队都经历了战争考验和实战磨砺。因此，俄乌战争开打，他们不需要适应转换期，只是改变作战对象需要一个心理调适而已。至于对士兵人格和生命的尊重差异，只是几个现象就能看清。或许俄罗斯伤亡过大的原因，抑或遗传了苏联军队以高大上名义抑制了对官兵生命的尊重，这次战争中俄军对牺牲官兵遗体照顾远远不够，乌克兰甚至以此将俄罗斯的军，他们把大量俄军尸体堆上火车喊话俄罗斯拉回。相比较乌克兰，甚至一个小村庄也会为牺牲在战场的士兵举行祭奠仪式，护送士兵遗体车辆经过之处，老百姓皆单腿下跪致敬。我在一个高级干部为主的微信群中看到一位领导干部转发小视频，感慨“战斗民族”对自己牺牲者的尊崇，我提醒他看一下国旗，视频反映的是乌克兰民众，他尴尬解释。当视官兵生命如草芥，那么纪律涣散和战斗精神瓦解也便成为自然和必然。本文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1980年入伍，解放军大校参加过三次边境作战—

三亚不能批评吗来源：旧闻评论作者：照相的宋师傅澎湃新闻对三亚疫情的报道，引发了海南官媒的反弹。海南日报旗下新媒体矩阵转载了一篇批判文（见本号昨天《对三亚疫情防控带节奏，某媒体澎湃得“太离谱”》一文），使用这种委婉的手法，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抗拒岛外舆论监督的意思。海南官媒急于洗刷这座大型离岛遭到的“污名化”，却更紧地拥抱了本该尽快挣脱的不光彩。澎湃新闻及其他机构媒体对三亚疫情的报道，集中在滞留游客6日前后的仓皇经历，消息来源为游客本人居多，这是处理突发新闻时最常规的做法。这些报道为外界了解三亚疫情提供了一手讯息，为岛外关注三亚乃至海南疫情创造了必要条件。批判文认为澎湃拿三亚疫情做头条，是省略其他议题。如果是一般自媒体说出这种话，还可以谅解，毕竟隔行如隔山，可恰恰是由省级党媒加持的属下媒体这么说，其表现出的媒介素养，的确会让人轻视海南新闻界，以为海南新闻界无人，这是很糟糕的。批判文用诛心之论，揭露澎湃新闻的报道用心，着实令人尴尬。若要诚实地讨论澎湃报道的“动机”，或许可以有两个依据：一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依据，“新近变动的事实的报道”，三亚作为网红城市突发疫情，且关系重大，媒体奉为头条再正常不过。第二个依据，是上海与三亚的城际联系。今年6月22日，三亚文旅部门专门针对上海招揽游客，使用了具有诱惑力的“阳光重启，大海想你”。本轮海南疫情受影响人群中，上海人占很大比例。三亚疫情的含沪量很高，澎湃新闻位于上海，做新闻有接近性。上海游客是疫情发生前重点争取的游客群体，疫情发生后，上海媒体不论是本着新闻属性还是新闻的特性报道，都是非常常规的操作，但在海南媒体的眼里，这都成了居心叵测的“证据”。不客气地说，这是很幼稚的批判，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作为海南当地媒体，如果认为澎湃新闻有报道失实的地方，大可以用自己的报道来完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考虑到岛内媒体在这方面有难处，自然也可以稍微等待，用政策报道来抵消岛外新闻的副作用。三亚滞留酒店游客住宿减免，与岛外媒体报道推动不可分。批判文在质疑了澎湃新闻的动机后，也没有挑出澎湃报道的“失实”后，开始借用“无视防疫大局”这类大帽子，认为澎湃是“带负面节奏”。逻辑上，一旦有人讲出“没有大局观”“带节奏”这类说辞时，基本就代表他不准备讲道理了，批判文用长长的单句分行自证了这一点。在“没有大局观”的大帽子下，批判文又给澎湃戴上了一摞小帽子，“以偏概全”“标题党”“戴有色眼镜”。岛内媒体很难在疫情报道上有所作为，以致于它们无法用新闻对新闻的模式对决澎湃，所以只能使用“打棒子”的手法，这仍然是可理解的，尽管相当无力。海南党媒这篇批判文最离谱的地方，还不是它对岛外舆论监督的敌意，而是它自认为发现了“万万千魑魅魍魉”——提出他们认为无理要求的游客是“鬼魅”，然后被认为带负面节奏的“某些媒体”是“魍魉”。很难想象，一地党媒可以对游客与同行做出如此画像。从截图看，确实有滞留游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但这个事实未经核查，只是评论区留言，在用作批判素材前，岛内媒体最好核实清楚。其次，滞留游客提出怎样的要求，不代表它就会被满足。滞留游客与岛内防疫之间有利益冲突，可以协商解决，但谩骂不是选项。批判文看似区别了多数与个别，但这只是批判的小技巧。这种看似辩证的批判法设定了一个陷阱，那就是：它可以将任何看不顺眼的归为“某些人”“少数派”，然后将“个别”“少数”及其诉求打入另类，认为是无理取闹，而后就可以用这种辩证法来矮化。外地游客与岛外媒体当然不全是对，可假如岛内党媒认为只要不合己意，就能如此谩骂抹黑，那确实让人不寒而栗。三亚乃至海南作为游客目的地，游客难免与本地商家、乃至临时政策有抵牾，比如万一遇到天价海鲜宰客申诉，也要被当作“鬼魅”？在事实上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将观光经济放在重要地位的海南岛，遇到关切数以万计游客切身利益的突发事项，当地党媒竟然如此仇恨舆论监督、如此涂污游客形象，这样的事实反差与言辞羞辱，是极其少见的。党媒写作、刊发这样的批判文才是“狭隘”与“不专业”。很多读者面对海南党媒淡化舆论的表现，面对这篇乱打棒子的批判文，都是边读边笑的，认为它的行文、用词、逻辑都是一个笑话的套路。可如果真的将海南的利益放在心上，或者真的把三亚、海南当作旅游的去处，设身处地地想，又会感到惧怕与悲哀。作为一名游客来说，他最害怕的不是旅游目的地有自然的风险，而是去到当地受欺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帮助。批判文将矛头指向自认为的“万万千魑魅魍魉”，看似很解气，实则上强化了游客最担心落入的那一种旅游环境，那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孤立无援之境。海南抗疫自有其挑战，这么多游客要安置，对人力、财力都是大的挑战。但既然像三亚这样用“阳光”“大海”将游客吸引来了，就应该有“阳光”般能量，有“大海”般胸怀应对得当。而不是用阴暗的心态恶猜正常舆论监督，或者用狭隘的岛屿心态谩骂树敌。三亚乃至海南在抗疫中有付出，党政干部有辛劳，涌现感人事迹，这与滞留游客有抱怨有不忿，与岛外媒体有报道完全不矛盾。批判文将两下对立起来，体现了将游客当作门客的落伍思维。观光经济不是对游客予取予夺的经济，当地要提供足够的诚意和稳定的善意。报道三亚，批评三亚，并不等于不理解、不支持、不相信三亚。批判文在三亚疫情舆论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真正“不理解”“不支持”“不相信”三亚的是恰恰是批判文体现的思路，它将游客与三亚、岛内与岛外对立起来，这种自我封闭的岛民心态亟待破除。三亚疫情早期可以理解的暂时混乱，确实带来了一些舆论影响。但比较起来，污名化社会监督的批判文制造了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恶劣的舆论效应。岛内为淡化舆情而采取的传统手法，在模式上陈旧，在效果上适得其反，批判文不仅没灭火，反而成了助燃剂。那些要求澎湃新闻“道歉”的岛内声音，有同仇敌忾之意气用事，却无海纳百川之海岛情怀。这样的声音，加之这样的批判文所透露出的价值取向，会持续地降低游客对海南的社会评价，持续地增加游客对这座岛内旅游生态的不安，毕竟谁也不想被当作“魑魅魍魉”受攻击。—

的固体甲烷和一氧化碳，冥王星表面的黑暗部分可能是一些基本的有机物质或是由宇宙射线引发的光化学反应。冥王星的大气层主要由氮和少量的一氧化碳及甲烷组成。大气极其稀薄，地面压强只有少量微帕。[61]

《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

连续两天头条、次条都与三亚疫情相关，东海演训活动、900年古迹被烧毁，等等啥的都不重要，统统靠后站。连续两天五篇事关三亚疫情的报道，标题中都是“暴涨”“就很离谱”“趁机涨价”“很挤但没办法”等夸张的字眼，文章中都是以偏概全甚至道听途说的负面事例，都是类似僵持、不留余地等带着质疑的字眼。头天在头条发布的新闻，第二天改个标题、加点素材再发在头条，受访者都是“蔡女士”，只不过一个是从床上“弹起”、一个没有“弹起”，一篇中只有“蔡女士”、另一篇中增加了“王女士”和“黄女士”。作为一个外地媒体，这样的报道，正常吗？这样的态度，合适吗？这样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有意思吗？这个媒体，真是够了。你的行为，真的如你的名字一样，实在太“澎湃”；更如你的报道的标题一样，澎湃得“就很离谱”。请问你们，你们与三亚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这么无视疫情防控大局，这么竭力的带负面节奏？是你所在的城市出现疫情那几个月，三亚没有千里驰援？还是你们疫情结束后一波接一波来三亚时我们没招待好？是你所在城市的病例“两人叫停一座城”时三亚人民对你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言论，伤害了你们的感情？还是这波疫情中，有三亚人去到你们所在的城市，又引起了恐慌引起了骚动，让你们过得不安、不爽？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抢夺了你们的地位、你们的前途、你们的生意、你们的光环？还是上一年海南超10%的GDP增速让你们脸上无光？或者，三亚是你们的某个主编、某个大佬、某个投资人的伤心地，不黑一下不打压一下三亚无法向老爷们交代？如果这个媒体是个人自媒体、是某个小巷小街的小报纸，那它的狭隘、它的不专业，我还可以理解。但点开后台看了下，这个媒体竟然是某大型报业集团的官方号。作为官方号，这么不顾大局、这么以偏概全、这么标题党、这么戴有色眼镜就说不过去了。这个称之为“澎湃”的新闻媒体，请问：你们还记得你们媒体创立的初衷吗？你们的深度你们的公信力去哪儿了？你们那一股所谓的澎湃激情去哪了？你们作为新闻人道德去到底哪儿了？疫情是面照妖镜，照出了千千万英雄榜样，也照出了万万千鬼魅魍魉，狮子大张口提无理要求的某些人是鬼魅，丧失新闻人道德带负面节奏的某些媒体是魍魉。诚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而且是据说是继武汉、上海疫情之后形势最为严峻的一波，面对国内首次发现、目前传染力最强的奥密克戎BA5.1.3变异毒株，三亚这座海滨小城虽有预案但的确还有着很多准备不充分、应对不及时的地方。但，这些，只是瑕疵，不能因为一点瑕疵就否定一座城市；这些，只是个别事件，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就以偏概全的带节奏；这些，只是抗疫大路上的小坑小洼，很快就会有养路人给填补上，不能总盯着这些小坑小洼逼叨个不停，看不到那些在大路上流血流汗坚持往前走的人群。作为一个官方媒体，作为一个有道德、有品德、有良知的新闻人，在疫情防控大局之下，他们的眼光应该是向前的、而不是停滞的向后的，报道的角度应当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孤立的，带起的情绪应当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吐槽的，达到的效果应当是激励的、而不是打击的黑化的。这些道理，我们作为一个身在海滨小城、没见过大世面的市井小民都知道，不相信他们这些身居国际大都市的精英们不知道。他们全都知道，但他们只是不愿去看、不愿去听、不愿去说、不愿去相信罢了。仅80万常驻人口的城市保障8万游客的困难之大他们看不到！三亚市各行各业的资源向游客朋友们倾斜的行动他们看不到！市委常委声嘶力竭的在机场安抚滞留人员他们看不到！滞留机场人员全部送到海边酒店免费隔离他们看不到！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连夜赴三亚开展工作他们看不到！政府机关、医务工作者、志愿者们的辛苦付出他们看不到！那些理解三亚、支持三亚、相信三亚的游客朋友们他们看不到！（笔者的小学同学，滞留在亚龙湾酒店中，电话里，满满的都是对三亚的点赞）各省、市医务人员迅速支援的暖心他们看不到！三亚人民的坚强、坚守和支持配合他们看不到！他们只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他们只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他们只想传播他们想传播的。他们的笔下，只有那些差、那些弱、那些漏洞、那些戾气、那些三亚正在改进正在改善的。心中无美意，眼中无美景。也许，可能，有些人的心已经黑了，所以才只看到了黑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某些不可名状的原因，故意而为之吧！告诉他们，他们的恶意报道，已有多人举报，希望，微信官方能给予公正的判定。正告他们，他们无视大局，大局也不欢迎你们。疫情期间，也就罢了，我们要集中精力抗疫，没工夫搭理他们那三瓜两枣。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三亚会记住。疫情过后，我们有德报德、有怨我们还是报德，但账，我们会算，会永远记住。三亚的海很澎湃，我们很乐意用我们的海涤荡他们的心，尽最大努力和善意让他们恢复到从前的澎湃。PS：文中图片，部分来自朋友圈，均获得授权，其余图片来自网络！借此机会，向所有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小伙伴们致敬。向所有支援三亚、理解三亚的人们致敬！加油三亚，加油海南，加油我的国！最后，再分享一篇朋友写的文章！文中的观点，也正是我想表达的！—

来源：网易号

已经静态管理超过9天的河南商丘民权县正迎来更加严厉的管控措施。8月3日晚间，商丘市民权县发出“全域人员赋码管理通知”，决定对全域人员赋码管理，其中绿洲街道、南华街道、北关镇、王桥镇、老颜集乡、白云寺镇、野岗镇等7个高风险区人员赋红码管理，伯党乡、花园乡、胡集乡、人和镇、双塔镇、孙六镇、王庄寨镇、林七乡、褚庙乡、庄子镇、程庄镇、龙塘镇等12个中风险区人员赋黄码管理。此前，第一财经日报刚刚报道过，自7月25日以来，民权县已经静态管理超过9天，并提出“对7月20日以来进入民权县域停留4小时以上，目前已离开民权县域人员赋黄码管理”。8月3日晚间，民权县管控措施进一步升级后，有网友表示，目前人已经离开民权身处郑州，但也被赋了红码。此前，民权县12345热线工作人员解释称，赋码主要是为了防止疫情外溢采取的措施，如果人在河南省内，可以找当前所在地的社区开“转码证明”后提交转码申请。在此外，黄码目前只会影响到“豫康码”的颜色，不会影响到外省市的健康码颜色。【相关阅读：河南商丘感染者破百：对外地人赋黄码+静态管理+48小时核酸】商丘市民权县位于河南省东部，下辖17个乡镇和2个街道。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显示，截至8月4日0时，民权县共有高风险区18个，中风险区8个，而且都是以村和小区的单位来划分。而按照商丘市民权县发出的最新“全域人员赋码管理通知”，全县的19个乡镇街道中，7个被划为了高风险区，12个被划为了中风险区。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发生本土疫情后，根据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活动轨迹和疫情传播风险大小划定高、中、低风险区域。将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原则上以居住小区（村）为单位划定。民权县在此次赋码调整时所述的风险区域划分并不符合第九版的规定，与其之前上报给国务院的风险区域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个主流媒体发布的消息，瞬间上了热搜。看到这个消息，喜欢激动的网友们，立马变得不淡定了。有网友问：“这是什么操作？”有网友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如果民权县全域人员都赋红黄码，那么县委书记县长是什么码？如果他们也都赋红黄码，省里市里要他们去开会汇报工作，咋办？”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区域链接：据民权县政府官网《民权简介》介绍：民权县位于河南省东部，总面积1238平方公里，下辖17个乡镇和2个街道。古称“戴邑”，是戴姓发源地。同时，民权还是“南华真人”文哲大师庄子、“梦笔生花”南朝才子江淹故里。境内有中州四大名寺之一的千年古刹白云禅寺、齐桓公两会诸侯的葵丘会盟台和“中国画虎第一村”王公庄村等历史文化旅游名地。转自：融观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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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张星星在央视财经新闻中看到，银保监会农村银行部主任王胜邦讲话，称涉事的4家村镇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新财富集团“内外勾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意味着，储户们的存款不再是存款，而是“犯罪资金”。

2022年7月5日，一份落款为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某某、邓某某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在网上引起热议。上述文件内容显示，20世纪90年代，广西自治区全州县唐某某、邓某某夫妇超生（第七孩）的孩子由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如今，这对夫妻上诉要求追究这起“拐卖儿童事件”。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称，经核实，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没留存任何记录。因此，我局对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随后，一份落款为全州县公安局的《全州县公安局转交信访事项告知书》在网上流传，其中提到，关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邓某某向桂林市政法委提出“要求对全州县安和乡原副乡长黄某某、原计生站站长高某某等人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立案侦查”的事项，信访部门已登记，并依例转全州县公安局安和派出所办理。以下是当事人刑事控告书全文；关于对桂林市全州县安和乡原副乡⻓⻩焕雄、安和乡计⽣站原站⻓⾼丽君、原副站⻓邓必⽣、原司机盘定泰等⼈涉嫌拐卖⼉童罪⼀案⽴案侦查的刑事控告状控告⼈（被害⼈邓⼩周⽣⺟）：唐⽉英，⼥，0

闹剧结束，我和我妈到家刚过了两天平静的冷战生活，新的灾难又降临了。这场灾难登上我人生的TOP1，让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容貌我的身材，还有我的社交礼仪、美好的品德和性格，甚至是灵魂都被摧毁了。

来源：九州夜谈0.00068毫米？都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了！这标题不能不吸引人了！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原文，内容如下：4月19日，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标准件中心，方文墨在加工飞机零部件。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标准件中心拍摄的“方文墨班”和“方文墨劳模创新工作室”部分成员合影（4月19日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方文墨班”是一个只有9名工人的钳工班组，不过，他们当中有3人获得过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冠军和金奖，4人获过省、市级技能冠军，共计斩获市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冠军12个。他们创造的0.00068毫米锉削公差，引领着我国航空器零部件加工的极限精度，为国产战机关键部件的安全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4月19日，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标准件中心，青年工人杨国心在加工飞机零部件。他们中有人从小就喜欢摆弄机器。他们读技校、进工厂立志技术报国。他们年纪轻轻就甘坐“冷板凳”勤学苦练，每天提前2小时到单位，机械性地重复练习锉制加工技术，别人做到加工公差达标即可，他们却自我加压永远将公差缩减至标准的一半。4月19日，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方文墨工作室，青年工人杨国心用杠杆百分表测量飞机零部件平面度。沈飞标准件厂二楼工作室内操作台下，磨损严重的一方方木质地板，不锈钢工作台上留下的一处处汗渍，见证了他们的坚守和付出。他们常常练得双手水泡上面摞着血泡回家拿针挑破后接着练。4月19日，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方文墨工作室，方文墨（右）在指导青年工人马凤喜（左）。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冠军班组”的小伙子们，用无数个流血流汗的日夜，换来了青春的“开挂”和绽放。这个班组和以他们为主体的创新工作室，累计攻关课题150余项，协调工艺问题40余项。班组凭借精湛技艺，对于组装中出现故障和偏差的部件，不用拆开，凭借“盲锉”也能打磨到位，用“中国精度”支撑起了国产战机的“中国高度”。4月19日，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方文墨工作室，青年工人杨国心在挑选量块。如今，他们是工友的标杆，是家人的骄傲，他们是新时代的热血青年，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工匠。4月19日，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标准件中心，“方文墨班”部分班组工人在工作。他们的青春之翼，因磨砺而坚强他们的劳动之花，因汗水而灿烂他们的人生之路，因奋斗而宽广。果然是一篇好文章！在文科生记者的生花妙笔描绘下，再配上摄影角度极佳的工具、简陋的作业间的照片和短视频。有没有一种“我们硬是凭借算盘，造出原子弹”的浓浓时代风？如此正能量的好文，转发的媒体可真不少啊！不过，这篇妙妙的文章转到网上，相关行业的“工匠”们坐不住了！有问这位是用得啥工具的，也有说这么大的活，咋车间都不整个大空调？当然不少师傅们还对0.00068毫米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也随手查了一下。乖乖不得了，这都到纳米级别了。再努力努力，争取用锉刀锉个芯片出来吧！2纳米咱暂时做不到，来个28纳米的如何？—

转自哲学园理性思考，就是对人性之恶的警惕……

现场视频4月30日，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居委会引发了社会关注，几个村子几乎同一时间被曝光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据当地居民反馈，他们在居委会院子里发现了大量未发放物资，民警带头和居民一起打开了居委会的大门，将囤积的物资取了出来。这些物资用白色泡沫箱装着。群众愤怒地将里面的菜倒在地上。倒出来后发现，大部分菜都已经烂掉了，引起大量居民的愤慨：好多人都吃不上饭，宁可烂掉都不发。越来越多的居民围上来。民警对着群众喊话，称已经将具体情况上报给上级部门，希望大家保持理性。除了二村，其他村子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据张庙街道泗塘四村的村民介绍，居委会的人想用垃圾车转移物资，结果被当地村民抓到了现行。从画面中看，这些物资用黑色的垃圾袋套着，一眼看上去很像垃圾。四村的村民还表示，就是因为看到二村的事情曝光闹大了，四村才想要转移物资，没想到中途被居民堵住，计划没有得逞。泗塘五村的居民反映，居委会将物资藏在了棋牌室里面。也有泗塘一村的居民反映，称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物资，而宝山张庙街道发布的已发放物资清单中，显示已发放。一些网友证实了视频的真实性，表示驰援这些地方的物资都写着“喀什驰援上海”“云南上海一家亲”等字样，这些物资并未发放到居民手里，而是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租住在浦东三林公寓的网友，疑似收到过这批物资。也就是说，整个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不是个例，而是区域性质的有意谋划。当地民警和街道办负责人介入调查。宝山区张庙街道办事处主任黄某某来到现场对群众喊话，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对于物资发放问题，将会彻查，一定会让事情水落石出，如果发现有问题，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第二件事情，关于第五批大礼包发放的问题，已经在公众号上给出说明，要求大家去网上查看。刚刚说完，黄主任的声音就淹没在了群众的呐喊声中，因为他说29日开始发放，但29日早已过去却一直没有收到。其实不难看出，既然公众号上已经发布了相关信息，就说明收到了物资，并且对于物资发放问题制定了相关计划，但是在最后一个步骤上面出现了重大问题。希望上海有关部门彻查此事，如属实，应严惩不贷！—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封城。前天始，上面这张上海外滩长草了的图片在朋友圈疯传，网络上开始沸腾了。昔日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人流如织的上海外滩竟荒凉如此，人们百感交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往日上海滩的繁华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的呢。当晚，官方的“上海网络辟谣平台”发布辟谣文章《网传外滩长草了？我们连夜去看了看》说：外滩没长草！文中还说明是咱们的摄影记者连夜赶往外滩拍摄的，这天申城的天空飘着雨。结果，第二天，“上海网络辟谣平台”辟谣文章《网传外滩长草了？我们连夜去看了看》文中提到的摄影记者海沙尔，在朋友圈和新浪微博同时又反辟谣了“上海网络辟谣平台”辟谣。海沙尔小伙子承担了核实上海外滩长草图片真实性的任务，但由于那天雨太大，外滩一圈没有跑得下来，想第二天再去找这个地方。因此图片的真实性与否还有待证明。小伙子是个实诚人，面对平台以自己名义辟谣，说了个大实话：“为什么要署我名辟谣呢，这有什么好辟的呢？”是呀，当下大上海，需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辟的谣还真的多，比如网传的那么多录音和录像，比如物资供应，比如因新冠和因封控，究竟有多少市民分别罹难？终于知道海沙尔是《解放日报》摄影记者，一位哈萨克族帅小伙。海沙尔来自新疆，是上海大学2011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曾经获得2014年度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曾获得多次歌唱比赛冠军。不愧是能歌善舞的哈萨克族。2015年毕业后，海沙尔加入《解放日报》，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今年2月刚刚参加完北京冬奥会摄影报道工作。上海疫情发生期间，海萨尔骑着电瓶车，一直战斗在抗疫第一线。一个月没有人类光临，外滩长草很自然。人，你可以让他不发声；但小草，你阻挡不了它春风吹又生。不信谣，不传谣。希望官方辟谣平台保持严谨、实诚的态度，不要人为制造拙劣的谣言，要为官方的公信力多贡献点力量，要拿出辟谣“外滩长草”的精神为市民发声！

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里程碑——同济艺术，或者说同济笑话——诞生了。想寻找快乐的可以直接翻到本文后半部分。首先说明一点，我有不止一个在同济读书的朋友可以证明我下面所说基本都是真的。如果我失误引用了一些错误信息，乐意接受指正。事情是这样的，沪上疫情爆发以来，各种防疫乱象层出不穷。而在上海的大学里面，同济又尤属在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等方面做得最差的那一批。同济大学在此次疫情中做得不好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女生800人抢50包卫生巾、男生800人抢200桶方便面、封校几十天仍不断有新增、饭菜质量和数量都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直到今天，两件事引爆了网络舆论。第一件事是一篇名为《同济大学的学生们不忍了！》（作者微信公众号名为“我会永远在你身后”）的文章获得了大量阅读与转发——直到晚上文章被删。文中内容大概是分享了同济大学发放了大量劣质猪肉和蔬菜，它们包括老母猪肉、猪乳头肉、没煮熟的肉、带寄生虫/甲虫/蛆的肉等等.......现在还可以在微博的

邓正来（1956年2月-2013年1月24日），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2003－2008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任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邓正来颇为遗憾的是，学术讨论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处于严重缺位的状况······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开展学术讨论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开展不起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平等讨论的问题。01.众所周知，学术讨论的基本价值乃在于讨论参与者至少能够在其所讨论的问题上增进知识：不仅可以逼得讨论者把观点阐释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够使讨论者意识到各自视角的限度。再者，学术讨论还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大学氛围：既能够给参加讨论的研究生产生阅读和思考的动力，同时也能够给参加讨论的教授提供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的压力。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学术讨论或开展学术讨论有意义，实是因为学术讨论是一种为了更确当地认识我们的问题而开展的智性活动，它是以个人理性存有限度、任何观点都存有局限、以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质疑任何既有前提或前设为其基本预设的。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却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普遍且明显的现象，即上述对研究生和教授都有助益的学术讨论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则处于严重缺位的状况。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甚至可以说不再是学术讨论缺位这个问题了，而毋宁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还有没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绝不是某一届研究生自身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力量抑制了研究生这种能力所致。这些结构性力量深深地嵌在中国的教学制度、教授的教学实践活动和研究生的应对策略之中，甚至还隐含在教授和学生采取这些制度、活动和策略的前设之中。众所周知，如果不是中国的高校中存在着这类抑制性的结构性力量，或者说如果不是中国的高校中这类抑制性的结构性力量在发生作用，那么为什么新的研究生来了一届又一届，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依旧开展不起来那些有助益于研究生学习和有助益于激励教授更新知识的学术讨论？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极其偶尔的情形下开展学术讨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讨论”依旧是“一言堂”式的说教或者“一种调子”的不同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学术讨论。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开展学术讨论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开展不起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平等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结构性力量进行追问和质疑。02.在我看来，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力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力量，有着许多彼此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但根本上是因为下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所致，因为正是这两种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学术讨论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第一，“行政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往往是带着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参加学术讨论的，这很正常。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正常的事实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行政级别”与“观点正确的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行政与学术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行政因素渗入进了学术讨论之中，实际上更是使学术讨论在行政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级别的“一言堂”，因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特定要求使得学术讨论中的批判性丧失殆尽了，而批判性的丧失则在根本上意味着学术讨论的消解。第二，“辈分与学术不分”的观念。众所周知，在中国高校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中，教授与研究生一起对某些问题进行学术讨论乃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且教授指导和教授研究生也是当然之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类正常的事实在我们的教育活动或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讨论者的“辈分大小”与“学识高低”是成正比关系的，甚至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亦复如此。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一以贯之的“满堂灌”方式扩展到了学术讨论之中，而且更是在实践中把学术讨论变成了教授对自己的各种具体主张或论断所做的另一种形式的“灌输”或“强化”。众所周知，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研究生提出的任何观点在学术上都是“较低级”的观点，进而也就丧失了质疑教授或老师观点的正当性；再者，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高辈分者在捍卫这种观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采取的行动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的可能性。03.毋庸置疑，上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一方面使得我们在那些偶尔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大体上只能发现两种论式：一是“御用”或“注释”型论式，二是强化一己之论断的论式；而另一方面则促使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对策：在学术讨论中要么大而化之胡乱吹捧，要么沉默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讨论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不仅丧失了它应当具有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对这种学术讨论丧失了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讨论甚至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遗忘了他们与老师甚或与他们自己的同学还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我认为，为了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利益，甚至是为了中国学术的未来，我们必须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中的那些抑制性力量极其赖以为凭的那些观念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并做出理性且严肃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就眼下的情形而言，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也包括作为大学教授或老师的我们所做出的努力，亦即我们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以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努力为学术讨论所提供的前提条件。—

其二，越俎代庖。10位学者联名举报的是，何伟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而何伟是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的，理应由中大学术委员会组织调查和认定，何以北外学术委员会急忙忙来抢活，难道不感觉瓜田李下吗？

辽宁辟谣了上海的辟谣，网传辽宁向上海捐赠的蔬菜被扔进了垃圾桶，这是什么奇葩事件？4月14日，据中国日报网报道，辽宁驰援上海米面油菜共计2300吨。文章中称，4月10日深夜，辽宁货站大棚内，志愿者们将蔬菜分拣、打包，一辆辆重型卡车在此集结。4月12日上午，68台满载生活物资的货车在辽渔大连湾新港码头驶入辽渔集团的大型轮渡，奔赴上海。车上分别挂有“上海加油，辽宁挺沪，心手相连，共同守沪”、“辽沪情真，齐心抗疫”……等文字。为向上海援助捐赠蔬菜，辽宁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保障辽宁本地市场供应充足的前提下，辽宁省商务、交通、公安、供销等多部门密切配合，会同大连、锦州、辽阳等市政府，驰援上海市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首批蔬菜、大米、豆油等900吨生活物资，于4月12上午从大连起运，13日抵达上海。本次驰援的生活物资主要包括小包装的大米、面粉，桶装食用油，精品包装蔬菜等。蔬菜品种主要包括辣椒、大头菜、黄瓜、茄子、角瓜、大葱、土豆、圆葱、白萝卜等，以辽宁地产菜为主。而由于路途较长，为确保蔬菜新鲜，全程采用大型冷藏货柜车装载分拣包装好的蔬菜。然而，4月16日，有网友曝光一段视频：大量蔬菜被扔进垃圾桶，而现场的包装纸则显示为辽宁援沪物资。从视频中看，许多菜还都很新鲜，就这样被扔进了垃圾桶，或直接扔在了地上……现场一位阿姨称：“人家辽宁捐过来的，这么多，全部都是浪费掉。我们那么多天的蔬菜都买不到吃不起，就是浪费！”对此，上海奉贤区南桥镇政府18日回应称：14日收到辽宁捐赠物资80份，用于分发给困难家庭。由于经过长时间运输颠簸，部分蔬菜已腐烂，志愿者便将已发芽的土豆、挤碎的番茄、腐烂的黄瓜和包菜等挑拣出来处理，随后将整理好的蔬菜分发给困难家庭。“我们将整理好的蔬菜全部分发给了困难家庭，腐坏的蔬菜则扔进垃圾桶处理。由于使用的是原包装袋，处理方式不当，导致居民产生误会，对此镇政府深表歉意。”然而，今天辽宁给出的回应却并非如此，一句话总结：蔬菜不大可能在“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腐坏。辽宁省委网信办发布了4月12日从援赠物资装车以来的流程图，负责向上海运送物资的是近300辆冷藏集装箱车辆。辽宁方面强调，他们全程采用冷链物流运输，冷藏柜室内温度保持在2-3度，以此保证蔬菜完好，不会因长时间运输或高温天气而腐烂。蔬菜每隔4-6小时也会进行一次开箱抽检。此外，辽宁方面还特别备注了冷链运输时长，已经快速到21个小时，且菜品新鲜完好。另外，辽宁方面还特意强调了：“菜品质量新鲜，完好无损。”哎，明明是一次善意捐赠，事情走向怎么会变成这样……相关新闻视频戳

秦晖，男，1953年12月28日生，广西龙胜人。1981年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起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教授，1994年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农信）研究员、农民学研究所筹备组组长，199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2003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2004年为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社会兼职：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学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作者：秦晖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

记者梳理发现，包括一汽集团、特斯拉、华晨宝马以及蔚来汽车均向外界宣布过停产信息。4月13日，长城坦克发布通知称，受到上海、江苏、吉林等多地疫情影响，坦克300车型共涉及8家供应商伙伴已经停工、停运。

昨天文章《真假阳性的夫妻在求助！》里面提到一句话：要不是有录音，凭上海官方辟谣的速度，这事儿早辟谣了。果不其然，最初的原版录音（原载宛委别语公众号4月10日头条《黄浦江在哭泣》一文）被删后，今天新闻里还真出现了上海辟谣的声音：1，没有“误判”，他俩就是阳性，核酸结果可能与健康云不同。2，没有强制执法，劝说合理大家很配合，最终该居民还是前往隔离治疗了；3，特殊时期，大家要听听双方的声音。我觉得这位“国宝”委员的确没有辜负了他的名字，说出来的话只会让人先联想到熊猫，再联想到臃肿。“辟谣”，你得先明白“谣”在何处？关键不仅仅是误判，还有“不出具阳性报告，凭什么抓人”？1，这对夫妻手里握有自己的阴性证明，你要硬说别人是阳性，最少你得拿的出“能够承担责任”的检测报告来。否则你把别人阴性带到方舱医院去感染成阳性，然后死掉了，你拿什么来赔？核酸检测结果和健康云上显示的不同，这本身就是一件离谱的事，但如果这也要让老百姓买单，那就更离谱了。2，居然还有脸说“没有强制执法”、“系合理劝说”，人家夫妻都绝望到发录音求助了，难道这也算合理劝说吗？希望“国宝”委员先去新华字典上查查“合理”这个字的意思。在市民反复提出要求复核的情况下，先进行复核，然后根据结果采取措施，那才叫合理。而拿不出检测报告的基础上，拒绝对方的复核请求，强行要把人带去方舱医院隔离，这不叫合理，这叫发病。至于“最终该户居民同意了前往隔离治疗”这种话便不要说了，都拿“影响前途”来威胁了，说出来自己不觉得丢人吗？石壕吏也带走了老妪，但这又有什么光荣的呢？怎么还会有人拿出来炫耀呢？3，特殊时期，应该听听双方的声音。这话听起来尤其讽刺，“被误判阳性的夫妻”说：我有阴性证明，你把我阳性的报告拿出来。执法人员大吼：我的车在外面，立刻跟我去方舱医院隔离。夫妻：我们去了方舱，那就肯定是阳性了，还怎么申诉？执法人员：这我不管。好一个要听听双方的声音！！那我只能强烈建议大家再听听下面这段录音了。“国宝”委员这段“辟谣”之中，还潜藏了一句威力巨大的话，几乎仅凭这句话就让大量网友站到了他那一边。“当事人是浦东大道651弄*号101室居民沙某，女性，13岁，核酸检测为阳性。此前，居委干部已多次上门劝说沙某前往方舱隔离治疗，并同意其母亲作为家长陪同前往隔离。但是该户居民坚决不同意前往方舱隔离。”简而言之：该户居民确诊，居委干部多次上门劝说让她去方舱医院隔离，她坚决不同意。很多人一看这段话直接上头：什么？阳性不肯去方舱隔离，还有脸求救，还有脸把事情闹得这么大？所以我说“国宝”委员压根就没听过那段录音，如果听过他就不会说出这样自取其辱的话来。第一，这个13岁的沙某是两夫妻的女儿，而执法人员上门第一句话就是“接到疾控办指令，你们两个都是阳性”，这根本就是两件事。第二，这个沙某13岁的女儿也是阴性，“打了3天12345，12345已经核查，是公立医院的数据错误”、“而且还有和医院的电话录音”。第三：“国宝”委员还说，工作人员已经提醒过他们：你们的健康云数据不准，跟疾控中心数据有出入。但这对夫妻明确表示了：“数据都是医院的健康报告，不是健康云的。”、“我们可以给你提供阴性报告，还可以给你提供电话录音，我们的证据比你足。”忽然想起来前段时间上海还有一段疾控中心领导的20分钟录音，那位女领导也明确给过意见：你可以不去，你让他出示阳性证明，你没有阳性证明，凭什么抓我走？没想到当时电话录音里的一幕，如今却成了现实。但结果却并不如那位疾控中心女领导所料，即便没有阳性证明，人还是被带走了。我一直都强调，有些事既然发生了，那就不能让它白白发生。上海“误判阳性”之中是非曲直，听过录音的人心里清清楚楚，因为录音之中不仅有那对夫妻的声音，还有执法人员。除非上海官方辟谣双方都是演员，否则根本没有辩解的空间。两个人对簿公堂，辟个毛的谣？这不仅仅是疫情中阳性、阴性的问题，而且还是执法人员执法的问题。没有纸质文件，没有程序正义，他们是否能直接上门，直接抓人？上海官方接下来如果还要继续“辟谣”的话，建议先听听录音，理清一下逻辑，找个专业一点的人，写一段漏洞少一点的文案，注意，一定要抓住最重要的主题：没有老百姓的阳性报告，执法人员有没有权力强行把人送到方舱医院？如果上海的领导们日理万机，觉得20分钟的录音太长，那么可以看看网友们准备的简略版对话，虽然不及原版的3成神韵，但整体面貌也算大致托出来了……火葬场：你已经死了，我们要把你带走！人：我没死！火葬场：我们收到消息，你已经死了，必须带走！人：给我看死亡证明！医院搞错了！我们能证明我们还活着！火葬场：我们只是执行火葬的。你能证明你活着的话，以后可以申诉。人：我被烧掉了，怎么证明我活着？请你们复查我是不是活着！火葬场：你去还是不去？人：不去！火葬场：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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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晚，看着窗外的绿意盎然，鸟鸣花香，感觉春天快来了，但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坚持到那一天。

4月1日，一位市民与上海疾控中心一位女领导的电话录音，非常值得一听。为如此理性、正直、勇敢的疾控中心业务领导点赞下面是原始录音，请点击详听：金句挑出来一点：“新冠就是得了一次感冒”“你可以拒绝去方舱医院”“次生灾害大于新冠”“专业人员都逼疯了”“不要以为我们都是饭桶，我们提过好多次了”“你可以把我录音放出去”……两害相权取其轻。新冠如今是否其实已经相当于得了一次感冒？上海本轮疫情三万多到底直接致死多少？除却新冠难道都不是病？因为过度管控的次生灾害死亡增加多少？无症状者有权拒绝去方舱医院吗？方舱医院一定优于居家隔离吗？除却新冠到底是不是病？......诸如此类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能不能充分倾听专业人员的意见，理性讨论，科学决策？—

2月24日，当全世界都怀着恐惧和厌恶的心情注视着俄军开启对乌克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轰炸时，一个被称为“普京大脑”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常识告诉大家，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有自然死亡率，而以老年人最高。在使用国外疫苗后，即使不是疫苗本身，也会按统计规律而伴随死亡（非疫苗造成的其他原因的死亡和“自然”死亡），我国人民是否能够冷静地接受？

近日，法国驻华大使馆注意到粉丝朋友们对乌克兰危机的积极关注，并希望在此就大家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作出回答：不做评论，请大家自行辨别与反驳。妇女节特别荐读特稿｜“买卖”的伪装，如何掩盖了父子轮奸、全家协助强奸、故意伤害、绑架拘禁等重罪?—

普京在针对乌克兰的演讲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话题，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曾试图要加入北约。

图：疫情下的苏州城航拍坚决防止和避免“放松防控”和“过度防控”两种倾向。撰文

文｜宛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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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作者授权发布前天（2月15日），前调查记者邓飞发了一条关于丰县事件的新的线索。颜宁教授点赞了邓飞的这则微博。颜宁教授是谁？结构生物家，全球著名的科学家，年仅30岁的时候便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学术骨干。“铁链女”事件，颜宁教授一直有关注。在前天（2月14日），颜宁教授还在微博讲了几则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上大学时曾在地铁上被坏人尾随），读过的一篇报道（一名大学生被拐卖到大山里，几年后获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事（朋友读大学时一位同学失踪了）。在很多知识精英在保持沉默时，颜宁，这个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对素不相识的“铁链女”的关心，对保护女性权益的关注，让人感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教授学者，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知识精英。但是，这个群体在公共事件发生时，有所关心的是极少数，能够发声的更是寥寥无几。知识精英除了钻研学问，还应该具有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正面的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按理来说，这个群体是最应该是最具有人文关怀的。尤其人文学科的教授，更应该关怀人的尊严，关心人类的前途。然而，在舆论关注的公共事件发生时，常常听不到这个群体的声音。难道在这些知识精英的眼里，超十亿关注的事件，都不值得讨论，都没有研究的价值吗？如果知识精英对公共利益可以漠不关心，对野蛮和作恶可以视而不见，又如何培养出有教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又如何通过教育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雷海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知识精英并非不擅言辞，他们或者在大学课堂教书育人，或者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但是，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很多人就把沉默当成是一种美德，心安理得地对罪恶一言不发。但在我看来，这种沉默与美德无关，不过是一些人的生存策略而已，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无耻罢了。乔姆斯基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大，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罪。这就是知识分子颠扑不破的天职，放到今天也丝毫未变。”当知识分子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时，他已经背叛了知识与时代。颜宁不止一次的表达过对“拐卖”这种罪恶的谴责。她曾因为一篇幼儿被抢未遂的文章，气到“打哆嗦”。她用“拐卖儿童的都该千刀万剐”来表达对作恶者的愤怒。托翁说，“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那么，你才是人。”颜宁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学者，所以她能感受到他人痛苦，所以她才会因为一篇伤害儿童的文章生气，所以她才会关注素不相识的“八孩母亲”。她有关怀天下苍生的温度，也有仰望科学星空的高度。毫不客气的说，一些人尽管读了很多的书，拥有了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也只是在苟活而已。“苟活之后是苟安，苟安之后是一切都是苟且。”一个连独立人格都不具备的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麻木的人，又如何能赢得世人的尊重？顶多也就是个通过搞学问混饭吃的罢了。他们或许可以写出很多的论文，可以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很难能产生伟大的成果。很多知识精英已经越来越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他们在小心翼翼地计算得失，精致利己，左右逢源。他们已经堕落了，既缺失起码的现代人文精神，连古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也荡然无存了。知识精英还在沉默，而蛆虫开始蠢蠢欲动。有大V把涉嫌拘禁的董某民说成是一个慈祥的好人，有编剧开始写小作文洗地，更加可恶的是，那几个在郑州雨灾中诬陷“雨衣爸爸”是敌对势力的蛆头，又开始倾巢而出，要把这盆“敌对势力”的脏水扣到为八孩母亲发声的网友头上。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一定会爱在这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蛆头们永远不懂，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对于丰县事件，最终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我和很多人一样，期待这起事件不只是处理个案，而是能通过这起案件引发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行的更深度打击，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全。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还有没有铁链女在被侮辱被损害？还有没有折叠在阴暗角落里的罪恶没有被发现？如果只是处理个案，那么，当热点消退以后，还会不会有同样的故事在另一个地方出现？每一个不幸跌落深渊的女人，都要靠网友声嘶力竭的呼喊去拯救吗？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颜宁教授的发声，对推动法治的进步，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这个世界不要我了”，这一声悲鸣让无数人泪流满面。知识精英群体的沉默，又让人心凉失望。幸运的是，我们还有颜宁，还有成千上万追问正义的网友，还有无数不抛弃不放弃的陌生人。这些，使得这个让人细思极恐的冰凉故事，有了一些微弱但鼓舞人心的温暖；也让我们更好的保护天下的母亲和孩子的期待，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感谢颜宁教授的发声。感谢所有勇敢发声的人。在精致利己主义者沉默不语时，你们在努力推动社会往前发展和进步，让我们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安全更加文明。-

徐州丰县八孩铁链女事件被曝光后，人神共愤，舆情关注率之高、时间持续之长自有互联网始，恐未有之。据说点击量有几十亿人次之多。一个多月了，舆情还在继续发酵，主事部门徐州和丰县妇联，很自然被推到风口浪尖，网民认为这两个机构严重失职。徐州妇联的经费花费也被网友们扒了出来。大家的眼球几乎要蹦出来：对妇女权益甚至生命安危熟视无睹、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没看出有什么作用的徐州妇联，却是个高消费的主。徐州妇联2021年年度预算显示，该单位包含离退休人员在内，共51名工作人员，当年总支出2763万，人均年支出高达52.1万。2020年，徐州妇联花费经费3000多万。没看到对维护妇女权益起作用的徐州妇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内设机构竟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家庭和儿童工作部、

编者按：徐州丰县八孩女子被拴铁链事件到现在依然热度不减，真相不明，是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舆论关注度最高，大众质疑声最强的一起公共事件。滔天舆论之下，是大众对妇女拐卖的恐惧，对徐州当局关于事件敷衍塞责的愤怒。今天分享一篇20多年前的新闻报道《被拐六年》。这是2001年《南方周末》的报道，受害人当时只有14岁，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女生。记者陈韵秋的文字没有半点声泪俱下的控诉，但仅仅是朴实的描写，平静的叙述下令人不寒而栗，令人窒息。女孩被强奸时只有１４岁半，而买她的“丈夫”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女孩买回来不久便遭到强奸并被安排结婚，在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的运作下，女孩有了新的户口本以及结婚证。15岁就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后，长到4岁发现是个哑巴。女孩六年来一直试图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遭毒打。因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成功逃脱后，女孩的生活尽毁，“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６年来受的苦难。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女孩的经历与电影《盲山》的情节很相似，恶劣程度比电影还触目惊心。2022年，我们不能对这样的滔天罪恶继续沉默。被拐六年作者

读△丰县铁链女事件，击穿了层层底线△丰县事件持续发酵，传两个同情铁链女的外地女孩被当地拘留△盛洪

盲山式犯罪：乔装“买卖”的重罪作者

本文已获授权昨晚文章写到一半，忽然发现徐州的第四篇“权威发布”来了，匆忙下没来得及细看，但大致扫了一遍，也发现了不少疑点。譬如，通报中其他人都公布了年龄，唯有最关键的女主角杨某侠没公布年龄。又譬如，关键人物董某民仅以涉嫌非法拘禁被调查，而情节更严重的强奸和虐待却被忽略不计了。更譬如一桩如此恶劣严重的拐卖、虐待并强奸妇女案件，愣被以弃卒保帅的方式处理了，仅办了三个底层小人物，而那些包庇纵容这些罪行发生的地方职能部门官员一个都没查办。今天一大早起床，又仔细对比了一下前后四份通报，发现连抗日神剧编剧都不敢像这样编故事，必须脸皮比城墙还厚，才好意思在这种发布前面冠以权威二字。而越看丰县1月28号的首篇发布，我是越恶心。“1998年8月与丰县欢口镇董某民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家人和邻居反映，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经医疗机构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已对其进行救治，并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确保过上温暖的春节。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看看，这故事编的，是不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要多恶毒有多恶毒，分明是想让大家以为八孩妈是罪有应得活该被铁链锁脖像牲口一样过一生？“不存在拐卖行为”七个大字，更是灼热发烫地刺痛着我的神经。是的，若非千千万万正直网友的穷追猛打，这事就这样“不存在拐卖行为”下去了。董某民将以模范爸爸的人设在网红界崭露头脚，然后指不定还会想办法处理掉杨某侠，再换个更年轻的女人为他生孩子。当地则俨然海晏海清天下太平，主政者不连升三级都说不过去。至于八孩妈杨某侠的生死，谁在乎呢？不过是个生育工具而已。而在神州大地许许多多光照不进的死角，千千万万的“八孩妈”是否正这样被“不存在拐卖行为”地煎熬着、枯萎着，最后寂寞地死去？她们的父母亲人，是否就在这“不存在拐卖行为”中哭瞎了眼哭死了心？想至此，真叫人心痛到无法呼吸。所以，我要说，徐州啊徐州，实话实说不好吗？非得连编四个故事来哄网友？家里没有女人和孩子吗？如果有，就那么笃定他们这辈子不会遇上坏人，沦为下一个李莹、小花梅吗？公布一下八孩妈的年龄难道不是标准程序吗？为啥遮遮掩掩始终不肯公布？八孩妈到底多大年龄？在央视报道里有个特写，显示她在精神病院的病历上的年龄是52岁。那么问题来了，从2011年至2020年间，她一共生了七个孩子，2011年生老二的时候已是41岁的高龄产妇，2020年生老八的时候更已是50岁的超高龄产妇。请问，一位常年被虐待囚禁并明显营养不良的女性，通常四十多岁就已绝经，还能在如此高龄接二连三怀孕生子吗？同时，将她的视频和照片放大了仔细看，虽然风吹霜打皮肤皴黑，但仅眼周有几道细纹，且头发茂密黝黑，几乎没有白发，怎么看怎么都不像52的人。这一切，到底是医学或生理学奇迹还是当地在年龄问题上撒了谎？如此刻意隐瞒年龄，又到底是为了掩盖什么真相？答案是：李莹。李莹，1996年失踪时年仅12岁，今年也不过38岁。假设八孩妈就是李莹，从生理学和医学角度看，1999年产下长子，2011-2020年间连生七子，就完全说得通了。同时，网上有个视频，是网友跟丰县当地人聊天。据这位当地人说，八孩妈13岁被拐卖到徐州铜山，15岁被董某民买下。而了解江苏习俗的人都知道，江苏农村习惯以虚岁计算年龄，所以，当地人所说的15岁即14周岁，13岁即12周岁，这岁数，与李莹失踪时的年龄吻合。所以，综合种种可疑迹象，根本无法排除八孩妈就是李莹的可能性。而唯一能证明她是否即李莹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DNA鉴定。目前，李莹的叔叔已向南充有关方申请进行DNA鉴定。只要将八孩妈和李莹的DNA检测结果一比较，真相即可大白。而这也就是徐州发布昨晚深夜匆匆发布DNA鉴定结果的动力所在吧，呵呵。写到这里，有读友可能会问了，小花梅和李莹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被拐卖的女性吗？假设八孩妈真是李莹，为何丰县非编谎说她是小花梅呢？有这必要吗？有网友认为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而我十分赞同：那么，谁是小花梅呢？还记得除了八孩妈，丰县董集村还有一个被锁且常年趴在地上的可怜女人钟某仙吗？有网友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钟某仙才是真正的小花梅。拿钟某仙的DNA移花接木，跟小花梅母亲的DNA对比，那妥妥一个“权威鉴定”啊。（这就是钟某仙）当然，所有的推测都只是推测，在得到证明之前，我们不能咬定它就是真相。而真相如何求索呢？对丰县而言，真相是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的。而为了那些被凌辱的女性，我们必须挤下去。为什么“八孩妈”事件如此牵动人心？因为，当年，女大学生何成慧不过是在查寝前赶着外出买了一趟生活用品，就那样在回来的路上被人打了一闷棍，醒来就被卖到了四川的一个小山村，成了老光棍倪天国的私有财产，在牲口棚里过了17年猪狗一般的日子。她想逃，倪天国就往死里打她，打到她精神恍惚。当年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大学生，被家人找到时，已成了半痴半傻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因为，当年，有个曾经出演过《还珠格格》某角色的女大学生曹小青，不过是出门买趟宵夜，就被一群人贩子用迷药迷晕，并先后被拐卖了四次。最后被迫“嫁给”了姓刘的兄弟俩。他们把她关在地窖里，轮奸她、毒打她，甚至怀孕时也不放过她。当人们前来解救她时，发现她蜷缩在窑洞的角落里，衣衫褴褛神志不清下体上还爬满了虫子。因为，当年，18岁的郜艳敏不过是去石家庄打工，就这样被两个女人以介绍工作的名义给骗了。如花似玉的郜艳敏，就这样先被人贩子强奸，后被卖到河北的一个小山村，成了一个中年羊倌的“老婆”。她无数次逃跑过，又无数次被羊倌抓了回来，并遭到毒打，她无数次自杀过，又无数次被抢救回来，被迫继续当羊倌的“老婆”。直到她开始给村里的孩子当老师，她才重新感觉活着有了意义。因为，当年，上海某名校的一位女研究生王莲，不过是出门做了趟社会调查，就在郑州被拐卖了。买她的是山东的一个老汉，老汉强奸她毒打她把她关在黑屋里日夜折磨。等家人和警察找到她时，她已经面黄肌瘦神情呆滞，令人不敢相信她就是从前那个神采飞扬一脸自信的女才子。是的，由何成慧至八孩妈，许许多多花样年华的好女子，不过是做着平常人做的平常事，却因被暗处的魔眼盯上，就这样命运急转直下，沦为了生殖工具，遭受了最非人的对待。而类似孙海洋一家的悲剧，也不断在神州大地上演。在一个尚有许多猪狗不如的人不把人当人看的世界，我们谁家的孩子，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离谷爱凌很远，离八孩妈却只有一闷棍的距离。所以，为了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死盯着徐州不放，且必须放眼神州推动立法，干死所有人贩子，干翻所有渎职官员，直到拐卖人口在神州大地绝迹。（必须从观念、立法和执法三方面彻底推动进步）什么叫耻辱？耻辱就是“嫦娥”已经上了天，而我们的女性同胞竟然还挣脱不了一根锁住她们脖子的锁链。只有砸烂这锁链，族群才真的有明天。

读△旗帜鲜明地读懂——关于徐州报告的八条逻辑△谣言须止于徐州市官方通报△短短24小时后，针对徐州的第二波质疑又来了△徐州发布以为大家都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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