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缓解不断加速的生活？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居家办公成为日常。我们在数字世界飞快地变换着，几分钟的时间，便能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交谈。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几乎一动不动地对着电脑屏幕，有时在不知不觉中长达一天之久。这种在虚拟空间中急速转移与在现实生活中麻木停滞的状态并存，让我们觉得时间的流逝仿佛变快了。数字化进程导致的“加速”现象，因为疫情显得更加突出，也引起了德国耶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注意。

早在2005年，罗萨就提出了加速理论（Beschleunigung），认为造成社会加速的三重因素分别是科技进步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受到加速的推动，人们被胁迫去做并非出自本心的事情，这就是“异化”的形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萨又建议了“共鸣”（Resonanz）的解决方案。

那么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步伐加快，这种数字加速和过去工业化带来的加速有何区别？共鸣也可能发生在虚拟的空间中么？

罗萨认为，数字化与工业化的不同在于，它达到了一个新的速度水平。而与其归咎于数字技术的弊端，不如说它是现代竞争社会导致的结果。在虚拟情境中尽管能产生共鸣，但彼此会缺乏表情与身体的互动。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对于共鸣来说更加重要。

记者｜吴思

编辑｜丘濂

三联人文城市：让我们从您前两年经历的中国之旅开始谈起。从发展速度上来讲，中国十分耀眼。您在中国有怎样的发现呢？

罗萨：城市永远是加速的中心点。我来中国的第一站是在上海，对那里感触也最深。我无法忘记与一位上海人的交谈。我以为人们口中的“老上海”，是指18世纪或19世纪的上海，他所说的居然只是20年前的上海。而就算是修建于1990年左右的建筑，很多都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从很多欧洲人的角度，这种快速的城市变迁是很难想象的。当欧洲人谈到古老的建筑，通常是指16世纪或17世纪的建筑，甚至更早以前。我们能看出在中国这种加速的城市发展中，使人们对什么是“老旧”、“长久”和“熟悉”这些词语的理解已经变得不同。 

这是我2005年所写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所定义的社会变革中加速的绝佳例证：世界正在以更短的间隔改变其面貌。古典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是每一代人都诞生于一个新的世界。每一代人都有全新的使命，找到自己的职业，开启自己的家庭，建起自己的房子。以上海为例，这里的变化速度已经不再对应这一代际模式，而实现了代际内的速度——没有工作职位、房屋、甚至家庭的安排能持续一生。一觉醒来，一切也许都将崭新而不同。这属于一种晚期现代性的特征。

上海的老建筑© violetism

三联人文城市：现实社会的发展速度是一方面。从人们的感知来讲，疫情居家之后好像时间的流逝变快了。您是否有同样的感觉？又如何解释呢？

罗萨：的确如此。这是一种由感知引起的“心理时间悖论”——疫情减少了户外活动，同时加剧了人们对屏幕的依赖。此刻我在电脑屏幕前接受你的采访，一会儿我又要对着屏幕修改论文。一整天我都坐着不动，一件接一件地处理着工作任务，每一件的完成时间都很紧迫。晚上睡觉时，回想一天，好像除了坐在椅子上对着电脑屏幕，什么事情都没做。

其实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数字化进程让我们在屏幕上几乎就能完成所有的事情。我用手机工作、娱乐、搜索一切需要的信息。上一秒钟，我可能收到了来自中国的采访邀请，太棒了！下一秒钟，我却看到朋友去世的消息，心情瞬间就变得很糟糕。过去，人们会在固定的地点办公，回家就是和家人一起度过家庭时光，过的是一种时间和地点都稳定的生活。但现在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是一种流动的形式。因为移动互联设备，我们随时都能收到来自工作、家人、朋友，甚至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请求，我们仿佛在需求之海中溺水。但很有可能我们对着手机屏幕时处理这些事情时，所处的环境地点没有任何的改变。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Anna Tarazevich

我将这种以数码设备为中心的单一生活称作“单通道”（mono channel）模式，它逐渐成为我们通向整个世界的模式。为了让这种模式更有效率，我们还在不断提高数码设备的运转速率和传输速度。可事实是，我们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

三联人文城市：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加速，和以往工业化所产生的加速有什么区别？人们出现的不适感，应该归咎于数字技术的弊端么？

罗萨：数字化与工业化的不同在于，它达到了一个新的速度水平。交通工具的移动是一种可见的速度，另一种速度则是各种数据信息经过光纤电缆在无形中高速流动。

发展交通可能带来拥堵，所有人同时挤入网站也可能带来网站的崩溃，这都是加速带来的副作用。相比这些副作用，“异化”要更加让人不适。比如，越来越多的地方，机器交互取代了人与人的交往。很多人面对机器的高效，产生了自我挫败感以及与世界脱节的疏离感。这是我所说的“异化”。城市就是异化感最为强烈地方。

越来越多的机器交互©cottonbro

这些问题，我认为并不应该归咎于数字技术，因为加速这种现象从工业化时代开始，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数字技术是生活节奏的加速逻辑中距离我们最近一个步骤，但不是加速逻辑的起源。

三联人文城市：那么这种加速逻辑的起源是什么？为何人们要不断寻找加速的手段，纵使这种速度已经无法承受？

罗萨：加速的原因之一，是现代市场驱动导致了一个竞争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各个层面都存在比较和竞争。个人与个人之间，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公司，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都存在着竞争。

当人们处于竞争的环境之中，进行优化就变得很重要，我称之为“参数优化”。例如，人们越发会通过各种电子设备上显示的数值来衡量生活。每天的步数、心率、睡眠质量或者血液的含氧量等等。另外也有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表现，比如点赞数量。生活的参数越来越多，竞争促使人们不断优化。需要优化的参数越多，时间越稀缺，加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竞争的链条就是，有加速就有落后，于是必须再次加速，就演变成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推动。

一个在大城市生活了20年的人，与一辈子都生活在小村庄的人是有区别的。这种对竞争和速度的追求，已然镌刻在城市人的身体和灵魂里了。在谈话中如果对方说话太长或太慢，或者对方没有迅速回复信息，你会不会感到焦躁不安？这是因为速度和优化已经被身体记住。就像在疫情封锁的日子里，明明哪里去不了，应该能节省下很多时间，但人们却借助数码设备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对在竞争中胜出充满期待。

加速的另一种来源和驱动力就是恐惧，担心自己会落后、会输或者会被遗忘。不过，仅仅将这种心态描述为“恐惧”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希望和渴望。这与我们现在对“幸福”的看法有关。

哈特穆特·罗萨教授

三联人文城市：您提倡将“共鸣”作为一种解决方法，来应对加速引起的社会和心理问题。怎样理解共鸣的含义？为何共鸣是能够通向幸福的途径？

罗萨：“共鸣”是指人与世间万物彼此倾听思索之后相互回应，并从中获得新鲜不同的内容来发展自身。德语中有个词叫“Aufhören”，不仅是停止做某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倾听。在某一个短暂的时刻停下，敞开心扉去倾听彼此的话语。这时就会出现共鸣，不仅是被对方感动，还有在倾听中寻找回答。不仅是已知的答案，而是有新的体会想法会从交流中延展出来。就像你要意识到你的孩子正在跟你交流，不着急要作为长辈来告知你的经验。我总说，开放就是不被束缚地互动。在这个短暂的时刻，你和你的交流对象之间的联系是开放和流动着的。

与人、艺术或者大自然都可以产生共鸣。在博物馆中的某个角落，突然在某幅画前停下来。因为你感觉到，它似乎在对你说话；在林中散步，有一瞬间你停下来倾听，也许就能被鸟儿的歌声感动；当阳光照在身上，你会感觉太阳与你相连，给了更多的温暖和能量。音乐家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有一句歌词：“有个裂缝，在万物上都有裂缝，光就是这样进来的。（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有时可以休息一下，在倾听和回答中充实自己。从长远看来，这样做至少我们能在短期打破仓鼠跑轮般的忙碌状态。

人与艺术产生共鸣©Negative Space

三联人文城市：数字化进程正在对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数字手段也会影响共鸣的方式么？比如，共鸣也可能发生在虚拟的空间之中？

罗萨：不能片面地说，只有现实生活之中才能达到共鸣的状态。我们很多人都有过在虚拟世界发生共鸣的经历。有时，线上聊天更能帮助人们敞开心扉，因为“社交恐惧症”的人不用去面对真实的社交环境。有时面对线上的陌生人，会更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也更能产生共鸣。所以在虚拟世界并不是说不能实现共鸣。

但是隔着屏幕带来问题，在于我们身体感知。对于人类来说，在千百年前，我们就能在面对面的交流中，读懂对方的细微表情和各种动作。共鸣同样是身体的互动反应。而虚拟技术，让这些互动变得不现实。好比共鸣的发生，经常来自于眼睛和耳朵。通过摄像头，我们其实只有盯住摄像头时，才是真正会进行眼神交流。视频通话中，我们也很难觉察周围细小的环境音。你的声音从我面前的电脑里传来，我们的话语和听觉所连接的现实是不同的。

因此，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对于共鸣来说很重要。比如在露台喝咖啡时，我们会听到街上的孩子喊叫声，感受到风中饭菜的气味，体会到风吹过皮肤的感觉。这些共同创造了一种亲密感。现代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没有接触的世界。“不要碰我”几乎成为一种文化要求。但是如果没有感官的接触，人们很快就会感到疏远和筋疲力尽。 

共享物理空间©Lina Kivaka

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发起了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以期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以此为起点，未来将在偶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奖，奇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季，搭建一个“人文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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