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一段以金钱为诱饵和目的的情感关系中，疯狂的占有与屈服都似乎理所当然，永无止境。陈美霖把采访地点约在重庆郊外一座山上的寺庙——寺庙里存放着她一双儿女的骨灰，她的女儿小雪去世时两岁半，儿子小洋只有一岁半。
陈美霖和她孩子的悲剧如今已传遍全网：2020年11月2日，小雪和小洋从南岸区的锦江华府15楼窗户坠楼身亡。坠楼时，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陈美霖的前夫张波光着一只脚冲下楼，跌坐在地，痛哭撞墙。
根据他的解释，这起事件是一个意外，姐姐小雪抱着弟弟在卧室窗边玩耍，不慎掉落。
事发后，锦江华府小区的许多高层住户纷纷加装了防护网（猪儿虫 摄）
但后来赶到现场和医院的陈美霖和孩子外婆都发现了疑点，一是孩子胆子小，在家从不敢爬窗台；二是小雪身高不到一米，窗户护栏接近一米二，她不可能抱起弟弟翻越窗栏；三是事件发生时，张波到底在干什么，他对陈美霖的说法是吃感冒药睡着了，对朋友的解释却是在客厅吃外卖。
10天后，张波和女友叶诚尘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批捕。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叶诚尘多次向张波表示，如果张波有小孩，就不可能继续交往。2020年2月开始，两人多次共谋将小雪和小洋杀害，最终，张波将孩子从陈美霖处接来，趁着家中没有其他人，将正在次卧玩耍的两个孩子双腿抱住，从15楼窗户扔下。
“还没有，再等等。”陈美霖熟练地回答，朝对方微微弯腰点头。她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这样回答。自2021年7月，案子提起公诉后，常常有人到陈美霖的社交账号下方留言询问判决情况。
观音殿内，两个孩子的骨灰盒放在最底层。陈美霖看完孩子，起身后抹了抹眼泪（猪儿虫 摄）
这起人伦悲剧已经成为重庆城内的一桩公案。7月26日，案子开庭那天，许多市民自发聚集在法院外等待结果，既表达对这位母亲的同情，也表达对审判席上那对“情侣”的愤怒。但这些关注并不能减轻陈美霖的痛苦。孩子去世快一年了，陈美霖还会梦到他们。有时候，他们面无表情地站在床边，喊“妈妈，我们要走了”；有时候，她躺在床上，看到孩子们背对着自己坐在窗台边。陈美霖大叫着他们的名字扑过去，然后惊醒，黑暗的房间空荡荡的。她接过师傅递过来的一把香，点燃供上，转身走进观音殿。两三米高的墙面上存满了骨灰盒，两个孩子的盒子放在最底层。寺庙里的师傅说，孩子“年纪小，冤屈太重”，只能放在最低处。
这个位置是陈美霖精心挑选过的，正对着殿前的观音像。她默默蹲下身，不说话，只是用手来回擦拭孩子的骨灰盒，又在观音像前跪下，祈祷了一分钟。等站起身转过头，黑色口罩的边缘有了明显被眼泪浸湿的痕迹。
寺庙在山顶上，一大片乌云低沉地压着，陈美霖在庙外上香祭奠（猪儿虫 摄）
她只有在家以外的地方才敢流眼泪。过去近一年，这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每个人都在心照不宣地守着一条看不见的界线。父母从不谈起小雪和小洋，有时，陈美霖回家早，妈妈就催她出门，“你别待在家里好吗？你出去玩，去哪里都行”。陈美霖也不愿意把记者约在家里见面，“怕爸妈又想到这些事情，难过。”她朋友圈发布的照片，都化着精致妆容，在练习画画、插花，似乎生活得丰富多彩，看不到悲剧的暗影。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陈美霖定下的一家茶餐厅里，朋友陪着她同来。三人坐在桌前，陈美霖总是笑着答话，不回避任何孩子生前的细节。说到儿子贪嘴时，她还笑出声来，让人恍惚间觉得，两个小孩还在家里等着妈妈把零食带回去。饭局尾声，朋友起身到包间外接电话，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陈美霖继续说着孩子生前的趣事，但很快，她的声音就哽咽了，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很多人都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不会去的。我不想和陌生人聊起弟弟妹妹，然后忘记他们”。陈美霖是重庆城里人，母亲退休前在一家大型汽车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父亲则是国企的后勤管理人员。作为家中的独生女，陈美霖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从小“除了下棋没学过，其他所有的特长班全都报过一遍”。大专毕业后，她先去一家幼儿园当了几年老师，虽然工资不高，但自己“喜欢陪小孩子们玩”，幼儿园的工作环境也单纯。在转行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前，她的生活如顺水行舟，没有遭遇多少困境，性格也同样温和。无论是选定见面的时间地点，或是点一道菜之后，她总会轻声询问一句：“这样可以吗？”如果非要说遇到的挑战，转行进小额贷款公司大概算一个。2017年初，陈美霖入职小额贷款公司时，接替的刚好是张波的岗位。她对这个从未涉足的行业一窍不通，张波刚跳槽去了别的公司，但很热心地提供帮助。甚至有段时间每天下午在新公司打完卡后，再偷跑回旧公司，搬张小凳子坐在陈美霖身边，教她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业务，如何联系客户、审核资料。临近下班时，再赶回自己的新公司打卡，然后折回来接陈美霖下班，送她回家。这是恋情的开始——一个乖巧、温和的城市女孩，遇上一个热心、能干的郊区青年。张波来自重庆郊区的农村，1994年出生，比陈美霖小三岁，却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成熟体贴。他坚持每天接送陈美霖上下班，交往三个多月后，就把工资卡交给陈美霖保管。更重要的是，张波帮助陈美霖的同时，自己也没有落下业绩，常常会在下班后继续跑客户，忙到深夜。“我觉得他上进、踏实。”陈美霖对本刊记者说，“我很信任他，他的眼里也只有我。”但在朋友和父母的眼里，张波却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对象。他只有小学学历，身高一米八三，体重120斤，太过瘦削，还爱穿花衬衫和紧身裤，陈美霖的许多朋友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土”。家里也没多少积蓄，父母早年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后来父亲得了癌症，因为治病借了不少外债，去世时给他留下一套锦江华府约80平方米的小两居，贷款还没还清。
两人谈恋爱半年后，陈美霖意外怀孕了。那时，她已经调到公司的行政岗位，每天都要加班，一个月出差四五次。领导得知后找陈美霖谈话，“他说现在正是事业发展的关键点，孩子以后还能再要，如果放弃事业的话，可能要从头再来”。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领导同时暗示她，如果要生孩子，最好主动离职。工作、怀孕、家庭……陈美霖没有同时经受过这么多种压力，情绪很差，一回家就关在房间里哭。不过，张波的话打动了她，“他摸着我的头发说，别怕，你想要孩子就生下来，其他的我都会负责”。生活的水流看起来顺理成章地流向了相信这个男人，和他结婚。陈美霖辞去工作，准备和张波的婚事——这是她“唯一一次对父母叛逆”。她收了张波家里给的1000元彩礼，并自己出钱买了一对结婚戒指。父母虽然对这桩婚事不满意，但也很快接受了独生女的“叛逆”，承担了两人的婚宴费用。2017年8月，这对认识半年多的年轻人结婚了。2018年3月，女儿小雪出生。
一审法庭上，张波大多数时候低着头。因为隔着防护服和面罩，陈美霖看不到他的表情，只是确定他始终没有抬头看向自己的方向。当公诉人指控他把两个孩子从15楼扔下时，他只是“嗯，嗯”地承认了。这个27岁的年轻人，从16岁左右离开村庄，一心想在城市里追寻远大前程，没想到汲汲营营10年后，终点却在这里。张波的老家是重庆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离重庆主城区近100公里，离长寿区城中心也有将近20公里。汽车一路向北驶出城区后，两侧的山渐渐多了起来，离村庄越近，道路也弯弯绕绕得越厉害。开车的司机就是葛兰镇本地人，跑了十几年车，他告诉本刊记者，“十几年前，村子还没铺公路，得颠簸大半天。除非是要收班回家了，否则没人愿意跑这趟”。
公路从村子边缘穿过，路边有一排五层的商品房。这是村里唯一的商品房，朝南，八九十平方米的面积，“一套房十几万元”。但更多的是新建的二三层小楼房——相比商品房，人们更习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起一栋独门独户的小楼。不过，新公路和新房子都没能让村子显得更热闹。本刊记者到达冯庄村那天是下午两点，乡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摩托车偶尔从没有硬化的路面上驶过，留下渐渐远去的轰鸣声。村里人最多的地方是一家小卖铺，五六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聊天。他们早听说了张波的事情，但对于有记者特地从北京来到村子，还是感到惊讶。一位大叔用口音浓重的重庆方言告诉其他老人，“手机都能看得到，全国都知道啦”。他今年55岁，在村子里算“年轻人”，会用智能手机和外界联系。至于真正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张波是离开村庄的年轻人中的一位。即便在这个交通不便的村子里，他家的条件也不算好，住的那栋砖木结构的二层老房子，“比人的年纪都大”。早些年，父亲就去外面工地，做砌砖、泥水匠的活儿。母亲是个身形高大、爱打麻将的女人，有时候也跟着丈夫去工地干活，留下张波和一个姐姐在家。两个孩子都没读太多书，姐姐没上高中，张波在村里的中学只念了一两年——这是冯庄村近20来年的村庄常态，父母跟着工程跑，孩子在村里“放养”。去建筑工地干活，曾是长寿区许多村民进城最常选择的差事。相比其他行当报酬更高，如果懂架子工、瓦工、木工等技术活儿，每天能有300块工资，人手紧缺时甚至能达到500元。脑子更活络的，甚至还能攒起自己的队伍和人脉，拿到小工程。今年42岁的汪涛就是从建筑工地起家的。他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左右，自己刚进建筑行业那会儿，村里几乎所有同辈的男性进城都是去工地干活。“村里穷，去城里造房子比种地赚得多，一个带一个地去，相互学一学手艺。”他跟着家里做涂刷工的三叔去了市区，一开始只能做工资最低的力工，推小车、筛沙子，所有零活都干。空闲时，自己就抓紧学涂刷，慢慢才开始做技术活，如今是一名收入颇丰厚的小包工头，常年在重庆各个区县承包工程。但有运气和能力像汪涛那样从工地上“突围”的农村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只能辗转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间，做一天工得一天钱，维持生活。在冯庄村人眼里，建筑工地是进入城市最便捷、最理所当然的跳板，但不算是体面的进城方式。在烈日或严寒下挑鹅卵石、运沙子、铲混凝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点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肉体上不轻松，精神上也得不到尊重。真正的进城，得像城里人那样干净体面地生活。他们习惯把工地、工厂里的工作称为“打工”，把写字楼里的工作称为“上班”。如果能穿着西装皮鞋进出写字楼，成为“上班族”，才是老家人眼里高人一等的工作。张波也有过短暂的工地生活。初中辍学后，他跟随父亲去了工地，但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他不是一个甘心“打工”的人。
观音桥是重庆最繁华的商圈之一，从早到晚人头攒动。天色越暗，街道就越热闹。夕阳西沉的某个时刻，在写字楼里待了整个白天的“上班族”们被打卡机释放出来，走上招牌鳞次栉比的步行街。街道两侧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把路面照得缤纷透亮。游客早早来到音乐喷泉旁，才能在喷泉从夜色中拔地而起时抢得一个观赏的好位置。稍远处高耸的写字楼，在夜幕下成为一面面巨大的广告墙，姹紫嫣红的灯光在楼体上变换出各种商品画面。张波就职的公司就在其中，一座分布着十几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写字楼。
离开建筑工地后，张波进入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当业务员。这是城市经济发展催生的新行当。随着市场经济网络的逐步下沉，全国中小企业户数持续增长，它们最主要的经营风险就是资金周转。数额一般不大，一两万到20万元之间，但需求很频繁。如果从银行借贷，不仅需要复杂繁琐的手续，而且传统银行服务的对象是国企或者大公司，中小企业被拒绝的概率很大。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1年到2017年，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贷款余额的增长都超过三倍。
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员是一个入行门槛不高，但更接近“上班族”的行业。业务员需要每天穿着整齐，去拜会各种中小企业主，收入主要来自拉到贷款客户后的签单提成。而能否拉来客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交能力和人脉资源，“能说会道、会拉关系”的张波似乎天生适合这个职位。张波的前同事刘东告诉本刊记者，一起共事时自己曾遇到难缠的客户，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张波接手后，查资料发现客户也是长寿人，于是在饭桌上特地点了一道老家特色的活水豆腐，从长寿区的特产聊起，聊到后面甚至和客户扯出了远亲关系，当晚就把单子拿下了。“能干、肯干，很精明，是个赚钱欲望很强的人。”刘东对本刊记者回忆张波。他记得在公司内，张波并不算特别合群，有时会拒绝同事打牌、唱歌的邀约，“但如果跟他说有单子签，他跑得最快，午饭都不吃，拎个包就去了”。《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刘东的儿子出生后，张波主动开车到小区楼下，给刘东300块钱，“他说不知道孩子穿多大的衣服，让我自己给小孩买，然后说自己交通违规了，要借我的驾照去扣分”。
同样在葛兰镇长大的何彦也对张波有相似的印象：有事业心、头脑活络，还很有野心。初中毕业后，何彦到广州开货车，给一家大公司拉货。2017年底，在朋友组织的一个烧烤局上，何彦第一次认识了“老乡”张波。朋友介绍张波“在重庆上班，娶了个城里媳妇儿”。何彦有些羡慕，他和一个老乡在广州的城中村租了一个房间，睡上下铺，拉货时常常要轮流出夜车，在广州湿热的天气里，即使只穿一件背心，也忍不住汗流浃背。而张波是饭桌上仅有的两个“上班族”之一，衣着体面，表现得外向、聪明，言谈间会蹦出一两个何彦听不懂也不好意思追问的高级词。
在小镇青年的眼里，张波已经成功离开农村，在城里扎下根来。但面对真正的“城里人”，张波仍不免表露出自卑。陈美霖记得，有一次自己表哥从江苏来重庆，家族聚会为表哥接风，席间众人推杯换盏，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回家后，张波却发脾气了。陈美霖有些莫名其妙，她事后回想，表哥是江苏一家企业的高管，刚刚被另一家企业“高薪挖走”，两个姐夫分别在中石油和烟草公司工作。不知道席间他们的什么言行，让还是小公司业务员的张波觉得脸上挂不住。他对陈美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再也不会参加这种聚会了。”
第一次和何彦见面时，听说何彦在广州跑车，张波就积极地向他打听拉货的事，很快弄懂何彦的工作内容和收入后，张波问他：“为什么不自己搞一个小型运输公司？自己当老板？”“自己当老板”是张波的梦想。这个梦想起源于何时，或许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在他从乡村去往城市的长路上，在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小额贷业务员过程中，努力去接近的那些中小企业老板们让他感觉到，老板是一种自由体面的城市角色，有远高过工薪族的收入，不受制于他人，生活肆意自由。或者说，“老板”是一种机会，是这个时代给予出身普通甚至贫寒的年轻人的机会，只要你聪明、努力、头脑活络，就可能“弯道超车”，彻底摆脱城乡差别导致的身份和尊严困境。2017年8月，结婚后没多久，张波就提出要和朋友合伙开一家小额贷公司，让陈美霖刷信用卡为自己支取3万元，作为他的入股资金。在小额贷款行业摸索了几年，张波有一些人脉积淀，这让他的事业起步很顺利。陈美霖记得，新公司成立后，张波平均每个月能挣2万块左右，最多的一个月挣过6万块。这样的收入已经超过重庆的普通“上班族”。但张波的生活也在逐渐变化。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应酬，有时晚上12点多也没回家。以前，他和同事的聚会大多选在商场的火锅店，人均100来块钱。如果回到老家，和镇上朋友的聚会则更加随意。何彦两次见到张波的饭局都是在镇上的露天烧烤店里，闷热的夏夜，男人们喜欢光着膀子，露出文身，抽烟、撸串，大声嚷嚷着喝酒聊天。但现在张波出入的是“另一个世界”。他常常向陈美霖情绪高涨地描述高档酒店的模样、在应酬中喝了多么昂贵的酒，言谈间出现各种奢侈品品牌，还给自己买了一条近5000块钱的名牌皮带。“他好像非常向往有钱人的生活。”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她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劝张波早点回家，张波不耐烦地回应，“我不用去拉资源吗？家里的钱从哪里来？”他告诉陈美霖，自己刚结识了几位“做工程的老板”，和他们社交“不能太掉面子”。汪涛告诉本刊记者，新世纪初的十年是工程建筑行业的黄金年代，只要能拉到工人，“钱是赚不完的，不停地自己找上门来”。即便只是个包工头，也能接到不小的工程。他记得，2003年北京西站地下停车场扩建时，“好几百万的大工程”，有人主动打电话问他做不做。因为工程量排不开，自己不得不拒绝。虽然这几年的行情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包工头们早就完成了财富积累，自己也已经给两个儿女在重庆市区购置了大房子。但对做工程的人来说，要维系住财富的来路，最要紧的是能维护好和开发商、发包方的关系。“累死累活干了一年，他们决定了你的工程款能不能按时结。必须经常请吃个饭、唱个歌，逢年过节问候一下，这都是套路。”汪涛说，大部分做工程的小老板也是农民出身，并非挥金如土的人，只是消费习惯在“谈工作”时悄然改变了。“请人吃饭能在街边的小馆子吗？一瓶几百块钱的酒拿得出手吗？别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你能穿着工服去吗？”张波并不了解“老板”生活的全部。他似乎被眼前所见的奢华生活迷住了，很愿意投身其中。2018年，他坚持动用家里积蓄，再贷款19万元，买了一辆总价40万元的奔驰，把它当作出入“上流社会”的体面装备。夫妻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陈美霖甚至两三天都见不上张波。2018年3月，女儿小雪出生。几个月后，陈美霖发现自己再次意外怀孕了。生小雪时的大出血让她后怕，考虑到照顾孩子的经济负担，她原本想流产，但医生提到，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人工流产的方式她无法接受，“好像要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她几次询问张波的意见，张波的回答有些轻飘飘，“都可以，你想生就生下来呗”。“轻飘飘”，是张波对待孩子一贯的态度。虽然这段婚姻的基础就是意外怀上的女儿小雪，但直到儿子小洋出生后，陈美霖感觉张波从未表现出作为父亲的热情。他不会换尿布、不会冲奶粉，甚至从来不主动抱孩子。创业前，他一回家就躲进房间里打游戏、看视频。创业后则大部分时间在外面，每天开着奔驰车出门，直到深夜才回家，有时干脆夜不归宿。前同事刘东也告诉本刊记者，与张波相识的三年里，从未听他主动提起老婆和孩子。每次自己问起，他才会有些敷衍地答上几句，又很快把话题岔开。2019年3月，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小洋不断咳嗽，被诊断为严重肺炎，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陈美霖吓哭了，一个人在医院颤抖着签了字。她记得，住院治疗的一周时间里，张波只来看了孩子两三次，每次只待一两个小时，就以“一会儿要跟客户去吃饭”“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休息”等理由离开。有一次，两人一起给小洋喂药，张波抱着孩子，陈美霖俯身把奶瓶递到小洋嘴边时，张波下意识地把身体后仰，拉开彼此的距离。陈美霖捕捉到了这个细小的动作。2019年4月，小洋出院那天，陈美霖提出和张波好好聊聊，她感觉和丈夫的距离越来越远，希望能通过交流弥补婚姻的裂缝，但张波没有给她机会。
“我们离婚吧。”陈美霖记得他这么说，“我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跟两条平行线一样。你要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我要的是大富大贵的日子。”“你知不知道，跟你多待一秒钟我都觉得很痛苦。”
还没和陈美霖离婚时，张波的朋友圈封面已经换成了与新女友叶诚尘的合影。两人靠在一起，坐在一处景观台地上。照片里的叶诚尘很瘦，皮肤白皙，巴掌脸、尖下巴，穿一件半露肩的灰色薄毛衣，长发略有些凌乱地垂到胸前，是时下流行的时髦都市女郎模样。刘东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时问张波：“在哪里找了个小网红？”但陈美霖对叶诚尘了解稍多一点，“实际上更黑、更胖些，穿着满身名牌”。新女友叶诚尘也是长寿区人，和张波同岁，是重庆一家食品公司财务人员。公司的大股东是她的父亲，她只需要偶尔去公司一趟。叶诚尘的爷爷曾告诉记者，读书毕业后，家里人觉得女孩子在外工作辛苦，就给她在公司里挂了个职务，“每个月发一些工资，免得孩子到处跑。”何彦记得，自己再次在饭桌上见到张波时，朋友揶揄张波“当了老板，找了个富二代”，张波有些不好意思，推搡着假装要打人。新女友代表着张波想要进入的“新世界”。女友的父亲是老家人眼里最成功的样本——做建筑工程起家，发展出一个商业版图。食品公司只是他入股的一家公司，还担任过重庆市长寿区某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是老家镇子上“出名的有钱人”。看起来，结识新女友让张波离自己想要的生活圈子越来越近，但实际上，他的麻烦却越来越多。2019年下半年，和叶诚尘确定恋爱关系后，张波像当初对待陈美霖一样，交出了自己的工资卡，却并没有换来女友的信任，他的收入也无法满足女友的开支。刘东记得，张波对自己诉苦，说经济压力变大了许多，几次开口借钱，几百块到上千块不等。2019年底，张波和合伙人的合作终止，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小额贷公司。据说散伙的原因是“张波整天忙着离婚和叶诚尘的事情，把合伙人搞得很烦”，还“吃了一笔公司的钱”。更大的麻烦是迟迟拿不到手的离婚证。他想继续和新女友的关系，首先就要和过去斩断联系。张波还未离婚时，新女友就用他的微信号发了一条朋友圈，公开宣示“主权”：“陈美霖，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张波最爱的人是我。”张波也急切地希望用离婚证来证明自己对新感情的忠诚。“恨不得今天提了，明天就去离。”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她不想离婚，想为年幼的孩子维持一个表面上完整的家。但来回纠缠大半年，再加上母亲又查出甲状腺癌晚期，陈美霖心力交瘁，最终同意了离婚。2020年2月，她和张波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女儿小雪由陈美霖抚养，儿子小洋由张波抚养到6岁后交给陈美霖。张波支付80万元作为补偿，分8年还清。婚姻结束了，张波获得了奔往“新世界”的自由，杀机怎么还会蔓延到孩子身上？这是这起悲剧中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而且，根据起诉书显示，两人的共谋是从2020年2月，也就是刚离婚那会儿开始的。或许，在一段以金钱为诱饵和目的的情感关系中，占有和屈服理所当然，永无止境。起诉书显示，即使已经离婚，叶诚尘仍然多次向张波提起，自己和家人都不能接受张波有孩子，否则不会同张波继续发展。对杀害自己的孩子，张波有过犹豫，但他的迟疑更多来源于动手的恐惧。陈美霖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事后恢复的二人聊天记录，叶诚尘第一次提出杀害小雪、小洋时，张波拒绝了。“他说：‘要干你自己干，我可不干。’两人还谋划过制造车辆意外落水的方法，因为车子没买保险，就放弃了。”随后，叶诚尘多次发微信催促张波作案，张波迟迟没有动静。2020年6月，张波和叶诚尘分手。9月中旬，张波主动联系叶诚尘和好。为了恢复关系，他交出自己的两个孩子——两人继续通过面谈、微信聊天的方式共谋这起罪行。
离婚后，孩子是陈美霖全部的生活，她常常和小雪、小洋一起拍各种搞怪的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
小雪长得和妈妈一样，皮肤白皙，有时扎两个小辫子。她像一个小大人，陈美霖吃饭慢，小雪会站到小椅子上催促她：“妈妈，快点啦，快点啦，要洗碗啦。”外公倒车时，小雪也学着导航喊口令，“倒，倒，好！停啦！”儿子小洋的性格则大大咧咧，不怕生。他最喜欢陈美霖的爸爸，一见到外公，就张开两只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要外公抱。她学着接受自己的“新生活”——虽然丈夫以如此让人伤心的方式离开，承诺的抚养费也只支付了3万元，但还好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城市，有父母和朋友在身边，单亲妈妈的生活也不那么可怕。有时，她下班回来，累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小雪会爬到她的腿上，抱住她的头轻轻拍着念“妈妈乖”。
10月2日，她接到张波的电话，说要带小雪买衣服，要她把孩子带到锦江华府小区。这让陈美霖和妈妈有些警惕。离婚后，每逢周末，陈美霖会带着小雪去和小洋玩，几乎不曾遇见张波。他很少在家，更不要说陪伴孩子。陈美霖的妈妈也提醒，“小雪两岁半了，张波一次都没来看过孩子，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你要小心，他是不是想把孩子卖了”。但小雪想见父亲。因为母亲刚坐完月子又怀了弟弟，这个小女孩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外婆家。父母开始闹离婚时，小雪才一岁，她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两岁半时曾经问外婆：“爸爸在哪里？我还不知道爸爸是谁。”想到这些，陈美霖有些心酸，她同意把小雪送过去，但自己全程陪着。那一天，张波带着小雪上街，拉着她的手进店里买裙子。晚上回家后，小雪依然很激动。这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陈美霖问她：“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雪的回答让人又气又好笑。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想爸爸，我喜欢爸爸！”11月1日，张波再次联系陈美霖，要把小雪接到锦江华府的家中。陈美霖问小雪：“要不要去爸爸家？”小雪用力点了两次头，回答：“嗯嗯！”这一次，张波提出让小雪留下来过夜。“他说：‘陈美霖，算我求求你了，让孩子留下来吧。’”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她问小雪：“晚上和弟弟一起住在爸爸家，明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小雪很兴奋地同意了。这是陈美霖最后一次见到两个孩子。坠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恋人”张波和叶诚尘在法庭上发生了争执。陈美霖旁听了整个庭审，她对本刊记者回忆，张波说事发时自己正在与叶诚尘视频，是叶诚尘选择了较为隐蔽的卧室窗户作为动手的地方，随后又用割腕的方式逼迫自己动手，自己被逼急了。但叶诚尘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说当初谈恋爱是被迫的，因为张波威胁要杀她全家。还说她认为张波对孩子下不去手，割腕是想着张波能知难而退，主动提出分手，‘外面还有十几个男的排队等着我耍朋友呢’。”（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1年45期。文中刘东、何彦、汪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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