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迷你裙的她，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时尚风向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4月13日，英国时装设计师玛丽·昆特去世，享年93岁。上世纪60年代，年轻女孩们涂着她发明的防水睫毛膏，穿着她设计的彼得·潘领连衣裙、热裤、PVC外套和鲜艳的平底靴，欢快地走在街头，彻底改变了英国和全世界的时尚风向。
伦敦V&A博物馆向她致敬：“昆特代表了60年代的快乐自由的风尚，为年轻女性提供了新的榜样。她用标志性的设计，使英国确立了作为街头潮流和创新中心的全球形象。”
迷你裙是切尔西女孩发明的
1955年，昆特和男友亚历山大·普伦凯特·格林（Alexander Plunket Greene），还有一个摄影家朋友，合伙在切尔西区的国王路开了家时装店Bazaar，她任买手。由于找不到他们满意的服装，在格林的鼓励下，昆特自学剪裁、打版，买了缝纫机，从哈罗德百货公司采购来面料。她回忆起小时候在踢踏舞课上看到一个8岁的女孩，穿着非常短的褶裙，来了灵感，做出各种超短裙。来买衣服的女孩们对她说，裙摆剪短点儿，再短、再短点儿，然后高高兴兴穿上超短裙，搭配店里卖的亮黄色及踝靴，走上街头，走进“摇摆的六十年代”。
设计师玛丽·昆特，摄于1979年
谁才是迷你裙的发明者？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巴黎的奢侈品牌巴黎世家、设计师库雷热各自也推出了超短裙，只是昆特把裙子下摆提高到了极限，而且用自己最喜欢的汽车品牌“迷你”为超短的裙子命名，于是人们只记住了玛丽·昆特。2014年她回忆说，迷你裙给女性带来了“自由和解放”的感觉。穿着短裙、紧身裤和平底靴，女人们可以自由地蹦跳玩乐，轻松自如地上下自行车和公交车。
这些设计是昆特个人叛逆的印记。她的父母都来自威尔士的矿工家庭，上了大学后在伦敦当老师，他们按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女儿设想了人生道路。昆特出生于1930年。童年时她不喜欢穿表姐们剩的旧衣服，自己用指甲剪把床单剪开，缝了条连衣裙。历史考试，其中一道题问，英格兰内战期间是支持“骑士派”还是“圆颅派”？她毫不犹豫“站在骑士派一边，因为他们穿得更别致”。高中毕业，她想从事服装业，父母坚决反对，最终双方各让一步，昆特答应父母，她要先获得美术教师的文凭。
她进入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学习插画。1953年，在学校的化装舞会上，穿着黑色网眼紧身裤的昆特第一次见到男友格林。格林穿着他母亲的金色丝绸睡衣，搭配时髦的长裤和切尔西靴，昆特描述他是“米克·贾格尔和保罗·麦卡特尼的合体”，当即被迷倒。格林对她说，大胆点儿，“让我们变坏吧”。两人成为情侣，1957年结婚，终生是紧密的商业伙伴。
1970年，米兰街头的两个女孩，一个身穿及踝长裙，一个身着迷你裙，相映成趣
格林出身贵族世家，家族里不乏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哲学家。他母亲是罗素的堂妹，父亲是爵士音乐家兼作家理查德·普伦凯特·格林。理查德有个老朋友叫伊夫林·沃，沃的小说《邪恶的躯体》《衰落与瓦解》《旧地重游》里有格林家族、理查德的影子。他人脉颇广，大家都叫他APG。虽然他外表浮夸，却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昆特称赞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推销员”。
1955年，21岁的格林继承了一笔5000英镑的遗产，可是笔巨款。他买下国王路的一栋房产，决定一楼开时装店，地下室开餐厅。开业那天，门口排起了长队。这就是年轻人想要的爵士俱乐部，柜台里有葡萄酒、苏格兰威士忌，还有饮料、音乐和很长的营业时间。女孩们随意地把衣服脱了扔在地板上，吸引来反建制的艺术系学生，他们大多数后来从事摄影和新闻行业。
人们从没见过像Bazaar这样的橱窗，聚集在人行道上看得目瞪口呆。橱窗里，特别设计的人体模特看着就像在店里购物的年轻女孩，颌骨线条明晰，发型时髦，手臂举在空中，双腿俏皮地分开站立，摆出古怪的姿势。模特有的被放倒在地上，有的被喷上白色涂料，有的秃顶却戴圆形太阳镜、穿条纹泳衣，还弹着吉他。喜欢它们的人，比如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结婚也会挑昆特的狐狸皮外套和丝绸连衣裙做他和新娘的礼服。讨厌它们的人恨不得拿雨伞敲碎橱窗。
创造新的时装和生活方式
50年代的英国还在执行配给制，昆特哀叹“伦敦死气沉沉”，切尔西的居民穿着睡衣出门买面包。英国裁缝只擅长做花呢、各类制服，没有为年轻人设计的时装。在Bazaar，昆特发起一场接一场的服装革命，让年轻人不再穿得像她们的母亲。
一种叫作PVC的新合成材料出现了，闪亮得让昆特都惊呆了。1963年，她把PVC染成姜黄色、赤土色和芥末黄，推出“潮湿”系列，做出雨衣、外套、裙子和靴子，是第一个正式把PVC当作面料的设计师。难以想象，她把塑料变成了时髦。
昆特说服了针织品生产商在毛衣上多加一只“脚”，这样毛衣变成了宽松直筒连衣裙。之后，她紧接着设计了与背心裙搭配的紧身罗纹针织衫。这是她碰巧试穿一个8岁男孩的毛衣后产生的灵感。她设计了一个白色的塑料小圆领，戴在黑色连衣裙领口，赋予了小黑裙新的风貌。
玛丽·昆特（中间者）和她的模特们，摄于1966年（ICphoto 供图）
迷你裙走上街头，昆特立刻在戏装生产商那儿定做各种鲜艳颜色的紧身裤，以便与超短裙相得益彰。紧身裤最早出现在美国，但颜色单一，只有黑色，几乎没有人会将它们外穿。昆特给了它们黄色、红色，以及令人炫目的粉色、绿色。又借鉴芭蕾舞男演员穿的长裤，和尼龙袜子厂合作，把紧身裤做得更透明，薄得近似于长筒袜。她还开发出和紧身裤同样轻盈的弹性内衣，格林再添上幽默感，给其中一款文胸取名为“诱杀陷阱”。
昆特给女装加了兜，可以装口红和车钥匙，可以把手揣在里面。口袋决定了衣服，渴望摆脱母亲风格装扮的女性，会把衣服口袋看成现代性的象征。她还预见性地早早开始设计性别流动的服装。灰色法兰绒是男装常用的面料，她用来设计女式西装，廓形则像男式运动夹克。她还把板球毛衣中性化，让它成为经典的休闲毛衣款式。一次去美国旅行，她发现针织面料叠起来没有折痕，灵机一动发明“家居服”概念，1970年又发明了热裤。
她本人也身体力行，示范一种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维达·沙宣是她的密友，为她设计了有几何线条、锋利角度、建筑般造型的波波头，她一辈子都梳这个发型。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橘色白色相间的迷你裙和过膝彩色PVC长靴，贴着夸张的假睫毛，画出浓黑的粗眼线，和她打造的模特崔姬仿佛孪生姐妹。她去意大利，走到哪儿意大利男人就跟到哪儿。
摇摆，60年代的拷问
迷你裙在伦敦风靡一时。匡特说，“胯部是最自然的性感地带”，指导模特展示迷你裙时最大限度地推送、扭动骨盆。但别的城市，甚至巴黎和纽约，都认为迷你裙是“疯癫的”。《ELLE》杂志创办人海伦娜·拉扎雷夫（Hélène Lazareff）在1966年说，巴黎人是不会穿超短裙的，因为法国年轻人可不像英国人“受那么多约束，以至于（他们）必须去破坏”社会规范。
《致命女人》剧照
英国媒体称昆特是暴发户。索菲娅·罗兰公开说，迷你裙“破坏了女性的神秘感”。女装改革的先驱香奈儿小姐也批评迷你裙“不雅”。昆特明白：“我的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他们。”
1954年，也就是昆特的Bazaar开业前一年，香奈儿在巴黎的沙龙重新开业。昆特和香奈儿有相似的抱负：为年轻、独立的女性设计提供服装，鼓吹轻松享乐的时尚审美，线条和廓形要简洁，少装饰，风格中性，力求服装不要束缚身体，塑造新的身体和精神，允许身体在服装里轻快地走动、跑和跳。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昆特是香奈儿自由精神的继承人。昆特可不以为然：“可可·香奈儿讨厌我。我能理解为什么。毕竟，当时所有人都在问她：你觉得玛丽·昆特怎么样？”
时装编辑们喜欢把昆特和香奈儿、迪奥相提并论，认为她们三人是时尚界少数的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儿。昆特对迪奥和香奈儿有深刻的洞见。她指出，迪奥的“新风貌”系列虽然是时装史上划时代的设计，“但我们实话实说，它们从来没有真正流行起来。这些衣服太瘦了”。至于香奈儿，“我只是腿比她的好看”。
时装编辑布里吉德·基南（Brigid Keenan）评论：“在昆特之前，衣服是紧身的：裁剪繁复、必须合身，有纽扣、有袖扣、有裙撑，对穿着者的身材要求很高。玛丽的作品不拘泥于固定的结构，她的灵感来自于令人惊讶的地方。”早在20年代，香奈儿和夏帕瑞丽等女装设计师已对女装进行过一次革新，解除了服装对身体的束缚，更适合女性外出工作、运动，但她们的服装价格高不可攀，仍属于精英阶层的消费品。普通女性没有资格讲“时尚”。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剧照
60年代，人们逐渐形成“寻找自我”的理念。这一理念第一次被广泛地转化为穿着。昆特要证明，时尚不能只迎合老到的有钱人了，它一定要演变为个性、自我的表达。昆特在自传中写道：“我们正处于时尚界伟大复兴的开端。这不是因为我们才发生的。事实证明，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关于年轻人和新一代的复兴。昆特尤其擅长捕捉时代精神。
这个时期，“青年”首次被单独“发明”出来，作为一种儿童之上、成年之下的状态。昆特敏锐地看到青年在所有领域爆发出活力，特别引领了文化、音乐、时尚领域的潮流。美国版Vogue杂志前主编戴安娜·弗里兰1965年专门造了个词“青年大骚动”（Youthquake）来指代这一现象。伦敦是青年大骚动的中心，年轻文化全面主宰了时尚的方方面面，迪奥为代表的传统时尚体系在分崩离析，风尚权力正待重新分配。昆特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直希望年轻人有自己的时装。对我来说，成年人的装扮毫无吸引力，令人戒惧，不忍卒睹，抱残守缺，丑陋无比。我不想长大后变成那样子。”
她自己也有彼得·潘心理。人必须长大吗？为什么不能一直做自由奔放的孩子？长大后的身体必须散发出女性气质吗？她深深地厌恶这些观点。她的服装证明了她的观点。她设计的裙子重点突出了双腿，而不是胸。在历史上胸部被定义为女性和母性的基础，这个观点过时了，她要用没有曲线的身体和细骨伶仃的双腿取而代之。迷你裙原本是昆特的反叛，无意中竟成为青年大骚动运动的“制服”。
香奈儿和昆特在时尚界的影响力，分别汇入了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的浪潮。Bazaar开业6年后，避孕药上市。英国时装设计师贾斯帕·康兰（Jasper Conran）说，昆特“重新调整了当代女性的衣着。玛丽的影响力是和性解放、避孕药同时发生的”。昆特的同时代人是避孕药的第一代受益者，她们从不赞成她新生活愿望的父母那儿逃出来，来到伦敦，就算做个秘书或打字员，也多了控制自己职业和生活的自由。
昆特的时装店Bazaar，位于切尔西区国王路，摄于1966年
有了这种背景，穿上昆特设计的女孩，哪怕是橱窗里的木头模特，也表现出具有侵略性的性感。昆特设计了一条黑色迷你A字连衣裙，从领口有条拉链一直拉到腰部。这条裙子名叫“香蕉圣代”（Banana Split），被当作英国设计成就的代表，放到了2009年发行的邮票上。昆特有一个设计上的突破，她把拉链做成衣服上特别的装饰元素，而不是把它们隐藏起来。一位作家回忆她用14岁生日收到的贺礼钱买了这款连衣裙，穿着它去参加派对，男孩们非常兴奋，因为只要女孩一拉拉链，立刻能看到裙子里的运动文胸。对一个成长在利物浦郊区的青少年来说，玛丽·昆特的连衣裙就是反叛和现代的象征，哪怕她的腿并不纤细修长笔直，似乎不太适合穿迷你裙，也不在乎了。
在自传中，昆特将时尚、时装描述为“日常生活中的竞争工具”。所以你不必考虑衣服的阶级属性，它们反过来应该为你服务。她给赶公交车、地铁通勤的职业女性发明了通勤装，用新的合成材料PVC设计便宜时髦的彩色平底鞋——鞋底上印着品牌标识，是她涂鸦的一朵雏菊，走路时在街上留下花朵，风趣天真——穿上它们尽管放心追赶公交车，下班后不用换衣服直接去约会也很漂亮。服装表现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感觉，在时尚史上，这是第一次。
1968年，英国女工为争取同工同酬，举行全国性罢工，促使政府颁布了反性别歧视的“公平工资法案”。音乐剧《达格南制造》根据这一真实事件改编。剧中罢工的女工们高唱《这是我们想要的》，唱出这么句歌词，“我想让玛丽·昆特设计我的工装裤”。在1968年，性别歧视等词汇还没有发明，昆特的服装提供了表达女性赋权的语言。
昆特不只设计了服装，她更设计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并且身体力行。1970年，40岁的昆特生下独子奥兰多。40岁的女人既做母亲，又经营跨国公司，闻所未闻。80年代，昆特的时尚王国逐渐衰落。1988年，丈夫患病，昆特得知他只剩下两年的生命，决定退出公司管理，全心照顾丈夫，直到1990年格林去世。
她的品牌和公司早已被日本人收购，现在只生产化妆品，日本全境有200多家昆特品牌美妆店。日本消费者尤其青睐昆特这个品牌。和欧美社会不同，日本人的“成年”并不意味着能享受到自由和权利，而是意味着与他人好好合作、接受妥协、满怀义务、肩负社会责任；只有儿童，才是自由、解放的象征，因此卡哇伊文化成为日本重要的亚文化之一。这么看来，日本倒是最合乎昆特逻辑的市场。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19期）
排版：琳琳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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