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园里的小市场，“毕业即就业”能实现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威海职业学院是一所大校园，但置身其内，却感觉像是处在一个小市场，四处充满了活力。酒店是学校开的，超市是师生办的，打印店是学生运营的，就连售卖的西点与葡萄酒也是学生亲自做的。这里一个专业即向一个小微企业看齐，更有能走向市场对外竞争的焊接基地和会计工厂。学校有着自己对职业教育的理解：“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职业，而不是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是职业生成教育，而不是职业准备教育。”
主笔 | 黄子懿
摄影 | 孙铭楷
助力一座国家足球场
就办学规模而言，威海职业学院（下称“威海职院”）可谓一座大校。9月7日，学校新生报到当天，从全国14个省（自治区）涌来的学生携着家长们，将占地面积3000亩的校园挤得水泄不通，车流堵得像是一节节车厢连起的火车，大道上人车寸步难行。校方数据显示，这一届新生有超过9000人，他们普遍属于“05后”。有一位年龄最大者，出生于1999年。
“终于找到一个跟我一样的！”看到这些数据后，机电学院智能焊接专业的学生于洪卫有点庆幸。于洪卫同样生于1999年，今年已经24岁了，是大二同级9000多名学生中的最高龄，“属于社会人士报考”。他15岁进入威海一所中职学校就读，专业是父母选的焊接——老一辈人常年在外打工，自认见识有限，只晓得这是吃手艺饭的，“不至于以后饿死”。但于洪卫觉得中职三年没学到东西，毕业后他进入威海一家打印机公司做测试员，每天反复测试着各种材料的耐用性，“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Excel”。2022年，他决定去高职深造，报考威海职业学院后成功上岸，专业还是焊接，前面加了“智能”二字。
我见到于洪卫的时候，他刚刚结束一门焊接的专业课补考。他穿一身灰色工服，工作必备的口罩塞在左胸的口袋，两袖往上撸起，露出手臂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文身，与自己规整的短发与无框眼镜形成了一种对比。于洪卫说，他进校后有点“过于活泼”，经常组织同学参加活动，“最爱骑行和露营”。有些理论课他在中职都上过，所以没认真听讲，最后挂了其中一科——学校真正吸引他的是实训课。学期结束后，他找到专业教师刘明海，说想去实训课试试真正的焊接什么样。“你先来一两天试试吧。”刘明海说。结果，他来了一天就不想走了。
实训课对于洪卫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这是真正的企业项目。9月上旬一天上午，机电学院实训楼里，于洪卫和七八个同学身着工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从早上7点起在紧急切割加工一批钢板——这些钢板将走出国门，作为中国一个对外援建项目的重要部件，装配在建设中的某国家足球场的幕墙上。这座由中国援助设计和建造的该国首都新地标，未来将成为一个能承办欧洲冠军联赛、欧洲杯等顶级国际大赛的一流球场。如果不是亲自走入这里，我很难想象，地球另一处一个重要的国家项目，是如何与7000公里外的胶东半岛高职学生产生联系的。
这样一个项目，却是校外企业主动找来的。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的发源地，威海有着不错的工业基础，造船、机械等制造业成熟。援建的这座国家足球场的外墙将由500多片独立钢百页组成，每一片都要由不规则的钢板焊接而成，或直或曲。威海有一家企业有着国内最大的三维曲板机，擅长钢板的曲面加工，就拿下了这个订单。但该企业负责人说，曲面金属在焊接中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应力，造成产品成型的精度无法控制。“目前国内外没有类似工艺和案例借鉴。”该负责人表示，在多次试验不成功的情况下，他们就想到了来学校找“外援”。
成功协助加工了一批试验性样品后，刘明海带着“卓越工匠班”的学生继续为企业的后续生产服务。他焊接技术了得，是威海唯一的相关方向省级首席技师。“技术难度很大，比如一块20米长的曲面板，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刘明海对我说。因为疫情等因素，这一工作被耽误了很久，企业工期紧迫，他要指导学生每天赶出12块板材。刘明海特别做了分工，大二学生在校协助企业完成直线段制作，大三学生进驻企业协助完成曲段生产任务。在刘明海眼里，这是一个“三赢”安排：企业解决了订单的燃眉之急，学校得到了一笔收入，学生则找到了技术含量不低的实习。如今，学校靠着对外的焊接工程一年能有300多万元收入，而学生的实习工资能有6000元/月，转正后可达8000〜10000元/月。
“我们最早也是从最简单、最方便的活儿做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什么活儿最简单又方便？那当然是学校本身的工程。”刘明海今年50多岁，拥有一个典型的焊接技师形象，2015年作为技能专家被学校从企业挖来。他身材健硕，留板寸头，说话带着一丝山东口音。刘明海进校后，带学生从校园项目入手，帮学校焊接廊桥、走廊和水电气暖，继而接一些船舶企业的订单，最后接到了这个不规则金属曲面造型这个高难度工程。“有一年学校的暖气管坏了，都是他带着学生给我们焊接好的。”一位外系老师回忆。
作为进校不过七八年的新教师，刘明海在学校所做的这些工程，离不开校方的背书。2016年起，威海职业学院在内部推动教学大改革，提出“校园里一切资源都是育人资源”。一个与常规教学改革不同的方向是，学校撬动了近乎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把校园打造成了一个仿真的市场环境。校方鼓励老师去成立工作室甚至是小微企业，带学生走出教室、走向市场，去接受真实的企业生产检验。
比如，焊接基地所在的机电实训楼里藏着十多头“恐龙”，栩栩如生，张牙舞爪，能张口发出嘶吼声——他们都是由机电学院学生做出的仿真恐龙模型。每年能带来20多万元产值，还作为一景在校园的湖边陈设。不能一步迈向市场的专业，就先在校内对师生试验开放，形成一种内部竞争。校内有一个校办超市，是经贸学院的师生开的，酒店学院和康养学院都成立了以“威之”命名的食品类小微企业，学生们每天把上课做的糕点摆出来售卖竞争。学校还有一个校办的四星级标准的松海大酒店，坐落在学校大门口，前台是来自校内酒店学院的轮岗学生，厨师也出自烹饪专业的学生。这里与外部酒店最大的不同是，学生们在22点之后就要下班了。所有账目都由学校会计专业的师生去记账报税，他们办的“会计工厂”每年能服务537家威海小微企业。
“我们把这些实践叫实训性生产。它的重点不在于实训，而是真实的生产。”威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耀华说，如今学校校内有十几家经营实体，每年能带来超过4000万元收入。这让学校作为一个公办学校，也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这也吸引着于洪卫这样的大龄考生重回校园深造。“我来到这里，就是想真正学一点技能。”于洪卫说。
“像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办好职业教育是应该的，经济实力在那儿。但威海作为一个中小城市，能把职业教育办得有声有色，还是很难得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主任刁文说。
校办工厂启示录
偌大的威海职院内，要找到机电学院的实训楼并不难——它在听觉上太具辨识度了。实训楼坐落在学校几何中心，被几栋教学楼环绕。当后者沉浸在安静的研读氛围时，它却不时发出巨大的机械撞击和焊接声，吸引着路人的注意力。与其说是教学场地，这里更像是一个不低调的厂房，每一届能报满数千名学生。
机电学院代表着威海职院最早的历史，前身可追溯到有65年历史的威海市技术学院。在胶东半岛，威海是一个高等教育高地，坐拥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等高校。这当中，威海职院是当时唯一的市属高等教育院校。2000年，它由原威海广播电视大学、威海教育学院和威海市工业学校（中职）合并组建而成。2004年5月，威海市技术学院也合并过来，与威海职院实行一所学院、两块牌子。
那几年，正值国家对高职教育进行大力调整的时期，高职迎来快速发展期。全国不少职业院校都在当时被整合重组。但这也指向一个问题：被整合的学校类型各异、术有专攻，囊括中职、成教、技师学院等各种类型，重组后要如何去办综合性的高职教育？
王祖莉是学校前任副校长，从教30余年。学校重组前，她任教于威海教育学院，一所主做成人教育培训的教育类学院，面向中小学教师做成人学历教育和培训，此前并不具备招生资格。“如果只是我们去升职业院校，那肯定是不够的。”王祖莉说，2000年合并的另外两所学校，一个是广电类的，一所是中职，也不具备相关办学经验。
学校合并前后，王祖莉被委派组建旅游管理系。2002年，威海市政府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市区西郊一块3000亩的地块划拨给学校，投资6亿元兴建新校区。校园修得宏伟漂亮，一处直通黄海的宽阔湖泊成了最亮丽的景观。但即便是身处旅游城市威海，招生情况也不乐观，系里的烹饪专业第一年只招到12个人。“酒店服务方向的就更少了，你想那时候的高中毕业生谁会去学烹饪和服务？”王祖莉说。
此时，国家为了大力推动高职教育，在全国范围推进相关的评优与国家级示范院校的申请工作，成功者将得到一定政策扶持。校领导得知后反复强调：“一定要赶上这趟车，只有搭上这趟车，才有资金支持。”但当时学校刚成立不久，很多专业办学基础薄弱，要如何赶上这趟车呢？
威海市技术学院的存在成了最大优势。成立于1958年的这所学院由山东省劳动厅主办，属于人社系统办学，早年里可谓职业教育典范。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成立了一座校办工厂，后来成了威海精密机床附件厂的前身。一位专业老教师回忆，那时候采取的是专业技工的培养模式，教学双周轮训，理论实操结合。学校不仅生源好，工厂的技师也是有编制的专业老师，“学生学到了东西，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到了八九十年代，工厂准确把握市场机会，推出了一款热销的包装机，工人每年能分到不菲奖金，以至于很多老师都愿意进厂做工。这个校办工厂分离后成了今天的天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地点就设在如今的校园里。
王祖莉记得，为了赶上这趟车，申办国家级示范校时，校领导和主要老师们吃住在市郊的学校整整两个月，申请材料“写了改，改了写，翻来覆去地打磨”。最终在2007年，学校进入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立项建设单位。这首批院校全国一共仅28所，威海职院是山东省仅有的两所之一，也是28所院校中为数不多的中小城市直属办学的学校。
“那时候能申请上，学校方面还是得益于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干校办工厂打下的基础。”学校现任党委书记李耀华说，评审专家当时来学校一看，认为这是真正的“双师”（老师既是教师也是技师）教学。这个过程中，威海市政府的支持力度也是巨大的。时任威海市市长是博士毕业，有做教育的情怀，在申请时亲自带队进京做了主答辩，“这是一个大的加分项，说明地方政府非常支持”。申请成功后，教育部批了2000万元的示范校办学经费，威海市按照1∶3.5的配额也追加拨付了很多经费，最后学校又自筹了一部分。一共1.18亿元的资金，支撑起了学校八大专业此后几年的办学。
然而，校办工厂最大的贡献不仅在此，更在于对教学理念的启发。他们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训结合、真实生产岗位锻炼，给了学校办学灵感。“以前我们开玩笑说，高职就等于本科的‘压缩饼干’+中职的‘发酵面包’。”王祖莉创建旅游管理系时，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课程，就找到了山东大学和相关中职的教材看，发现两个都差不多，这些书本教出来的效果也不好。成为首批示范校后，老师们开始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吸收有关职业教育的理念，还有机会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等国考察，慢慢对职业教育有了深刻认知。
“那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一条必由之路。以前是没有的，以前觉得老师只要上好课就行了。”王祖莉联想到了技术学院的校办工厂，“其他专业能不能也这么做？”作为旅游管理系的主任，她考虑到学校地处市郊，一到晚上访客吃住都不方便，就动了本专业也办企业的念头。2005年，校办松海大酒店成立，定位四星级标准。王祖莉从市场上找了酒店专业人士过来，带着学生一起学着运营一个酒店。
事后证明，很多问题都是在实战中发现的。比如，一些学生连如何接听顾客电话都不清楚，没有一套应对话术和流程，学校只好重教；开业后不久就有客人反映，在这里吃饭都吃不饱——长久在课堂待着的学生们，经常忽略给客人换骨碟。社会经验匮乏的学生们，也经常反馈在做服务时遇到的情况，比如主客之间就倒不倒酒争论，他们常常不知该怎么办，“听主人的还是听客人的？”王祖莉有些无奈，反问：“这顿饭最后谁付钱？”到了旺季，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问题：学生们每天都要长久站着，体力成了一个大考验。有的学生回到宿舍后直接“累得都爬不上床”，还有的学生一周就磨破了一双鞋。
“如果是天天在学校里坐着上课，哪能体会这个。”王祖莉回忆。她后来把教师、办公室都搬到酒店里，酒店的实训课教学要求全员站立，不同学生都要轮流被派去酒店轮岗，以周为单位。“哪怕这一周你就是站着，也能练你的体力。”王祖莉对学生们说。2009年，这门酒店服务的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为学校首个收获此项荣誉的课程。
很多学生一毕业即前往北京、上海等地的星级酒店工作。看着他们在大城市走上了工作岗位，王祖莉觉得甚是欣慰和满足。不过很快，她的想法就转变了。
“砸墙”
2009年，威海职院的国家示范校建设成功通过验收。对于一个中小城市的职校来讲，这一殊荣固然难得，但在缺乏更多外部的刺激下，这也困住了他们——学校由此进入了一个舒适区。用李耀华的话说就是，2009年验收成功后，学校在此后七八年走的是和其他学校一样的路，“后来评优质校的时候，我们就失去全省第一了，没有当年的好势头了”。
2016年7月，在威海市委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吴永刚调任威海职院党委书记。调任前，吴永刚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曾兼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政研室主任等职。“他的视野会更宽广。”王祖莉记得，吴永刚一上任就对学校的主要老师和干部强调：“我们不能够吃老本，不能够躺在示范校的功劳簿上。人有了荣誉之后，就容易不思进取，我们还是要找到特色的发展之路。”
那么，在城市规模并不大的威海，要如何进行特色发展？吴永刚提出，“要用政府的思维看教育，用企业家的思维办学校”。前者是指教育一定要为本地的社会经济服务，“职业教育一定要服务区域发展”；而后者则是用实用的生产导向进行办学，让学生真正像是在企业一样。“职业教育的核心指向应该是职业，而不是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是职业生成教育，而不是职业准备教育。”上任不久后的一次大会上，吴永刚语出惊人：“老师要像师傅一样，学校就要像工厂一样，教室就要像车间一样，要大力压缩基础课，增加专业实训课。”
一场轰轰烈烈的教学改革，由此在学校拉开了大幕。第一个大行动就是“砸墙运动”——校领导认为，过去学生上基础课基本都是闷在教室里，实训机会少，这样不行。学校要求在基础课教室的隔壁砸掉墙，将之改造为实训室，这样学生上完课就能上手实操。“从成本来看，砸墙改造一个楼真不如新盖一个楼。”王祖莉看着掉落的墙体有些心疼。那几年里，学校一下就投了好几亿做硬件升级改造。
“表面上看，砸掉的是有形的墙，实际上要砸的是人心那堵无形的墙。”李耀华说，校领导是想通过“砸墙”，去针对那些过往职校办学中普遍存在的顽疾，向在校老师发出信号：很多老师过去只教理论，实操技能不足，也没有自我提升动力。如果去问很多老师能否胜任学生在企业岗位上干的工作，多数时候得到的是否定答案。“原先很多老师可能就觉得上好课就行，完了两手一甩。通过砸墙运动，要让很多老师意识到，不动手是真不行。比如一个教烹饪的老师，如果切土豆丝都没有学生切得好，那你怎么好意思去教学生？”李耀华说。
为了提高师生们的动手能力，学校开始把一切资源当作育人资源。新装修的校办酒店要安窗帘，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师生们就顶上；校园建了一座廊桥要焊接，刘明海就带着学生去；校外企业在学校开超市的房租到期了，那就让经贸学院接过来自己开。所有专业同时都被鼓励走出学校，成立小微企业去跟威海本地企业合作，接他们的真实订单。换句话说，各个专业本身就要成为一个小微企业，投身到市场中去。
在校领导的设想里，这些实战要从优秀的学生做起，只有入选“卓越工匠班”的学子才能去，实操课能置换学分。接单也要从机电等优势专业做起，学校在这方面有师资和设备优势，比如一些售价不菲的数控和3D打印设备，威海很多本地企业就没有。这样从优势的资源、专业做起，然后慢慢延伸到艺术、经贸等偏文科专业。不过对后者来说，这却非常困难。
丁小华是经贸学院统计与会计核算专业的带头人。她面目清秀，个头小小的，却拥有极大能量，一手办起了对外接单的“会计工厂”。丁小华告诉我，全国很多高等院校中，会计专业的实训教学普遍以模拟为主，即模拟一个企业项目让学生做账。“弄一俩月做完，你会发现学生没有任何提升。因为他知道模拟是假的，错了就错了，没有风险意识。”丁小华说，这些东西很难在模拟中体现，专业教学的实践性匮乏。同事中有一名老师是研究生学历，曾对她说自家有一位亲戚在开工厂，每次亲戚问她什么记账报税的知识，她就发怵。“但你又不敢说你不懂，因为你学这个学到了研究生，而且还在高校当老师。”同事说。
学校启动教改后，会计专业接过了校内小微企业的记账和报税工作，包含校办酒店、膳食糕点和超市等。“这是我们迈出的做真账的第一步。”但没多久，丁小华就发现了问题：这些经营主体以学生为主，没有财税观念，有时候为了进货便宜点儿，就不要发票。“去盘点这个月做了多少蛋糕、用了多少鸡蛋和面粉，就会发现数据特别乱，账目不规范。数据源是错误的话，后期做账再怎么规范都没用。”丁小华有些沮丧，这样对会计的实训仍然没有好处。
没办法，只有亲自“下海”试试了。丁小华大学学习会计，但此前从未有过实践经历。2018年起，她利用周末和寒暑假，自己去企业跟专业会计学习实操。由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技能行业通则，专业会计们最初都不愿搭理她。她就主打感情牌，逢年过节给对方小孩买点礼物、请人吃饭、帮人跑腿干活等，慢慢赢得了信任，“人都是有感情的嘛”。而这一年，她已是一位副教授，坐上专业带头人的位置有三年之久。她放下身段外出学习的事，学校里没人知道，也自然没有其他支持。“因为我想做会计工厂这件事。”丁小华说，“一旦真到了实操阶段，只有我学会了，我才能解答学生的各种疑惑。”
实操入门后，丁小华开始去市场拜访各种企业，试着接单。第一个想到的是会计师事务所，“结果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她又去找一些小微企业，发现对方需求五花八门，“我们毕竟是学校，不可能有市场人员去对接这一块，否则就无法正常教学了”。最后，她将目标锁定在财税中介和代账公司。这类公司服务于本地小微企业，如建筑、装修、机械等，自己规模也不大。师生们可作为后端去为这些前端公司服务，形式类似于“前店后厂”。不过，最终问题还是一样——企业并不信任学校师生的专业能力。
那段时间里，丁小华频繁拜访各个财税和代账企业，却连遭拒绝。到后来，她甚至给对方老板允诺能免费做半年，但很多老板还是犹豫。“那几个月我简直觉得自己都不是一个老师了，而像是一个拉保险的。我一去别人公司，老板都躲着我走。”丁小华不愿轻易放弃，“我去一次不行，3次不行，10次不行是吧？可能11次我就打动他了。”
最终在数不清第几次拜访一家代账公司时，丁小华拨通了对方老板的电话。对方谎称自己出差了，车却停在公司楼下。丁小华索性把车停在一旁，“没关系，我就在公司楼下等着你，你不回来我也不走”。对方听完后沉默了，说：“那你上来吧。”办公室一番拉锯后，对方终于答应让师生们先做24家小微企业订单试试。
那是2018年10月，丁小华的锲而不舍，终于开启了会计工厂的第一个市场化订单。师生们把一个破旧的四楼教室改造成会计办公室，用7台退下来的电脑开始了这项工作。三年之后，会计工厂服务企业数量已增加到537家，办公室也搬到了敞亮的一楼。36个工位紧密相依，完全按照事务所的人均标准来打造。
丁小华说，整个过程中，她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放下身段，“在学校当老师当惯了，会有一种自尊心，很难放下面子去求人，迈出这一步非常难。后来我就觉得无所谓了，自己脸面算个啥？它又不值钱，但做成这个事是很重要的，是能让学生受益的”。如今每学期，会计工厂都会迎来30多个学校的考察，今夏还去上海参加了中国财税服务博览会。展会上，有很多专业人士和老师看到这个项目都很诧异，问她是如何接到这些订单的。丁小华说了这些困难后，一些老师会说：“怪不得你们能做，大部分老师是迈不出那一步的。”
那么就学校而言，要如何驱动大多数老师都去迈出这一步呢？
真下？真下
在李耀华眼里，教学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多年来人们形成的固化思维和认知”。在学校管理层的谋划中，教学改革是终极目的，也是手段，但只是为了让老师们认识到改革是大势所趋、不得不改的第一步。多数老师的积极性，是要配以切实的利益调整，才能调动起来的。
为了配合教学改革，学校自2016年逐步推行了绩效改革，把物质奖励作为杠杆。这次调整一改过往院校里的平均考核，将绩效分为八个模块，涵盖教学、科研、学术管理等，对外接单被纳入到了社会培训板块，权重加大。总体宗旨是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以及奖励在特定方面有突出贡献者，比如社会培训额度达到200万元的老师，能抵上一篇核心期刊论文。“过去那种平均分配不是公平。”李耀华认为。
社会培训方面，学校搭建了统一的结算中心，所有学院的小微企业项目、对外技术服务的收益“只见账不见钱”，到年底扣除成本核算后按劳作绩效分配。“就怎么结算这一问题，开会就讨论了N多次，弄得大家焦头烂额。”李耀华说，这当中会有博弈，学校要学习如何像企业一样兼顾规范和效率。但规范严格了，就会降低效率，一位主要校领导有一次就为一件事一直在走流程发过火；但对于学校来说，只有效率，没有规范会更可怕。“这个平衡点需要谨慎把握。”李耀华说，“要做实训就会有耗材，就要花钱，所以一定要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机制，不然到头来就是一笔自圆其说的糊涂账。比如做酒店的窗帘，谁要做窗帘、谁来接单、谁去采购都要有明确分工和流程。”
重视制度和流程建设，是绩效改革的一大原则。党委委员、组织人事处处长肖志强是方案具体的执行者，他说方案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获得了顺利通过，很大程度源于教学改革提前“吹了风”。学校下达精神，考核的具体细则则由各个二级学院（即各个院系）讨论后自行制定。首年的绩效分配落地后，就有不解的老师找到他，“是不是算错了，我的绩效怎么少了那么多？”肖志强就给老师复盘，方案如何制定，是否通过了院系讨论。老师最后无话可说，默默地走掉了。
“现在差距已经拉开很大了。”肖志强说，高的老师如今每年能分到奖金五六万元，而低的只有数千元，差距有10倍之多。一位去年拿到数万元奖金的年轻老师对我说：“以前都是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绩效一改后，年轻老师就搞培训、搞竞赛、搞科研等，积极性真的就调动起来了。”
但这还不足以激发所有人。用李耀华的话说就是，有个别教师可能家庭条件比较好，来学校相当于谋个闲职，不在乎奖金多少。那么要如何去激发他们呢？“人无非就看中名和利两个东西。具体到老师身上，哪怕不在乎奖金，也一定看中职称。”李耀华说。这就要触及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最核心板块了——职称。
在真正推进职称改革前，学校管理层让肖志强去南方考察了一圈，发现即使在南方沿海省份，也没有哪个学校对职称体系进行大改。肖志强回来后，小心翼翼地问：“南方都没动，咱到底动还是不动？”答案还是“要动”。一方面，此时恰逢山东省出台了“破五唯”（即打破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崇拜）和职称评选权力下放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在历经了教学改革和绩效改革的铺垫后，学校也走到了必须要开启职称改革的这一步。
两势催生下，学校决定一切“推倒重来”。此前学校是退休后有空余的名额岗位才组织竞聘，但在2020年第五个聘期到来时，学校决定所有岗位全部重新竞聘。“推倒”的力度貌似很大，但最初教师们的反响却一般——竞聘中，一些常见的“顽疾”又冒了出来。比如评聘的三年期限中，全校1000多名老师最初一下子就拿出了900多篇论文、1000多个软件著作权。“软件著作权水比较深，可能就是个别教师花钱买了个东西，就声称是做出来的科研成果。”肖志强说。李耀华于是研究了一个法子，要参评的论文和软件著作权，都必须经过学校聘请的专家委员会论证含金量。这一公告下发后，最后拿来参评的只有20〜30篇论文和软件著作权。
但要进行职称改革，最关键的不是“上”，更是“下”。除了正高职称外，学校所有职称上下、评选的权力都交给了各个院系，校领导均不参与职称评选。一些院系负责人听说还要“下”，有点不敢相信，找到肖志强确认：“真的下吗？”“真下。”肖志强答复。
2020年12月，威海职院第五聘期竞聘结果出炉，有12人被降级低聘，教授终身制被打破。其中一人由正教授降为副教授，4人由副教授降为中级，4人由中级降为初级，3人依序降级聘用。消息出来后引发了业内震惊。当时校领导都在广州开会，和很多其他学校的书记校长讨论此事。一些同行一听说全员竞聘、能上能下后，以为只是个形式，“你们肯定不会动人家的待遇和工资，不然人家会跟你拼命的”。校领导则答：“工资早就动过了，最怕的反而是伤到他们的自尊心。”
李耀华和肖志强一度担心，是否会有老师抗议和不满。但他们等了很久，被降级的12个人没有一个写信表达不满。“学校是动真格了。”多名教师后来表示，这次竞聘对老师触动极大。有一位被降级的老师在大会开完后，久久都没回家，当晚在海边坐了很久。学校后来找12人谈了话，表示这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日后还有再竞聘升上去的机会。但一位从正教授降级的老师，哪怕时间都过去了一两年，家里也没人知道。“最难受的不是工资少了，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肖志强说。
“这么大的改革一定是要出于公心，上下都要统一认识，不然就是一个烂摊子。”李耀华说，后来经常有其他院校领导来学校取经，一进学校甚至都不参观校园，直接就到办公大楼请教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但听完学校三次改革的过程后，很多学校都犹豫了。
也有老师破格直“上”，14名教师被直聘为副教授，其中包括焊接能手刘明海——限于学历，18岁就出门学艺的他至今仍是全校唯一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副教授；以及曾经作为“边缘人”的美术老师潘汝洁——她现在的身份是乡村振兴学院副教授。52岁的潘汝洁大学学习油画，最初是合并来的中职学校的美术老师。2000年，学校并升成高职院校后撤销了实用性不强的美术专业，潘汝洁要不停转岗，去学习网页设计、Flash等看似与美术相关但实则更偏向技术的新专业。
“那段时间，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去了大学教书的同学，他们可以专心画画，发挥自己的美术特长，我就不能。”潘汝洁对我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感觉自己像是院系里的边缘人，过得有些郁郁寡欢。网页设计、Flash这两个方向很快也随着时代变更被淘汰。后来，潘汝洁被调到图书馆任一个闲职，一度以为教书生涯到了尽头。
2017年，潘汝洁去海边一个小村度假，村子风景美丽，但因年轻人外流而有些凋零。她就想，要是能来帮这样的乡村做一些更新改造就好了。回校后，她找到校领导讲了这个想法，刚好教改中的学校就接到了一个类似的项目。校领导于是把项目交给了潘汝洁，同时配有建筑学院、艺术学院的团队做支持。
项目在威海下辖荣成市的一个名为留村的海边村落，村子因保有完好的元代古墓群要做一些开发改造。潘汝杰带了六个学生进驻留村一个多月，通过走访考察，结合专业特长，挖掘当地的地域文化和资源并做出更新方案。“跟外面的设计院比，我们的成本更低，也更了解本地特色。”潘汝洁回忆。改造完工后，村里很满意，当年就入选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CCTV-7年度十佳魅力新农村。
那之后，她得到了更多机会。澡堂要搬迁改造，她带着学生利用校内旧物，把澡堂做成了一个“早尝”咖啡馆；学校淘汰下来了一批废旧轮胎，他们就将这些轮胎打造成了象棋棋子做户外景观装置。三年里，她前前后后做了60多个项目，一些老师评价她“简直和以前判若两人”。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时，离潘汝洁退休只有不到五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在退休前获评副教授。”潘汝洁说。
对老师的高要求
潘汝洁的办公室位于学校体育场外的连排空间，门外放着一个被涂成白色的大轮胎，一旁的五间教室在做装修。从边缘的美术老师成功转型后，她现在有一个十几人的专属队伍。我见到她的时候，工作室内有人在做设计，还有人在剪短视频。
“真轮到我扎进去后，就发现要学的新东西太多了，市场不断有新需求。”潘汝洁说，她给很多乡村做完改造后，对方继而又会提出新需求：能不能也帮忙做一下宣传和运营？为此，潘汝洁又涉足短视频和社区运营。她的编制所属前后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之前从艺术学院调到图书馆后，她又调到了建筑学院，现在属于酒店学院——专业上讲，这离乡村运营要更近一些。
对接市场的种种改革，对在校老师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有时候也让一些老师疲于奔命。一位老教师就对我抱怨：“现在整个学校都很卷，不卷不行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老师也对学校的人事改革持保留意见，“降下来的那些教授们，至少升上去时是付出过努力的”。学校要求理论老师也去学习市场技能，一些老师也觉得不现实。“人最佳的学习年龄段是18〜25岁。”刘明海说，为此他曾建议学校设定一个45岁年龄限制。
事实上，校园内这场生产导向的实训改革，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磨合之难。在会计工厂，36个工位满打满算能对应2000多家企业的订单。客户在三年里就做到了500多家，原本计划在2025年达到2000家，但自2022年以来，会计工程规模再未增长。“遇到了瓶颈，主要是老师的精力很有限。”丁小华说，因为是真实做账，老师们每个账目都要检查。“最大的挑战是保证质量，一旦被税务局发现有漏报、让客户被列为风险纳税人，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平日里，这些老师们要兼顾很多工作，会计工厂只是其中之一。一个老师一周至少10节课，有的还担任班主任或要参加青教赛、教师能力大赛，指导学生的实习和论文等。学生也是要放假休息的——这是与企业的大不同。当寒暑假来临，哪怕会留一部分学生在学校，订单的重任仍然会压在教师身上。
丁小华说，2022年会计工厂“差点就挺不过去了”。那是疫情解封后的冬天，随着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学校出于综合考虑决定全校放假。这可难倒了丁小华和同事们：会计的走账报税要遵循严格的时间规定，而年底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当年12月17日是一个小报税期。那时候，学生走了，快递停了，驿站关了，而票据都散落在各个快递点。怎么办？眼见着报税期越来越近，只能由老师来完成这些账。丁小华让所有票据寄到老师家里，自己去各个快递点寻找散落的票据，一一消毒后拿回家，其他老师则在家加班报税。“很有愧疚感，这个事本来是做公益，哪知道最后给老师们带来这么大的负担。”丁小华说。高强度工作下，有一位老师最后还是漏报了税，被罚款100元。丁小华自掏腰包付了款。
更大的挑战还在次年1月份，年度大账期将至。年底也是税务稽查最严格之际，很多账本要被抽查。会计工厂11月的账本遗落在校，12月的账本在家，税务局抽查到了在校的账本。那一天，丁小华高烧39.2度，浑身疼痛难忍，却不得不去学校拿账本。“真是爬不起来，头昏昏沉沉。”她从上午拖到下午，好不容易爬起来了，从市区家里驱车20多公里去学校。回程时，她整个人开始发虚，感觉轻飘飘的，甚至一度分不清油门和刹车，像是在踩棉花。她恍惚间意识到不对，把车停在了路边眯了一会儿。醒来后，她猛打了自己两巴掌，等清醒一点后再开到税务局。回家时她再也不敢开车了，特意打了个车。
“现在回头想想都有点后怕。”丁小华说。往返学校的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哭，内心反复念叨着：“我到底图个啥？大家都在家养病，我这么辛苦出来，到底图个啥？”这可能是会计工厂最接近于被放弃的时刻。这一行业容错率极低，按市场标准不允许出差错，也有着严格的时令要求。这让老师们在这一特殊时刻，感受到了远超于他们平日工作的残酷。
现实的市场环境中，这个矛盾其实不难解决。丁小华告诉我，有“会计工厂”办学模式的学校其实不少，但很多是企业主导的校企合作——即企业派驻专业人士到校，手把手指导，带来的也是企业在校外的订单和资源。“问题在于企业是逐利的，有时候一味追求规模增长而忽视了交付质量。”丁小华说，她知道南方有一所学校的会计工厂就是追求规模增长，后期有一个账务没做好，最后赔了30万元。
“我们要掌握主动权，不把收益放在第一位，所以一直没走这种模式。因为学校的终极目的还是育人。”丁小华说。第一批毕业生中，有一位学生被破格录用到青岛某上市公司，入职不到两年就晋升为一个大区的财务总经理，成为整个集团提拔最快也是学历最低的干部。曾经给她说自己面对亲戚发怵的同事，后来也告诉她再也不怕亲戚了。“这些对老师们内驱力的激发和价值感的提升，可能比给她两万绩效奖金更重要。”
在控制规模、正常运营的基础上，会计工厂下一步打算做内涵提升。这源于丁小华在频繁地拜访企业时发现的新市场需求，企业主们不仅需要记账报税的，也越来越需要有人为他们管理财务、筹划税收优惠政策。“就是业务财务一体化，这样我们的学生以后到了企业，不仅能帮人记账，还能给老板提供财务管理的一些建议。”丁小华说。同时会计工厂也计划纳入资质普通的学生，让更多学子也能从中获益。
做一个提升，也是学校未来对自己的定位所在。启动人事制度改革后，学校每年都会根据发展的需求调整考核的各项比重。如今第六个聘期竞逐即将开始，李耀华又开始在各种大会上给老师们“吹风”和打预防针，组织人事处则启动了“核岗定编”的工作，打算根据全校各个岗位需求来核定和分配珍贵的编制名额。
在李耀华的计划里，学校不应仅满足于做一个专科职业院校，还要“升格”——一是办学档次继续提升，二则是学校层级的提高。2022年出台的新版《职业教育法》为“职业本科”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李耀华说，学校要抓住这个机会升格为本科院校。在他看来，一些优势专业升本的机会很大，但整个学校的升格则需要未来几年的持续努力。
“整个山东省只有三个地级市没有自己的本科院校，威海是其中之一。山大、哈工大虽然在威海有校区，但都不是威海的，毕业生大多数也不服务于威海。我们要争取尽早地办自己的本科教育，成为威海职业技术大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威海。”李耀华说。
排版：空豆 / 审核：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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