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第五天，我又偷跑出门开钟点房了
当几小时房客，家庭生活的休克疗法
别误会，这个春节我家过得风平浪静。我没有和父母争吵，也没有高强度的彩衣娱亲，没有亲戚来我家串门，也没人对我催婚催育。我只是想要出门静静，独自待待，度过一段无需对任何人解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待着”“我要这样待到什么时候”的时间。
近两年，我养成了每次回家都开钟点房的习惯。说来奇怪，十多年前干柴烈火的年纪，我对钟点房里的草草了事嗤之以鼻。三十岁后，过去看不上的钟点房却成了我的避风港，像一份大人生活迟来的礼物。
当我一次次沉湎于钟点房提供的片段式宁静，也在一次次问自己：我，一个在大城市有独立住所的成年女性，为什么好不容易回了家，还必须在钟点房待一会儿？钟点房究竟有什么比家里还好的地方，能解决我哪部分得不到满足的需求？如果放松和宁静不再是“回家”的应有之义，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到底献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钟点房指的是以小时计费的客房，和全日制售卖的客房不同，一般从中午或下午开始计时，服务时段从两小时到四小时不等。对酒店来说，钟点房可以填补空白时段、提高客房利用率。对客人来说，钟点房总价便宜、来去灵活，能满足各式各样临时性需求。
开钟点房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出门的时候，理由要找得小心，刚好能对上两三小时的时长。比如去咖啡馆写稿，去和朋友吃饭，或者去给车子做个保养。毕竟你很难跟朝夕相对的家人解释，为何无缘无故要干出开钟点房这么“不正经”的事情。
出了家门，进了酒店，还要和隐形的刻板印象对抗。如果你开过钟点房，一定会发现前台带着一种粉饰太平的冷淡，仿佛把“我不关心你是来干什么的”写在脸上。但在房卡递过来的时候，前台往往会轻描淡写地加上一句“有访客要登记”。这种时候，我会有点骄傲地宣布，“我没有访客”。是的，我开房只为了做些一个人爱做的事。
2019年千屿酒店发布的一份《小城青年开房图鉴》显示，在酒店钟点房的消费人群中，21-30岁用户远远高于其他年龄段，预订占比高达56%;其次是31-40岁年龄段用户，预订占比为24%。这符合钟点房在大众想象里的主要用途：在家庭之外的场所解决生理需求。因此报告方得出一个结论：30岁后，你可能不再需要钟点房。
这个结论可能有些武断。去年微博有个问题引起讨论，“钟点房都是给什么人用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明知故问——不就是给干柴烈火的男男女女用的吗？评论区的答案却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把话一说开，大家发现钟点房已经不是属于某个年龄段或者一小撮人的特殊场所，而成为一个哪里需要哪里开的万用零件，甚至能在满足生理需求之余提供心理抚慰。
总结起来，钟点房主要用来解决那种虽然可以憋一憋、但即时满足会很爽的生理需求：睡觉、洗澡、上厕所。行踪不定的差旅途中，日程间隙的两三小时空档可以去钟点房打个盹；逛街累了，去钟点房睡一觉、充个电接着逛；在路边摊买了太多小吃，拎着大大小小的袋子开个钟点房坐着慢慢吃；走在路上闹肚子，开个钟点房能让你心无旁骛地解放肠胃。钟点房可以是临时的餐厅、卧室、卫生间，仿佛把家的零件随身携带。
另一面，走进钟点房，意味着你此刻其实并不想回到真正的家里。评论区里面，许多有家有口、心无邪念的中年人赞美着钟点房的包容，称它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一位哺乳期的母亲，会在喂完奶的午后把孩子交给婆婆，自己偷偷溜出去开间钟点房睡觉。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因为在家点外卖会挨骂，干脆开个钟点房出去痛快地点了一下午外卖，留下一桌空碗空盘，挥挥手不用洗一个碗。
有人不解，哺乳期的妈妈等孩子睡了就可以在家休息，干嘛要多花钱出去睡觉？好不容易回家的上班族，为什么不想念家的味道，还要上赶着出去吃不健康的外卖糟践身体？
“外包”需求，每个人都需要一间钟点房
住钟点房的人，不讲究房间的质量。它最好只有最基本的功能。毕竟人们只在这里片刻安放自己，不需要奢侈装潢带来的溢价。能洗澡，马桶能冲水，能睡觉，有通畅的wifi，外卖可达，足矣。它的简陋、随意和似有若无的隔音，正好能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一切社会角色都被抹除，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前两天和一位老朋友约着吃午饭。两个人平时不在一个城市，过年回老家才能见面。吃着吃着两个人都困了。我们百无聊赖地在商城里溜达了两个小时，陷入尴尬的沉默，但谁也不提回家。我忽然说，最近我总是借着和朋友聚会的机会开个钟点房在外面睡两小时，因为在家太拘束。她眼睛一亮，“对啊，我们俩去开个钟点房躺着吧”。那个提议因为她没带身份证而失败了，但回想起来，那是我们那一天最快乐的时刻。
我从小到大都有自己的房间，父母也算是开明，并且随着我年龄渐长越来越放宽对我的要求，但是我依然时不时想出去开钟点房。因为长年累月在家庭环境下锻炼出来的生存本能，让我无法在家里毫无心理负担地躺着刷剧、光脚走路、或者大冬天喝冰美式。
家中的房间就像饭桌上的一只盘子。看似不同的菜装在各自的盘子里，泾渭分明，但每个盘子都是敞口的，人人都能不定时地伸进筷子来搅一搅。哪怕我三十出头了，如果我光天化日之下锁着房门待在自己屋里，我妈也一定会在上厕所的途中来摸一把我的房门，然后自言自语一句“还锁门呢”，再理所当然地转动钥匙，探进头来看看，像是要确保她的女儿没有变成甲壳虫。
随着都市生活原子化，每个人都有了一套量身定制的“独活方法”。越来越多个人生活里的“人之常情”，一旦回到紧密的家庭结构内部就成了和性生活一样不大好摆在台面上说的事情。如果你非要照自己的意思干，那很可能获得一顶不顾全大局，不懂人情世故，不识好歹的大帽子。在追求团圆和谐的春节期间，平时各自生活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同处一室，这类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大年二十九的晚上，我的一位朋友把我在北京的家当成了钟点房。她是最敢于和原生家庭作斗争的那一类人，甚至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拒绝回家过年，已经这么干了三四年。这份勇猛在她母亲突然到访北京的那天崩塌了。她借口加班，在大年二十九的办公室从下午两点待到凌晨两点，思索十二小时的结果是拎起包去了我家，在我那连钟点房都不如的杂乱房间里甜甜地睡了一觉，才有勇气和体力回家和母亲共度除夕。她说得理直气壮，“我妈在我家，我怎么睡得好呢？”
开钟点房的人心里很清楚，三四个小时之后就要回家。钟点房的体贴之处就在这里：你不会因为离家太久而愧疚，家人也不会在三四个小时内就怀疑你的行踪。问题是，本应是港湾的家，为什么总是这样令人疲惫？
寻根溯源，钟点房的风行，就是将家庭生活内部无法满足的个人欲求进行外包处理。在《结婚由我》这本书里面，上野千鹤子和水无田气流两位社会学家谈到日本婚恋观的变革，不约而同想到了日本的“爱情旅馆”。将钟点房文化发扬光大的正是发明了“爱情旅馆”的日本人。出生于“团地时代”的上野千鹤子，目睹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年轻人的婚恋生活变迁及“爱情旅馆”的兴起。在性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都市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生活空间极度逼仄的背景下，年轻人的结婚年龄推后，大量与父母同居。大家既不舍得放弃上一代人提供的物质生活基础，又想满足个人欲望，兼具明目张胆和偷偷摸摸色彩的“爱情旅馆”应运而生。
上野千鹤子认为，“爱情旅馆”是都市生活的产物，它给了大家一个权宜之计，让性生活可以在家庭之外用外包方式解决。用类似的逻辑来解释当下钟点房功能的泛化也是成立的，我们在钟点房里外包一切在家庭生活里磨灭的个人欲求。换言之，个人欲求和家庭幸福是不能两全的。
托尔斯泰有篇不大知名的中篇小说叫《家庭幸福》。一个女子为母亲奔丧，回到阔别六年的乡下老家，和童年的老相识重逢、相恋、结婚。托尔斯泰用她的第一视角，讲着她对传统家庭关系的重新领悟。“说来可笑，虽然我在这些人中间生活了十七年，可是我对他们的了解比对我从未见过的外人还要少；我一次也没想到过他们跟我一样，也有爱情、愿望和烦恼。……难怪他说人生只有一种确凿无疑的幸福——就是为别人而生活。”抱着这样崇高的家庭观，她走进了婚姻。
好景不长，激情四射的爱情和平淡家庭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让女主角浑身不得劲。她开始刻意“自苦”，好体现出自己为家庭幸福做出的贡献。“他比我更早就看出了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建议我进城去玩玩；可是我求他别去，别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别破坏我们的幸福。我确实很幸福；可是使我痛苦的是：这种幸福用不着我花费什么气力和牺牲，而我却多么痛苦地希望付出代价和牺牲啊。”
借托尔斯泰的口说，家庭是一个“为别人而生活”的地方。有愿意付出的人，有能够看见别人付出的人，才能凑出一场宾主尽欢的表演。但没完没了的“自我牺牲”“相互亏欠”“委曲求全”，人人都会精疲力尽，最后能维持表面和平已经是万事大吉。
故事最后，夫妻俩彼此原谅，决定不再追问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感受，只是淡淡缅怀过去，接受现实，“我们不要极力去让生活重复，我们也不要对自己说谎了。谢天谢地，以前的焦虑和激动都没有了！我们用不着再去寻找和激动了。我们已经找着了，而且我们已经够幸福的了。”
托尔斯泰关于“家庭幸福”的回答听起来有些敷衍老套，没人能在家庭生活里“做自己”。不过，在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的斗争下，情况似乎有改善的可能。今年春节出现了一个热搜叫“回家住酒店”，讲的是今年春节期间县城酒店爆满的现象。从大城市携家带口返乡的年轻人，不再委屈自己住在没有娱乐、交通不便、硬件欠佳的乡下老屋。他们勇于拒绝形式化的团圆，以自己的舒适感优先。虽然开的不是钟点房，但值此阖家团圆之际，人们居然能接受千里迢迢回家却不住在家里，可见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正在松动，朝着松弛、舒适、尊重个人空间的方向发展。
虽然不能永远住在钟点房，但我衷心期待未来的某天可以大方对家人说出“我出去开个房”，那已经是令人潸然泪下的家庭生活变革了。
排版：树树 / 审核：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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