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玛尔：撕掉情人标签的艺术家
曼·雷《多拉·玛尔肖像》，明胶银印，1936年
人们提起多拉·玛尔（Dora Maar）总会谈到她“毕加索情人”的身份，也许还要加上“之一”，以彰显她是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众多情人中的一个。事实上在情感生活之外，她还是一位重要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和画家，也是惟一一位参加了全部六次超现实主义展览的艺术家。回顾她的一生，有不少人感慨：如果没有那段迷失自我的爱情，多拉·玛尔也许会成为一名更出色的艺术家。
独立而自由的艺术家
多拉·玛尔原名埃里埃特·戴奥多哈·马科维奇（Henriette Theodora Markovitch），1907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因父亲工作原因，玛尔幼年成长于阿根廷，1926年随父母搬回巴黎后开始学习艺术并发现了自己对摄影的喜爱和天赋。
在法国美术学院学习时，她把自己的名字缩短为多拉·玛尔，并认识了同为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后者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的妻子。在巴黎，她快速融入了先锋摄影圈，成为曼·雷（Man Ray）、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布拉塞（Brassaï）的好友兼模特。
上世纪20年代，法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一片繁荣。巴黎作为商业、艺术与文学中心见证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交友往来的场景，也默默注视着一批年轻前卫艺术家的崛起。
广告是多拉·玛尔最初涉足的领域，事实证明这也是她艺术天分最初得到展现的地方。1931年，她和设计师兼导演Pierre Kéfer合作创办摄影工作室，凭借商业摄影小有名气。
多拉·玛尔的商业作品展现了浓厚的戏剧性：在给《费加罗报》拍摄的作品中，她将比基尼模特的形象和波光粼粼的泳池重叠；拍摄发油广告时，她创意地将瓶子放倒，从中流出的是波浪般优美的头发；她还通过照片拼贴，用镜子、娃娃等物像给作品创造诡异惊奇的氛围……此时，多拉·玛尔已展现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风格倾向。
巴黎的荣光并没有持续多久，1929年，美国华尔街的崩溃直接推倒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大厦，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破坏。在工作室停止活动后，多拉·玛尔离开巴黎游历世界各地，开始尝试街头摄影。
多拉·玛尔《Paul et Nusch Éluard, Mougins》，明胶银印，28×20.2cm，1937年
多拉·玛尔《人行道上的男子，上半身消失在窨井中》，明胶银印，38.5×29.3cm，1935年
多拉·玛尔《船舶甲板抽象》，明胶银印，8.6×6cm，上世纪30年代
其镜头下的社会底层人物包括瘸子、盲人、孩童等，例如1933年的作品《无题》，一个男孩倚靠着铁墙，脸上毫无生气。比起时尚大片和肖像摄影，这一系列作品展现出了她才华之外的广阔视野、政治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她积极参与反法西斯团体的活动，还为法国现代戏剧怪才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愚比王》（Ubu Roi）创作怪诞异形的“愚比王”形象，该作品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图像之一。作品《无题（手贝）》则描绘了一只从海螺中伸出的僵硬的手，背景中漂浮着世界末日般的云朵，不存在的图像表现了当时真实世界的混乱与诡异。
这一时期的多拉·玛尔年轻而富有活力，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有一群知交好友（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超现实主义大师），对现实生活始终保持好奇与关注，勇于表达自己的立场。她独立而自由，自信又美丽，似乎是艺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却在即将大放光芒之时忽然隐退，再次出现则是以另一种面貌——毕加索的缪斯与情人。
“恶魔情人”毕加索
1935年年末，28岁的多拉·玛尔被聘为电影《Le Crime de Monsieur Lange》的摄影师。在布景现场，她第一次遇见了54岁的毕加索。她永远记得他们相遇的场景：毕加索穿着松垮的裤子，在衬衫毛衣外披着带有怪异领子的大衣，戴着贝雷帽和长围巾。但毕加索并没有对那时的多拉留下什么印象。
曼·雷拍摄的多拉·玛尔和毕加索在安提布，1937年
次年年初，两人在咖啡馆再次相遇。这一次，毕加索清晰地记得坐在邻座的多拉：蓝色的眼睛、细长的眉毛，她不停地用一把小折刀在手指间穿梭，一不小心就会有一滴血染红她黑色手套上的玫瑰花。她的小刀、手指和手套紧紧抓住了毕加索的心。他向多拉索要了手套，甚至还锁进了他珍藏物品的展示柜里。
当时的毕加索在生活和事业上都遇到不顺，而多拉·玛尔的出现让他封闭已久的情感和创作世界透出了一缕光，并且随着两人关系的深入而愈加扩大，深刻影响了毕加索的生活和艺术。
曼·雷《多拉·玛尔、阿迪、毕加索和Kasbec狗（在安提布的假期）》，银印邮票，9×13.5cm，1937年
在两人相恋初期，毕加索在多拉的帮助下将画室搬至大奥古斯汀街7号。一年后，他在这里画下了震惊世界的《格尔尼卡》，其中提着灯的女人正是按照多拉的肖像绘制的，而她则用摄影记录下了杰作诞生的过程。
多拉的形象越来越成为毕加索创作中的重要元素，他注意观察她的表情和姿势，研究每一根线条和每一个平面的运用，但多拉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是什么呢？
事实上，多拉·玛尔在和毕加索相识后，创作逐渐由摄影转向绘画。有说法是毕加索迫使其放弃摄影，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的爱人在任何方面强于自己。与摄影相比，她的画作并没有获得太大关注。在其早期创作中，毕加索的影响清晰可见。后期，多拉通过以灰棕色调为主的塞纳河畔风景画和一系列静物画来表达内心伤痛和忧愁，有一种奇异的美感。
多拉·玛尔《男人和粉红色的树》，布面油画，65×54cm，1939年
在与多拉相恋时，毕加索从未停止与另一情人玛丽·特蕾泽的关系，并不断挑起两位情人的嫉妒心，从中获得灵感，创作出了《哭泣的女人》《绿色女人》等观感“丑陋”的作品。多拉后来说道：“所有那些画像都是谎言。它们是毕加索，没有一幅是多拉·玛尔。”
40年代对她来说极为艰难，面对爱人不忠、战争阴影、母亲早逝和友人离世，多拉·玛尔陷入了精神崩溃。出院后，她选择独居，不再参展、拒绝出席公众活动，她一切的生命力似乎都在那一场失败的感情中消失殆尽。
1997年的一个夏夜，多拉孤独又安静地离去，没有子女亲人，只有七个人为这位曾活跃于超现实主义摄影界、毕加索的灵感缪斯的老人送葬。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居所发现了许多与毕加索有关的物品：毕加索送给她的油画、雕塑和素描，餐巾纸上随意涂抹的速写……选择珍藏而不是售卖，能够看出多拉仍珍视这份感情。
多拉·玛尔《贝尔岛》，纸面水彩，24.1×31.1cm，上世纪90年代
由于深爱，多拉·玛尔在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选择隐退，专心做毕加索的情人、助手、灵感缪斯和记录者。她完全属于毕加索，却唯独丧失了自己，但其已有的创作足以证明她出色的艺术天赋与独立、自由、勇敢的现代女性精神。
人们不必为多拉·玛尔惋惜，但应明白：恋爱并不会让人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觉。恋爱中的两个人是独立的个体，独立个体就意味着有独立的思想、行为方式和个体价值，一味顺从只会泯灭个性，让自己成为附属品。这对当下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比单身还要难以忍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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