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你沉迷剧本杀，艺术家更爱角色扮演！
据统计，至2020年底，剧本杀实体店已逾三万家，年增长率高达150%。五月发布的美团《2021实体剧本杀消费洞察报告》中显示，今年中国剧本杀市场规模预计将超过150亿元。低成本、短周期与高回报的特质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资本新宠。剧本杀究竟有何吸引力？人们为何对“扮演+推理”的形式情有独钟？剧本杀与艺术又有何关系？
剧本杀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的派对游戏“谋杀之谜”。彼时，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正掀起一阵悬疑推理热潮，“谋杀之谜”也随之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聚会中流行。朋友们三五成群，有人扮演侦探，有人扮演凶手，大家需要通过调查“搜证”和层层推理找出真凶。
长沙博物馆为“地宫宝藏：法门寺唐代宫廷文物精粹特展”推出的“法门梦影”剧本游活动
2013年，由英国翻译引进的“古董本”《死穿白》（Death Wears White）是国内最早的剧本杀作品之一。随后，2016年的热播综艺《明星大侦探》令“真人角色扮演+推理”的玩法正式走进大众视野，剧本杀的内容也愈发丰富多元。
尽管剧本中仍然存在“凶杀案”，但推理真凶显然已不是关键所在。本着放松、愉悦身心甚至交朋友心态的玩家越来越多，大家都能在角色扮演与情感投入之间获得无限惬意。
《明星大侦探》综艺剧照
模拟人生
这届年轻人似乎非常热衷于“体验别人的人生”。此前，“人生重开模拟器”引领一阵互联网热潮。数百万人在这款充满黑色幽默又极其“简陋”的游戏中沉迷，不断更新并重启着人生。在短短几次点击中，一辈子的波澜起伏如走马灯般迅速呈现。
曼·雷《德·博蒙特公爵的舞会（着斗牛士服的巴勃罗·毕加索与尤金妮亚·埃拉苏里斯和奥尔加·毕加索）》，明胶银盐相纸，1924年
作为最能调动情感的“角色扮演”游戏类型，剧本杀的体验感比“人生重开模拟器”更为真切。在平均四至五小时的游戏时间中，NPC、DM（主持人）和玩家共同演绎一部剧本。每位参与者都需要以第一视角代入角色并沉浸在整个故事中，体验悲欢离合的人生百味。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The Wounded Deer》，油画，22.9×30.5cm，1946年
从方寸到寰宇，在疲乏庸常的生活之外，剧本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出口，也让好奇心有所依托。一掷千金的富翁、背负秘密的侦探、叱咤风云的侠客……玩家借助于殊异的身份与职业背景，重新编排人际关系网络，在短暂时间中探索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丢勒《忧郁Ⅰ》，版画，24×18.8cm，1514年
然而，对身份的多重幻想并非只能通过游戏实现，艺术家们对“扮演”的喜爱亦不曾中断。“细节狂魔”丢勒的铜版画因丰富隐喻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代表作如“中世纪之谜”《忧郁Ⅰ》。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将这幅作品解读为丢勒的精神自画像。对周遭一切置若罔闻的少女天使正是画家本人，她手拿圆规、望向远方，将创作者的忧思外现。
卡拉瓦乔《Young Sick Bacchus》，布面油画，67×53cm，1593年
卡拉瓦乔《音乐家》，布面油画，118×92cm，1595年
卡拉瓦乔（Caravaggio）也常置身画中，时而纵情高歌、时而垂垂老矣、时而是病中酒神，时而又变为杀戮现场的围观者。在作品《大卫手提哥利亚的头》和《朱迪斯斩首荷罗芙尼》中，他甚至“狠心”将自己画成那颗被切断的头颅。
当代艺术家辛迪·舍曼则是当之无愧的“日抛脸”。“扮演”是她的“流量密码”，从1975年的第一张照片开始，舍曼一直在变化造型、模仿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形象，并希望借此唤起大众对主流叙事形式的重新构想。
她曾在采访中介绍自己的创作过程：“一顶假发、一件衣服，或者一件道具都可以激发我的角色选择。我还会从杂志和报纸上收集一些有趣的肖像，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他们的样子。”
辛迪·舍曼《Untitled #199》，彩色打印，63.5×45.72cm，1989年
扮演也是再创作
剧本杀的魅力在于“剧本”而非“杀”，比起深受“高玩”喜爱、逻辑缜密的“硬核推理本”，“情感本”“阵营本”和“恐怖本”等类型已然占据半壁江山。后者的包容性更强，并且具有无限可能的“二创”空间。在这场大型“过家家”中，“小白”也有机会成为“C位”，甚至影响故事的最终走向。
游戏的精彩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玩家的“再创作”，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如此戏剧性的场面：演绎同样一部剧本，一组“菠萝头”（指没有感情的）玩家沉默对望、无动于衷，以至结束复盘时也会感叹“为何要浪费周末时间聚众开会”；另一组玩家则声情并茂，情到浓时眼含热泪，仿佛沉浸在一种世事无常、人生难料的悲愤中。
“扮演”也是再创作，艺术家们深谙此道。他们通过“扮演”的方式传达革新精神、逆转传统观念。比如在杜尚眼中，任何“主义”和既有流派都是带有历史局限性的自我标榜。他曾在荒诞闹剧《暂停演出》中扮演亚当，在影片《幕间休息》中扮演下棋者，两部皆是以荒诞精神嘲弄世人之作。
曼·雷将杜尚这一“性转版”形象遮盖住知名香水瓶上的商标，并在《达达》杂志的封面发表。香水作为一个女性经常使用的物品，似乎也是一个象征符号。艺术家通过玩笑般的“扮演”形式，对约定俗成的性别观念进行思考，再次告诉我们：艺术什么都不是。
从“罗丝·瑟拉薇”处获得灵感，安迪·沃霍尔与摄影师克里斯托弗·马考斯（Christopher Makos）一拍即合，创作了“变异的形象”系列共365张影像作品。这位声名显赫的“顶流”艺术家在镜头前戴上各色假发，于全新历史语境下讨论更广义的性别问题。在通往大师的道路上，才华与怪诞往往如影随形。安迪·沃霍尔用一生的实践完成了对传统艺术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反讽与不屑，用虚幻表象战胜真实世界。
克里斯托弗·马考斯《变异的形象》，明胶银盐相纸，20.32×25.4cm，1981年
“间离”的历史意义
在当代剧场艺术作品中，许多“扮演”桥段是为了达成“间离”（Verfremdung）与“历史化”（Historisierung）之效，以求让旧事物在新语境下传递新意义。艺术家们通过充满违和感与穿越感的“扮演”形式，反讽金钱、娱乐和现实，生发出“唤醒式”的社会意义。
2020年，逾70岁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新作《玛利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The Seven Deaths of Maria Callas）中化身歌剧名伶演绎《茶花女》《卡门》和《托斯卡》等经典剧作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在歌剧艺术中，女性死亡的意象无所不在。许多评论家认为，垂死的女主角背后是享乐主义情绪下的厌女症在作祟。但在这部作品里，尽管以各种方式被杀，阿布拉莫维奇始终站在舞台上，以胜利姿态迎接死亡。她身着闪闪发光的金色长袍，让迎接最终命运的时刻充满力量感。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玛利亚·卡拉斯的七次死亡》歌剧剧照，2020年
玛利亚·卡拉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王”，阿布拉莫维奇在采访中曾解释自己为何扮演这位歌唱家的原因：“如果你看看她的生活就会知道，其故事很像我，这是关于心碎而死的故事，是关于‘被你所爱的人杀死’的故事……但我想展示一个女人可以拥有力量和毅力，并不是所有的心碎都以悲剧告终。”艺术家将歌剧这一古老媒介及其所象征的传统文化符号解构，提供观众以看待问题的全新视角。
在剧本杀的世界里，许多故事也架构在过去与未来，涉及历史典故与科幻畅想。代表如《粟米苍生》，这一剧本由1942年的真实事件改编。彼时，外敌侵辱华夏，国民政府碌碌无为，河南又陷入大旱，百姓颗粒无收。身处艰难岁月，人物该何去何从？
又如曾经的“古装本天花板”《鸳飞戾天》，其故事设定在南宋嘉定年间，字数体量庞大，字里行间充满史诗感。靖康之耻犹未血，家国情长难两全，人物的抉择与成长令人心酸。在游戏的同时，这些剧本也让玩家从当下短暂抽离，并置身真实残酷的历史，从而警醒世人珍惜眼前的和平岁月。你还玩过什么既有趣又有深度的本子？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社会比作剧场，将不同性别、阶层和职业的社会成员比作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将人际交往比作演戏。他认为：“在社会运转中，每个人都在兢兢业业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诚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或许正是源于内心深处关于“扮演”的习惯与需求，剧本杀沉浸式的经历体验才如此受人们欢迎，艺术家们的“扮演之作”也才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