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写作是最谦卑的行当
从“自由”到“慈悲”，熊培云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自由在高处》出版之后，熊培云又陆续出版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系列新作。对国家、社会、故乡等深入体察，呈示出一个思想者广阔而深邃的精神世界。近日，新星出版社推出熊培云新作《慈悲与玫瑰》。
| 熊培云 |
青年学者、作家。现执教于南开大学，著有《自由在高处》《一个人的村庄》等。作品多次获评中国国家图书馆、新浪网、《亚洲周刊》《新周刊》《文学报》等机构与媒体颁布的年度图书奖。
如果说《自由在高处》是让年轻人成为自己的启蒙书，谈的是如何自洽，《慈悲与玫瑰》则在审视自我抵近自我的同时，谈人如何与社会和他者共洽。它既是“自由在高处”精神的承继，又在这种精神内核的承继中展现更深广的外延。熊培云的文字，既犀利警醒，亦满怀深情；既有学者的明辩理性，亦有诗人的云端浪漫。给读者以智性启发，审美愉悦。
Q
您写《慈悲与玫瑰》是基于什么样的机缘？
熊培云：这本书是我日常的一些思考的总结。最近这几年的微信公号写作更加自由和自主。更喜欢现在的写作方式。
Q
有人认为写作是一种情绪表达，写作于您意味着什么？
熊培云：我写作只是想在自己活着时，把我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内心真实的想法呈现出来。当然，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写的东西，能够影响一些人。整体而言，写作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自我拯救。
Q
您的书里有一种很热烈的感情，这与您的人生阅历有关吗？
熊培云：我从小的阅读深受外国文学的熏陶。我觉得我的“成人礼“、灵魂的成长，是来自于外国文学。我上高中的时候便开始读雪莱、拜伦、米沃什、聂鲁达、泰戈尔等，那时候他们的文字给予我的甚至不是某些具体观点，而是一种情境，我没法描述那种内心生长的状态，它和我的现实生活完全不同。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很多书写是充满感情的。比如《诗经》《离骚》等。现在的很多学术作品完全抹去个人的印记，我觉得是个悲剧。在古代，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在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自身是在里面的。我认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包括政治学和法学等等都应该属于意义的范畴而非真理的范畴。人文社科不是追求真理，它追求意义，而且要赋予人类以意义。比如说公正，它与人类的精神世界相关，这不是大自然生产出来的。人文社科实际上是要追求意义，包括美的价值。既然写作与我所追求的意义有关，我就不能将自我摒弃于文章之外。我绝不以追求真理的态度写作，我尊重每一个人在此世的意义。理解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我心中的写作为什么是世间最谦卑的行当。
Q
您在阅读方面会作怎样的选择？
熊培云：主要两种，一是广泛涉猎，比如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小历史，那些宏大的叙事让人觉得很枯燥。二是目的性阅读，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本关于董时进的书。他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10年前我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时提到过他。其实大多数阅读我并不主张从头到尾都读完，关键是知道它到底在表达什么，以及它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人借着书籍成长，但不是书的奴隶。
Q
有哪些阅读经验值得分享？
熊培云：我更倾向于将书视为可以对话、可以交流的媒介。所以我看书时会在书上写字划线甚至折书角。这些都是我和作者完成交流的信证，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的交融。我喜欢书架上有未知之物。这种未知时常会给我一种莫大的惊喜。此外，我还想说的是，读书并不是了解世界与人生的唯一方式。传播学有个词叫媒介素养，它讲的是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辨识能力。读书也一样，需要鉴别的能力，有阅读素养。
Q
如果给读者推荐一本书，您会选择哪一本？
熊培云：我在《慈悲与玫瑰》里特别谈到了鹿桥的小说《未央歌》。它不是简单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它更多的是美育的一种教育，或者说一种体验。我记得蔡元培提到以美育代替宗教。先不论对错，但他至少看到了美育的价值。一个人倘若能够对世界、对自己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我相信他也会对世界、对自己担起责任。
《慈悲与玫瑰》
熊培云 著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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