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圈的夫妻档不少，
像、这样
有趣又接地气的，不多。
他们十八九岁时结识，
现在已经30年了，恩爱如初，
两人都是学国画出身，
1995年毕业后到深圳创业，
成为国内第一批做三维角色动画的人。
十年后再回北京，做起了职业艺术家，
曾健勇专注于水墨，
还尝试了特殊的纸壳雕塑；
张天幕最近的创作，
是一批大型的布雕塑，
九月中旬，北京刚刚踏入初秋，
一条来到了他们位于顺义的工作室探访，
撰文 谭伊白
在广东长大的曾健勇给人一种东北人的随性和敞亮，而出生在吉林的张天幕却有广东人的小巧细腻。这对艺术家夫妻出现的第一感觉，正如他们所说，“对方是自己渐渐想要成为的样子。”
这是他们在北京搬的第五个工作室，在东六环外。两人对家唯一的需求就是“舒服”，所以空间里没有太多装饰，最吸睛的就是中庭的三颗树了。左右两部分，一边是生活区，一边是工作区，第一层是张天幕的工作室，二层是曾健勇的。“我们两个没所谓干不干扰，以前家里住一个20平米的房子的时候，一起工作也挺好。”
我们到的时候，曾健勇的三幅大画正在被打包带走，准备去浙江美术馆参展。画的是《山海经》里的奇珍异木，颜色温润，带有一种强烈的透明感。
这来自于他特殊的画法——他会反复用水把纸喷湿，然后大部分在纸的背面画，背面画80%，正面画20%，中间就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一样，朦朦胧胧的。现在曾健勇主要以水墨创作为主，他从平面到立体再到空间，最后将立体压缩为平面，探索出一个闭环，不断完善闭环里面的每个环节。
他在我们面前打开自己手机的闪光灯，伸进桌子上一个小女孩的雕塑中，光从头部的一道裂缝中照了出来，女孩脸上的“伤痕”愈发明显了。从2014年起，是他创作的转折点，他开始在这种立体纸壳上画水墨。
一开始为了从平面走向立体，他尝试过木雕、铸铜，但都感觉不对劲，“老觉得那是雕塑专业的人干的事，不是我画水墨干的。”他很珍惜绘画的手感，所以为了保留这份手感，最终他摸索到了最适合的材料——纸浆。它可以很轻盈、很直接，所见即所得，当有情绪想要表达的时候，就可以快速成型。先用发泡胶做胎，表面敷一层纸浆，再将发泡胶去掉，最后水墨上色，只剩一纸空壳来表达他的创作初衷——人性中的脆弱、敏感、伤痕。上面留着的裂缝，是从他的平面画中延续而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为了告诉别人，这里面是空的。”涉及雕塑创作的水墨艺术家并不常见。毕业后曾健勇做过插画、绘本、多媒体、三维动画，1998年，他已经是中国第一批掌握做有机生命体三维动画的人。这段经历，也让他对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并不陌生。
问起生活，天蝎座的曾健勇会打开防御机制，经常话说一半，后一半让人猜。这时候张天幕会接上他的话头，把他们的故事补充完整。1991年，两个人在广州的同一个艺术考前班认识，巧的是，都是临时的决定。一开始遇上的时候，“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好朋友的那种感觉”。
1992年和2004年的两人
那一年，曾健勇去念了华侨大学。张天幕没考上，便到中央工艺（清华美院的前身）的进修班学习。两人一直靠写信保持联系。那时候的信最快一个星期到，张天幕在北京寄信给在福建泉州的曾健勇，往往在他等信的时候会再写一封，这样对方三四天就能收到一封信，就这样写了一年。
“我印象中年轻的自己一直处于迷茫的状态，毕业后要找工作，要养活自己，就和艺术越走越远了。”他们在深圳成立了工作室，做插画、绘本、动画，一头扎了进去。市场强大的吸引力拽着他们，在深圳一待就是10年，但两个人总想着，哪一天还会回去画画。“艺术原本在人类历史中的功能性很强，宗教的、教育的、审美的，但逐渐被屏幕、电子产品等媒介代替后，还剩什么呢？”曾健勇觉得，现代生活依然非常需要艺术抛掉了这些外壳后的那点人性的东西，也是艺术家在孜孜以求的。2007年，曾健勇在北京的朋友说798有个空的工作室，他决定做得很干脆，把深圳的工作室关了，开着车就来了北京，两个月后，张天幕也来了。
画儿子最不开心的时刻、
回到北京后，曾健勇关起门完成了第一个也是代表作系列《大队长》。那时候他们俩的儿子上二年级，读的是一个重点班。老师特别严格，于是孩子像得了一种恐惧症一样，比如明天有考试，突然脖子就歪了，动不了了，或者发高烧了。曾健勇就画了一批学校里面最优秀但是不开心的孩子。他们瞪着眼睛，满脸血丝，袖子上有三道杠，胸前戴着黑领巾。他故意将领巾涂得非常黑，熟悉的经验一下子被打破了。后来他陆陆续续把画面里的一些物品涂黑，黑色的袜子、黑色的镜框，显得很不合时宜，而往往越不合时宜的事物在艺术领域里就越合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著名美国摄影师、导演劳伦斯·席勒看到了他的作品，促成了他在美国的首次个展，一炮而红。
外国人看他的展览，虽然不知道红领巾、大队长什么意思，但能捕捉得到这是一个小孩在一个有等级制度的群体里面的精神状况，能感受到脆弱、紧张。
他的创作灵感完全来源于生活。小孩不开心了，就画小孩；出去旅游体验到好山好水，就画风景。曾健勇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小时候他们家是当教堂用的，每个星期有三天会有人来家里做礼拜、读圣经、唱圣歌。《头号人物》便是一系列具有宗教意味的创作。还是以少年儿童为主，但是把孩子套进了社会性的角色里面，比如头顶着一个符号，比如身上穿着代表性的服装。2011年，他40岁，突然想起曾和张天幕开过的玩笑，“我活到40岁就够了。”没想到这天来得那么快，“感觉自己又成熟又没长大，很有感触。”
于是他创作了《我们终将老去》。里面的人物形象，有他自己，有周围的朋友，也有张天幕。“我画的姑娘都像她，这就没办法。”画里的两个人，看上去在各干各的，却又有些暧昧。虽然画的是成年人，但都有种儿童化的观感，这也是曾健勇画里有趣的对立。他喜欢把矛盾的因素并列在一起——天真无邪的儿童，为什么却伤痕累累？满脸胡须的大人，为什么一脸的孩子气？
曾健勇出生在汕头的一个镇上，是典型的小镇青年。张天幕家里，母亲是出版社的编辑，父亲是位厨师，“从小无论是文化熏陶或是物质上面，我都比同龄孩子的条件要好很多。”在这对夫妻眼里，对方是自己该慢慢要成为的样子。“就等于从对面看到了另一个人，像镜子一样，然后时间让我们两个朝着中间走，就相遇了。”
曾健勇冲动、严肃，张天幕和谐、外放。她想获取他那种在紧要关头能即时表达的勇气，他希望能像她一样，不要一言不合就上头。他们并不是没有矛盾，冲突每时每刻都可以发生，问起如何让爱情保鲜，他们有一个有趣的答案：“吵架呗。”
张天幕说，最好的两性关系是“相互知道”。能理解尽量理解，不能理解，至少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才有可能做到理解，再升华到改变。
张天幕作品《江枫渔火》
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可能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身份。“他的人生主要都是在创作，但是我的生活不仅仅是这一件事，我有很多事情在做，好像艺术是排在我生活的后面的。现在小朋友长大了，老公也相对来说比较不操心了，父母也都健康，我感觉正是我独立的好时光。”张天幕说她有一个生活准则，就是人有两只手，你要学会一只手在努力工作，一只手是要在你觉得委屈、困难、坚持不下去、很痛苦的时候，学会抱抱自己。“因为在你需要的时候，另一方可能会误解，他不知道这个时候你需要拥抱，所以你必须学会自己滋养自己。”
在他们眼里，“无趣”是扼杀一段感情最致命的一点。很多夫妻时间一长，大家就不再玩了。他们俩从认识到现在已经30年，依然玩在一起，还玩得特别好：工作累了就一起去外面的玉米地跑步，或者开上“牧马人”，去远一点的山坡上越野。“你要觉得对方是个新鲜的人，你也要做一个新鲜的人。喜欢上一个人的那一刹那，你要永远记得为什么喜欢他。就像种花种草一样，不断地浇水，不断地养护，恋爱的感觉，就会不断地存在。”话音刚落，张天幕又一转念，开了个玩笑：“也可能是我们都太懒了，懒得换一个人再重新撕裂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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