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刘珺：金融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门类,应以市场规则为准而非政治考量? |《金融论衡》（7）
本文节选自第二篇·关于金融理论·思考七: 金融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门类,应以市场规则为准而非政治考量?。作者认为，金融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不仅是我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在理解金融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在国家一体化战略的大空间中去构想, 只有这样,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和全体老百姓福祉的发展轨迹高度吻合。“旧”金融改造需要“新”思路, 需要对金融的准确定位, 需要对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进行再定位, 需要一个“衡平”的理念。另外，作者在本篇讨论了金融安全的问题。金融安全, 狭义地说, 是指一个国家享有金融自主权, 国内金融体系能经受住来自国内外的冲击, 安全地运行和发展, 并能在冲击过后迅速调整到新的安全状态。如果金融系统达不到上述要求, 就是不安全的, 就会发生事故乃至危机。作者认为，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是“ 金融独立”, 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或依附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 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主要核心就是“ 自主性”, 只有自主性才能不被外力所控制, 或者不被外力所左右; 只有自主性才有安全性, 才有安全感。国家金融安全最重要的砝码是国家实力, 有实力才能有作为。一国要保证自身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 还在于综合实力的博弈。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是加强实力的一个战略选择。
以下为文章节选：
思考七:
金融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门类,
应以市场规则为准而非政治考量?
很多人认为, 金融是一个独立的产业体系, 跟政治的关系不大, 金融完全由市场来决定, 由金融规则来统治。这个看法不全面。
笔者一直认为金融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不仅是我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任何一个国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从来没有把金融当做一个产业来看,永远是把金融当做一个战略来看, 在其国家战略中金融的作用甚至比军事和外交的作用要重要得多, 不要认为金融从业者做的就是赚钱再赚钱, 跟国家的政府、经济、外交都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忘了, 讨论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 交锋的双方, 一方是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 另一方是美国财政部的代表怀特。怀特提出国际货币体系必须以美元为核心, 其他货币挂钩美元, 形成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统筹全球货币格局, 而凯恩斯建议用一种叫世界货币“班克”(Bancor) 作为未来货币体系的锚, 交战的结果是怀特赢了。世人读凯恩斯著作的时候, 还不知道怀特是谁, 但怀特背后是美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是美国的综合国力, 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的决策权在美国人手里, 哪怕从得克萨斯派一个牛仔来, 最终胜利的还是美国, 所以在理解金融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放在国家一体化战略的大空间中去构想, 只有这样,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包括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和全体老百姓福祉的发展轨迹高度吻合。
2011 年3 月, 我写了《论衡》一文, 文中提出, “旧”金融改造需要“新”思路, 需要对金融的准确定位, 需要对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进行再定位, 需要一个“衡平”的理念。
论衡: 对“旧”金融改造的几点“新”思考”
研究金融深化, 回顾历史, 从先贤处汲取精神养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论衡》是东汉思想家王充的一部哲学著作, 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 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 描述了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衡”本义是天平, “论衡”就是评论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后危机时代, “均衡”和“新常态”(New Normal) 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两个词, 意思很简单, 也就是“衡”与“平”。那么, 新金融如何实现“衡平”呢?
金融从来不是一个独立概念, 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如果你控制了石油, 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 如果你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如果你控制了货币, 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这是基辛格的话。显然, 作为虚拟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 金融综合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 是综合国力的体现。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时, 两位主角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一位是名不见经传的怀特, 可是凯恩斯建议的超主权货币“班克”(Bancor) 最终被怀特建议的主权货币“美元”击败, 非凯恩斯无能,实乃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使然。
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愈来愈政治化
虽然金融是多个元素合力作用的, 但不容忽视的是, 在全球化进程中,金融与政治的紧密度逐步加强, 政治色彩越来越重。现在“ 货币战争”经常被提起, 但都概念化了并且经常被误读、误用。货币战争的典型案例是1956年10 月美国攻击英镑事件, 目的是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胜负无须说,其政治主导再明显不过了。“最强的货币是由最强的政治实力提供的,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事实”(蒙代尔语)。
对全球金融危机解读不要走极端, “中庸”或许会好些
后危机时代全面否定市场经济、怀疑西方经济模式并苛责金融创新, 是站不住脚的。政府干预也是危机爆发的原因, 市场用危机的方式来强制恢复均衡。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也不可取, 市场规则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的, 其中有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因此, 政府和市场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和合”的平衡。
“全能银行”或“ 综合金融”给予监管巨大的挑战, 但综合化经营是大方面
反思金融危机时, 有人重提《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 金本位”,以期根除混业模式的道德风险、“ 大而不倒”和全球货币体系的“ 特里芬难题”。但是, 这种建议显然是“削足适履”, 是让跑车降速而非修建更好的公路。“全能银行”的模型不会改变, 综合化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至于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委员会建议协调的全球监管框架如何实施, 不仅需要智慧, 更需要主要国家利益上的相互妥协。国内的金融监管是选择超级监管者( 新加坡所采用)、双峰模式或分业功能监管,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重要的是用正确的方法把正确的事做好。以上是大的思考, 具体到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再定位, 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弄明白。
一、金融发展与安全
没有安全, 遑论发展。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重大。而现状是, 中国金融的国际话语权不大, 国际货币体系中没有位置, 没有中国金融的标准和规则, 电子化系统和金融技术很多是“舶来品”, 因此, 整个金融体系经受冲击的能力有限。那么, 如何提升金融安全度呢?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 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 制定自己的市场规则和金融标准, 不是另开炉灶, 至少要设置“防火墙”, 至少要保证独立性, 比如准入制度、交易规程、衍生品协议文本等, 提高本土化开发和维护电脑系统的能力, 特别是信息系统、风险管理系统、运营系统等,防止20 世纪60 年代“苏联专家撤走”类似的事件重演; 增强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厚度, 丰富金融产品的种类, 让多层次的市场消化剧烈的冲击。
二、金融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
偌大的中国将来肯定不止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的建设要体现战略思维。美国有好几个国际金融中心: 纽约的股票、外汇交易中心, 芝加哥的期货交易中心, 波士顿的投资基金, 格林威治的对冲基金, 夏洛特的商业银行, 洛杉矶的私募投资。中国也将会形成“多中心”的格局, 而人民币国际化是前提。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渐进的过程, 地域和货币功能的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央银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有一定突破意义的步骤都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技术环节, 而仅有技术上的准备还是远远不够的, 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是政治、经济等综合国力的体现, 与贸易格局、财政政策等也高度相关, 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在这个过程中, “多金融中心”建设也会加速, 香港已是国际金融中心, 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窗口之一,其活跃的金融创新、完善的制度基础、较好的人才储备使得香港的作用会进一步发挥。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要使中国成为国际金融的中心之一, 核心是立足于人民币的定价和交易能力建设, 我们的金融市场要成为全球人民币的定价中心、交易中心和结算中心, 并且是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设计的中心, 才符合国际战略的要求。
三、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的本土化选择
金融控股是个大概念, 其下是具体的模式和架构, 如非营业金控集团、银行控股集团等。以光大集团为例, 其模式为非营业金控集团之下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分立的模式, 理论上可以发挥银、证、保之间的联动作用和资源共享, 一定程度下降低重复性成本投入, 并实施“ 一体化”的品牌建设。但理论归理论, 能否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益需要“ 议而决、决而行、行而果”的智慧和执行力。金融控投集团是个新东西, 如何论理、如何监管、如何经营都是极有挑战性的课题。光大集团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除香港上市公司外,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也已陆续登陆A 股,形成了两个市场的协同。光大之路是有中国特色的路, 其间有曲折, 荆棘丛生, 不敢说已经找对了方向, 至少积累了经验。金融控股集团是趋势, 但趋势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 各自要有各自成功的法宝。
“旧”金融的改造需要“新”思路, 当然“新”“旧”都是相对的。正如《论衡》这部著作, 虽“解释世俗之疑, 辨明是非之理”, 但也有“人只能利用自然”、“听命于自然力支配”宿命论成分。因此, 真理是相对的, 均衡也是相对的, 金融也不例外。只不过我们应比古人更有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和能力, 时代毕竟在进步。
2009 年6 月, 我就金融安全和国家战略、金融安全与金融开放、金融安全与市场化、金融安全全球愿景等问题进行了思辨分析, 形成《金融全球化需要“防火墙”》一文。
金融全球化需要“防火墙”———关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
金融安全, 狭义地说, 是指一个国家享有金融自主权, 国内金融体系能经受住来自国内外的冲击, 安全地运行和发展, 并能在冲击过后迅速调整到新的安全状态。如果金融系统达不到上述要求, 就是不安全的, 就会发生事故乃至危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世界上已先后有120 个国家发生过金融安全事故, 酿成地区性或者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而且损失的幅度越来越大。据IMF 在4 月份《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 到2010 年全球承担的源于美国的资产减记数额可达约4 万亿美元, 其中约三分之二将由银行承担, 西方银行体系资本补充需求将达到8750 亿~17500 亿美元。维护金融安全已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并成为各国对金融界的一个基本要求。
不存在单一的金融安全策略
当今世界, 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本领域安全问题。金融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的概念, 不单单是纯金融领域的问题。金融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金融是为产业经济服务的, 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存在, 金融安全的“根”在实体经济上。虽然“ 金融不安全”表现为金融行业的异动, 如银行倒闭、坏账膨胀、股市下跌、国债骤增、金库亏空, 但是追本溯源, 都还是能在经济基本面上找到原因, 比如外债高筑、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衰退等。同时, 国际政治势力或者地缘政治势力推波助澜, 利用了金融这个工具进行国家实力的洗牌, 所以不存在单一的金融安全策略。要辩证地看待金融安全策略和其他策略的相辅相成关系。一方面, 国家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策略为金融安全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健全的金融体系、完善的金融监管, 都是金融安全的基础和前提; 另一方面, 金融安全的策略需要得到其他战略, 如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贸易的支援和配合才得以实现。为此, 我们要强调“综合的金融安全观”。
当前的舆论认识到“没有金融安全, 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这只是强调了事物的一个侧面, 殊不知, 金融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 单一的金融安全策略无异于“空中楼阁”, 而且单纯的金融安全策略没有也不能最终实现国家安全。
金融安全和国家战略
就其概念本身, 金融安全是指金融行业本身的安全, 更狭义的理解是银行部门的安全与否, 广义的金融安全包括国家的经济安全, 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如上所述, 我们更倾向于后者的提法。金融安全并不是个部门概念, 甚至也不是个行业概念, 而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子战略, 金融安全策略是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在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中的延伸, 其制定、实施、调整和变化都必须首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要求、经济根本利益出发, 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运作, 这涉及政治、经济、国际话语权等三个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大规模抛售某国货币的力量能在战争中用来威慑或影响国际政治, 美国对英国、日本、欧洲的“ 金融战争”都有案例可份。1956年10 月爆发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危机, 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密谋对埃及进行侵略。为了在中东地区争夺世界霸权, 美国选择支持埃及而抛弃了英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威胁英国, 如果英国不放弃苏伊士运河, 那么美国就要抛售持有的英镑, 果然随后就开始发生英镑挤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拒绝了英国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迫于压力, 英法撤军放弃了苏伊士运河, 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这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货币成为战争的武器。1997 年, 亚洲金融危机后, 美国实行大举收购日本金融公司的重要战略目标,试图趁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而控制日本。1999 年, 为了遏制欧洲经济发展,阻止欧元坚挺, 美国在欧洲门口发动一场科索沃战争, 以动摇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信心。
其次是经济因素。在过去15 年中东欧国家经济成功转轨, 2007 年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区域性新兴市场, 保持着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和西欧的大力度金融扶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通过私有化使金融业得到较大发展, 通过吸引外资形成外向型经济模式, 直到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美国和西欧自顾不暇, 东欧经济的重要外需引擎瞬间萎缩, 其经济形势一落千丈。现在回过头来看, 东欧经济具有“ 三高、三外”的特征, 即高投资、高负债、高消费和外资、外债、外国市场, 这些对金融业本身是正向的,获得了阶段性的要素支撑, 但是对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未必一定是正向的,特别是系统性风险来临的时候, 反而形成金融不安全。这些国家资本账户自由兑换推进过快, 在金融股权方面也过度开放, 大部分银行资产都为外国资本控制(据报道, 斯洛伐克银行资产的97、4%、捷克的96、2%、克罗地亚的90、4%、保加利亚的80%、波兰的79、6%、罗马尼亚的70%、塞尔维亚的60%、匈牙利的58、9%由外资占有)。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截至2008 年年底, 东欧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超过1、54 万亿美元, 其中匈牙利外债占其GDP的148%, 捷克的外债占其GDP 的164%, 波兰的外债更是占其GDP 的206%。另外, 经常项目赤字占GDP 比重更是从2000 年的2% 升至2008 年的10%附近。一旦国际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 资金流向立刻出现逆转, 遭遇外资抽逃和出口锐减的严峻挑战, 本国货币大幅贬值最终给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 东欧危机再次证明, “资本项目自由化+ 金融服务业开放+ 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组合有内在的危机驱进机制。
再次是国际话语权因素。拥有国际话语和全球铸币权的国家往往是各种金融危机的受益者和最大赢家, 美国在20 世纪以来便始终占据这一位置。早在1873 年的美国股灾中, 欧洲人把价值2、51 亿美元的美国铁路债券低价卖给美国人, 相当于变相地洗劫了欧洲的财富。1944 年,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 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一般的国家背负巨额外债就会发生违约事件, 比如俄罗斯、拉美国家, 但是美国是个例外。除了克林顿时期,美国大部分时间一直是经常项目赤字。2008 年美国国债余额约11 万亿美元,已占到了当年GDP 的80%, 估计2009 年还会发行3 万亿美元新债, 而2009年GDP 会下降2% 左右, 使得国债达到GDP 的100%, 其主权评级还维持AAA 级, 一个原因是美元拥有全球货币的地位, 也有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贬值、股市崩盘、债券缩水等“虚拟经济操作”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债务负担和风险, 使得债务国的压力缓释, 反倒是债权国金融安全不时受到外力冲击。我们拥有2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却没有全球铸币权, 这巨额的储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的金融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处于和当时的欧洲、日本一样的境地, 都是借给了美国人许多钱, 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我们会怎么做呢? 也是像前人那样, 在价格下跌时把它们卖回给美国人吗?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另外, 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 外交和金融不断融合, 金融中有外交, 外交中有金融, 揽功诿过的背后彰显的是国家利益, 我国在这方面也进步不小。
发达国家掌握金融全球化主导权
改革开放30 多年的成功经验表明, 不开放就没有出路, 实体经济领域如此, 金融服务业领域也是如此。同时, 开放必须是渐进式的, 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在开放中提升系统免疫力和稳定性, 提升监管能力。一方面要反对“ 越开放越安全”, 另一方面也要反对“ 不开放最安全”,不开放是最低层次的安全, 但是不开放就不发展, 不发展反而是最大的不安全。在开放条件下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关键是要建立起能够有效抵御外来冲击的金融安全“防火墙”。
同时,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虚拟经济的全球化, 也就是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 但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金融危机的概率也随之增加。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但是亚洲和东欧金融危机均表明, 金融开放进程必须与本国的经济体系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因此, 对金融市场规模小、对国际市场影响力小的国家来说, 也许开放本身就意味着要承受冲击所带来的不安全。
国家整体实力决定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这里讨论“ 金融安全”, 必须要正视四个“不平等”的现实: 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 欧美控制了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 美国拥有了全球铸币权; 发达国家拥有主要资源品的全球定价权, 比如铁矿石、大豆、石油、有色金属、黄金。虽然国际炒家也一直在炒作“中国因素”, 但中国都不是定价者。在我国还不具备足够风险管控能力的情况下, 即使面对国际游说压力, 也要慎重对待资本项下的完全自由兑换。
权宜之计: 国有化
众所周知, 国有化带来的是对经济要素配置的扭曲, 而市场化则代表着效率。但是眼下的现实选择却是欧美国家使用国有化的方法解决国际金融危机。
国有化的好处是增强市场和公众的信心, 但缺点是不透明,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容易发生类似“奖金门”的问题, 并且“ 有形的手”影响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阻滞有效的竞争和创新。市场化正好与之相反, 好处是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但是过度自由的市场化又危及市场、金融乃至国家的金融稳定。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 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国有化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挽救经济”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 市场的问题还是交给市场去处理, 市场化是长期趋势。我们认为, 混合模式可能并不是结合了两者的优点, 反而是具备了两者的缺点, 也并非一个好主意。其实,“国有化”和“市场化”本身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 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市场机制失灵还是政策错误尚无定论, 但金融监管缺位是不争的事实。正确的方向应该是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和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全球愿景难实现
金融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 金融安全也是跨越国界从国别问题演化为世界问题。在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美元的地位、国际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争论的同时, 大家都在呼吁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安全有世界范围的解决方案。
由于各自的地缘金融利益与国家战略利益不一样, 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只有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在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前提下, 国际货币的角逐和较量非常激烈, 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全球愿景。
最后谈三点看法:
1、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是“ 金融独立”, 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或依附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 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
2、国家金融安全的主要核心就是“ 自主性”, 只有自主性才能不被外力所控制, 或者不被外力所左右; 只有自主性才有安全性, 才有安全感。
3、国家金融安全最重要的砝码是国家实力, 有实力才能有作为。一国要保证自身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 还在于综合实力的博弈。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国际化是加强实力的一个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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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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