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黄达回忆录：初入社会的磨炼(上) | 忆旧纪年（十二）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1947-1948）、华北大学（1948-1950）和中国人民大学（1950-）工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该系列第十二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上大学，是我从小就立下的志向；供我上大学，也是全家一致的认同。就是在我高中即将毕业，家境已经十分窘困时，我的母亲、我的叔父母也还是决心让我报考大学的。对于能不能考上大学——那时我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工学院，自己还蛮有信心。自然，也有些忐忑，曾经想，要是考不上工学院，那就学哲学、学文学。也知道自己的悟性不高，难以成为哲学家、文学家；一想到文科学而无成，极易“沦落”为教书匠，又于心不甘。
然而在我全身心地复习高中课程准备应考的时候，却突然感染了伤寒。伤寒，那时是十分令人恐惧的病。开始以为是感冒，当病情发作时，有两天处于高烧昏迷状态。这时，家里的人和同院——我那时住的是大杂院——的邻居，从不吃不喝，从持续高烧、昏迷，从彻夜唱歌唱戏等诸多症相，凭经验，都判断我得的是重症伤寒。那时，我母亲正在济南看望我的外婆。母亲接到紧急电报赶回天津时，大概我还处于昏迷状态之中。
高烧一退，自己也知道是得了伤寒。中国经典医书《伤寒论》，只知其名，却一页也没有翻过。但这个书名却使我感到，我正游走在死亡边沿。极度虚弱，好象也失去了恐惧的精力，只觉得周围一切都是空荡荡的，找不到能够依靠的地方。就当时的家境来说，是请不起医生的。后来请来一位在十多年前曾给我母亲看好病的老西医。这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者，同意赊欠出诊费给我看病。这种病，在那时，并不需要多么贵重的药品，关键是发作后期的调养。这位老医生的谆谆嘱咐——只能吃易于消化、不带一点油腻的流食——使我度过了危险期。
经过一个多月，病情消失了，但我已经虚弱到不会走路。从床上下地在屋内活动，从走出屋子在院里晒晒太阳，和邻居聊聊天，直到上街转一转，全然能够正常活动，大概又是一两个月。记得第一次走出院门，走出胡同，走上大街，脚底下轻飘飘的，古人笔记小说里“恍如隔世”的感觉，自己现实地有所感悟。
病情刚刚好转之初，同学们还来看我。暑假过去了，考上大学的去了北京，就业的有的上班，有的去了外地。白天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困居小小的一间屋里。院里的男人都出去谋生了；各家的妇女，记得也没有串门嚼舌的。整天静得出奇。前途何在？等明年再考大学，功课生疏了，还能考得上吗？而且，日子窘困的不得了，能就这么在家闲吃一年饭吗？
而且，在我病情已经过去之后，母亲告诉了我一件事。她出嫁时，陪嫁里有一副金镯子。父亲去世后，其他的陪嫁或当或卖，只剩下这副金镯子是她保存下来作为供我上大学的依靠。大概是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叔父叔母说手头一时过紧，借去当当，手头缓缓，就赎回来。这回我得了大病，母亲向叔父叔母讨要，想卖一只，请医生。叔父叔母说了实话：镯子早已卖了，垫补了日常生活。父亲死后，叔父叔母与母亲并没有分家。家里的用度由叔父操持。但叔父即使有点积蓄，由于无正常职业，维持几口之家几年的生活，必然坐吃山空。其间，我的二姐在警察局考上了一个小职员的职位——指纹分析员。虽然货币收入极低，在通货膨胀之下，少得可怜，但每月有一袋面粉收入，对于支持家用不无小补。不过，无论如何，面对日益窘困的生活，母亲也多少有思想准备：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母亲跟我讲述时，她的心情是平静的。我也觉得事情如此发展应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愤愤不平。但前途渺茫，母亲和我都深深地陷于无法摆脱的迷茫思绪之中。
身体复原后，北京的姑母叫我到她家住住。虽然她们家也在衰败，但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水平。她是关心娘家的侄子，想让我吃好一点，补补病后虚弱的身体。这是一个大家族：老太爷和姨太太，三房儿子儿媳，一个娇小的女儿——尚未出嫁的社会名花。虽是一家，但早已分爨而居，所以我在姑母那里闲住，也无人反对。
在北京，当时有三位要好的同学。一是郭镜勖，他考上了北大医学院，住在北大在中南海的学生宿舍里。记得当时的中南海是开着府右街的西门，两分钱的门票。进门后，满眼是参天的大树，遮天蔽日。在树的缝隙间，非常稀疏地散落一些并不高大的平房。没有什么游人，一片静谧。郭镜勖的宿舍是大树环抱之中的一座四合院。记不起是怎么判断的，我想可能是太监们的住所。至于瀛台、中华门，好象都没有开放。现在在中南海林立高楼里办公的人，听我说起七十多年前看到的中南海，已经是在听“海客谈瀛洲”了。二是顾通，他考上了北大法学院，至于那时他住在什么地方，找过他没有，已经回忆不起了。三是郑树仁，不知他家通过怎样的关节，使他进了当时日伪的华北联合储备银行。他的宿舍离我姑母西交民巷的家不远，再加上他的口袋儿比那两位上大学的要宽裕，所以找他逛逛京城的时候就多一些。
无论是姑母，还是同学，都没有坚决建议我来年考大学。好象更关心帮我找个“事情”做。大约是春节前后，姑母说，她认识一位姓王的，是德州的县长，同意给我安排一个秘书职位。恰恰同时，郑树仁通过他的一位表姐，说在徐州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可以为我找一份差事做。二择一，选定去徐州。
母亲给我打点了衣物，还给了一个小小的金戒指，以备万一，有回家的盘缠。去徐州的那天，天刚擦亮，全院的人还都没有起床。母亲在大门口送我，不由得联想起那个年代里的一段悲凉歌词：儿子只是为了寻找生活才离开了慈母之怀。母亲一直望着我提着个旧皮箱走出长长的胡同。当我出了胡同最后回望一眼时，母亲依然扶着门墙望着我，这是我直到今天也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回忆起的画面……
苏淮特别行政区，是准省级。徐州是它的首府，属于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管辖。我是1944年初进入“苏淮特别行政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的。这个有一个长长名字的机构与特别行政区教育处平级，但实际上由教育处的处长兼管。我得到的职务是办事员。办事员，这在当时政府机构里属倒数第二低的职位；当时旧政府里层次最低的职位是“书记”，抄抄写写，有时也叫“录事”。不久，苏淮特别行政区升格为淮海省。教育处的头头调淮海省第一专员公署做专员，我也随他到专员公署，职位依然是办事员。离开徐州，大约是六月底。先后约半年。
对旧社会的官府，过去只是从《醒世因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的怪现状》以及当时的言情小说里知道一鳞半爪。现在确确实实是置身于“衙门”之内了，但由于只是一个小小雇员，而且时间短，有所观察，依然属浮光掠影。只不过尔后几十年的岁月，许许多多的现象总会使我联想起那半年的体验，往往若有所悟……
直接体会，旧官场的确腐败：
一个单位的人事安置，是这个单位头头的权力。他被任命为这个单位的头头，单位里的大多数职位，都由他来安插，特别是管钱的必定是他最为亲信的，比如像许多小说里说的，大多是“舅爷”。在淮海省第一专员公署时，管钱的就是舅爷。如果头头调离，原来由他安插的人员一律“下岗”。
唯一的例外，是管理“卷宗”也就是管理档案的，是铁饭碗。政府的职能单位，纵然有时调整名称或合并分割，但总会持续存在。而单位的头头却经常轮换。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保证职能的延续性，卷宗的保管和调用必须靠熟悉专业的人才。那时，我在的这个部门管卷宗的姓李，徐州本地人，写得一笔工整的小楷。他常常说起前任、前前任的事情。起草公文，有时要查查一个政策、一个措施的来龙去脉，他都会找出过去的相关卷宗。
也有一些人，是头头不能不“买账”的关系推荐来的。
无论是苏淮特别行政区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还是淮海省的第一专员公署，大多数人都很清闲。“人浮于事”，旧官府的典型腐败现象，我就是从这里有了最初的概念。
苏淮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准省级的单位，它的教育处属准教育厅局，多少还有些日常的教育行政事务。至于淮海省的第一专员公署，则彻底是可有可无的。它属下有徐州市，有首县——铜山县。徐州市市长和铜山县县长都是淮海省头头后来被我们处决的汉奸郝鹏举的亲信，专员根本不敢管；所属的其他几个县，也与省府有直接互通管道，特别是财权不通过专员公署，想管也管不了。据说，有的县，如当时的亳县，有更复杂的背景，甚至连郝鹏举也管不了。
在读书时，总听说衙门是养闲人的地方。后来读历史，知道改朝换代大都有严厉的精兵简政举措。但或长或短，却又陷入机构臃肿的困扰之中。新中国成立时，曾预言会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上世纪50年代，的确亲身经历了政府人员精干并充满活力的阶段。后来则是不断地精兵简政，机构却越“简”越庞大，人员越“精”越臃肿。西方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的体制造成政繁人浮，似乎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摆脱这样的困扰。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世界自身也同样没有能够摆脱机构重迭编制过大的困扰。不能不感到，简单的意识形态解释，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也许已经有人从社会发展的更深层次做出了剖析，只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和力量进行探讨了。
在清闲的机构里也有忙的人。首先是秘书。这可不是我们今天的“秘书”：实际的权力可能极大，但身份则是在公务和生活方面服务于首长的职位。而那时，在这两个单位的秘书，级别则是处于处长、专员一人之下和全机关所有人员之上。在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的秘书情况记不起了，在第一专员公署有两位秘书，一位可能已过知天命之年，一位是中年。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与旧小说的“绍兴师爷”联系在一起，他们好象总是忙于处理公文：有上级下发的，有下级上报的，有平级会签的，他们要分门别类起草应对的公文，经头头签署，发给我们这些小职员抄写。
我的墨笔字功底不够，还没有资格抄写上报的公文。但也渐渐了解了一些公文程序、基本用语，以及具体的抄写规矩、用印规矩，等等。在进入“衙门口”之前，了解的主要是对公文系统的诟病，如对“等因奉此，相应函达”，“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等等公文套语的嘲讽。实际接触之后，慢慢体会到，这些程序、这些用语、这些规矩，一定是多少代人积累下来的，应该是沟通上下左右最为简捷、最能减少歧义的系统。慢慢体会到问题主要不是出在形式，而是出于内容。内容空洞、说而不做，形成公文的自我循环，是问题的症结。六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政府的一代年轻人能够自由奔放地写报告、下指示，至多在结束时加上一句套语“此致革命的敬礼”。虽然我自那时起一直在教书，不怎么了解我们公文系统的形成过程。不过，我想，一定也有了规范的体系，这里面恐怕也会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有用因素。
再一个比较忙的，是管单位经费的人。经费包括人员工薪、办公费、事业费等等，其中除了一项“特别办公费”外，其支用都有严格的规定。把经费的一部分转入官员的私囊，是旧机关的普遍现象。管钱的就是使种种开支以及并未开支的开支都能按规定的项目和用途编造出合乎要求的文件并能在监管经费开支的上级部门“报销”。贪污经费，这是公开的秘密；准予报销，必然要分一杯羹，也是公开的秘密。那时，有一位姓张的，并非单位头头的亲信，但与财政监管部门的人员有很深的因缘关系，准备好的报销材料都由他送交监管部门。有人说，按正常程序上报报销材料，监管部门不会痛痛快快地收；收了后更难以核准报销；至于他往返奔波，无利不早起，也会有他的好处。
在这里还听到其他的官场秘密。比如，徐州有一处著名的税收关卡，每天实际的税收有多有少，但上报的数字，却固定不变：少了，上级通不过；多了，上级会把应上缴的额度提高。固定不变的税收数字比实际收入少得多，至于多收入的，上下打点有例行规矩；余下归己的也有个规矩，不能过多地独吞。这些使我形成了一个概念，贪污也有一套潜规则，已经形成旧官府运作的一部分。
曾经高兴地预想，新社会将清除这个毒瘤。然而事实并没有按期望发展。改革开放不久，外电即大量报道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些报道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差距？有较长时间，我总认为，贪污腐败一定有，但不会那么严重。慢慢地，从暴露的事实认识到问题的确严重。又联想到就是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以及使我们这一代人总会怀念起的美好的建国初期，都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存在，不能不说，这仍然是一个不能避免的社会问题。对于这样的社会问题应该作怎样的理论论证，政策目标应该确定在怎样的底线上。
严管与放任会大不相同，严管是必须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源。我们也有许多意识形态的论述。其实，我们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早有说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时没有坏思想，没有坏行为，其中自然也就没有贪污腐败这些污秽的事；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于是就有了坏思想，就有了坏行为，于是就要治理。好像我们也脱不出这个大框子。
作为小小的职员，旧衙门口的生活是清苦的。除了管钱的有时犒劳犒劳我们，以及机构偶然举办活动（如专员召集县长开会），我们有机会美餐一两顿外，日常生活就是指靠薪水。在通货膨胀之下，薪水总在不断缩水。我的记忆，薪水刚刚够吃饭。刚开始时，在小饭铺吃饭，有些同事想方设法凑在一起吃并让你付款。也是交了不少学费才摆脱了这样的困扰。相当时间，是在机关里要小饭铺送一碗汤面。那时徐州小饭铺的汤面是大碗的，可以吃饱。有时想更省几个钱，跑到街上买烤白薯，也可吃饱一餐饭。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像徐州那样好吃的烤白薯。现在，要想吃一块烤白薯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了。
快到暑假，一直没有放下的上大学念头又时常抬头了。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同事们也从嘲讽我的墨笔字和涉世幼稚逐渐了解了我中学的功底，并常议论，说我应该深造。那位中年秘书，偶然与我谈起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和作品，很惊讶我能与他应对，也主张我上大学。有时，大家好心地出主意，说请求专员资助，有的人并自告奋勇要替我说情。我也曾有些幻想，但临近暑假，感到在这里不会得到帮助，于是毅然决然地背起行李回了天津。可能写过一封请长假的信，没有等待批准，没办任何手续就离开了。没有人领薪水了，吃这个空额不用另造一个假名字，对于旧机关是平常的事。
黄达回忆录：我的高中生活（中）| 忆旧纪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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