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金融体系效率性的约束条件：从经济基础到“国家禀赋”（16）
陈雨露、马勇编著的《大金融论纲》从一个长期视角全面地审视了全球范围内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演变趋势，构建了“大金融”命题下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理论。《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二连续刊登《大金融论纲》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金融体系从来都不是孤立运转的，而是普遍地与一组更为广泛的环境和制度变量相关联。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实践也表明，在从微观基础到宏观效应的转换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效率性普遍地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综合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国家禀赋”特征的“整体图景”。以下片段节选于《从微观传导机制到宏观经济效应：金融效率如何实现？》一节。
从一般意义上看，金融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旨在集聚社会闲散资金，评估潜在投资机会，便利风险管理，促进企业治理，增强流动性，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调度和配置稀缺资源。
（1）经济因素
作为整个市场体系的内生性组成部分，金融体系的效率性首先与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以及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质量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如果一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程度越高，或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质量越牢固，那么，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将显著受益于实体经济效率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同时，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有利于一国金融体系深度和广度的扩展，从而进一步扩大金融体系效率性的作用空间和范围。此外，市场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条件也对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具有显著影响。完善的市场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将显著提高金融交易的整体效率和降低市场扩展的边际成本，从而促进市场交易方式的变革，细化金融产业分工，缩短交易链条，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推动金融体系效率的整体跃迁。
除实体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环境外，金融体系的效率性还受到各种基本经济制度安排的影响，金融体系的各种创新活动也只能在特定的经济制度框架内进行。通常情况下，在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经济运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产权关系更为明晰，市场竞争更为充分，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更为高效，由此产生的金融创新需求和金融创新激励也更为强烈。这些都将显著提高金融体系自发创造效率的内在激励和动力。根据McMillan & Woodruff（2002）等的研究，明晰、安全的产权制度安排是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的基本前提。他们对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产权容易受到侵犯或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不仅企业家不愿投资，而且也不愿进行外源融资，这将严重阻碍金融体系的发展，并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总体来看，在特定的经济制度框架下形成的不同产权格局和金融分配偏好，会深刻地影响交易成本、市场机会和资源配置方式，并最终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产生显著影响。
（2）政治因素
自Roe（1994）的研究指出政治因素是决定美国金融体系特征的重要原因以来，金融体系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发展。Levine（1997）、LLSV（1998，1999）、Pistor, Raiser & Gelfer（2000）和Rajan & Zingales（2000）等的研究均表明，政治因素与一国金融体系的演进和效率表现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市场投资者力量较弱的情况下，政治因素往往能够决定金融体系的发展，比如Bongini, Claessens & Ferri（2000）针对东亚国家的研究就表明，政治因素是造成这些国家金融困境和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Allen & Gale（2000c，pp. 25-28）对金融历史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陈雨露和马勇（2008）基于全球范围内63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一国政府的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对金融体系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一个经济体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其政府越是廉洁和高效，那么其金融业经营的成本越低，效率越高，同时银行的腐败程度也会显著降低。
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 Zingales，2004）将研究进一步延伸至对利益集团的讨论，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开放和增强竞争等手段来削弱既得利益者影响金融体系发展的能力。Beck, et al.（2001）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一个分权、开放、竞争的政治结构比一个集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提升。事实上，根据奥尔森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国家发展逻辑，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代表保守思想和势力的利益集团对于改革的反对和阻滞不仅会成为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个问题，同时也会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产业创新造成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进程中，如何有效降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不仅直接关乎金融体系的效率，而且还将通过对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产出溢出效应。
（3）文化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文化因素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LLSV（1997，1998，1999）对比了英国、美国与欧洲大陆国家及日本之间的文化差异，他们发现：英国和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造成了民众的流动性、多样性以及推崇个人主义的精神特质，正是这种民主文化最终孕育出了股权分散、个体投资者活跃和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相比之下，欧洲大陆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福利社会的民主制度，这种文化氛围最终产生了所有权集中和依靠大投资者进行监管的金融体系。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既没有政府的强力监管，也没有完善的契约激励，但建立在特殊的“诚信责任”基础之上的日本文化更加注重劳工利益而非股民利益，因而最终形成了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事实上，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风险态度和观念会孕育出截然不同的金融治理模式和功能效率。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和信仰倾向于将金融资源引导至那些最具创新精神和激励的企业家手中，那么这个社会的金融体系通常在长期中会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性。Stulz & Williamson（2003）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主要宗教信仰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程度有着关键的影响。Guiso, Sapienza & Zingales（2000）分析了信用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经验研究表明，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高信任度的地区，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金融发展水平较高。陈雨露和马勇（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信用文化对银行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在一个信用文化趋于“更加信任”的社会，银行业经营的效率较高，管理成本越低。Allen, Qian & Qian（2002）研究了社会关系在经济活动往来中所扮演着的角色，其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于减轻企业的融资障碍以及促进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效率提高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4）制度因素
除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外，金融体系的效率性还依赖于很多制度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审计和信息披露的质量，也包括法律系统对契约的监督以及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等。通常情况下，透明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外部监督评价的成本，而完善的法律制度则可以通过产权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而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此外，从信息提供来看，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质量有所不同，这会导致不确定性程度的分布状态出现系统性差异，并由此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产生影响。
Bolten & Scharfstein（1990）和Hart & Moore（1998）的研究表明，更好的会计标准和更为及时的信息披露制度将大大减轻经理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便利融资，而当各种制度要素得以提升时，企业的筹资能力将随之提高。LLSV（1997，1998，1999）通过跨国实证分析发现，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一国的法律制度越完善，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充分有效，则企业的市场价值将更大、分配的股利将更多、流动性更高以及所有权将更加分散；企业的融资障碍将更小，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将越低；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将越发达、越有效率以及市场价值越高，从而金融体系也就越有效。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经济基础并非一成不变，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各种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也会经历不断改革、变迁和发展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增强金融体系和这些因素的动态适应性，是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型国家）都必须考虑的重点问题。
图文排版 缪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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