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 刘珺：欧元是一个货币安排，是经济联盟的货币表现吗？|《金融论衡》（16）

编者按

《金融论衡》是由IMI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出版的新著。该书以反思和批判的视野对经典理论、一般金融理论、货币政策、新制度安排与发展模式相关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思考，提出23个重要问题；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理论发展。《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三连续刊登《金融论衡》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第四篇·关于新制度安排·思考十六：欧元是一个货币安排，是经济联盟的货币表现吗？刘珺认为，欧元既是货币安排，也是政治安排。他首先从政治和解促进经济联合，回顾了欧共体出现的历史，而后由经济联盟衍生出货币。但是，共同货币受累于政治分散，具体表现有四，一是主权债务对欧元形成严峻挑战；二是金融模糊地带威胁欧元；三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制约欧元。

以下为节选内容：

欧洲经济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社会危机仍在交织演进，而欧洲联盟中经济最糟糕的希腊，其可能的国家破产危机仍是悬在欧元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欧元存废举世瞩目。但欧洲联盟仍在挽救欧元，竭力阻止欧元崩溃。挽救欧元既是对历代欧洲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历史情怀的皈依，也是振作欧洲经济、继续占据世界格局中重要一极的需要。欧元是一个货币安排，是经济联盟的货币表现，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安排，是不想让德国游离于欧洲之外。历史事实证明，德国被孤立的结果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因此，通俗地讲，欧元像个活栓套，也像个共济舟。

欧元既是货币安排，也是政治安排

（2011年11月）

欧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欧洲政治推动经济，经济推动货币，货币又来推动经济和政治的结果。欧洲推动经济联合、经济联盟、货币联盟、政治合作，乃至政治联盟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欧洲人痛定思痛的选择。欧元是欧洲融合道路上的“登峰”之作，目的是创造一种“谁也离不开谁”、“同舟共济”的局面，推动欧洲共同发展。

欧洲联合发轫于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努力实现法德和解，担纲欧洲共同发展，促进欧洲成为多极化趋势中重要一极的战略思想。阿登纳和戴高乐毅然破除“魔鬼的圆箍”，努力将“法德轴心”建设为欧洲的“发动机”、“火车头”、“方向盘”，同时使欧洲义无反顾地迈向联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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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和解促进经济联合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屠戮，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觉悟到了和解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德政治家在推动两国和解上不遗余力，阿登纳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1949年，阿登纳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后就对法国发表“破冰解冻”政策观点，决心要以法德友谊关系作为德国政策的一个基点。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掌法国大权后，于同年9月在他的故乡科隆贝双教堂同德国总理阿登纳进行了历史性的谈话。会谈中，阿登纳对戴高乐说，“欧洲不可以落到只能仰赖美国的地步”，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存在，欧洲必须“团结一致”，因此首先要“加强法德友好合作”。戴高乐其实也很想法德和解，他认为要重振法兰西雄风，仅仅依靠法国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德国的复兴又是预料之中的，因此，需要将重新崛起的德国纳入到一个欧洲一体化的国际机构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之约束和监督。戴高乐回应德国总理阿登纳的话是，“德国和法国必须结成紧密的友谊，只有德法之间的友谊才能拯救西欧”。

1962年7月，戴高乐在爱丽舍宫接待阿登纳时说:“在您光临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庆祝使我们两国从过去世仇变成坚定的朋友这一巨大的转变。”1963年1月，阿登纳三访巴黎，两国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对两国首脑会晤、部长磋商做了制度化规定。这些规定标志着法德形成了特殊关系，人们常说的“巴黎—波恩轴心”开始形成。

政治和解，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战略性和解，为欧洲经济联合、经济联盟铺平了道路。在阿登纳、戴高乐和欧洲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欧洲煤钢联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等国际机构先后形成。1950年，欧洲一体化先驱让·莫内和法国外长舒曼首先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即“舒曼计划”），当时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拴住德国。1951年4月18日，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签订了为期50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条约》。1955年6月1日，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建议将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六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即《罗马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下称“欧共体”），条约于1967年7月1日生效。欧共体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从“舒曼计划”，到《罗马条约》和《布鲁塞尔条约》，是战后的冷战高峰时代欧洲一些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利用政治和解促进经济联合发展，追求欧洲自强道路的印证。而经济日益深化融合的结果是萌生统一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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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联盟衍生共同货币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功地推动了欧洲经济发展，欧洲与美国、前苏联之间出现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在20世纪60年代末，欧洲经济总量、金融市场总量以及经济技术水平基本上赶上了美国和前苏联的发展步伐。

随着德国、法国、英国经济快速增长（恢复），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重新成为具有重要分量的国际货币。特别是由于德国严厉控制通货膨胀，其货币德国马克成为国际金融市场追捧的硬通货，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1979年欧洲货币单位出台期间，德国马克对美元持续升值32%。硬通货的地位使德国马克开始分享国际货币权力。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权力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综合国力竞争逐渐取代冷战。为能更大限度拓展国际货币权力和国际经济地位，欧洲共同市场呼唤一个共同的货币。欧洲需要共同货币拴住桀骜的德国，引导德国为欧洲经济发展多做贡献，而德国也需要一个共同货币，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大更深的共同市场。1978年7月，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讨论，并于同年12月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共同体理事会上通过决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建并采用有多种职能的欧洲货币单位（ECU），以代替欧洲记账单位（EuropeanUnitofAccount，EUA）。欧洲货币单位（ECU）于1979年3月13日开始使用。

随着苏联解体和两德统一，经济竞争更加迈入政治家的视野。建立统一的货币以抗衡美元成为欧洲新的抱负。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于。1992年2月7日，各国外长正式签署《马约》。经欧共体各成员国批准，《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共体开始向欧洲联盟过渡。1999年1月1日起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芬兰、荷兰、卢森堡、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11个国家开始正式使用欧元。2000年6月，希腊加入欧元区，成为第12个成员国。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金正式进入流通，2002年2月28日，成员国货币全面退出流通领域。

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诞生历程表明，欧元具有货币安排和政治安排的双重属性，是欧洲历史妥协、政治妥协、经济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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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货币受累于政治分散

尽管欧盟号称货币联盟、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但事实上，欧盟在政治上仍处于分散状态。政治分散主要表现在各成员国财政分散、欧洲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地位和欧洲金融监管框架模糊、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等尖锐问题上。自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诞生以后，对欧元前途的争论从未停息。

（一）主权债务对欧元形成严峻挑战

尽管《马约》对各国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数量规定了严格的标准，但由于财政政策由成员国各自掌控，实际上协调起来相当困难。一是成员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差异很大，应对国际国内非对称性冲击的能力不一样，而非对称冲击对某个国家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与其他国家或部门不同步，因此需要不同方向和力度的财政政策加以调节，这给持续的财政透支以机会。二是联盟框架、福利制度和“选举游戏”强化了成员国政府的顺周期财政政策行为和倾向，财政赤字难以在一个经济周期内熨平。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学说，财政政策应是反周期的，经济繁荣时，实施紧缩财政政策，或积累财政盈余，防止经济过热;经济萧条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但在欧洲联盟框架内，经济繁荣时，对公共支出和减税没有任何限制措施，而在经济衰退时，《马约》又强迫各国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以满足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要求。此外，欧洲高福利制度和“选举游戏”使政府更倾向于扩张财政。长年累月，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占GDP比重全部超过《马约》规定的60%的标准，重债国超过100%。这是欧洲陷入严重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面临分裂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金融模糊地带威胁欧元

欧元区金融模糊地带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欧洲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地位较为模糊。通常，在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内，中央银行以国家信用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有责任最后保证金融支付体系的流动性。然而，欧洲中央银行是各成员国按照份额缴纳资本金（约500亿欧元）所组成的机构，名义

资料来源:Bloomberg。

图1欧洲主要国家债务/GDP

上，欧元区的“最后贷款人”是欧洲中央银行，但《马约》并没有明确赋予欧洲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的权利，即使在某个特殊时间欧洲中央银行被欧元区国家授权来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也可能由于自有资本及其储备太少不能担此重任，或由于政治争论而久拖不决。目前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也不能作为“最后贷款人”，只能看做是类似于IMF的一个救援机构。从现实来看，欧元区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最后贷款人”的缺位将打击欧元，这次希腊危机中，欧洲中央银行的表现已说明问题。二是欧元区对金融的监管也较为模糊。欧元区缺乏集中统一的中央当局对金融体系实施监管，《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有一定的监管职能，但最主要的监管权力由各国承担。当前欧洲一些国家提倡试图以金融交易税遏制投机资本的政策就由于监管权力分散而得不到统一支持。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制约欧元

欧元这种最优货币区安排，按照“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的说法，首要是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欧元是多国之间货币汇率绝对固定的一种货币制度，完全否定了成员国以汇率变动来调节经济的动态不平衡。因此，在成员国之间跨国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就成为必需。因为，如果劳动力能从高失业地区流向低失业地区，那么工资和其他成本就会趋同，资本的自由流动可减少通过汇率调整相对成本和价格的必要性。如果劳动力和资本不流动，浮动汇率将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唯一手段，那么，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将不可能建立。

当前，欧洲资本已经实现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事实上的分割状态。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动力流动受到语言、文化、社会保障体系差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财政支出不能自由转移的条件下，单一货币对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反过来，成员国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将冲击单一货币稳定。

欧元是经济联盟基础上的货币安排，也是几代欧洲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政治安排。但在实际运转中，由于政治分散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再加上外部冲击，经年累积的巨额债务已严重威胁欧元的生存。而且，重债务国家的民间游行，国内政治集团、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把矛头指向欧元。比如，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德国一些民间和政府人士就曾要求将希腊踢出欧元区，而希腊政府、议会为取得援助款通过严厉紧缩法案时，希腊游行群众焚烧德国国旗。毫无疑问，欧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欧洲人不能撕碎货币联盟，不能撕碎历代领导人的心血，不能分割欧洲，尤其是不能再次让德国游离于欧洲之外。从实践需要看，欧洲货币联盟，或者说欧元正常运转，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联盟，或者说需要进一步融合欧洲各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将目前低层次的政治联盟推向更高层次。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能否成功主要依赖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目前欧盟的政治建设以政府间的合作为主，由于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完全同步，利益不完全一致，在政策上时不时地充斥异常声音;而一旦经济陷入萧条，或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国家反移民、反经济货币联盟的极右势力就会抬头。欧洲政治联盟的最终趋向是政治完全一体化，但漫漫长路仍就崎岖不平。在泥泞的山路上，自行车既要不停地蹬，因为车不能倒，但也不能蹬得太快，快了要翻车。

编辑  郭昶皓  郑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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