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浙商的“预警名单”与“国进民退”的反思考| 《金融论衡》连载（19）

编者按

《金融论衡》是由IMI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出版的新著。该书以反思和批判的视野对经典理论、一般金融理论、货币政策、新制度安排与发展模式相关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思考，提出23个重要问题；结合中国经济现状，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理论发展。《IMI财经观察》将于每周三连续刊登《金融论衡》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第五篇·关于发展模式及其他·思考十九：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刘珺认为，由于对国进民退相关概念的讨论掺杂了太多其它的因素，因此,正确的结论更是迷失在了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化对峙之中。在第一篇文章中，针对浙商的“预警名单”，刘珺进行了四点反思，并认为反思考之后,“国进民退”争论的热度好像降温了很多,非学理性的扰动因素也剔除了不少。在第二篇文章中，刘珺从时代要素、产业要素、样本偏差等六个角度讨论了“国进民退”问题，并认为不能单纯从某个事件就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而应综合考虑所有制变化背后的长远因素。

以下为节选内容：

对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激烈争论往往掺杂了“民生”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敏感因素,导致本应严谨科学的讨论趋于情绪化,正确的结论更是迷失在了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化对峙之中。

其实,进退的标准不是所有制,而是生产力。因此,在热衷于讨论“国进民退”时,是否重心应放在“强进弱退”、“优进劣退”和“有进有退”上,而非浓墨重彩其所有制标签。根据经济学道理,可以国进、民也进,国进公共品,民进市场化。

风险与集团利益相伴行,缓释风险、促使复苏的路径也与集团利益掺杂不清。追逐感受但更追逐真相。这是对《浙商的“预警名单”与“国进民退”的反思考》一文最好的注解。

浙商的“预警名单”与“国进民退”的反思考

(2010年1月)

近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布“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名单,山西省居首,迪拜亦在其中。有好事者分析,山西上榜与“煤炭重组”相关,属政治风险,潜台词是“国进民退”;迪拜则与房地产泡沫破裂相关,属市场风险,暗含“沙中建塔”之危险。两者一中一外,等量齐观,看似偶然,但其后折射出的深刻意义值得辨析。

“国进民退”是这一阶段由“山西煤改”引起的坊间热议话题,乍看学术化十足,且笼罩着一股沉重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甚至激进者将该争论上升到中国的前途问题,仿佛改革三十多年以来的成果会湮灭在“再国有化”的潮流中。先看“山西版本”的事件演进轨迹:煤炭业乱象寅安全环保、效率、生产力寅内生、外生的整合要求寅以大带小重组寅形成国有企业为主的整合后格局。若按该路线正向思考,似乎是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民营企业的“挤出”与国有企业的“集约化”形成强烈比照,于是“严谨”、“科学”的讨论趋于情绪化,掺杂了“民生”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敏感因素后,正确的结论更是迷失在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化对峙之中。这是“解剖麻雀”的“抓典型”的分析方法,其学术上的弊漏十分突出:典型案例是否能推而广之,若要“一般化”、“普适化”需要什么条件。不妨换一个角度,运用反思考方法对“国进民退”进行校验。

反思考之一:“进退”的标准。山西煤炭重组所涉及的是资金密集型的资源产业,关乎国计民生,并且安全、环保的要求都远高于其他产业,因此,“大”是“强”的充分必要条件,“小而美”绝不是行业模式。而具备重组主导力量的也一定是基础好、实力强的国有企业集团,若“反其道而行之”,重组的成本及难度将使之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山西煤炭重组的“进退”标准不是所有制,而是规模和产业集群能力,民营的重组主导者未被排斥在外也能佐证这一论点。

反思考之二:披着所有制外衣的纯市场化考量。浙商是此次“国进民退”争论的“执大旗者”,表面上看有诸多民营经济发展困境和前途的思考,但抽丝剥茧后发现,浙商真正担忧的是经济利益和投资回报。国际金融危机下的重组是下降周期的整合,成本必然会被压制在较低水平,影响到浙商利益或准确地说使浙商投资回报远低于预期,于是,注意力被转到更加扰动大众神经的“国进民退”问题上,不啻为一种误读。应该讨论的是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而非企业并购的所有制“两分”。

反思考之三:风险的不同形态。上面提及浙商的“黑名单”实质是风险预警机制,山西和迪拜是两种风险的代表。但需要明确的是,政治风险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分野”,而是行政化的经济调控方式,是“看得见的手”纠正“市场失灵”而造成的利益重新分割,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欧的银行国有化相类似,而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较大的区别。风险的形态各异,有市场化的,有外交性的,有行政化的,也有自然灾害等,浙商的投资指南正说明了这一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反思考之四:危机后的复苏路径。危机是个对称的概念,强者显示韧性,弱者暴露软肋;创新孕育突破,僵化窒息成长。杜邦公司在1929~1933年“大萧条”中逆势增加研发投入,使其40%的新增销售来源于发明少于十年的新产品。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在1991~1992年衰退中从“后进”到“领先”的跃升者为非衰退时期的两倍,且70%的进步者在其后维持了旺盛的竞争力。KauffmanFoundation的研究结果是,近一半的财富500强企业是在衰退或大熊市的背景下建立的。可见,在危机时进行新技术开发和产业重塑合势、合时。危机后的复苏有三种被验证的成功模式:创新驱动者如英特尔;重新定位者如思科;现状强大者如麦当劳。第三种模式与山西煤炭重组在逻辑上较为契合,特别是在规模效应明显的产业,既有的龙头企业在危机中发起整合、并购的能力显然远胜其他企业,只有它们才能在经济衰退中获得更好的交易成本。波士顿咨询公司统计分析1985~2001年并购案例后发现:经济衰退时的并购比非衰退时的并购整合后效益高出15%。15%是可以让任何一类产业领先者进行并购的诱人回报。

反思考之后,“国进民退”争论的热度好像降温了很多,非学理性的扰动因素也剔除了不少。时下有一句流行语,“重要的不是真相,而是你的解释和感受”,但在讨论“国进民退”这种关乎深化改革的问题时,我们还是应追求真相式的答案,即便不是最优的,也应该是合乎学术规范的。

在似与不似之间辨析“进退之道”。“国进民退”仅仅是一个现象,一个噱头,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只要符合生产力标准、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均可。这是我在《“国进民退”:似与不似》一文想要说的。

“国进民退”:似与不似

(2010年2月)

过去两年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不断挑战经济管理(全球经济和国别经济)的经典理论和市场惯例,突破不少,争论也很多。譬如,近期热度颇高的“国进民退”问题,观点林林总总,但交锋面模糊,体系感匮乏,总觉浮在“似与不似”之间。借用“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犹太汉学家舒衡哲)这句话,说明了概念过度抽象后的不良结果,具体到“国进民退”,可以表述为“抽象是获得正确结论的扰动因素”。是否真的有“国进民退”的潮涌,是否真的由此产生大规模、实质性的“挤出效应”,抑或这些仅是“抽象”而来,甚至是“简单归纳”而来？

一、“国进民退”的时代要素和环境要素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国进民退”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期间,世界经济大萧条加上战争,“舶来”的自由主义经济观失去了用武之地,国民政府实行战时体制下的全面经济干预,形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等手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形成国有部门高度垄断和政府全面管制的局面。可见,“国进民退”有必要的时代要素和环境要素,即特殊时期市场机制失灵、政府须实质控制以保稳定或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相比之下,此次“国进民退”背景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共同点是市场机制失灵,但与全球化和经济现代化有关的要素均不同。规律性的共识是: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所依据的标准从原来单纯的所有制标准逐步过渡到所有制标准加上生产力标准,并向生产力标准继续前进。

二、“山西样本”的产业偏差和地域偏差

此次“国进民退”的争论源于山西的煤炭重组,该样本过于特殊。一般而言,资金密集型、资源型产业的集中度很高,即便是有着上百年市场经济历史的发达经济体也通过企业间整合“做大”规模,例如三大铁矿石商、几大钢铁集团、若干石油巨头等。在此类产业中,规模、集中度与效益、核心竞争力高度正相关。山西是煤炭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产业集约化加上区域集中,相当于“两次集中”,旨在形成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领先的煤炭基地,而支持其地位的是核心的若干家煤炭企业集团,欲知“点阵”模式与“集群”模式在竞争力是无法比拟的(还不论安全生产、环境等方面)。以山西煤炭业为样本解剖“国进民退”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长三角、珠三角,是否可以运用于纺织业、家电业？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即便可以提“国进民退”,也仅是个概念,是一种情绪,至多是某些领域的特殊现象,不具有普遍性。

三、“国进民退”的国际变奏

是否西方经济体也放弃了市场标准？为应对危机,一向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政府也实行强势政府干预,特别是对金融业。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持股比例达到27%、对AIG及“两房”的持股比例甚至高达80%;英国政府对北岩银行全面国有化,对RBS及莱斯银行的持股比例高达84%及65%;瑞士政府对UBS持股比例曾达9郾3%;遭遇“国家破产”的冰岛,银行更是被全部国有化。国际上的“国进民退”说明什么？是否是“计划经济”、国家主义的回归？本轮危机系统性风险巨大且波及全球,这种情势之下的“国进”与“民退”关乎稳定、关乎体系、关乎信心,是反危机的必要手段。若没有雷厉风行的国家介入,则可能导致市场崩溃、经济萧条。因此,“进”是权衡成本和效果之后的“进”,是基于全局判断的“进”;“退”是“壮士断臂自救”的“退”,是把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退”。此乃危机下的“进退”之道。

四、“国进民退”的“国”、“民”之辩

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有制概念逐渐被所有权结构或产权结构的概念所替代,何为“国有”,何为“民营”,是所有权比例,是管理体制,是股权份额,还是其他？现代经济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经济,混合、多元的产权模式是主流,企业的国别和所有制边界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模糊,而生产力水平和效率才是真正的标准。因此,在热衷于讨论“国进民退”时,是否重心应放在“强进弱退”、“优进劣退”和“有进有退”上,而非浓墨重彩其所有制标签。

五、“谋子”与“谋势”,“谋大”与“谋远”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山西样本是通过“谋子”取“势”,在产业布局、区域定位上整固优势,发挥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的效用,所谓谋势不忘落子,落子意在谋势。跳出山西再看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国资委目标是2010年中央企业减少到80~100家,专注发展优势产业,加快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谋大”只是手段,“谋远”方为目的。即便平行比较国际上发生的产业调整,特别是金融业,“国有化”亦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是为了最后把话语权交还给市场。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依然是主导力量。届时,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是否又会出现“国退民进”之虞呢？

六、不否定市场,但也不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这次讨论的实质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和定位,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已经得到验证,即使经历危机,其机制的科学性和效率性也不容忽视,因此不能转而全面否定市场经济,否定“看不见的手”。但如果盲目地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则会堕入另一个陷阱。“我为市场欢呼,但我的欢呼不会多至两次。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一有机会,它会扫尽其他一切价值,把社会变成一架自动售货机”(阿瑟·奥肯)。在我们热衷于争论诸如“国进民退”的经济现象时,应牢记这样的“警世恒言。

刘珺著作《金融论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年 11月版）有意购买者请点击底部链接“阅读原文”

编辑  郭昶皓  郑畅

点击查看近期热文

欢迎加入群聊

为了增进与粉丝们的互动，IMI财经观察将建立微信交流群，欢迎大家参与。

入群方法：加群主为微信好友（微信号：imi605）,添加时备注个人姓名（实名认证）、单位、职务等信息，经群主审核后，即可被拉进群。

欢迎读者朋友多多留言与我们交流互动，推荐好文章可联系：邮箱[e-mail]；电话[phone]

关于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出任IMI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括埃德蒙、陈云贤、汉克、李若谷、李扬、马德伦、任志刚、苏宁、王兆星、吴清、夏斌、亚辛·安瓦尔等12位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或政策领导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由47位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IMI所长、联席所长、执行所长分别为张杰、曹彤、贲圣林，向松祚、涂永红、宋科任副所长。

自2012年起，研究所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和阿拉木图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研究所已形成“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等五个研究方向，并定期举办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燕山论坛、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主要学术产品包括IMI大金融书系、《国际货币评论》（中文月刊&英文季刊）、《IMI研究动态》（周刊）、《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日刊）等。

国际货币网：www.imi.org.cn

微信号：IMI财经观察

（点击识别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只分享最有价值的财经视点

We only share the most valuable financial ins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