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 | 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研究
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正确认识、处理和把握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的关系三个方面。研究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亦要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遵循金融发展规律，贯彻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才能实现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2017年7月15日，习近平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四项原则”是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的内核，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金融领域的运用。习近平以金融工作“四项原则”为内核的金融治理思想，突出表现在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上，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本文着重从这“三个关系”方面展开对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的研究。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金融发展理论中的根本问题。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而实体经济则是金融的本源。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推动金融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任何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经历了“适应性”、“主动性”和“先导性”三个发展阶段。在金融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本源性质日益凸显。习近平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金融要回归本源”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发展理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而资产部门持续膨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中呈现出了“脱实向虚”的趋势。有研究表明，国资委管理的117家央企中有90多家在不同程度上涉足金融投资，占比为76%。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实体经济是社会实物财富增长的源泉，经济“脱实向虚”不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共同发展。资源过分流向“以钱生钱”的金融活动将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引起经济系统的不稳定。当没有资金的流入来保证它的稳定状态的话，必然造成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资源较少流向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会导致实体经济萎缩，进而使居民的财富变得虚拟化，贫富差距也会加大。由此可见，防范经济“脱实向虚”，促进金融向实体经济的理性回归至关重要。针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和金融发展的现实，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成为我国加强金融治理的核心环节。
如何让金融回归本源？习近平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第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要创新金融调控思路和方式，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不断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第二，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第三，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第四，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双创”支撑就业等的金融支持，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
习近平关于“金融回归本源”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观。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习近平“金融回归本源”思想的逻辑起点，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银行和信用的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银行资本和信用制度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信用制度下，银行将社会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形成银行资本，再将这些银行资本投资于企业，加速了商品流通过程和货币流通过程，扩大了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支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习近平在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信用促进生产力发展论述的基础上，依据现代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强调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习近平“金融回归本源”思想的核心内容，它拓展了马克思对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的分析。马克思以法国动产信用公司为案例，揭示了一些金融企业的本质在于，不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的，大肆利用证券投机交易获利。法国动产信用公司脱离实体经济的投机行为不仅使其自身在1867年破产，也导致法国的金融体系遭受了重创。习近平对我国的金融现实作出了研判，认为“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面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习近平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金融过度发展和金融监管的缺位，并认为只需要限制金融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可以防范金融危机。学者们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减小或消失，金融发展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会超过正面作用，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认为，现代社会离不开金融，对金融体系进行扩大化、民主化和人性化的改造，就能够形成好的社会。美国金融学会前主席路易吉•津加莱斯也认为，尽管学者们夸大了金融对社会的贡献，但是，只要充分利用金融的积极作用，限制金融的负面影响，就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观点实际上只是强调，限制金融的负面作用，就能够防范金融风险，规避金融危机。
“金融回归本源”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这是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它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西方学者虽然认识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双重作用，但是，他们仅仅强调要限制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并未从本源上指出金融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继续采用提高金融供给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忽略了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结构性矛盾。习近平指出，“从全球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推出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世界经济尚未从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中走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对症下药，对复杂的结构问题仅仅使用解决总量问题的药方，原有矛盾没解决，又产生了不少新风险。” “振兴实体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向振兴实体经济发力、聚力。” “我们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赢利能力。”由此可见，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只有引导金融体系回归本源，回归实体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负面作用。
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运用。习近平关于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关系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金融深化改革和市场导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必须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约束。显然，深化金融改革是和市场导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培育公开透明和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完善风险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坚持深化金融改革，首要的是要坚持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必须要遵循这条规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讲的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是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金融资源是货币形态的资本，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其配置过程也要服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要抓住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手段即市场价格。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资源都是稀缺的，“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金融资源的价格就是利率，利率是引导资金跨行业、跨地区流动的最重要的指挥棒。当某一个行业的生产率较高时，边际资本回报率较高，资金在这个行业也相对更稀缺，该行业融资所能够承担的利率也就较高。这时，利率就会引导资金流向该行业，直至该行业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下降到与市场利率相同。这就是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过程。
此外，还必须看到，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供给需求关系是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市场中应当具有良好的价格发现机制。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中，我国的存贷款利率受到政府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针对这一现实，习近平强调，“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2015年，随着存贷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我国在形式上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但是，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不合理、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政治关联等问题，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仍然受到阻碍。银行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存在着一定的融资歧视，国有企业享受到了更加廉价的金融资源供给，而民营企业融资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金融机构转变为市场化的机构。
第二，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习近平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在坚持市场导向的同时，也要注重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即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监管就是针对金融体系中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不是万能的，即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金融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是没有外力干扰的自由市场，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公共物品、外部负效应等方面。外部负效应如污水排放、环境污染等，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在进行生产和消费决策时，往往不考虑对他人、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带来的后果，直接将工业废水排入江河中，将工业废气排入空气中，减少生产企业的治理成本，加大社会的成本。外部负效应问题也是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对于金融领域而言，每一家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时，都未能考虑其行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是金融活动所产生的外部负效应。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所在的整个系统（银行系统或市场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每家金融机构在独立决策时，难以通过资产配置的方式分散系统性风险。一旦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爆发并快速传染。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在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思想，对于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要坚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并重。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是需要市场以外的力量来保证的。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定位，决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弱化，相反则是要通过对政府作用范围、程度的正确界定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既防止政府作用的越位、错位，也避免政府作用的缺位、不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们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边界、职能和任务、优势和不足。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关于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要看到政府作用的不可或缺性。习近平对此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他认为，一方面，针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必须要发挥其公权力的优势和宏观引导的作用，引导市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例如，当金融风险集聚的时候，政府以严格的监管政策和管理措施，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必须发挥服务和监管的作用。例如，简化公司注册程序和行政审批程序，将证券发行制度由“核准制”转变成“注册制”，这些简化审批程序的措施，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市场运行的效率。同时，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对那些违反市场规则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予以行政约束和法律惩罚，也有助于保证市场健康安全稳定地运行。
习近平关于政府调控与金融市场关系的论述，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金融治理中，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使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坚持加强政府监管和风险管控并重，兼顾“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多措并举，以宏观审慎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才能优化配置金融资源，使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加强金融监管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核心和基调。习近平多次强调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但是，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加强金融发展并不矛盾，习近平同时也强调，不能因为金融监管而限制了金融开放和发展的步伐，要正确把握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的辩证关系。他提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由此可见，只有在金融发展的目标下加强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坚持金融发展，才能把金融工作做好、做活、做扎实。这是实现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第一，金融监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势在必行。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都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主要是贯彻巴塞尔协议III所提出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主要针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利用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覆盖要求、风险权重等一系列工具，控制金融机构过于激进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金融风险的传染力强，破坏力强，一旦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各家金融机构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危机的影响，从而使金融体系遭遇重创，并危害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常规时期，采用一些逆周期监管工具，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良性监管，将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习近平对金融监管的重视，与我国当前不断积聚的金融风险密切有关。首先，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小银行同业负债率的大幅攀升，使中小银行承担风险的能力大幅下降。因银行间同业业务而产生的影子银行活动、金融空转等问题，值得监管层的密切关注。一旦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出现违约，将迅速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其次，效率低下、以不断“借新还旧”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是我国当前经济中的重要问题。一些国有、产能过剩的企业“僵而不死”，不仅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也成为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定时炸弹”。第三，金融资源“脱实向虚”，流向房地产、股票等资本市场，引起资产价格泡沫，是危害金融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的风险点。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挤占了实体经济的资源，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若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又可能引起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房地产消费贷款的大面积违约，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面对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习近平提出要求，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他强调，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
第二，金融的开放和发展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向。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金融不断开放和发展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不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和国际合作，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金融效率的重要举措。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是习近平金融治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继续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因为，唯有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经贸合作，把中国置身于国际经济舞台中，才能更加积极健康地发展中国经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促进区域共同发展。过去40年，在不断地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不断增多，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我国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的，由此可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国策，金融的开放和发展就是题中之义。
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主要包括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等方面。针对我国当前的金融开放情况，习近平指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就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此外，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体系完善和发展也十分重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也要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要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着力强实抑虚。
第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具有统一性。习近平指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也就是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就是最好的风险防范措施，金融监管也要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从操作层面看，金融监管与发展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从全局层面看，金融监管和发展的目标则是一致的。
“脱实向虚”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金融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就业也存在结构性风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影子银行风险和房地产风险。借助银行同业业务而产生的影子银行活动，金融空转问题，是银行体系的风险所在。而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引起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过度繁荣，是资本市场的风险所在。这两类风险一旦爆发，都会引起系统性金融危机，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这两类问题的核心则是资金脱离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这里的虚拟经济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内部流转，也包括二级资本市场的交易投机活动。显然，虚拟经济繁荣不利于经济发展。虚拟经济挤占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推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使实体经济难以发展。虚拟经济繁荣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层层拉长的金融中介链条，使资金经过若干轮的传导才能到达最终的位置，风险链条与收益链条不匹配，金融风险被累积和放大。繁荣的虚拟经济如同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当没有新的金融资源支持虚拟资本膨胀时，金融危机就会爆发。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就是使金融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并不是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不会产生金融风险。事实上，实体经济也存在风险，引导资金“脱虚向实”，金融风险并不能被完全消除。金融风险的来源是多维度的，虚拟经济膨胀所引发的金融风险更多的是系统性的，单家金融机构无法应对的金融风险，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破坏力更强。而对于实体经济本身产生的风险，如创新失败的风险，市场供需变化的风险等，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其自身的金融手段，分散这些风险，使这些风险得到控制和化解。这些实体风险对金融体系进而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是相对有限的。我们看到，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提出的“金融回归本源”是克服威胁最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有效举措。
文章整理 黄泽清
图文编辑 田雯
监制 朱霜霜 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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