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黄达：天津招生 | 忆旧纪年（二十五）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二十五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1949年2月15日，华北大学天津招生组从学校在北平骑河楼的临时立脚点出发赴天津。

天津招生组的组长是徐靖。我在这个招生组的身份好像是业务方面的主管。

这时，平津之间的火车已经正式运营。坐的是早晨的班次。至于如何去的前门站，回忆不起来了，大概还是步行。

火车票是如何买的，用什么货币支付的，都由后勤同志统一办理，我们招生组每个成员的手里只是被塞进一张火车票。

早餐，也是后勤同志在前门站前一个小摊位上安排的。记得招生组有一位想借一个碗漱漱口，摊主说，我们是回民，“解放军同志”请不要在碗里使用猪鬃牙刷！那时，对进城的解放区人士一律尊称为解放军。敢对解放军下“禁令”，一是说明北平的摊贩是见过大世面的；二是解放军的作风已经使人们认定，与从来不讲理的“丘八”不是一路人。这是件“小事”，但印象极深。

天津，是1月15日解放的，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解放了一个月。听说，城市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比如，已经完成了人民币对金圆券的收兑。对于入城纪律，较之北京，要宽松得多。现在只记得一条，不许在街上随地大小便。

1948年12月中旬，调往天津围城前线的华北大学副教务长林子明，已经是天津军管会教育口的负责人。华北大学在天津的招生，全是由他安排的。

是在天津的老站——老龙头火车站——下的车。站里站外都是原来熟悉的状况，但无暇感慨、徘徊。可能是立即搭电车去了林子明同志已经给安排好的招生组落脚点。落脚点记得是在原来日本租借地旭街“中原公司”的后面。不是居民住宅，好像是商业货栈。距招生组不远的旭街这条马路的路北，新华书店刚刚开始营业，人进人出，甚是火爆。

到天津，极想立即看望年近花甲的母亲，极想立即见见几个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极想转一转自小熟悉的故乡街道。但招生任务有如泰山压顶，立即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切亲情、友情、乡情都得往后放一放。

来到天津，林子明同志说，他已经在报纸上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发了一则华北大学即将在天津招生的消息。其所以发这样一个消息，直接原因是通过种种渠道向军管会教育口打听有关华北大学招生消息的人多到使他们难于一一应对；同时也是为华北大学招生造一造声势。

招生简章在北京讨论过，怎样定的稿已无具体记忆。定稿的招生简章应是在天津的报刊上刊登。不过无论如何，肯定有几条是会列出并使报考者遍所周知的。必须列出的几条，有的可以回想起来，有的已记不准确：

——招收的是四个月一期的政治班，华北大学的其他系科暂不招生。

——男女生兼收，已经是那时大学的通行规则，我们可能再次明确兼收的规定。

——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还是高中毕业以上记不准了，同时允许以“同等学力”报考。

——考试科目大概只有两门：语文和政治常识。

——录取入学后，过集体生活；周末（星期六下午至星期天晚上熄灯前）可以请假回家、外出。

——在学期间，提供伙食。餐具自备。是两餐还是三餐记不准了。提供服装，视季节或单制服或棉制服一套。被褥自备。学习过程的书籍、文件由学校提供；书写工具，如钢笔、笔记本等自备。每月发相当6斤小米的零用钱。

有饭吃，有地方住，在当时，对于许多青年都是求之而不可得的。不论国民党的大学还是日本统治下沦陷区的大学，倒是都有对贫困学生补助的办法，但补助的门槛高，而且补助只解决部分需求，需要经过申请、批准等烦琐手续。像这样“全覆盖”地解决学习生活基本前提条件的，好像还没有。

——学习结束，学校统一分配工作。

当时的大学，只管教书、考试、发毕业证书，毕业后的出路那是学生自己的事。毕业即失业，一直是极大的威胁。而现在，共产党进城的大学承诺四个月的学习后，都可保证就业，这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有人觉得“统一分配”的约束力过强，但过了这个村是不是还有这个店，没有把握，所以也难以拒绝这一条的约束。

报名表，在林子明同志的帮助下极快地准备就绪。如果是在进入平津之前的正定，那或是用油印，或是用1948年底才有的古老铅印设备来印制，就是这一项的准备也要忙活一阵子。到了大城市，这不过是举手之劳，招生组没有费一点事。

报考者要到华北大学招生组的驻地填表报名。招生组驻地有个很大的房间，原来大概是仓库，可以摆下十来张小桌子。开始报名后，依然难以接待纷纷前来的报名者。

要求报名者提交一份事先写好的自传，这个程序倒是解放区的大学所独有的。我在1946年报考华北联合大学时就提交过一份事先写好的自传。1947年我到注册科做招生工作时，那时的到校学生在校部招待所写自传，是一个重要环节。1948年8月之后，每天到校人数骤然增多，无法在校部安排写自传，在这样的情况下，写自传就是学生进入政治班的第一课。通过自传，可以综合看出学生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第一手了解学生的政治状况和历史状况。要求交自传，或许可以说是当时招生过程里最为核心的环节。

白天，应接报考者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对报考状况的汇总，特别是审阅报考者的自传更是极其辛苦，极其繁重。招生组的十来个人每天都要忙到午夜之后。

入学考试，是借南开大学的教室进行的。考试顺利，没有发生什么混乱。是一天还是半天，记不准了。考题应该是我们招生组自己拟定的。在控制考题不外泄方面，记得我们没有花费多大精力，一是相信我们招生组内部同志不会泄露考题，二是印刷环节的漏洞也不大。更重要的是，考题的得分在是否录取中间的权重不大。好像考卷的评阅也没有聘请招生组外的人士帮忙。

考试后大概也就是间隔两三天，举行口试。口试地点就是在招生组驻地的那间可能是仓库的大房间里。十来个小桌，面对面放两个小凳子。招生组成员的大部分齐上阵，每人事先确定了口试的对象及每个对象的口试要求。是一天还是两天，完成了口试环节，过程也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应该还有体检环节，但具体安排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还在良乡等待进北平的时候，招生组组织过一次关于招生问题的学习讨论，可能讨论了两三天。在日记里有所记载，但语焉不详。记载讨论了三个问题：正规招生，文化水平的掌握，政治历史条件的掌握。

关于“正规招生”没有怎么讨论。像是强调首先要把握“党对知识分子争取团结改造的政策”，不要先考虑具体招生形式。关于文化水平的掌握，也没有展开讨论，标准应是“大中学生”，没有分歧。主要是讨论政治历史条件的掌握。

在日记里记有一段我的主张：“我们应订出最低标准（其精神应是我们没有能力改造与掌握，收进来会影响我们学校或起破坏——破坏我们教学计划完成——作用的。具体的是一些特务，反动组织中的一些活动分子，以及历史很模糊实在不易闹清楚者）”。不同的主张是：“政治历史清楚的我们先收他，如名额不够再考虑差一些的。”首先拣政治历史清楚的录取，不符合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讨论的结果，基本统一于我的主张。

日记里还有对口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的讨论。但有关的一段记载文义不明，我今天也读不懂分歧之所在。

在天津的招生，虽然没有研究招生形式是否应该正规化的问题，但对于全过程的各个环节，有如上面介绍的，我们还是力求做得比较严谨。一方面是要大体符合高等学校招生的习惯做法，使报考者易于接受。比如，考试环节实际是可以略过的，因为自传、口试等环节就可以解决文化水平的审核。但不经过考试就录取，既降低学校的身价，也会使一些有水平的考生怕旁人看不起而不积极报名。同时也根据形势——那是即将渡江解放江南半壁江山的前夕——的要求使过程简化、紧凑，力求缩短招生的持续时间。实际上是从2月下旬到3月上旬完成了这次招生任务。

其间，重头戏是对于考生录取与否的确定。取舍标准——文化水平与政治历史条件——的掌握，基本就是依据良乡讨论的精神。审核文化水平，没有花费多大力气，因文化水平过低而不予录取者属极个别现象，今天已经回忆不起典型的事例。主要工作量在于对政治历史条件的审核。在报考者中间，涉及有这方面问题的甚多，具体数量、比例记不准了。口试前，其中在“最低标准”之下者，即特务、反动组织中的活动分子及历史实在模糊不清者列入不录取之列；明确不在最低标准之下者列入录取名单；少数判断不清，在招生组之间有争议者，通过口试再确定。

口试，也是招生组成员几乎全员上阵。其中有几位在政治班工作过的“老”同志（其实他们到解放区也不过是一两年，就像他们把我这个比他们也只是早到一两年的视为“老”同志一样）安排对尚未确定是否录取的对象进行口试，以便作最后决断；已经决定不录取者的口试也安排在他们接待的名单里，要求他们相机出一两个难于回答的难题，以使不被录取者有所思想准备。

最后，在报考者中间是录取了三分之二，还是四分之三、五分之四，不记得了；录取总名额是四五百人还是更多一些，也记不准了。

最后一个环节是发榜，那应是在录取名单定案的次日。名单定案已是傍晚，必须赶快写榜。直到这时才想起：谁来写榜？如果早一点哪怕有一个人想到这件事，请人帮忙并不困难。可是已经傍晚，除了自己动手，别无出路。谁会写墨笔字，没承想排来排去，竟然排到我的头上。已经好几年没动墨笔了，笔头根本不听使唤，但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不想刚要落笔，又碰到录取名单的排序问题。那时都是以姓氏笔画排序，为了名单排序，于是大家又一齐上阵。记不起这夜是怎么拼过来的，不过结果还好，按时把榜贴出。

榜刚刚贴出，正当大家觉得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突然紧急传达下来中央对于华北大学这类学校招生方针的指示精神。极为简明：来者不拒！但这极为简明的四个字，却无异于晴天霹雳。那就是说，我们甄别哪些考生应予录取哪些不予录取的力气不仅白费了，而且是用错了！

是学校专门派人匆匆赶到天津来传达的。不要说今天的通讯条件，哪怕有长途电话，这个精神也会在发榜之前传达到我们跟前。而那时，长途电话即使有，也只是在军事和最高机密的范围之内。

没有文件，传达人依据的是他笔记本子上的记录。他说，这是刘少奇同志亲口指示的。对于这个“来者不拒”方针，刘少奇同志的解释是：由于战事，大量知识分子聚集在平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应该及时抓住这个机遇，把他们统统接到我们共产党的船上；局势只要有所缓解，他们就会有相当大的部分分散到各地，那时我们则无法再把他们重新聚拢起来。

同时还传达了吴老吴玉章校长的检讨。大意是，中央看得远，看得全面；我们在这时要求选择优秀的学子入学是不对的，应该及时纠正。

事隔半个多世纪，原话不可能记清，但“来者不拒”和它包含的精髓，一直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由于受命立即赶回北平，准备接收新生入学，听完传达就立即离开天津，离开招生的岗位。后来听留在天津的同志说，他们采取了补发录取通知的措施。不过，或由于报名表填写的通讯地址本来就不真实，或由于所填通信地址只是为了报考的临时住处，未被录取即已离开，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不录取考生中相当大的部分未能追回。

对于招生，来者不拒，猛然听来有些怪怪的，不过我倒是比较快地接受了下来。回想在前一年即1948年的秋冬，当大量知识青年涌入学校的时候，学校曾提出“既来之，则安之”的方针。这多少有些被动的意味，但执行结果却是近5000名同学，部分成为支持大军挥师南下的青年干部骨干，部分成为接管平津的青年干部骨干。局面进一步大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办？可能大家把平津的解放，视同和平建设局面下招生条件的到来，那时选择优秀学子入学无疑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平津解放之后还要解放江南、解放大西南、解放大西北，还有以新政权替换旧政权的艰巨任务，就是把知识青年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也难以满足对于干部的需求。同时，在政治军事大势已经明朗的大背景之下，即使在政治历史条件方面有问题的青年，其中的大多数也必然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报考本身，即已表明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已在变化。显然，这时还在政治历史条件方面设置门槛，只能不利于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队伍。1949年的春末至初冬，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华北大学输送毕业生近两万名，他们都是共产党旗帜下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接管干部，都是共产党旗帜下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新生力量。是正确的政策使他们成为“改朝换代”的功臣。

以后多年来，往往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次招生和“来者不拒”的方针。的确，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样的方针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历史瞬息万变之中，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当机立断的魄力，就不可能及时地把方针凝练得如此及时、如此简明。每想到这里，在赞叹之余，也往往为自己经历过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庆幸。有时，特别是在暮年，不禁萌生小孩子无限怅惘的遐想，为什么在自己90多年的生命里，这样令人时时处于激昂状态的特定历史变换时刻，仅仅是在1949年的瞬息之间遭逢过一次！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胡晓涛、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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