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 黄达：独特的历史使命 独特的教育实践（上）| 忆旧纪年Ⅱ（三十）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本期奉上最新连载《忆旧纪年II》，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

黄达，1927年生于天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获得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2011年）、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以及第三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本文是《忆旧纪年II》的第三十篇，原文刊载于《金融博览》。

以下是文章原文：

在我进入华北联合大学的前后以及之后的许多年，人们总爱把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比较优劣。在革命根据地、在解放区培养出来并接管政权的人士之中，许多人认为前者对于后者有无比的优越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大学，这里掌握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着革命的真理，谁能与之争锋！与之相对立的认识：学问掌握在后者手中，而前者没有学问！

当然，不少人认识到这样的比较有问题。以我之所长比彼之所短，应该说不怎么靠谱。而否定可比性，也像似过分简单。

这次，回顾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与华北大学近乎四年的学习与工作的历程，感到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多少年曾经有过的一些零零星星、片片段段的想法，似乎有所串联，有所归纳，有所提炼。总的体会是“可比”又“不可比”，问题是带着“政治情绪”简单比优劣没有什么意义。

我进入的华北联合大学，直接就是陕北公学的延续。

关于陕北公学，关于华北联合大学，关于华北大学，最权威的文献是成仿吾成老的《战火中的大学》。我对于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历史的了解，也有相当部分直接来自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老学长们的讲述。这些老学长，年龄大的，比我大十多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大批知识青年，不仅是国内的，也有许多海外华侨中的知识青年，向往高举抗日民族解放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抱着抛头颅洒热血献身保卫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感，纷纷奔赴延安。如果不是当时全民抗日的大形势，他们大多会在国统区的大城市报考大学，寻求就业。当然，也会有一部分青年，向往共产主义而投奔共产党的根据地。不过从国共第一次国内战争实际发生的情况看，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有绵延不断的势头，但并不集中，数量也不大。当时，在延安突然集中了这么多的知识青年，怎么办？延安原来有中央党校，有抗日军政大学，但远不能安插这样多的青年。于是议定：抗大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而为了培养突然大量涌来的知识青年，需要另外创办一所大学。为什么要办“大学”，极其简单的道理，因为吸收的对象主要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并正值进入大学学龄的青年。由于那时是抗日统一战线期间，有一个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批准”的程序。可是国民党政府不批准，于是势必要建立的这所大学定名为“公学”，不批准也要办。

1939年，以陕北公学为主，联合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在延安组建华北联合大学，目标是挺进华北敌后，开展国防教育。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翻越山西的崇山峻岭，突破日军一层层的封锁线，抵达晋察冀边区的中心地带，太行山的阜平县。老校友一提华北联大就会提到阜平，实际上，在日军残酷的扫荡下，校址不断变动，并有许多校友在抗日战斗中英勇牺牲。

但无论如何，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边区，在敌军的后方，站住了脚跟。在以后的六年，即从1939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不断调整，如有时设“部”，有时设“院”，也还建立过研究室等等。不过基本是三部分。一是“文艺”部分，其骨干是来自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其培训对象的一部分是晋察冀边区里的一些部队剧社和地方剧社，采取的是剧社整体轮训的方式；一部分是从边区内冀中、冀东、平西、北岳等各个分区招收的学生；再一部分是平津等大城市由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入学的学生。二是“教育”部分，主要是培训教育干部，学生来源主要是边区的青年干部。同时举办高中班、初中班。后期，当华北联大的主要部分撤回延安以后，这一部分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名义在晋察冀边区的敌后继续坚持办学。这期间，招收了相当数量从平津出来的学生，举办政治班。三是“法政”部分，也曾一度建立政法系和财经系，但主要是短期政治培训，学生来源也如教育部分。

华北联大的第一期，是从陕北公学带过来的1000名学员。以后，到抗战胜利前，招收到第八期，总共达8000人。学生来源，除去整体培训的形式之外，如上所述，主要有二：一是边区所辖各个分区的青年干部，二是从平津等日本占领区的大城市投向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如果估计到边区的青年干部中也有相当部分在大城市的高中、大学学习过，那么，包括从陕北公学带过来的1000名学员，华北联大培养对象的基本部分是高中和相当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并正值进入大学学龄或稍大几年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底子则基本上是在大城市打下的。

1942年底，华北联合大学开始缩编。1943年底，成仿吾校长回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抗战胜利，依然坚持在晋察冀边区的教育学院，于1945年底进入张家口，成校长也从延安来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复校”。1946年初，联大公开在平津等大城市招生。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入联大的。自1946年起到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以及后来的华北大学，学生来源基本是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青年知识分子。1949年华北大学招收的学生则是在国统区培养出来并在平津迎接解放但尚未就学、就业的知识青年。

纵观陕北公学，经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培养对象基本是中学以上的知识青年。这与中国自清末开始创办新式大学以来招收和培养的对象没有区别。但同时又有极大的不同。国统区（包括抗日战争期间的日军占领区）占据文化中心，已经形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所以这里的大学面对的是已经有高中学历的招考对象，可以有选择地录取。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由于多是“边区”，没有城市和发达的集镇，中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极为缺乏。在这样的地区办大学，基本没有本地的生源，生源主要靠吸收政治、军事对立地区的知识青年。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对峙中，从经济上说，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是贫困的，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说，也长期属偏弱的一方。其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从敌对的一方吸引知识青年，在于政治，在于把握世界的政治潮流，在于提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政治主张，在于在实践中表现出能够领导灾难深重的民族走向胜利的坚韧不拔精神和睿智果敢的组织才能……高举抗日大旗的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引来了大量知识青年并促成了陕北公学的创建；坚持持久战，在敌后办学，则使华北联大在最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能够持续不断地从日本占领区吸收培养对象；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竟然发生了每日有成十上百的知识青年从国统区跑进解放区并进入华北大学的局面。这就是说，那时在文化中心培养出来应该进入大学阶段的青年，其中在政治上能够捕捉时代前沿使命的一部分，突破封锁，成为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的培养对象，并从而使得从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走出来的人才更具政治上的活力。在《青春之歌》这本小说里，对这样的分化过程就有极为典型的描述。

大学，这是继中学阶段之后进行专业知识培养的阶段。这个观念应该说已经深深印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创办陕北公学的领导人都是大知识分子，所以开始有举办社会学系、师范系、国防工程系、日本研究系和医学系五个系的考虑。但形势迫切要求有尽量多的干部迅速投入抗战的各条战线，于是调整了最初的想法，决定举办短期的政治培训。实际上，陕北公学开学后的一个月，就送出第一批二百多名毕业生，走上华北战场。

华北联合大学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其来自鲁迅艺术学院的部分师生组成文艺部（学院）。这部分在培训当地剧社和开展抗战文艺宣传的同时，进行了文艺专业的教学，自应属于通常高等学校阶段的教育。教育部（学院）也断断续续有些专业教学。而政法部（学院）则主要是延续陕北公学的短期政治培训模式。

进入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是按照办正规大学的模式开展工作的，如设立政法、教育、外语、文艺四个学院和众多的系。但就是这时，也保持有每班约二百人规模的短期政治培训班。我进入联大时，就有政治2班，前面的政治1班已经分配。从张家口撤出后，政法学院的政治系和财经系结束；抵达束鹿之后，政法学院改为政治学院，任务就是组织短期的政治培训。继续保留的教育、外语、文艺三个学院，依然进行着相关的大学专业知识教育，但极少有新学员入学。新学员基本进入政治学院的政治班。

与华北联大合并组成华北大学的北方大学，1946年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组建之初，其办学指导思想好像就是办“正规”大学，一开始就设有理工农医等好几个学院。但在解放战争很快全面爆发的形势下，不得不屡屡迁移校址，事实上一直没有取得办正规大学的环境。

至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后不久就陆陆续续把政治学院以外的院系逐步剥离。华北大学在其存在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基本任务就是短期政治培训。《战火中的大学》，在记载进入平津开始招生时，明确提到：“遵循中央的方针，我们把重点放在一部上，即短期政治训练班上。”这里说的“一部”，就是政治部，就是政治学院。

概括说来，在敌我双方存在激烈军事对抗的形势下，并不控制文化中心的一方，是很难组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一方面，急需补充干部；另一方面，自己的辖区缺乏生源，而军事的弱势决定难以有稳定的办学环境。如此等等，就必然决定办学的形式主要应该是短期的政治培训。当然，也不完全排斥常规的大学水平的文化知识教育，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的文艺学院就是很成功的例子。此外，在解放区也有成功的医学和工学的高等教育。

对于短期政治培训怎么看？比较典型的看法是：即使取得显著的成功，也说不上有“学问”。

的确，当时华北联大与华北大学较为完整的短期政治培训，也仅仅是四个月，与通常四年制的大学学习期相比，仅为十分之一左右。有相当部分的政治培训班，在校期间甚至更短。可是，这短短期间所学到的知识和思维水平的提高，又是当时任何其他大学所难以比拟的。《战火中的大学》和另外一本《人民的大学》，记载有那时开设的课程，加上我自己的回忆，大体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解放区建设》《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课程的名称很多，这是由于经常变换的授课者，往往依据自己的教案而调整课程名称。但无论课程名称如何繁多，总体内容则是相当稳定的。

归纳我自己的回忆，相当稳定的教学内容大体是：

——进化论。当时有个“土”说法，是讲“猴子变人”。这主要是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进化论则是其重要的内容。

——辩证的思维方法。突出一个“变”字，主要是围绕社会发展史展开。

——社会发展史。从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大多讲的也是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当时，有一本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苏联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其前半部分就是讲社会发展史。

——资本主义分析。主要是讲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论，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讲“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讲十月革命，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讲东欧和亚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讲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讲西方民主主义没有能够救中国，讲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可以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国革命的特点。讲中国国情，讲毛主席关于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创造，讲统一战线，讲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讲中国共产党党史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新民主主义论。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

——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安排在结业时的一个学习单元，通常与发展共产党员、发展青年团员的活动相结合。

那时，配合全部教学的文献，主要有：

——《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几本小册子，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有关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等节录部分。

——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

——苏联出的列宁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时的书名可能译为“帝国主义论”），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

至于每个班、每个区队的教学计划，结合当时迅速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式，都不拘一格，各有各的具体安排。课程多的也不过五六门。由于各门课程的内容，许多是相通的，所以五六门课也大多能够涵盖上述的基本内容。

短期培训的这些内容，实际是极其凝练地涵盖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社会思潮和哲学社会科学最前沿的论题。就国内来说，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风云中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兴衰的大是大非问题，是焦点里的焦点。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非常害怕的学问。这样锐利的学问难道还不是真正的大学问！国统区的大学，自然也不能不接触到这些问题。但由于当局的控制，大多不能公开讨论。这就使得那里的青年学子难窥全貌，难明真相。有的内容，如涉及哲学的问题，在一些大学有系统的课堂讲授。但不仅选修的学生数量极为有限，而且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大多只能像雾里看花，难以辨清要害。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审校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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