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本文中介绍了唐宋时代陆贽、韩愈、杨于陵、元稹、李觏、张方平和叶适等人对钱荒的原因分析和治理措施，从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考察钱荒的原因，并探讨了唐宋时期处理钱荒问题的三个层面。经济活动中货币资金的短缺，俗称“钱荒”。在传统中国的唐宋时代，由于商品交易模式的根本性变化和财政收入以铜钱实现，出现了具有政策意义的“钱荒”现象。时人从自身的经验和认识出发，对荒事实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措施。他们的“钱荒论”及相关的政策实践，对于我们认识不同货币形态的性质和功能、特定货币条件下的货币运行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并为丰富今天的货币理论提供了充实的思想资源。唐代两税法之后，出现了我国传统时代首次影响政府政策的“钱荒”现象。这里以陆贽、韩愈、杨于陵和元稹的论述为代表，来看当时人们对钱荒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德宗建中（780年）实施两税法时，一年征收铜钱2050余万缗，米400万斛，以供外。钱950余万缗，米1600余万斛，以供京师。据称当时“物重钱轻”，府库充盈。然而，及至穆宗即位时，两税法已实施四十年，物轻钱重，民以为患，形成“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的局面，在各种局势的演进过程中，当时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家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对策，成为我们认识钱荒问题的真相和实质的重要思想资源。陆贽（754-805）贞元八年（792）拜相，以直言敢谏著称。从反对两税法的立场出发，在德宗贞元十年（794）所上奏议中，提出“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的主张，这是唐代最早讨论具有政策意义的钱荒问题论述之一。他称：“今之两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且百姓所营，唯在耕织，人力之作为有限，物价之贵贱无恒。而乃定税计钱，折钱纳物，是将有限之产，以奉无恒之输。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多则人力不给；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少则国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济，以此为法，未之前闻……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於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缩。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铸钱，而限令供税，是使贫者破产，而假资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货，而窃行於轻重之权。……”陆贽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将有限之产，以奉无恒之输”的认识出发，指出两税法以钱纳税，由于物价和货币币值的变动，必然出现“纳物贱则供税之所出渐多，多则人力不给；纳物贵则收税之所入渐少，少则国用不充”的局面，同时给“国家”和“民众”两方面带来伤害。因为以“实物”是有固定数量的，而以“铜钱”缴纳因为物价“无恒”、变动不居，物价下跌的趋势下，必然要以更多的实物去换取货币以应税，民众产出有限，无力应对。对于国家来说，获得货币形式的财政收入，物价上涨时，必然形成支出缺口。这是货币形式的税收在物价变动的两个方向上，对“国”与“民”造成的困扰。他主张回到租庸调原有的实物税收形式。第二，针对军需缺乏铜钱使用的疑问，他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出发，“物之贵贱，系於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缩”，认为物价的贵贱，是由铜钱的多少决定的。而铜钱的多少、铸币的供给应当是官方的职责。如果靠以钱征税，从民众身上寻求铜钱短缺的出路，属于“官失其守”，也就是官方失职。这样，贫民因税收逼迫纳钱，受到损害，富人则可能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窃夺本来是国家用来调控经济的手段“轻重之权”，即对商品和货币合理均衡关系的主导权。著名政治家和文豪韩愈（768-824）在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复任国子博士的任上，向皇帝上谏的《钱重物轻状》中，针对两税法引起的钱荒提出了具有政策意义完备的财政和货币对策建议。“臣愚以为钱重物轻，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贡。……今使出布之乡，租赋悉以布；出棉丝百货之乡，租赋悉以棉丝百货。……二曰在塞其隙，无使之泄。禁人无得以铜为器皿，禁铸铜为浮屠、佛像、磐者。蓄铜过若干斤者，铸钱以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钱不得出五岭，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钱出岭及违令以买卖者皆死，五岭旧钱听人载出。如此则钱必轻矣。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州县无见钱而谷米布帛未重，则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减其旧三之一，各置铸钱，使新钱一当五者以给之，轻重平乃止。四法用，钱必轻，谷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韩愈提出缓解钱荒的四个办法，实际上是从铜钱的供给和需求（使用）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赋税征收实物）和第四（减少官吏禄俸中实际铜钱的支发）两个办法，是从货币的需求和使用上来着手，通过减少铜钱的使用范围和数量，压缩需求端的上涨。而第二和第三两个办法，旨在保证铜钱的充足供给。第二个办法是保证铜钱绝对存量的足额。从铜钱的存量着眼，不允许铜钱作为器皿、佛教用途，蓄积铜料及将铜钱转化为其他物者，严厉处罚。不让铜钱流入五岭地区，而五岭旧钱运出。而第三个办法，则完全体现了韩愈的货币名目论观点。他试图改变铜钱的面额，将一个五铢钱改为5个五铢钱的面额，这样成本就比原来低4/5，一个钱的成本就可以铸成相当于原来的5个钱了。这完全违背了货币流通的规律。在他看来，四种方法并用，铜钱就会贬值，谷米布帛价格就会上升，百姓就生活在一个物价平稳的环境里。户部尚书杨于陵（753-830）在回应穆宗（821-824年在位）的奏对中，对唐代钱荒的原因进行了最为全面透彻的论述。他称：“……古者权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又有闾井送终之唅，商贾贷举之积，江湖压覆之耗，则钱焉得不重，货焉得不轻？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今才十数炉，岁入十五万而已。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杨于陵提出解决通货紧缩的办法，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证税收征收实物的范围，减少铜钱的使用，让人们处于一个铜钱使用的宽松坏境，“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第二，从绝对存量上保证铜钱的供给，“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一方面增加铜钱的铸造，一方面杜绝铜钱留出国境。第三，改变铜钱沉淀为实物财富，积而不用的情况，增加流通中的铜钱数量。将政府库藏的钱币投入流通，“出内府之积”；盘活市场领域的沉淀货币，“收市廛之滞”；禁止民间积累铜钱使其非货币化，“禁私家之积”。在同一时期，唐代著名诗人和政治家元稹（779年—831年），针对穆宗的质询，在答辩状《钱货议状》中，提出钱荒问题的处理意见。他认为，“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闇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一句话，在元稹看来，唐代的铸币紧缩的关键，在于“法令之不行”，与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直接关联。 2
宋代的钱荒论：国际化环境与纸币时代的复合货币体系
宋代关于钱荒的议论，从性质上较之唐代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宋代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压力的国际形势和多元复合货币使用的国内环境，体现出鲜明的独特性。我们仅以李觏、张方平和叶适的论述为代表来看宋代的钱荒问题。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庆历新政”的热情支持者，特别重视经济问题。他在关于经济文题的专书《富国策》里，就北宋初年的钱荒成因及其对策进行了北宋最早、最全面系统的论述。他称：“大抵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重则用或阙，物轻则货或滞，一重一轻，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国计论之，莫若多之为贵，何者？用有常数，不可裁减故也。……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然而安在哉？是有奸人销之也。奸人所以得销者，以恶钱容于市，铜像铜器容于寺观也。……销一法钱，或铸四五，市人易之，犹以二三，则常倍息矣。民既蓄恶钱，不可使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无由而胜也。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终不可为国用，此钱所以益少也。又缁黄之家，竞礼铜像，易模变巧，动必满堂，铙钲钟磬之器，所在雷震。谓取于官，则有害冶铸；其私，则以钱为之耳。……今欲绝盗铸，莫若去恶钱。……欲辨铜像铜器，莫若一取而销之，勿得复用也。……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不可不察。”李覯从“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出发，基于“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国计”立场，认为钱多为好，因为用度是有常数的，不可以随意裁减。李覯认为“钱荒”产生的原因在于劣币的泛滥导致人民销毁完好的铜钱。同时，寺庙道观铸造铜像铜器，也是导致铜钱销毁和铜钱铸造原料短少的原因。“国失法钱，而民得恶钱，恶钱终不可为国用，此钱所以益少也”，李覯以“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来解释恶钱泛滥导致钱荒的原因。由此，他坚决主张以“法钱”排斥恶钱，禁止寺庙道观铸造铜像铜器。同时，认真筹划铜钱流出“蛮夷之国”的对策。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长期担任主管财经的三司使等重要职务，从“钱禁”和“铜钱外流”视角提出了自己的钱荒论。他在《论禁铜法事》称：“……国朝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鼓铸，岁至百万缗。积百年之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乃自比年以来，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府库例皆空虚，人户又无居积，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缘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量收税钱而已。……盖自驰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极不可胜言矣。”他从反对熙宁七年王安石解除铜禁、严禁与弛禁不同的铸币影响视角，论述了“钱荒”的成因。与王安石变法所引致的货币需求加大的格局相呼应，指出了“钱荒”的国内和国际的两方面影响因素。国内在于铜钱的销毁，国外在于陆路和海上的流入他国，即“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沈括的钱荒论，从独具特色的“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讨论了宋代的“钱荒对策”。沈括（约1031—1095），宋仁宗嘉佑进士，著名政治家和科学家，曾任三司使等职。针对宋神宗“公私钱币皆虚”的询问，沈括详论述了“钱荒”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文献记载称：“上尝问：公私钱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对曰：钱之所以耗者八，而其不可救者两事而已，其可救者五，无足患者一。今天下齿岁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费，奉岁蕃之民，钱币不足，此无足怪；又水火沦败、刓缺者莫知其几何，此不可救者二也。……臣以谓铜不禁，钱且尽，不独耗而已。……臣以谓钞法不可不坚，使民不疑于钞，则钞可以为币，而钱不待益而自轻矣。……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此皆作法以驱之，私易如此者，首当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河、隍之间，孤绝一隅，岁运中都之币以实塞下者，无虑岁数十万缗，而洮、岷间冶铁为币者，又四十万缗，岁积于三州之境。……以吾之滞积，而得战马、饩羊有用之物，岁入之刍粟遂减数倍之价，一术而数利。中都岁送之钱，但以券钞当之，不徒省山运之劳，而外之所泄，无过岷山之铁耳，此不足为害者一也。”沈括按照政策是否可控、是否对社会经济产生危害的标准，将“钱荒”成因区分为八种情况。第一类属于不可控的。具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表现人口自然增长和公私开支的增加，二是铜钱的自然磨损和耗减。这两个方面，都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是政策所能改变的，恰恰是政策应顺势而为的目标。第二类是政策能够有效改进而且应当改进的内容，共5种情况。一是开铜禁而引发的销钱为器的行为，它导致了铜钱存量的减少和非货币化。二是盐钞屡变而引致的信用不佳问题，它影响了盐钞补充性货币作用的发挥，增加了铜钱短缺的压力。三是金银不为币的现象，它导致了铜钱单一发挥货币职能的有限性矛盾更为突出。四是像常平仓中蓄积的钱币而窒碍了货币流通，应当设法盘活现存铜钱，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增加货币流通总量。五是贸易引起的货币外流，流向塞北等地，这是外部铜钱需求造成国内铜铸币绝对量减少的因素，应当严禁消除。第三类是不足为害的一条，即河湟地区，铜钱的充裕和铁钱大量存在，引起物价上涨。他主张任由该地贸易，以实现货币的“宣泄”，从而达到“一术而数利”的目的。较之以前的钱荒论，沈括的因应对策具有突出的创新特色，第一，主张“盐钞”填补铜钱短缺，实现商品交易的思想，是宋代多元货币形式特别是信用意识增强后，以纸币等新的货币形式解决实体货币有限性的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宋代是纸币发明和使用的时代，货币流通体现出多元复合的格局，既有铜钱、铁钱实体货币，又有纸币交子、钱引、会子，同时有盐钞等补充性货币的存在。第二，他提出以贵金属金银加入货币，完成高价值和大宗商品贸易的职能，反映了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规模的增大对新型高价值基准货币的要求。第三，他提出的“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以满足货币需要的思想，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闪烁着理论光辉。 3
“钱荒论”的是非与货币形式的革新
钱荒的表现一如唐代宪宗时李翱所说，四十年之前初定两税时，一匹绢为4000钱，米一斗为200钱，而四十年后，则一匹绢不过800钱，一斗米不过50钱。铸币紧缩对于生产的直接影响是产出的萎缩和经济的萧条。如上所述，唐宋时期的钱荒在当时政策参与者的观念里，尽管各自从自身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解决途径，大体上与今天经济学从货币供求角度来讨论资金短缺问题，别无二致。时过境迁，今天我们有较之唐宋人更为丰富多样的观察样本，以及信用货币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体验，可以有更多的参考坐标从经济活动与货币形式及本质的视角，来认识唐宋货币政策实践的特质和缺失。下面，我们结合历史事实来看唐宋钱荒论对钱荒原因和对策论述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前景。从他们就钱荒的讨论来看，考虑问题的视角可以简单划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侧面。在需求方面，主要体现为两个原因。第一，财政货币化，也就是税收以铜钱来征收，无论唐代或是宋代，都是钱荒的第一位原因，问题意识的契机主要体现在唐代780年的两税法和北宋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述钱荒论的经典文献大多是反对变法的奏议，便佐证了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
可见，税收货币使用的大幅度增加。实际上，元丰年间的最高岁入钱数在6000万贯以上。这些钱贯，一旦进入官方府库，未支出以前，实际上等于流通中铜铸币的相应减少。所以，唐宋时期的官员都将税收征收铜钱视为钱荒的首要原因。需求侧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模式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体现在人口的增加上。前述沈括所说的“不可救者两事”之一，就是“今天下齿岁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费，奉岁蕃之民，钱币不足”。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官方和民间货币使用量必然增加，这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趋势。同时，自唐代中期开始，中国进入第二个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代，经济交易的模式从秦汉官方垄断模式的大商人盐铁交易，转化为以茶米为主的平民化交易，铜钱的使用主体大幅扩大，市场形态从城镇坊市向草市镇转型，普通小民都与市场联系在一起。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使唐宋面临一个铜钱紧缺的经济环境。在铜钱的供给侧方面，体现在绝对供给量（铜钱铸造的减少）和相对供给量（铜钱的退出流通和流出国外）两个方面。铸钱的减少，在唐代开元中，国内铸钱70几炉，每年满100万，天宝11年（752）时，每年铸钱总数为32万7千缗，人均6文。宪宗时（806-820），全国仅铸造13万5千缗，太和8年（834）不到10万缗。北宋铜钱铸造自咸平3年125万贯，上升到熙宁末年（1077）的373万贯，元丰年间（1080）的最高点506万贯。但是这些官方统计数字，因“省陌”需要打折计算，而考察钱荒时要看实际流通领域的相对存量。无论如何，作为实体货币的铜钱形态，供给的有限性是它明显的缺陷。从官铸铜钱实际流通的相对供给量的减少来看，以下几个方面是推升钱荒的主要原因。（1）蓄积铜钱，大量铜钱作为财富形态退出流通。唐宋经济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宋代铜钱铸造数量最大的元丰年间，钱荒反而更加严重。前述张方平谈及“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的情况，正是出现在王安石变法大量铸造铜钱的时期。在当时，人们越是富庶，越是将铜钱作为财富甚至一种实物资产来窖藏。同时，在当时的传统工商业组织中，其生产备用资金也是以自身蓄积铜钱存在，铜钱的周转受到阻碍。铜钱的私人窖藏就等于相应铜钱的非货币化。前述钱荒论的作者大多指斥富豪“积钱”。唐宋政府均采取多项措施限制蓄积铜钱的数量，超额者限期购买实物花费。学者已就这种“货币的沉淀”现象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没有近代银行体系的唐宋时代，呈现出社会越繁荣，铜铸币供给越多，而同时富豪越多，铜钱的私自蓄积越多，钱荒越严重的奇特现象。其要因在于近代金融体系的缺乏，社会的剩余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和流通，从而使得货币的贮藏职能异化为流通货币的消失。（2）销毁铜钱作为器皿、佛像以及其他用度，直接导致铜钱的非货币化。由于作为货币材料的铜，历来价值稳定并为人们喜好，大多数时候铜钱的名义价值低于币材价值，“销钱为器”的现象屡禁不止。如文宗开成3年（838）李珏指出，“近江淮以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雠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而北宋初年李觏提出的坚决排除佛教势力对铜钱的侵蚀，则反映了佛教寺庙与官方铸钱上的一贯博弈。唐末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铸钱，表明两者矛盾冲突的极端化。（3）铜钱的外流。实际上，传统中国的铜钱为周边国家使用是一种贯常的现象。但是，宋代面临的国际化环境却相当特殊。北部的少数民族的铜钱流通，基本依赖宋朝的旧钱。而由于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制，宋代是中国传统时代主动进行海外拓展的关键转换期。铜钱的外流表现为张方平所描述的“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苏辙描述他元祐四年（1089）出使辽国的见闻称，“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则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尤止。本朝每虽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尔。”至于流出海外，淳祐8年（1248），监察御史陈求鲁称，“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糜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这三个方面，都使得唐宋政府既有的铜钱铸造和发行总量，不能全数投入流通服务于经济活动。因此，唐宋的钱荒是指完好铜钱在流通中的相对不足。除了以上因素之外，唐宋钱荒还来自小面额货币铜钱自身特性的影响。小面额货币只能服务于下层的零星交易市场，不适于大额交易和上交赋税，具有不易回笼的特点。散发开去的铜钱，通常分散在民间。正是这一点，所谓的赋税的货币化，在唐代一旦实施，就不是铜钱能够实现的，不仅在于其面值小，供给不足，而且在于难以搬运，成本高。这样，两税法就只能倒退，以钱计价而折物缴纳。在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白银的中转作用便抬头。只是到了白银贵金融真正为了货币主体的明代，赋税货币化才有了货币形态上的基础条件。面对钱荒，唐宋时代的处理办法，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民间创造出“选钱”和“短陌”的自律机制，在铜钱范畴内来寻求弥补短缺的办法。也就是说，各个地域以私铸劣币和不足百钱而当百钱的用钱官吏进行自助调整。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从供求两方面保证流通中足额官铸铜钱的措施。唐代，采取了组合的政策：（一）奖励采铜，增加铸钱；（二）严禁销钱，禁铜为器；（三）禁止蓄钱，禁钱出境；（四）政府出钱收买布帛，投放钱币，同时鼓励人们使用绢帛作为交易媒介。然而，这些办法均收效甚微。最后，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在铜钱之外去寻找，这就是第三个层面，飞钱等信用证券和纸币的诞生。唐代宪宗年间，为解决南方购茶不得带出京师铜钱，创造出汇票“飞钱”。宋代，创造出盐钞制、现钱钞、现钱公据和入便制，以及度牒之类有价证券，还有“轻赍”的变通办法，以弥补铜钱的不足及不宜搬运的缺陷。最后，终于发明地区使用的纸币“交子”和国家主导的纸币“会子”。唐宋表现为官铸铜钱短缺的“钱荒”，终于催生出货币形式的革新。人类历史上的纸币时代终于到来。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2019年第6期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董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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