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中国新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周末读史”栏目将从本期开始陆续连载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的文章。从这一系列文章中，您将看到老一代银行家对于时局、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也将看到一代金融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经济的复兴、金融制度的变革、商业银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记忆泛起，那是一场时代的危机，也在危机里重生。资耀华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用充满历史感的笔触，再现了金融人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
本文为系列第一篇，初载于《银行月刊》1927年第7卷第7号。
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
《管子·牧民》篇中有云：衣食足而后知礼仪，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马克思经济学批评中有云：人类生活之社会的生产中，伏有余人类意志独立之必然的一定的关系，即适应于其物质的生产力一定发展阶级之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之总体，乃形成社会之经济的构造，而为法律的政治上的上层建筑所依以树立，及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所由以适应之显示的基础。物产生活之生产方法，为制约一般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之条件。人类的意识，不足以决定其社会的存在，反之，人类社会的存在，转足以决定其意识，是可知通古今贯中西，无不以解决经济问题为立国之大本。固然人类社会不必尽如马克思所云，但经济确系社会发达之第一次的要素，毫无疑义。原夫人类之初生也，始则要求食物以充饥，继则要求衣服以御寒，再则要求家屋以藏身。既免饥寒冻累之苦矣，乃进而始发生种种文化精神之欲望，即若吾人东奔西走万苦千辛，欲求一饱而不可得，何复望其更有余力从事文化上之工作，且不但无余力从事文化上之工作，行将见作奸犯科、扰乱人类共同生活之恶现象，亦必随之而生。故解决经济问题，实为治国之急务。我国所以兵连祸结者，原因固多，而无适当之经济政策，以解决全国之经济问题，实为其主因。近来海内爱国忧民之士，或则提倡种种之新经济政策，或则实行种种之新经济政策之运动。虽已嫌其亡羊补牢，确为当今之急务，惜此中又因思想上之冲突，政策上之出入，以致一极当解决之国民经济问题，反变而为政争之中心点。若长如此各不相下，则不但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国家元气亦将被其剥削殆尽。而其所以如此其各不相下者，要皆因或则偏于空言理想，或则流于自暴自弃，或则图为外来思想所眩惑，或则保守顽固而不化，以致目标既误，其主张与实行遂全相铻。固吾人以为解决国民经济问题，固为今日中国之急务，而选定经济政策之目标，则尤为现今急务焉。此目标为何？即默察时代潮流之趋向，辨清种种经济思想之利弊，以求发挥我国民之良好精神，而矫正我国民之僻性也是。
考察上下数千年各国之发达史，遍览纵横数万里各国之国民，大都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潮流，一思想有一思想之利弊，一国民有一国民之特性，一民族有一民族之精神。由国民性及民族精神而言，英人沉毅坚实而偏于保守，德人勇敢迈进而稍嫌残忍，法人头脑明敏而流于空想，日人长于模仿而缺乏创造，吾华人则忍耐勤俭而失于苟且偷安；由时代潮流而言，宗教改革以前之欧洲，势不同于宗教改革以后产业革命以前之世界情状迥异乎产业革命以还。即如我国汉之不同于唐，宋之不同于元，明之不同于清，而清于现代之时代潮流，更相差有天壤之别，此历史上彰彰可考者也；又由思想之利弊而言，不论其或称君主立宪，或称民主共和，或称资本主义，或称社会主义，或唱为我，或主兼爱，更皆有长短利弊，其是非得失，既为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试观有同一主张也，行之于甲，虽上下咸宜，施之于乙，则流弊百出；同一思想也，丙采用之，社会福利为之倍进，丁采用之，则国家生活为其搅乱；同一主义也，在某时代社会全体为之讴歌，在或一时代，社会全体为其所害。有此种种复杂关系，故研究一般政策者，不可不特别注意，而施行政策者，更不可不详加审查者也。
原政策乃政治之技术，思想之表现，固不贵理想而贵现实，不尚空谈而求实践，而施行政策尤当如良医生之治病然，始当诊查其病之所由起，及其病症之轻重与现状，继当细审病者之体质，年龄，嗜好及其居住之气候与环境，而后比较审查，然后对症施其温凉热湿之剂，不致草菅人命；又当如良工程师之治水然，先当考察河水之来势，河源之地位，继当调查河身之大小，两岸之土质，然后乃决定何处当筑堤，何处当疏底，因利顺便，以引其水势缓下，方不致每年有泛滥之灾。是故善施政者亦然，当先研究某种思想之利害得失，该时代潮流之趋向，再观察其国民之国民性与民族精神，互相参照比较，然后乃决定采用某种政策，以实行其政治之理想，以矫正其国民之僻性，以启发其民族之良好精神，以顺应时代之潮流，方可见社会幸福为之增进，国家文化为之发展。此不但为一般政策最始之目的，而亦为一般政策之最终目的，不然，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或则图知取法于人，而不自顾；或则受主义之眩惑，而不加审查；或则愚顽固执，而不达权变，则鲜有不败厥事者焉。
再一国之所谓一般政策，种类甚多。法律上有法律上之政策，教育上有教育上之政策，经济上有经济上之政策。然如前所述，经济为社会发达之第一次的要素。是可知一般政策中，经济政策最为切要。尤其吾人之今日中国，外既呻吟于各帝国主义经济侵掠之下，内又经济上之万般施设，毫未进步，则对于经济政策之正当研究于实行，更有迫不容缓之势。而吾人更希望提倡新经济政策者，亦秉上述之旨义。看定目标，弃小异趋大同，废一己之私见，以国事民生为前提，则庶几不致此疆彼界，以使极当解决之国民经济问题，反变而为政争之中心点也乎。
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
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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