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锐评 | 新基建助力产业升级，稳定经济发展

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建设。新基建新在哪里？新基建如何推动产业升级？新基建能否独立支撑起稳定经济增长的重任？在政策利好的背景下新基建如何联动企业进行有效实施？就上述问题，本文特将部分业内专家和IMI成员的观点整理如下。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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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新在哪里？如何推动产业升级？

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认为“新基建”和我之前提的数字基础设施有相通、重叠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按我的理解，“新基建”主要围绕技术层面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涉及的主要领域目前大概有7大产业——5G基站、特高压、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传统的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其中包括底层芯片硬件发展。大力发展“新基建”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新基建”主要是和科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相关，刚才说七大领域的投资与建设，本身会拉动上下游兼顾硬件、软件领域的巨大需求，应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重要任务。2013年，第三产业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过去这段之间，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好像增长相对出现一些滑坡，“新基建”可以让第二产业焕发新春。大力发展“新基建”，可以为先进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带来新的动力、新的元素、新的亮点。另外，“新基建”不只是新的投资增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盘活资产存量，让现有传统产业、传统社会治理机制都能够盘活、激活，使其有很大的效率提升。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重要，因为发展是渐进式的，能够在固有优势的基础上提升效率、释放红利。推进“新基建”的同时，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也要同步进行。“新基建”本身会起到一个助推器、加速器的作用，助力传统产业真正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转型。

IMI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认为与经济领域相对应，金融也需要“新基建”。从狭义来看，金融新基建主要是指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从广义来看，则可包括征信系统、技术基础设施、关键信息系统、数据治理与金融标准化、法律与会计等众多内容。我们认为，一则，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为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提供基础性保障。二则，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作为金融工具价格发现机制的载体，金融基础设施通过记录信息、集中报价等市场化手段撮合交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高效运行的金融基础设施还能充分调动市场流动性，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三则，先进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助推器”，例如助力缓解信息不对称，有效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四则，规范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隔离墙”。经验表明，历史上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皆与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不完备有关。当前，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金融基础设施有责任参与协助风险管理，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总的来看，金融新基建与经济新基建一样，已经成为激发我国经济金融新动能的重要抓手。IMI特约研究员、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副主管王卫认为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之间不单单是科技内涵和现代化程度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包括社会福利以及民众普惠方面的差别。因为新基建的主要内涵是高科技、高资本、高价值、高智能，将会是劳动力密度低、使用场地小、人工服务少。这与传统基建往往涉及大量劳动力，广泛的场地，以及大量的后续服务人员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虽然传统基建也是为了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创造更多经济价值，但另一方面也包含有促进社会就业、惠顾百姓民生、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的传统基建需求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无论是现有的基础设施有更新换代、提质扩容的需求，还是中国广大的农村乡镇，特别是偏远地区，仍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仍需要广泛补短板。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基建发展仍远远没完成，需要做的事仍很多很多，国家和市场仍需继续关注，继续支持，继续投资，继续发展。绝对不能因为有了新基建的需求而怠慢了传统基建，否则是因小失大，主次颠倒，最后是得不偿失。另外，新基建的发展因为科技创新含量大，最好的策略应该是政府政策支持，但让市场竞争发展，让市场的力量主导产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关系，从而使新基建能高速、高效、高质地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勇坚认为“新基建”虽然是当前一个热点，但对其内涵与外延均缺乏明确的规定。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新基建”的概念，将其外延聚焦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2020年3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增加了一个“大数据中心”。如果将其外延确定为中央所明确的五个方面，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可以定义为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这使其与传统基建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新型基础设施对现有产业具有强大赋能作用，是数据发挥其生产潜能的基础。一方面，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都需要依赖于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其提升生产与企业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其竞争力。新型基础设施还能对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升级改造，使这些基础设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新兴产业，如电子商务、在线娱乐等，也将受益于这些新基建，向更高的水平、创新的商业模式方向发展。“新基建”直接服务于智慧社会建设。公共卫生设施、应急能力建设、物资储备体系等领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到这些方面，对提升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也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成为智慧社会建设的基本工具。“新基建”建设与运营模式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基础设施领域的建设与运营模式创新一直是我国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领域产生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BOT、PPP等大量建设与运营的创新模式。而“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将产生很多新的模式。很多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者可能自身就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使用者，基础设施由建设者自用与社会公用相混合，在这种情况下，其投资、建设、运营模式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例如，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可以运用政府投资、企业运营的方式，也可以是使用者联合投资、政府提供电费等方面的优惠措施等。具有软件和硬件同步，且技术密集、节约土地等特点。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除了强调硬件建设之外，更强调软件建设。这个特点要求在建设初期就有用户深度参与。新型基础设施还有技术密集的特点，而且，这个领域的技术进步很快，要求在建设初期就应考虑良好的扩容升级空间。而新型基础设施在土地、能源等硬资源方面消耗较少，选址灵活性更高，在进行布局时，需要重点考虑如何更均衡。IMI研究员曲强认为近期为了进一步调整发展经济，国家数次提出发展新基建。资本市场也充分响应。新基建，传统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老基建不同，更多关注信息产业时代基础设施的科技升级。其实新基建并不玄，也是实打实搞建设：发展5G得有信号塔，特高压要建线路和变压站，越来越多新兴城市群需要建城际铁路和轨道交通，这么多人买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却大不够用，搞智能物流和自动生产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还没有到位。之外，芯片和集成电路当前举国关注但上下游产业链生产设备很多在国内还有缺口，需要自己建，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所需要的“新道路”，上面要有二维码交通标识、计算机识别信号、大数据交通引导中心等现在都还没影。另外，氢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也亟待发展。因此，这次基建的内涵是新的，并不是对老旧建设项目的简单重复。而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新升级。此外，新基建的参与者也是新的也过去。由国家、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为投入主体不同，新机械的投入主体既有政府国企、也有科技私营企业、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公私结合，既要规模也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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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能否独立支撑起稳定经济增长的重任？

贲圣林认为“新基建”的意义或者影响方面，直接的作用就是缓解此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今年国际、国内整体形势上，无论是出口还是消费，都会受到大量冲击，新基建投资对于拉动经济整体增长有一个乘数效应。据相关测算，如果今年基建的增长速度在去年3.8%的基础上提升10个百分点，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拉动作用，差不多在GDP增长0.6%-0.8%之间。更重要的是，这次抗击疫情中，各类数字经济平台在企业复工复产、网上办工、稳就业、稳经济、保民生这块，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也使大力发展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成为更广泛的共识。IMI特约研究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吴志峰认为新基建是建设通向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这个新字主要体现为IT和互联网技术，与传统的土建型基础设施有很大区别，包括数据中心、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未来各行各业都将数字化，而数字行业也将资产化，数字经济化和经济数字化加速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全面升级和整体向数字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通过新基建就能走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前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突发，复工复产艰难，全球产业价值链受到冲击，新基建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叠加。新基建投资是投资的一块，但传统产业的占比很重，这次疫情冲击的主要是传统经济存量，民生消费、中小企业受损严重。新基建作为增量投资只能促进产业升级，却难以应对经济存量的下滑，这是新基建难以承受之重。预计今年的新基建投资也就1.2万亿的规模，这个体量肯定不能担当稳定经济增长的重任，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戴稳胜认为推进“新基建”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作为服务于传统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重要基建设施，加大“新基建”领域投资将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以5G基站建设为例，通过培育产业互联网、远程医疗、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技术产业，将直接或间接带动数十万亿元的经济产出。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正深度融合，推进5G基建、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产生大规模、长期性的投资需求，并催生出不断升级的强大消费市场。因此，“新基建”一方面可以直接在稳投资、促消费中发挥更为关键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将加速传统基础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优化整体投资结构，并对实体经济产生深层次、革命性和全方位的影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把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趋势，进而为稳定经济增长，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条件。李勇坚认为自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从消费来看，2020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幅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而在疫情期间，由于受到城市封锁、交通管制、人口流动困难等公共防疫措施的影响，部分人群聚集的服务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处于完全停业状态。有学者研究估计，文化娱乐业、旅游业、餐饮业的影响估计将达到3.5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这些行业全年产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很显然，1～2月的消费下滑将会对全年的消费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为了稳增长和稳就业，政府有必要加大投资刺激力度。如前所述，在传统基建效益递减的背景下，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具有渗透潜力的新型基础设施就成为了基建投资增长的新亮点。曲强认为新基建对未来经济的促进主要发挥的是杠杆效应。以点带面撬动一片。看似是万一投资建设一些具体的。科技基础设施。但它本质上支持的是未来的新科技、新经济形态与产业新结构。这样的投资将拉动未来新产业链上下游百万亿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它的溢出效应能够带来未来全新的经济与产业形态。以及我们想象不到就业变化。比如当年我们投入千亿修高铁，当时众多专家站出来骂。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还不太发达的国家，有必要把火车搞这么快吗？与其搞昂贵的高铁，不如让大家都能坐上便宜的普通铁路。但结果证明正是由于政府。大量的投资高速交通网络。让中国物流业成本大大降低，速度大大提高。庞大的物流行业。创造了千万级的就业。更重要的是将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边远地区的电商微商行业孵化了出来。创造了万亿级的市场，惠及上亿人的生活。这是当年修铁路的人没有想到的后果。3G时代我们坚持引入相关技术。尽管当时有众多2G和2.5G基站基础设施。但我们依旧坚定的引入智能手机和3G技术。很多人说就是上网快一点，浪费没必要。但这一基础设施和设备的改变，带来了中国现在所有最大型的国际领先科技网络公司。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生活面貌：无论从电商移动支付到网络视频社交媒体。其实一切都是从3g上网和智能手机开始的。在当前经济换挡转轨时，进行新基建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就业不充分的时候搞挖坑填坑保就业。而是未雨绸缪、晴耕雨读。个人在换工作的档口也会选择读书充电，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的档口也会选择升级和调整。这是同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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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利好下新基建如何联动企业进行有效实施？

吴志峰认为要想发挥新基建投资稳增长的作用，关键是要做到几个结合。一是与传统产业投资结合，要顺应传统产业升级的大方向，用数字技术来激活传统企业技改投资，比如C2M技术，将消费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业改造结合，运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来促进传统制造业更好响应消费者选择，创造更好效益；比如物联网与区块链的结合，促进机器之间数据信息的传递和自动小额数据交易；也比如工业互联网和5G的结合来构建整个工业设计、制造、销售和物流配送的自动化。这些都能紧紧抓住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痛点，做到短期效益与长远利益的结合，既稳增长也促产业升级戴稳胜认为通过推进“新基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新观念推进“新基建”。各级政府部门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来审视“新基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积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重大新型基础项目建设。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工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各地区应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把握未来产业和经济业态的发展趋势，以新观念提前布局“新基建”。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推进“新基建”。基建项目融资一直是制约基建投资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面临居高不下的负债率，积极拓宽“新基建”项目的融资渠道尤为重要。一是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在控制地方债务比例的前提下，通过优化财政预算支出结构、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对“新基建”项目的资金投入。二是采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运用定向降息等方式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引导资金跟着项目走，不搞大水漫灌，切实有效降低项目融资成本。三是广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合理引入 PPP和VC等投融资模式，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四是发挥政策在金融信贷投向上的“示范”和“虹吸”效应，鼓励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股权、债权等多种投资方式缓解“新基建”项目面临的融资难题，支持推进“新基建”项目建设。增强应用导向和人才培养推进“新基建”。推进“新基建”需要新技术，应用新技术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交叉型人才。各级政府部门应成为沟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桥梁和纽带，瞄准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改造和升级传统工科专业，大力发展新兴工科专业，培养适应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厘清“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新基建”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新基建”作为支撑。理论上，“新基建”是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本质上仍具有基础设施的典型特征——外部性，主要由政府主导，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新基建”的延伸应用，主要由市场和企业主导。各地区在推进“新基建”时，项目建设应科学决策，注重与区域内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衔接，强化政企协作，对新技术的应用和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避免因重复建设，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提高资金使用和资源配置效率。李勇坚认为金融对“新基建”的实现有重要支持作用。创新融资方式适应“新基建”需求。如前所述，“新基建”一般都集成了硬件与软件。而且，由于其技术密集的特点，往往使软件在“新基建”产品价值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样，新型基础设施缺乏金融机构传统意义上的抵押品，因此，需要在融资方式上予以创新。例如，可以通过预售使用权等方式获得相应的建设资金，在此过程中要建立起良好的资金监管机制。又如，可以通过使用权订单质押融资、政府购买服务权益质押融资等多种方式，提供银行贷款。创新金融服务适应新承包商。“新基建”的特点决定了以硬件建设见长的传统基建承包商难以完成“新基建”任务。可以预期，“新基建”将产生一批新型承包商，这批承包商大多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不但要完成硬件建设任务，更要完成软件安装调试等工作，有些还需要参与后期的运营、技术支持等，这种新型的承包商缺乏足够的硬资产，其实力主要体现在软性的技术方面。金融机构如何与其进行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作，为其提供金融服务及金融支持，是一个新的问题。这需要金融机构创新服务与产品，建立与新型承包商合作的长效机制。创新金融产品支持全产业链。新型基础设施，如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其建设与运营往往一体化，并形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这与传统基础设施产业链较短、后期使用运营与建设分离等特点有着显著的区别。新基建往往与产业链布局同步，产业链布局直接影响了基础设施的效益。因此，这需要金融机构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创新金融产品，实现对“新基建”的支持。加大对“新基建”创新主体的金融支持。基础设施的特点，决定了其投资、建设、运营、使用主体都有创新空间。例如，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其投资、建设、运营、使用主体可能是一致的，但也可能不一致，而其基础设施产品将形成一个大的产业发展平台，使其具有基础设施的性质。这类主体一般是企业，政府主要是在政策方面进行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对于5G这类新型基础设施，其投资额巨大（估计超过3万亿元），原有的投资主体（主要是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在资金实力方面难以支撑这么大的资金投入，因而需要引入下游企业、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金融部门需要充分考虑到“新基建”这些创新主体之间的差异，提供更有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为“新基建”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曲强认为未来更重要的是确定好新基建的方向。过去的老基建方向非常明确。而如今有着更多的方向和题目，不能把有限的资源到处扩散，必须根据产业规律有所规划、明确重点。不能各自为政，多头出击。同时，还要确定好国家与私人的配合方式。例如，如何出资，如何分配受益，各自的责权利如何分配，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融资共担模式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清楚再开展的。（来源：中国金融、新浪财经、新京报）

观点整理  李艳蓉

编辑  李艳蓉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魏唯、刘家琳、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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