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国蓄》篇所见《管子》的货币数量论（二）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二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19年第2期，是作者对《管子·国蓄》篇的解读。
以下为文章全文：
五、货币、谷物与万物（普通商品）之间的轻重关系
在物价的形成方面，《管子》轻重篇如同今天信用货币条件下世界货币的价值决定一样，提出了类似于大宗商品石油概念的“谷物”核心地位对于货币价值稳定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弥足珍贵。
首先来看谷物与万物的关系。《管子》“轻重篇”在多个场合明确表达，谷物价格的状况主导万物价格的高低变化，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万物中专门将“谷”提出来，探讨谷与万物的轻重关系。《国蓄》称，“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它还提出了“谷独贵独贱”的观点。其次，明确地指出了“谷”价对于万物价格的主导作用。《乘马数》称：“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曰，谷贵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在古代中国，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谷物是战略物资，既关系国家的存亡，也是“民之司命”，关乎人们的生存。而且，在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低的情形下，面对天时的变化，丰歉年成谷物的产量不同，自然价格就不同，谷物的占有和分配，在整个经济领域起着引导其他物资价格变动的主导地位，并左右着总体物价动向。并进一步提出了“以谷准币”的原则。在今天的信用货币时代，人们主张以石油等大宗商品之类的战略物资、黄金和承担世界货币职能的美元等主权货币三者的合理关系，来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其重要依据就是战略物资的特殊地位及其在货币交换价值（购买力）形成中的独特作用。将谷物看成战略物资并作为货币定值依据，《管子》里的先导论述，在今天看来，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当然，作为商品的谷物自身价格的贵贱，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却不是从与万物的相对比价中得来。因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任何商品价格的高低均是围绕其自身的价值波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不仅仅是“谷独贵独贱“，任何商品都是独贵独贱。第二，谷物和货币的轻重关系。与《管子》主张的“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比较起来，谷与币的关系有类似之处。如上所述，由于谷的轻重，引起万物轻重的反方向变化，所以很容易让人将谷与货币等同起来，似乎谷也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但从“轻重篇”的整体思想来看，这是不合理的。《国蓄》提出的“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这个命题，自然是将货币看成包括谷物在内的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要问货币与谷是怎样的关系，我们的回答是，那如同今天的美元和石油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元已不是本身具有价值的金属货币了。石油成了今天美元交易价值的支撑，谷物主导总体物价进而影响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只是影响的范围有国内和国际之别。从货币、谷物与万物三者的关系来看，《管子》的逻辑是，国家掌握了货币，就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币重而万物轻”或者“币轻而万物重”的局面，以货币来调控物价。但这仍然不够，只有同时控制谷物，在一定条件下形成“谷重而币轻”或“谷轻而币重”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完全控制商品流通和物质走向。这种机制，就是它提出的“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利用“币”、战略物资“谷”、普通商品“万物”三者运动形成的错综复杂的轻重关系，就可以使统治者获利无穷。
六、珠玉、黄金与刀布分轨并行使用的货币结构论
“轻重篇”将货币分成三个类别，珠玉为上币，黄金是中币，刀布是下币。《国蓄》这里称：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轻重乙》篇也称，“故先王用度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然而从三种货币的流通情况来看，其使用的主体和范围完全不同，并不是在社会所有成员和所有场合同样地流通。珠玉作为稀有物品，只是被当成贵重物品用于朝贡，并不作为交易的媒介。黄金主要用于诸侯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国内的大宗支付，是属于自然形态的商品货币（commodity currency）性质。用青铜铸造的刀和布，才是国内流通中使用的货币。可见，三种货币使用在各自的渠道上进行，并非如今天“一国一通货”时代一个主权国家均使用一种统一货币。这一点，在中国古代至始至终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黄金与铜钱使用的并行安排，魏晋至隋唐变为“钱帛兼行”，宋至明中前期出现“钱楮并用”，而自明代后期起以迄于清朝灭亡，进入了“白银和铜钱”两个世界的流通格局，但金与钱、钱与帛、钱与楮、银与钱既不是本位与非本位的关系，也不是相互可以替代的关系，而是分轨并行流通和互补的关系。不明了这一点，要从表面的历史记录中求得一个时期符合历史实际的货币供给量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三种货币的层次划分，并不是根据三种货币隐含的社会劳动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而是“先王度用于其重”，而根据道路远近和获得的珍稀程度由先王主观地决定的。 这里要特别就《管子》关于黄金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进行讨论。《管子》在《乘马》篇称：“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这里将黄金作为衡量一国消费水平似乎恰当的标准。其中明确指出，“金贵则货贱”，黄金成了普遍的价值尺度。如上所述，提出“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这意思是说，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黄金的购买力来增加收入。而不是以黄金本位，来调整黄金和刀布之间的比例和结构。它是主张以国家掌握的可以用于国际和大宗交易的黄金来作为后盾，来控制国内一般商品流通领域的货币流通。黄金和刀布，与商品的关系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二者相互之间，是并行互补而不能替代地服务于不同的领域。以黄金的购买力作为基准，就可以明了消费是否适度。消费适度直接关乎生产与流通，不懂得流通领域必须保持一定的商品数量，叫做不知量，不懂得生产不可以无限度地发展，叫做不知节。两种情况都是不理想的。调控黄金亦即“高下中币”的办法，是凭借号令，“令疾则黄金重，令徐则黄金轻。”并据此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管子》“轻重篇”记载了将租税折合黄金来缴纳，进而抬高金价购买马匹的事例；通过变动物价以增加政府黄金收入的事例；以黄金作为国际货币手段，诱导敌国民众放弃农业，不战而降服邻国的事例；以黄金来奖励或者预赏能人和有功者。但是，我们看不出《管子》关于黄金已经作为本位货币对不同种类货币进行系统安排的论述。总之，《管子》“轻重篇”在坚持用市场的办法贯彻轻重论的政策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货币问题的理论。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政策的实施，政令的保证是从来不能缺席的。轻重论及其政策主张，是在政府专制权力和无上权威保证下的商人策略和市场办法。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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