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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读史 | 银价低落与我国经济界全体之关系

资耀华 IMI财经观察 2022-05-03

编者按


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周末读史”栏目将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的文章。您将看到老一代银行家对于时局、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也将看到一代金融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经济的复兴、金融制度的变革、商业银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记忆泛起,那是一场时代的危机,也在危机里重生。资耀华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用充满历史感的笔触,再现了金融人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

本文原载于《银行月刊》1926年第6卷第12号。

以下为本期连载内容:

关于此问题,本文就银价之低落及于我国经济界全体之影响分为对外贸易、国内产业、国家财政、一般社会四项而考察如次。本来此四者固互相关连,牵此则动彼,决不能截然分离,今不过求说明上之便宜计,权分为四项。此则不得不首先声明者也。




(一)银价低落与我国对外贸易之关系




所谓银价低落者,即银对于金的比价之低落。现今各经济先进国大都采用金本位制,用银者则唯我国与印度。而印度今日更已决议采用金本位,若果然实行,则此后用银者唯我一国。于是吾人可知银价之低落即我国通货的国际价格之低落。此种涨落,若由经济上之正常状态观之,则外国输入物品对于我国通货的价格必然腾贵,我国对于外货之购买力必然减少。反之,我国输出之国产物品对于外国通货的价格必然低落,外国对于我国出口物品之购买力必然增加。此乃趋贱避贵之经济的自然心理。是我国年来输入超过输出之害,正可从此脱除,则银价之低落不但不足为忧,反为我国经济振兴之绝好机会。然而此种结果,乃经济界处于正常状态时方可言及,至若在变态的时期中,则受害实非浅鲜。今可分三个方面而考察如次。

一,处我国今日经济界之现状,值此国内通货对国际价格低落之时,可否有此能力乘此良机振兴各种制造工业,谋输出之增加乎?是不待赘言而知其不能。盖经济与政治,决不能相背而驰,二者乃有同体之关系。我国年来之经济界受国内政治纷乱之影响,兵连祸结,四方糜烂,即固有之产业亦已被其摧残剥削,殆有不可终日之势,何望其更有余力致力生产,振兴实业,增加输出,以补漏卮乎。

第二,今作退步想,假设我国纵能乘此时机谋制造业之振兴,努力对外输出之增进。但我国工业界之各种制造机器及各种加工原料品,是否不仰给于外国之输入?于是吾人又可知,我国各种工厂设备、机器用具悉购自他人,则银价愈低落,成本反愈贵。无论对外对内,皆不能占得利益。若单以为原始的原料品及天然产物,可因银价之低落日见其销路畅旺,出口增加,则无为吾人所不取。盖我国之天然产物及原始的原料品,无论银价之涨落如何,实无极大关系。不观银价上涨时,天然产物及原料品亦为我国输出之大宗,几占输出品之全部,而反使外人以我之矛,刺我之盾。我国因一卖一买,受两重损失。外国因一买一卖,得两重利益。则原始的原料品及天然产物之输出增加,可得视为好现象乎?

第三,更退一步想,假设我国能有余力振兴各种制造工业,极力谋加工品之输出增加。但反看国际经济之现状,则各国皆承世界大战疲惫之余,锐意谋本国产业之复兴与独立。在大战前,各国不过对于制造工业品,奖励其输出,禁止其输入。现在则因在大战期中,感受因交通封锁、原料品不足之痛苦,故对于各种原料品,亦极力谋奖励本国产业之振兴,非至不得已时,不仰给于外国。因此各国皆秉国内产业保护政策之方针,采用极端的保护关税。对于国外输入品,甚有谋以对本之重税,以阻止其侵入。是我国处于现今之国际经济界,能否增加输出,扩张贩路,获得利余,以填补输入的汇兑之损失乎?又不待赘言而知其不可能也。




(二)银价低落与国内产业之关系




如前所述,银价低落乃我国通货的国际价格之减少。若处于经济界之正常状态,或可因此输出增加、输入减退,国内产业可日见振兴,日增发展。但处现今国际经济及我国经济界之现状。则反得有下之二结果。

第一,我国经济状态由经济史上之分类而观之,尚未达于国民经济阶段,还在领域经济与都市经济时代,各种工业尚极幼稚,每年输出大宗多为天然产物及畜产物之各种原始的原料品。由是可知银价低落,我国农产品及畜产品或可稍见旺盛,但亦不可乐观,且恐发生不良之现象。盖我国经济界既犹以农业为主,故每年输出亦以原料品为大宗。然居我国人口大半之农民,大都苟且偷安,纵有竞争者在前,亦不知从事改良。是故我国丝、茶、棉花、米等物,据海关贸易统计,输出额日见减少,大有江河日下之势。若今日起输出一时增加,农民更因而共乐太平,不知改良更新,以作国际市场中之竞争,则我国农业出产之前途反将更为不安。至于工业,一则因国内战乱频仍,一则因各种动力悉须购自外国,亦决不能乘时而兴起。是国内各种产业,决无发展之望也可知。

第二,一面银价低落,反面即金价腾贵,此则实足以引起外国对我投资之容易输入。本来我国今日各种企业,固需巨额之资本,而本国经济界一时又决不能从事大规模之组织。故有条件之外资输入,不但不当反对,且当极力赞成。但试观历来各国之对我投资,纯属用工业资本家之侵略榨取政策。此种外资之输入,则实足以遂外人经济侵略之野心。盖各国对于我国,始本以武力侵略,求遂其领土获得之野心。继知徒恃武力侵略不足以事出万全,反动辄引起国际间之纷争,于是乃互相默认其势力范围,从事经济之侵略。而其经济侵略方法又由浅入深,始则以贷借资本,继则用商业资本,再则以工业资本。既可利用我国低廉之原料与劳力,并可逃脱我国之关税,更可免除运输之手续与费用。害则我受,利则人取。日迁月移,不但我国经济界之全权悉为外人所掌握,恐全国国民亦将永作外人之经济奴隶焉。




(三)银价低落与国家财政之关系




古昔各自为国,一国之经济财政通常不发生国际上之影响。自18世纪以来,各种交通机关骤然发达,渡重洋、越大陆,昔日须有绝大之牺牲,经年之苦痛,始能达到彼岸,今日则已千里如此邻。环球经济状态,亦因而由领域经济进于国民经济,更由国民经济进于世界经济。故现今欲立国于地球上,决不能闭关自守,须为国际上之一员。因此一国之财政经济,乃受国际关系之影响。假使我国富力极丰,财政充裕,已往既不负巨额之外债,现在亦不需新起外债,则银价虽低落,尤可弥缝一时。但我国财政状态则有如下之两大问题,银价愈低落财政愈无起色。

第一,我国庚子一役,赔偿各国巨额之军款,此外每年又借入巨额之外债。而此种外债之本息,皆须用金磅偿还。由是可知银价愈低落,金磅愈高,金磅愈高则每年所要之银两愈多。无押抵借款,已成为今日我国财政上一大问题。今银价低落,则以关键两项作担保之外债,亦将入不敷出。而政府现除关余键余而外,又别无生财之方。且关键两项不但单作外债本息之唯一担保品,即其他各种借款公债亦须取给于此。是我国财政不流为国际上之破产而何?

第二,我国历来以外债救国穷。不但现在必要事业之经营需此,即将来各种开发事业亦需借款。是外资输入之利否与外债负担能力之增减,对于国家财政,其关系极属重大。现我国各地方生财机关已皆为各地军人把持,关余键余今日亦皆到处截扣。而中央既负外债偿还之责,又需用巨额之军政费。政费虽犹可拖欠,外债则不能不还。因此中央财政实已到山穷水尽期,毫无办法可想。设或有于此毫无办法之中,而想一办法日再起外债。在国家政治状态健全,经济状态良好时,条件利便之外债亦属救国家财政困难之一时方策。例如日本前次大震灾,全国金融周围不灵,乃断然向叛国大借款,不旋中则其经济界已复兴,近日且有金输出解禁之说。是可知借外债亦足以助国内经济财政之振兴也。然处于我国今日之情势则大谬不然。盖我国年来所借外债,其额甚巨,无抵押借款固无容赘,既有抵押之各种外债,亦因银价低落、押品不足,日趋危险,国际信用完全丧失。即欲再借外债,亦恐无轻于应诺者。有则或需极高之利息,或需我国有领土主义上之牺牲,否则决难成立。试问割地以借外债,其为救国家财政困穷之良策乎?即纵不然向外国可以起债,然银价低落即金磅腾贵。是不但对于所需银额之起债的金额为之减少,而从支付外债本息之能力上观之,所借外债之金额本毫无变动,而本息还付上所要之本国货币之支付额。则银价愈低落,支付额愈增加。故当此银价低落之时恃借外债以救国家财政之困穷,实使国家财政、全国经济日为外人之阶下囚也。




(四)银价低落与社会之关系




银价低落不单对于金的比价之减少,即对于国内一般物品,受国际上之关系,其价值亦减少。换言之,即不但我国通贷对外的价值对外的购买力减少,其对内的价值对内的购买力亦减少。因此又生有下之两大弊害。

第一,债权者及有定额之收入者,因银价之低落受极大之损失,反之债务者及有定额之负担者,因银价之低落得不当之利益。例如银价昂贵时借出之一万元,银价低落时偿还,此时其低落率愈大,则债权者损失亦极巨,而债务者得利愈多。原来欲一国经济界之振兴,必须使国民经济之融和,欲国民经济之融和,非有公平正大之处置不可。今此种不良现象,国家法律上既未防遏于未然,徒使债权者忍受不正当之痛苦,债务者巧得不正当之利益。则金融界将大起动摇,而引起不可收拾之祸患。

第二,银价低落,乃对于金的比价之低落,即对外的购买力、对外的价值减少,其结果当然输入物品腾贵。本来输入品腾贵,则国内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货之购买力必然减少,是可以抵制外国品之流入,增加国内产物之输出,使我国可由入超国而升为出超国。但处于我国今日之经济现状,国民一般之需要及奢侈心理日见增加,国内工业既不能振兴,不足以使国民需要供给适合。如是或则国内一般消费者须忍受需要不满之痛苦,或则国民只有忍痛购买高价之外货以应急需。无论如何,皆足以阻止国民经济之正常发达。盖一国之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参考全国消费者及国内产业界各种情状以定取舍。固不当采用放漫的自由政策,亦不可采用坐毙的保护政策,要在使国民之需要供给适合而后可。故对外贸易可分为便宜的输出入及必要的输出入。便宜的输出入者何,即例如某种物品,在国内自制与购自外国,其利害得失,虽无大差别,然本国之生产条件不及外国,若尽欲国内自造,未免收支不相偿,此时则可由便宜上之打算,专输入该物品以供需要,而将国内制造该种物品之资力,转投于其他各种必要之产业,所得较多。反是,若该种物品之生产条件不弱于外国,则亦可由便宜上之计算,极力增加国内之制造而阻止该种物品之输入。必要的输出入者何,即例如某种物品,或为本国输出贸易上之重要份子,或为全国民之所必要,国内将来对于此种产业之前途更有无穷之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又赖此以保其平衡,则当极力奖励该种产业之发展,以增加其输出,并须绝对禁止同种物品之输入。反是,若某种物品,在本国毫无此种生产条件,而该种物品实为本国国民一般所必需,则国家对于该种物品,若因受战争上之国际封锁,输入不能,当然一时无办法,只得忍苦过活。否则不当禁止其输入。此乃现今各国关税政策之要谛。今我国银价既低落,输入品当然腾贵,便宜的输入品或可敷衍一时,必要的输入品国民既属绝对需要,势不得不忍受高价之痛苦,以求满足其本能的正当的生存欲望。是则银价低落,不但不足以阻止外国品之输入,反足以增加国民消费上之负担,并足使国民消费上之需要供给不相适合。岂经济界之良现象乎?

第三,如前所述,银价低落,不单对外的价值对外的购买力减少,即对内的价值对内的购买力亦减少。换言之,其结果即国内一般物价日趋昂贵。为国家中坚份子之中等社会消费者,其生活乃大受压迫。生活既受压迫,则人人日忙于求生之不暇,日呻吟于米珠薪桂之中,决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以尽国民应尽之各种义务。则国家中坚份子将日见疲萎不振,徒使我国国民生活程度与国际生活程度之水平线的距离日见其远。而欲国内经济政治各种文化之发达及国势之进展得乎?

如上所述,银价低落对于我国经济界全体生有极大之损害。今再考察年来银之产额,又大致常呈示增加之势。即自亚美利加新大陆发现后,该地方产银额每年虽保持一百五十万盎司,此后世界银产额逐次增加。就中如波多希大银矿发现,世界银产额骤然增加。16世纪之中叶已达于一千万盎司,19世纪之初则达至二千万盎司,1888年突达至一亿盎司。一入20世纪,更日见其陡增。1980年则达至二亿盎司,1911年,竟增至二亿二千五百三十三万八千盎司之巨。此后因受世界大战乱之影响,增加率稍见减少,但总在二亿盎司前后。若比较数世纪银之产额,则可知1916年以前五年间之银产额合计为九亿九千万盎司,等于19世纪前半期之总产出额。19世纪80年间之银产额则等于17世纪之总产出额。故除世界大战之经济界变态时期,世界银产额实每年大致增加。而银之最大消费者,则唯我国与印度。印度近日更已决议采用金本位,若一日实现,则将来更少一大银消费场。且银除铸造货币外,更多用为各种装饰品。但现今世界各种主要装饰品,除如我国穷乡僻壤及印度各乡村尚多用银外,其余各大都市已渐趋于用金。由是观之,银之产额既日见增加,印度又有改用金本位之议,重要装饰品又有渐趋用金之倾向,则舍将来突然发现一最大金矿之特别例外,银价之前途实不可乐观。银价前途既不可乐观,而我国则因银价低落经济界损害极大。是欲求经济界全体之安全及贸易之金本位制,则须有下述之两大前提。该两前提若未成立,则虽大声疾呼采用金本位制,亦终无补于事实焉。

第一,我国若采用金本位制,则需要巨额之金准备。此种巨额之金准备决非我国之财政状态所能办到。即如日本明治维新当初,亦因受银价低落及纸币滥发之影响,对于采用金本制一案,几经阁议,几经审查,皆认为国家财政根本上之急务。亦以一时无此巨额之金准备以资应用,大有望洋兴叹之慨。值甲午之役,获得我国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之赔款,当时结合为三千八百八万二千金镑,真乃天外福音,千载一遇之好机会,于是遂成就其年来欲采用金本位之素志。然而我国今日不但无余力以购买金镑,且担负巨额之外债,而欲于今日采用金本位,其非持刀断水缘木求鱼而何。

第二,如前述第一前提,固不容易办到,然犹视第二前提之如何。若第二前提能确实成立,则以我国地广人众、物产丰裕之大好神州,勇往奋斗未始不足以成大业。若第二前提不能成立,则真永无改正币制之希望。此第二前提为何,即我国今日之政治问题也是。若国内政治长此不遵轨道,军阀长此互恃外援以鱼肉同胞,将见国家元气日日消磨。国内一切问题,实如一束乱丝,皆无从着手清理。有心国事者,虽日日大声疾呼,何者亟当改良,何者亟当整理,何者亟当振兴,何者亟当建设,皆属纸上空谈,毫无裨于实际,不但采用金本位一问题之不能解决而已。若国内政治遵上轨道,万众一心,不为权争,不为利斗,则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皆可逐渐解决。是采用金本位之举,虽曰不易,亦非绝对不可能。要之,我国国势,实已如以一缕之发,系千钓之重,下临不测之渊。其绝与不绝,全赖此第二前提之成立与否。成则一切国事皆不无解决之方,不徒采用金本位一案而已。否则国家前途实不堪设想,亦不公经济界之一问题而已。此非我固作无病之呻吟,想有心国事者谅有同情也欤。

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

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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