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北洋时期货币紊乱见闻录（二）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周末读史”栏目将陆续刊登原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资耀华先生的文章。您将看到老一代银行家对于时局、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也将看到一代金融人没有硝烟的抗战。中国经济的复兴、金融制度的变革、商业银行的使命……一字一句中，记忆泛起，那是一场时代的危机，也在危机里重生。资耀华先生的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他用充满历史感的笔触，再现了金融人振兴中华的探索之路。
本文为系列第三篇。
以下为文章全文：
（五）发行纸币的紊乱情况
辛亥革命之初，南京临时政府及浙江、四川、广东等省军政府，为了应付当时军需费用，曾发行军用票。但为时甚短，流通不多，先后收回。至北洋军阀反动头子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阴谋篡国称帝，企图在财政开支上可以予取予求，除了开铸新银元即袁头币外，更想利用钞票的集中统一发行，使筹款更加方便。因此首先抓住中国银行，利用其特许发行权，谋取打下统一发行的基础。
中国银行原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成，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特许享有发行兑换券的特权，并由大总统通令在币制条例未制定之前，即以中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先行流通全国。所有官款、税收、商民交易等一律通用。袁世凯一上台，即令其财政部先就近与河南、直隶、山东等省洽商，拟以中国银行的兑换券代替各省银行发行的省钞，依次拟在广东、江西以至全国其他各省进行推行。但据1915年11月财政部呈报，由于各省军阀还是擅自发行省钞，国库既不能集中，币制更无从统一。所以中国银行兑换券的流通，阻碍横生，袁的统一发行的阴谋并未能顺利推行。
交通银行亦在清末获准特许发行兑换券。1913年1月，也由大总统通令，在币制条例未制定之前，交通银行发行兑换券应按中国银行发行兑换券章程一律办理。1916年，明令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同为国家银行，均享有特许发行权。反动头子袁世凯搞复辟帝制运动，举办筹安会，费用浩繁，全靠中交两行发行兑换券供其无底挥霍，终于在1916年5月竟迫使中交两行停止兑现。不过当时上海的中国银行分行，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分行，由于商民股东的反对及地方当局与金融界的支持，不遵袁氏院令，宣布维持兑现。天津中国银行分行不久也恢复兑现。结果停止兑现者仅限于中国银行北京发行的钞票，及全国交通银行的钞票（东三省及汉口两地分行除外）。但此后北洋军阀财政部对北京中交两行借款垫款有增无减，形成京钞一面停兑，一面增发，纸币越发越多，币值日益下降。中间虽几次向日帝大借款恢复兑现，不久又复停兑。此次所谓“京钞”停兑，竟达七年之久。直至1921年1月30日发行整理金融公债六千万元，贬值收回京钞，使巨额损失转嫁于商民，挤兑风潮始告平息。本来1915年袁世凯企图统一发行以达到他搜刮一切筹谋复辟的野心，曾颁布了取缔纸币条例。对于银行发行纸币厘定限制，只特许中交两行发行兑换券。可是当时只要经北洋军阀财政部呈请大总统特别批准，其他银行也可以特许发行。这就等于无形中又取消了“取缔纸币条例”的施行。结果除中交两行以外，涌现出许多有发行权的私营银行。其中如中国通商、四明、浙江兴业、北洋保商等银行，因在清末本已享有发行权，姑无论矣。此外有所谓专业特许发行如中南、殖边、劝业、边业、农工、农商、垦业、大中以及中外合办银行等，或因有政府官僚股本，或因与当权人物有特殊关系，官商互相勾结，先后享有发行权者达三十余家。再加以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亦在中国发行钞票。真是五花八门，极端紊乱，实为世界所独有。到了北洋军阀崩溃前夕，财政部更穷极无聊，发行变相钞票，如什么定期兑换券、短期有利兑换券、有利流通券、特别流通券等，更是穷斯滥矣。1921年根据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申请迅速订定纸币发行制度的建议，北洋军阀财政部曾经拟订银行公库兑换券发行条例十二条，由各地银行公会组织公库发行兑换券，先从津、沪、汉三地区开始试办，整顿紊乱不堪的货币金融市面，但未能付诸实行。1923年12月财政部根据银行公会的呈请，又拟订公库兑换券发行条例十条，规定公库设在北京，其他省会设分库，企图进一步对当时多数银行发行纸币的紊乱情况加以整理，由分散紊乱走向集中统一，但依然政令不出都门，徒成一纸空文而已。（六）帝国主义对中国币政的直接干扰和破坏
币制改革与管理原属一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国插手。但旧中国自《辛丑条约》以迄《中英条约》《中日商约》《中美商约》等，均列有改革货币专条，已授外人以干预中国币制之柄。清末又与英、美、德、法四国银团订立币制改革和振兴实业借款合同，并有聘任外人为币制顾问的内约。民初来华的卫斯林，即系根据合同由美帝国主义推荐而聘任的币制顾问。1918年段祺瑞当政，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炮制“金券条例”。段祺瑞当然是出卖主权，日帝当然是包藏祸心，美帝国主义也正式通知北洋军阀政府，声称“改革币制向有协约，如果现在欲议订币制改革的新办法，应与本国政府磋商”，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还有英帝国主义，阴谋侵夺中国币政大权由来已久，1875年（清光绪元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即有掠夺中国铸币权的计划。1919年总税务司安格联曾向当时北洋军阀财政部提出条陈，主张在上海成立造币厂，由总税务司主管。上海英商公会并主张聘任英人在上海筹设造币厂，并称建厂费用可由英商帮助。这和赫德、安格联等的阴谋是一脉相承的。而废两改元的难于实现，最大阻力多半由帝国主义银行的反对，特别是英人安格联的反对所造成。
再如前所举，1917年日本帝国主义更露骨地与段政权相勾结，以各种名义对段祺瑞公开或秘密地提供大宗借款，派帝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阴谋将中国币制完全纳入日本金圆系统，以便完全掌握中国金融大权，使中国同朝鲜一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8年8月公布的“金券条例”其本质就是如此。条例公布后，随即任命亲日派陆宗舆为币制总裁。日本帝国主义这种野心，当然和其他帝国主义的野心是绝不相容的。所以一经全国人民坚决反抗，就成为未能实现的遗臭万年的东西了。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各地擅发钞票，外国银行之多，年代之久，流通地域之广，发行数额之巨，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由于本国银行钞票发行之初，信用尚未树立，加之内战连年，更助长了外国银行钞票流通的机会和势力，也更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不仅仅是扰乱和破坏我国的币制而已。据1925年的统计，帝国主义银行在华擅发的钞票数额，竟超过当时我国各银行所有发行的总额。经过五四、五卅两次人民反帝运动，尤其对英日两帝国主义的斗争，外国银行钞票的流通渐次减少。但在个别地区如华南及东北等地，所谓“港纸”及“老头票”还保持特殊势力。北洋军阀政权对于外国银行的发行钞票，始终未能采取制止的措施，甚至对于中外合办的银行，都明令特许以发行权，且不敢过问它们的经营内容及发行准备如何。例如当时币制局要了解中外合办银行如中法实业、中华汇业、中华懋业等银行的发行数额，就不敢直接明令他们按期呈报，只好由当时币制局总裁周自齐以私人关系向各中外合办银行总经理婉商，请其报告发行数额，可见当时的媚外恐外的丑态。在北洋军阀政权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币制金融的干涉、捣乱和破坏，始终是不放松的。例如当新银币（袁头币）在银元流通领域内起主导作用的时候，1924年英帝国主义经营的英文报刊就故意登载诬蔑南京造币厂所铸袁头币成色不符的虚伪报道，企图扰乱金融，贬低币值，以遂其久想侵夺铸币大权的阴谋。后经南京造币厂在上海总商会召集中外化学专家共同化验证明新银币成色分量均合规定，帝国主义阴谋始未得逞。此外还对各省所铸劣质铜元提出抗议，借口币制不统一，阴谋夺取铸币权。日本帝国主义因要在东北推行“老头票”，屡次煽动奉票挤兑，并在华北、华东一带收买铜元、制钱，私自熔毁成铜块偷运出口，攫取暴利。英美两帝国主义银行又趁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帝俄银行发行的卢布在哈尔滨流通不灵，阴谋在东北扩展汇丰银行及花旗银行的势力，并拟乘机发行钞票。这些帝国主义银行当时采用的手法虽各不相同，而侵略本质都是一样，真是随时随地无不尽其扰乱、破坏之能事。（七）中国人民维护币权拒用外钞的斗争
北洋军阀政权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即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内则勾结乡村豪绅和城市买办阶级，外则卖身投靠帝国主义。他们为了扩充和豢养自己的军队，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一方面无止境地增加苛捐杂税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一方面则造成货币极端紊乱，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与帝国主义列强狼狈为奸，使我们国家的情况一天天败坏，人民大众被压迫得生活不下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全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英勇斗争。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针对当时局势，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样代表全国人民呼声的庄严口号，响遍全国，到处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全国人民一致抵制外货，拒用外钞，对英日两帝国主义的货物及银行钞票，更作了坚决抵制。
随着局势的发展，人民迫切地感到当时货币极端紊乱，既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使日常生活受到莫大的损害，从消极的反对进而强烈要求积极的措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全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对于改革币制、维护币政、抵制外钞，也先后提出了各种建议。当然在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很难取得积极的效果，不过也引起了全国上下普遍的注意，在实际行动中也有一些表现。例如废两改元迭经争议，虽终为帝国主义银行和封建势力所抑制而未能实现，但上海银钱业公会及时地将英帝国主义银行在市场上多年把持积习已久的洋厘行市坚决予以取消，结果使帝国主义银行所维持的鹰（英）洋与新银元币能不分差别地等价流通，在当时来说实际起了反帝作用。又如中法实业银行停业倒闭，各地银行公会立即自动联合起来，一面向巴黎法国政府交涉，一面代兑该行发行的钞票，因此避免了引起全国金融风潮和人民的损失。而且通过这样的实际行动，提高了人民对帝国主义银行的警惕和对本国银行的信任。再如1920年上海银行公会为了促进本国铸币权的完整与统一，抵制帝国主义侵害币权，建议当时北洋军阀政权设立上海造币厂，防止政府借外债建厂损害铸币大权，提出由上海银行业共同出资购买建厂特种库券二百五十万元，抵制英人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阴谋由英商出资创办上海造币厂的计划。当时虽因北洋军阀政权的腐败无能，未竟全功，但为日后上海中央造币厂的兴建打下了基础。所以在推动币制统一，抵制外钞侵略，帮助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也起了一些作用。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与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反帝反封建既不能坚决彻底，而且推动货币改革的力量也不够，因此所有改革的建议与主张，只是半途而废、画饼充饥而已。小结
简而言之，辛亥革命失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本质，并没有丝毫改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操纵下，各派军阀的封建割据，从而更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货币本身就从来没有具备一个独立国家在金融货币上应有的起码条件。从本位上来说，银两和银元两种本位并存，而在银本位中又有小洋（奉天）毫洋（广东）的存在。从铸币流通来说，有中央铸币，有地方铸币，此外还有私人铸币。从钞票发行来说，有号称“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有地方省银行发行的纸币，有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还有许多外商银行及中外合办银行发行的纸币。而深入到乡镇还有所谓私票私券。所以当时货币流通领域中，真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但作为剥削人民大众的工具来说，则完全是一致的。
随着情势的演变，北洋军阀的统治虽然被人民唾弃而覆灭，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所以到了1935年新军阀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法币改革”，号称统一发行，实则更是完全投入了英美两帝国主义怀抱而不能自拔了。
作者简介
资耀华（1900～1996），中国金融界耆宿，被列入近代天津九大银行家之一，金融理论建树者。
1900年出生于湖南耒阳县，1917～1926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归国后短期在大学任教，1928年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甫招聘，入该行工作，曾派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并考察欧美金融。1935年在天津开办上海银行分行，历任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1950年上海银行公私合营后先后任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成员。1959年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首任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
自留学归国后，实践与研究并重，在金融杂志发表大量文章。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金融博览》
责编 金天、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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