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后疫情时代财政货币政策必须把握三大着力点

导读

7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研究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承办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平行论坛一：财政货币政策合力，稳定市场主体发展”以线上闭门研讨形式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出席论坛，并以“后疫情时代财政货币政策必须把握三大着力点”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指出，在后疫情时代，财政货币政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必须把握财政货币政策的三大着力点：一是着力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两大政策的合力；二是着力防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以及财政金融之间的风险传染；三是着力增强财政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

以下为演讲全文：

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肆虐，特别是欧美地区，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弹。中国虽然控制得很好，但局部地区还不时出现状况，因此疫情防控压力依然存在，对疫情防控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面临的疫情形势已经既不同于春节期间疫情初期暴发的情况，也不同于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而是进入了后疫情时代。这就意味着宏观政策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复工复产、恢复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财政货币政策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在后疫情时代，必须把握财政货币政策的三大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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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两大政策的合力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学术界一直在讨论，在政策实际运行过程中也经常出现摩擦。至今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争论和摩擦仍然存在，中央也非常重视。十九大报告里有一句话专门提到要完善财政金融、产业区域方面的政策协调机制。从历史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危机都会有不同的财政政策应对方式，每一次重大政治经济金融危机都会导致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比较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经济金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其严重性和后果引发了凯恩斯的考虑，在特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下形成了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政策框架，并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政策框架中政府金融抑制、固定汇率制也具备这样一些特征。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通胀，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引发了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从而推动了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发展和应用，逐渐形成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财政政策追求财政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分离的宏观政策框架。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经济衰退，主要的发达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高财政负债率的同时，进入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状态。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基本还是引用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政货币政策的格局。特别是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此次疫情，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边界在重塑、甚至被打破。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重新评估，甚至出现发达国家直接赤字货币化的可能。通过比较这几次金融大事件以及带来的货币财政政策变化，一个共同点是各国都在重视经济政策的组合和协同，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特质的作用，更要发挥两大作用的协同效应。这是通过历史的比较得到的启示。但是在变化过程中，财政金融怎么分工、怎么协调、怎么样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还是存在很大的争议，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现代经济中政府的债务管理和货币管理以及财政部门和中央部门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内在联系，不可能、更不应该完全隔离甚至于隔断，但是在政府的债务管理和货币管理之间，在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应当建立有效的隔离墙机制，通过适当的制度规范约束财政和金融，也就是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二者的行为。一些具体的问题仍值得注意。例如在政府发展规模扩大时，中央银行应着力做好流动性的管理。一方面防止政府发债规模扩大，导致市场流动性紧缩，在保障政府发债顺利进行的同时，避免对私人部门的融资形成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应防止全口径的信贷货币增快，增加长期发展通胀的风险和债务的风险。具体的操作可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和抵押再贷款等方式，解决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同时应密切监测物价走势和产出缺口变化来灵活地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立一种隔离墙机制和引入市场机制方面，过去40多年里总体表现较好，但一些基本的原则仍应坚持。例如规定在常规情况下，政府一般的债务融资行为应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要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让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受到市场机制的规范和约束，而不是直接向中央银行举债。另外可以考虑在二级市场上增加国债的购买，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的压力。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着眼于长期，在政府债务管理与货币管理之间、财政部门与中央银行之间建立起合理、规范、有弹性的“隔离墙”机制和间接联系机制，强化两大政策目标、手段、功能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这也将成为下一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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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防控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财政金融之间的风险传染

从上半年情况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都出现了下降，并且预算收入下降幅度要大大高于预算支出降幅。因此现在财政收支的矛盾非常突出，财政部门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风险形势，特别要注意财政风险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传导给金融部门。金融部门方面，虽然疫情不直接产生或导致金融风险，但会传导、加大和加重金融风险，甚至会引发新的金融风险。今年上半年一些金融风险是较明显的，例如中小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的风险、房地产金融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影子银行和交叉业务的风险等都非常突出，因此上半年相关金融监管部门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控这些风险。对这些风险以及其影响，中央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上就提到：风险的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刻，既指出了现在面临的风险，又要求尽早进行市场的应对，要把握好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风险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甚至于两个风险之间的传导、传染。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内外多种不确定性，必须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冲击，实现财政体系、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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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增强财政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落实好疏困惠企政策，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要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习总书记的讲话意思是要达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更加稳健灵活的目的，需要增强两大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要加大两大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精准支持、直接支持，确保已经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真正落地，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提高两大政策的效率。具体从财政政策来看，例如切实落实减税降费，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适度加大财政转移的力度，都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稳就业的有效措施；从货币政策来看，年初到现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出台的很多措施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目前国务院相关监管部门仍在出台相关的措施，下一步的关键是要付出实施，让措施真正落地。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功能，另外要处理好临时性货币政策和长期性的货币政策的关系。从上半年情况看，相关部门出台的货币信贷政策里，有一些是临时性的，因此在疫情期间的一些政策在疫情消退之后就应该考虑及时退出，否则可能给经济社会、金融发展造成消极的后果。这些都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内在要求。注：根据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观点整理  程梦瑶

编辑  李艳蓉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商倩、周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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