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史 | 中古自然经济下的货币拜物教经典《钱神论》
编者按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五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19年第5期，是作者对鲁褒《钱神论》的解读。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一、腐败政风、浮躁世风催生的《钱神论》
《钱神论》为西晋鲁褒所写。鲁褒生卒年不详，《晋书》记载称，“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盖疾时者共传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终。”
这里明确指出，《钱神论》是针对晋惠帝元康（291-299年）之后，“纲纪大坏”，鲁褒痛感当时的“贪鄙”之风，激愤写作来针砭时弊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政治上分裂混乱、经济上衰退的时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钱神论》的写作，与这个时期的社会结构、时代风尚密切相关。关于当时的政风日下，世风不良，著名志怪小说《搜神记》的作者、并领国史撰写著有《晋纪》的晋人干宝（约282年―351年）称，“今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依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驰之所由也。……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贾谊必为之痛苦，又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可见，在当时的人普遍看来，《钱神论》意在讽刺西晋官场腐败，贿赂公行的不良政风和日渐败坏的社会风气。正是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中，鲁褒将成公绥（231-273）的《钱神论》扩大改写，将西晋达官贵人、士族豪强追逐金钱的情形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西晋时期是一个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政治昏暗腐败，买卖官职，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时期。西晋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自太康（280年）平吴之后，以为“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武帝的政事，“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以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西晋第二位皇帝正是鲁褒写作《钱神论》时的当朝皇帝晋惠帝司马衷，人称因饥荒百姓无饭可吃时，他反问为什么不喝肉汤。如此昏愦糊涂，对社会的无知，政治更加混乱。史称，惠帝“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释时论》，南阳鲁褒作《钱神论》，庐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时之作也。”《资治通签》对惠帝的描述也是这样，“帝为人憨呆，……由是权在臣下，政权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贾、郭恣横，货赂公行。南阳鲁褒作《钱神论》以讥之……”。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便形成一种畸形扭曲的社会风尚。西晋建国五十一年（265-316），南北统一的时间只有三十六年(280-316)，这个时期官方从来没有铸造过铜钱，执行的是沿袭魏明帝重新建立起来的五铢钱货币政策。然而在上层社会里，钱仍然是当时人们热烈追逐的目标。西晋时的大官僚何劭穷极豪奢，“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时人任恺与他比富，“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一餐饭花去1万钱，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何劭之父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当时的达官贵人之间一派比富，乌烟瘴气。史称，“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丽人主矣。”在政治动乱，朝不保夕的环境下，形成特有的“魏晋风度”。“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由于战乱频繁，社会极不稳定，便形成了一种或消极颓废、或遁世忘形的人生观。比富和奢侈浪费，在“洛中朱衣”上流社会，甚嚣尘上。鲁褒的激愤之作，便是面对这种晋朝消极社会风气辛辣讽刺。二、《钱神论》与货币无限的社会权力
我们知道，货币的基本职能是服务于经济活动和商业交易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然而，由于货币占有的不均衡，对不同性质物资获得的机会的不均等，由于货币权力对社会关系的渗透，货币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钱神论》刻画的人们对钱币崇尚的货币拜物教，不是基于商品交易，而是赤裸裸地刻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以金钱开路通过获取权力而支配万物的路线图！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钱神论》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透彻地分析了货币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展示出当时在社会上占重要地位的“货币拜物教”思潮。下面我们来看《钱神论》的主要内容，鲁褒首先用生动的笔触将钱币比喻为兄弟，“孔方兄”一次便成了金钱的代名词。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关于钱的社会功能，他主要从行政、司法和人生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描述。第一，行政领域，官场方面，本来的政治场所，原来只有官员活动的领域，都可以通过钱币购买获得，凭借金钱可以与官员交往攀附。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嬴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第二，司法领域，可以通过金钱的收买将极刑轻判为短期徒刑，颇有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拼金钱财力的意味在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第三，社会生活领域，在政风日益败坏、官箴尽失的上层恶劣行为引导下，整个社会丧失了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唯钱是问”的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在人的地位和各种社会机会的获得上，金钱万能。金钱可以使得紧张的关系立即转化为融洽的关系；需要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获得的东西，可以利用金钱加塞或获得特别优待不需排序；因为金钱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在社会普遍追逐金钱的社长氛围里，人们奋不顾身地直视货币，一切凭借和努力都不需要了，“何必读书？”，金钱万能！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馀，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欣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通常人们通过每一领域的努力学习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之才，现在要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就，这些努力都可以抛弃，只需要钱就可以了。钱可以克服经济上的困境，达成仕途上的荣升，可以让人更加长寿。在人们的生活中，金钱可以改变一切。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云：‘钱无耳，可闇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可以为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
文中触及到了货币的职能和特征，“其积如山，其流如川，”是指钱币具有储藏手段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市井便易，不患耗折”，意指金属铸币价值稳定便于分散找零，不担心像绢帛和谷物那样因切割导致价值贬损或腐烂变质。“无远不往，无深不至”，说的是钱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普遍接受性。但就其主题思想而言，从《钱神论》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官场腐败，行政无效，司法不公，进而引发人们人身价值观普遍扭曲的一副社会全景图。这里谈到货币的无限功能，丝毫没有考虑人民需求的增长、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商品交易的活跃这些货币本来具有的功能所服务的内容。
三、《钱神论》的通货紧缩环境与中古自然经济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钱神论》作为魏晋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的证据，进而用来反驳“中古自然经济”的社会性质判断依据呢？实际上，在其诞生的货币环境上，恰恰是通货紧缩的状态。台湾学者陈彦良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他称：
“往昔学者多据该文记述西晋钱能通神的现象，发挥该时代“货币拜物教”盛行的见解，使得“西晋货币经济”的错误印象更为流传。但如本文所论，导因于晋武帝的荒淫驰纵，以及惠帝的愚憨和受人摆布，西晋王朝的统治失效……鲁褒于愤慨之余，为讽刺浊乱的政风，于是而有《钱神论》的撰作。至于这个时代，钱之为“神物”及货币能成为“教主”，那是因为钱价极高——物贱钱贵，反映了通缩的存在——且吏治世风的贪浊使仕进的公平性遭到扼杀，同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这两个因素使得钱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之故。……《钱神论》之撰作和它的内容，不能从货币经济发达上去解释；该文呈现的，其实是长期通缩的货币结构下司马氏金钱政治猖獗的真实面。”关于《钱神论》淋漓尽致的货币拜物教描述和实际经济环境的自然经济状态的对立并列，在陈彦良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分别从下列几点予以申述。——黄初二年（221年），魏文帝曹丕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到了魏明帝时期，恢复使用过去的五铢钱。及至公元266年司马炎篡魏而立建立西晋以后，没有什么货币制度上的改革和创举，只是沿用旧钱。诚如南朝齐时人孔觊所说，“晋氏不铸钱”，西晋从未铸造过钱币。东晋继续坚持不铸币政策，尽管有沈充在东晋初元帝太兴年间（318-321年）铸造的“沈充五铢”，但官方没有新铸钱币，社会上流通的仍是孙吴以及更早的旧钱。并且对这些旧钱，由于“小人贪利，销坏不已”，整个社会处于铸币短缺和通货紧缩的局面。这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佐证。那么，在一个货币短缺、通货紧缩，经济交易实物化的时代，为什么出现了“爱我家兄，皆无已已”，对钱币如此崇尚、热望追逐的货币拜物教呢？第一，这是特定阶层和地域的社会风尚，与普通社会民众没有关联。文中描述的是“洛中朱衣”、“当涂之士”、“京邑衣冠”的面貌，这些主体是帝王、贵族、达官、名士，反映的均是官场和富裕阶层生活态度。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是畸形的。和中世纪欧洲那种工商业的自治城市不同，古代中国城市是封建统治的坚固堡垒，城市工商业的大部分主要为封建贵族、官僚、居住城市中的大地主及其奴仆、爪牙的寄生生活服务。城市中的生产和流通大多为高级产品，极少或很少销往农村，市场狭窄。普通农村基层民众因人身依附和封建国家残酷的赋役剥削，没有剩余产品，极少有参与市场和使用钱币的机会。实际上，在租佃制替代领主庄园制、唐代中期中国的贸易结构转换为“米茶贸易”以前，货币财富也主要掌握在皇室、贵戚、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对货币的贪欲、崇拜以及为获得货币而不顾一切的丑恶百态，主要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如前所述，对钱币的追逐是政风和官风腐败溃烂的反映，进而形成糜烂的社会风尚。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了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之外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第二，单纯货币的观点来看，越是钱币短缺，人们对钱币需求的诉求就越是强烈。诚如陈彦良所说，“在通缩的情况下，贫富的相对差距更易恶化——此因穷人应对经济衰退的能力通常更低，故富贵之家，势位之士更能够肆其豪奢之欲。”《钱神论》讽刺性地呈现一个特别重视“钱”的社会的不良风尚（官场歪风），应当是当时通货紧缩情况下钱币稀少珍贵所致。从社会心理来说，社会经济越是次序混乱衰退，特权阶层对于财富的追逐越是畸形。正是在魏晋倒退到自然经济的情景下，货币短缺形成了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对货币的无上崇拜。这种扭曲的人生观和思想意识，深刻地反映了特殊条件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乖离，原来作为经济基础的“货币”手段已“挪作他用”，渗透到非经济领域，成为权力交换的手段。而“权力”成了占有万物的前提。第三，“谷帛货币化”是通货紧缩的反映，而不是货币经济持续发展的证据。《钱神论》明确论述了钱币作为货币使用的优势，“市井便易，不患耗折”，而且金属货币形态的使用已有数百年的成功经验。倒退到“以谷帛交易”，是既存经济秩序和货币体系崩溃的表现，而不是货币形式的简单替代。人们看重“谷帛”的使用价值，由此以它们作为交易媒介，正是自然经济的体现，倒退到了商品货币的时代，它在使用的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放大的局限性。考察中古自然经济时代《钱神论》的意义，应当注重总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魏晋时期总体上的自然经济状况，不排除在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的创制上特定阶段局部上有自身的拓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全局观，我们才能理解东晋桓玄的“废钱论”和南齐孔觊反对“惜钱爱工”、重视钱币质量，“大兴镕铸”主张的并存。这里我们不妨略述孔觊的货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通货紧缩最为严重、立国仅仅23年在南朝最短促的朝代南齐，苦于“圜法久废”和通货不足。建元四年（482年），廷臣孔觊上《铸钱均货议》，其中最具思想价值转录如下：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他坚决主张政府要积极铸造“完好”钱币，不得“惜钱爱工”，以维持钱币的顺畅流通，支持商品交易和经济发展。这是在魏晋南北朝经济实物化时期，对于铜钱经济条件下铜钱流通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正确判断。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尽管不乏劣币的流通和铸币重量的波动，但作为铜钱流通主体的官方铸币可是千余年保持大致稳定的重量和品质。孔觊是在正确认识格雷欣定律基础上提出的铸币主张，对基准价值单位和货币数量的确定，正确地反映了铜钱为代表的古代中国货币的流通规律，弥足珍贵。《钱神论》关于货币权力的描述，人们常引英国文豪莎士比亚(1564-1616)《雅典的泰门》作比较。《雅典的泰门》的文句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鲁褒的《钱神论》比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早出现1200多年，他对于货币权力的认识及对拜金主义的抨击，与莎士比亚相比毫不逊色。正是在《资本论》第1卷引述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的《货币贮藏》这一节里，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拜物教产生之谜。货币拜物教是与货币的贮藏功能直接相关的。在马克思看来，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买或卖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货币本来是用于商品交易的，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旦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停止流动，由动的东西变成不动的东西。随着商品流通的最初发展，把商品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也就是货币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以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媒介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钱神论》之后，还出现了唐代张说的《钱本草》，元代高则诚的《乌宝传》等，它们除了在特定背景下描述了人们对货币权力的崇尚，还就货币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各自独到的解剖。货币拜物教思想路线的延伸和扩展，表现为历史上喧嚣一时的重商主义和国际关系的货币论，这让人们在更广阔的领域看到了货币的权力。但是，货币既不是财富本身，又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决定因素，它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领域之内发挥作用。
作者简介
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金融学博士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3-201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等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优秀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财政史。
出版专著：《清代赋税政策研究》、译著《别无他法：作为终极风险管理者的政府》、《货币制度的世界史》等，刊发多篇经济、金融及经济史领域的文章。
《从传统文献看货币与金融》题解
要深入对特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认识，必须建立一个坐标参照系。现代货币与金融理论的西方渊源，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实的金融活动和政策决策，似乎中国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结果却凸显出鲜明的中国印记，无论在吸纳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国的现实把握和前景预见，不仅要参照外国经验和总结，中国固有的传统积累和惯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关照。
本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编辑 李锦璇
来源 《中国钱币》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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