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阳：为金融风险管理共同求索

杨军先生的《风险管理与巴塞尔协议十八讲（第二版）》于近期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对于提升我国金融行业乃至全社会对巴塞尔协议及金融风险管理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陈忠阳受杨军先生之邀所作序言，其分享了关于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风险管理发展的感悟与体会。

陈忠阳教授指出，我们国家在文明复兴和改革再出发的征程上突然遭遇新冠大疫，历史注定这不仅是风险对文明的大考，更是推动国家管理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机遇。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对我国金融风险新的担忧，在这种情形下，构建现代化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并应当成为我们防范贸易摩擦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

以下为文章全文：

接到杨军先生电话邀请为他的《风险管理与巴塞尔协议十八讲》修订版题写序言，我感到不甚荣幸，也有一些惶恐。我们因巴塞尔协议相识十多年，有很多专业方面的交流。由于现代风险管理的发展是业界领先金融机构和专家前沿实践探索驱动，对我们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也具有明显的舶来品特点，再加之个人研究风格和偏好的原因，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注重与国内外资深金融业界专家的专业交流分享，尤其是自2002年开始组织“天弈全球专家研讨”和“中国金融风险经理论坛”（TGES-CFRMF），累计结识了不下800位国内外资深金融和风险管理专家，他是其中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研究兼备的资深专家典型代表。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说过，我的风险管理知识体系，一半来自巴塞尔协议，一半来自国内外业界专家。本书初版面世时恰逢我在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负责的金融风险管理学科初创，该学科是国内第一个从金融机构管理视角（而非金融产品工程或数理统计方法视角）搭建的金融风险管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平台，巴塞尔协议成为我们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参考知识体系。当时我们对此书出版如获至宝，选为我们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之一，同时也有幸邀请到他亲临我们的课堂，为同学们传道授业，答疑解惑，他也成为同学们最为喜欢和敬仰的业界讲座专家之一。过去二十年，我国以银行业为代表并扩展到整个金融行业的巴塞尔协议实施和现代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是我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为我国金融行业基于风险的现代管理理念建立、人才团队培养、管理体系构建和科技系统建设都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指导，为我国金融机构资本实力和资产质量的提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结合国情采用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规则探索了一条成功道路。我和国内这数百位金融业界风险管理专家在过去一二十年里一起探索、交流和研究，也共同成长，一起走过和见证了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段历程，其中由实施巴塞尔协议引领的现代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尤为令人难忘。如今，我们都步入了50—70岁这个年龄阶段。这是我认为作为专业人士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经验丰富，阅历广阔，思想成熟，身体尚可，可以将数十年的观察与思考以研讨交流、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等方式传播社会，传承给后来者。尤其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史诗级的中国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激烈变化乃至碰撞，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大家的经历和观点尤其难能可贵。近些年我一直在呼吁高校、科研机构和出版单位积极挖掘、整理和利用这些专家们的专业思想宝藏。因此，我非常高兴看到杨军先生这部凝聚了他十多年来深入思考的风险管理力作的修订再版。借此机会分享一下近年来我在风险管理和巴塞尔协议研究过程中的几个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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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风险管理和文明发展的标志

风险管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著名金融史学家伯恩斯坦在其风险管理名著《与天对弈》（Against the Gods）中历数数千年人类文明重大发展，从原始人类共产制度，到阿拉伯数字出现，发现大数定律，保险和期货的应用，最后到计划经济体制和华尔街复杂金融创新，指出人类文明发展水平最突出的标志不是科技和民主，而是管理风险的能力。我们国家在文明复兴和改革再出发的征程上突然遭遇新冠大疫，历史注定这不仅是风险对文明的大考，更是推动国家管理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机遇。风险管理是现代国家管理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系统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新冠大疫治理从依法治国救灾，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强风险治理、加强应急管理和日常风险管理，提升国家风险承担能力和发展竞争力系统推进了推动风险管理全面发展和国家管理制度现代化。在统筹兼顾风险和发展的综合策略应用方面，现代风险管理可以为我们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巴塞尔协议中集大成的现代风险管理是过去三四十年以来在全球领先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集团应对风险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现代理念、制度和技术方法。其基本的风险思维是承担风险，管理风险，与风险共存，甚至共舞；既要有风险控制，又要有风险胃口（Risk Appetite，国内更多说成风险偏好）和容忍度；风险管理不是简单地拒绝风险，也不是一刀切的简单化管理，而是大量利用数据、模型和各类管理系统的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在适度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保持住整体的安全性和发展性，精准施策，追求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这是一个经济主体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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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和金融风险管理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对我国金融风险新的担忧，甚至担心爆发所谓的“金融战”。贸易摩擦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的确会给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造成影响，并和原有的风险因素交织，为我们坚守系统性风险底线带来更大挑战。在这种情形下，构建现代化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并应当成为我们防范贸易摩擦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工作重点。现代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并不是立足于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而是通过内部控制、对冲缓释和经济资本管理等各种机制增强经济主体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经济韧性。美国经济经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为我们作出了很好地诠释。市场和经济体系的韧性取决于微观主体，尤其是金融企业承担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包括其以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也包括其通过市场机制交易转让和分散风险的能力。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历史性工程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金融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一方面，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我国金融行业基本树立了基于风险的现代金融管理理念，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团队，基本建立了现代风险管理的流程和体系及技术系统，风险管理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实力和资产质量也大大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二十年代表了中国遵守和积极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规则的不懈努力，也为中国与发达国家搭建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共同语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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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巴塞尔协议重在学习，尤其是学习市场经济下通过资本开展经济运行控制的能力

巴塞尔协议不仅是国际银行业的“联合国宪章”，而且作为史上最复杂、最专业的国际财经协定，它不仅博大精深，深入现代金融核心，集风险管理之大成，同时也与时俱进，直面问题和挑战，是我国新时代金融体系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的专业资源。我们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目的，不仅仅是履行成员国的义务，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到资本监管推动现代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本质层面，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现代金融运行和管理机制及其经验教训。因此，金融机构无论大小，都要以提升风险管理为目标，从理念、制度到技术各个维度结合自身的情况积极开展对巴塞尔协议的系统学习、借鉴和实施应用。重视和发挥资本的作用，积极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尽管资本管理和监管受金融危机的打击遭遇挑战和困境，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运行机制不会发生变化。我们不仅要重视资本在融资和治理层面的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新兴资本在公司内部管理中的作用。我们要以资本管理作为统领，将内部控制（通过操作风险管理）和对冲机制整合成统一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现代资本管理将风险管理由流程管理和对冲管理提升到业务限额、交易对手、定价以及绩效管理的层面，使得风险管理与业务管理有效融合，并通过风险偏好与发展战略相衔接，为我们在机构管理和宏观调控中做到“放中有管，放而不乱；管中有放，管而不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路径。现代资本管理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在尊重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治理规则的基础上，又通过经济资本管理加强了资本力量对企业日常具体经营活动的影响和控制，通过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经济增加值（EVA）考核以及整个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传导机制，将资本的力量和目标诉求输送到企业每一个具体决策和管理环节。这为我们加强党在经济和金融工作中的领导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参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将党、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约束力，通过类似经济资本和风险管理机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有机融合，探索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下经济和金融运行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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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视角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金融发展阶段划分

基于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承担和管理的现代认知，从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发展的特点视角可以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发展历程进行独特的阶段划分。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基础恢复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基础的业务、机构及其管理，也需要恢复“贷款”和“资本”等基础的概念。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期的风险概念形成期，即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刺激和不良资产不断积累的内在压力之下，风险概念初步形成，包括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器，需要受到资本的约束等现代风险理念。第三阶段是2000年代初期到2000年代中后期的风险治理结构改革期。主要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国有银行改制上市，设立董事会及其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建立了风险管理部，我国银行体系首次出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风险经理团队，堪称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第四阶段是2000年代中后期到2010年代中期的资本管理和风险中台建设期。以2007年银监会要求大行实施新巴塞尔协议为标志，各行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包括采购咨询服务和IT系统，技术实力和人才团队迅速加强，这一时期取得的进步堪称第二次飞跃。第五阶段是201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金融风险管理发展也相应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风险管理更加重要，也面临更大挑战，不仅仅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还要能促进发展，让金融机构更加有竞争力，由此，风险管理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风险管理要与业务的结合，要融入业务；二是风险管理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这将是值得期待的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第三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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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思维比监管合规思维更加重要

由于系统性风险的概念是站在宏观管理者角度对系统整体风险的关注，尤其是“系统重要性机构”这种特定概念所关注的微观机构和业务对宏观整体风险的影响，加之以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为主体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框架，无论是政府还是金融机构，都比较偏向以监管和合规的思维来看待系统性风险。其实，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思维对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都是更加重要和基础的，甚至是监管思维的前提。对于政府而言，系统性风险管理思维应该是监管思维的基础和监管有效性的基础保障，因为金融监管本质上是金融机构的外部风险管理者，有效地监管都必须转化为金融机构风险经营相契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金融机构而言，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思维应该是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发展的自然延伸，既是监管合规的需要，更是运行环境分析的需要和战略管理需要。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思维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来源于数十年来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发展，包括风险计量思维、风险交易转让和配置思维、资本管理思维、全面风险管理思维和风险治理、文化、战略等思维。这些思维其实是系统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发展的基础。二是来源于系统性风险概念本身的思维，其中包括纵向周期性思维、横向关联性思维、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思维和战略发展性思维等。即便这些系统性风险思维也与现代风险管理发展几十年以来提倡的组合管理和全面风险整合管理等理念和思维有密切联系。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长路漫漫，我们共同求索。致敬在我国金融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中执着负重前行的中国金融风险经理们！ 是为序。

编辑  李艳蓉

来源  现代金融风险管理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董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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