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应对新冠病毒蔓延及可能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时，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此，IMI顾问委员、中国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认为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失衡，化解之道便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彰显社会公正。
当前，在全球应对新冠病毒蔓延及可能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时，我们也应同时思考这样一些相关问题及政策：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社会矛盾凸显，发生越来越多的抗议、示威、罢工、动乱，甚至政治动荡、政府更替？为什么一些国家长期实施低利率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经济却仍然不见起色，消费和通胀也仍然低迷，出现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相叠加的局面？为什么家庭（包括个人）的储蓄在下降，债务在增长？
对于上述问题，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学者及政治家做过分析，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与建议。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从而强烈批评经济全球化，主张民族保护主义。也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造成的，包括人口、劳动力、收入、福利、储蓄、投资、产业、地区、城乡等结构的失衡，从而主张进行结构性改革。还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金融资本过度贪婪、膨胀、泡沫化、严重脱实向虚所致，主张抑制金融资本膨胀，加强金融监管。这些问题现实而紧迫，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深入探索，厘清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形成确实有其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因素。但是，其中一个共同的、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详述的社会化再生产循环出现了严重失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具体说，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协调关系出了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分配环节和分配领域出了问题。收入分配影响着生产和消费，影响着经济的正常循环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化再生产及经济循环理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其中，生产是第一位的和决定性的，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但同时，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收入分配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影响着生产，也影响着消费，影响着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在过去生产力比较落后、物质比较短缺的时期，人们往往更重视生产环节，视生产为第一位，集中于如何发展生产、提高生产率，以更好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因此，人们也往往以生产总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发达水平。随着生产率和生产总量的不断提高，物质供应的不断增长，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甚至从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出现生产过剩和商品积压，需求不足变成了主要矛盾。因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顺利实现销售，由商品资金顺利转化为货币资金，实现“关键的一跃”，才可能实现再生产的循环。而要顺利实现销售和循环，就要增加有效需求，于是人们开始重视消费问题以及与消费高度相关的流通问题。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也开始向鼓励消费倾斜，政策的重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但问题是，促进消费、刺激需求的政策效果有时并不理想，仍没有解决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的问题。这是因为消费需求不仅受到可消费对象的限制（包括消费对象的范围、结构、质量等），同时更要受到消费能力的限制，包括可支配收入总量和支出结构的限制。正是由于收入分配出现了严重失调，才会出现一方面生产能力与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消费与需求能力不足的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的问题。政府的大规模开支和中央银行投放的大量货币（流动性）并没有直接形成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没有形成居民的有效消费需求。由此，我们就不能不追溯到分配领域，看看是不是分配机制和分配结构出了问题。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收入分配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扩大。随着各国政府所负责任和支出压力的扩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军队国防、行政管理、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支出不断扩大，政府扩大收入及预算赤字的压力也同时加大，从而使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与再分配中的规模和份额不断扩大，而家庭部门的份额相对减少，使得家庭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相应下降。（二）企业所有者及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过大。企业所有者及企业经营管理者通过利润分配、股息分配、红利分配、股票溢价、薪酬奖金分配等方式，在收入初始分配中的份额不断扩大，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分配份额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在国民收入的初始分配中，资本所有者及资本经营管理者的报酬份额过高、增长过快，而劳动报酬的增长远远赶不上资本报酬的增长。例如，据媒体披露，中国内地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电子科技公司的五位高层领导年薪总计高达102亿元，相当于该公司年利润的七成，而普通员工的平均年薪只有20万元左右。（三）金融资本的利得回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份额过大。金融资本通过利息、股息、红利等形式，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最后所形成的平均资本回报率要大大高于投入其他实体企业的资本回报。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回报远超过美国其他一般企业的回报。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金融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ROE）都在15%以上，而其他实体工商企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只有10%左右。这也是导致社会资金涌向金融体系和金融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四）房地产投资利润及房地产溢价所得过高。从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在大多数时间，由于对房地产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房价的不断上涨，房地产投资的利润及买卖房地产的溢价所得都大大高于一般劳动所得，从而进一步促使人们更热衷于房地产投资和投机，更热衷于房地产及其股票的买卖。这也正是我们近年来在中国所看到的现象，即居民部门将更多的收入部分投资到房地产上，甚至不惜负债，导致近年来居民部门负债率快速上升。房地产也成为社会大量流动资金和居民储蓄资金的蓄水池，同时也是“堰塞湖”和“灰犀牛”。由此，既影响社会资金进入实体企业，也影响了其他社会消费的增长。家庭负债的增加不仅会影响当前的消费需求，也会影响未来的消费需求。（五）一些资源性、垄断性及特殊行业收入过高。从许多国家的情况看，不同行业的薪酬收入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与失衡。据统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薪酬最高的行业主要集中于能源、金融、房地产及信息技术行业，基本上都是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垄断性、资源性领域。据估算，这些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全国最低行业平均收入水平的五倍多。（六）城乡居民之间可支配收入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较大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农村。例如，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只有209.8元，2017年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达到 22964元。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退休人员与新就业年轻人的增加，以及流动人员、暂时就业与暂时失业人员队伍的扩大，社会收入结构和消费支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上讲，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既不利于调动低收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增加生产供给，同时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消费又会反过来制约生产，制约社会财富的创造。可支配收入水平决定着消费支出水平，可支配收入结构决定着消费支出结构。按照社会边际消费理论，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消费总水平就越低。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是收入分配体制、机制、结构有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收入分配改革。近年来，虽然我国在改革和改进收入分配方面已取得很大成效，收入及财富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控制，但客观地看，在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收入和财富差距仍然很大。当前，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劳动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且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老龄化加速阶段。如果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生产和消费，影响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还会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机制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我们要全面领会和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性质与制度出发，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与主要矛盾出发，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不断扩大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应该是：控制政府税费、土地收入，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提高劳动报酬收入、科技创新收入和职工退休金收入，约束企业股东及高管人员收入；限制资源性、垄断性、特殊行业收入，鼓励竞争性、创业性收入；调节投资性、财产性收入，抑制灰色、投机性收入；取缔和没收非法、黑色收入，保护和激励劳动创业收入。要使劳动报酬、居民收入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相适应。真正贯彻和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政府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公平竞争、收入公正分配、促进广泛就业、激励创新创业、加强宏观调控、缩小收入差距，并加快建立和完善广覆盖、 保基本、守底线、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当前，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全球经济，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大衰退、大萧条。为应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都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包括进一步降低利率、大量注入流动性、减税停税、直接对企业和个人补贴、贷款担保、救助危机企业等。从本质上讲，这些措施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措施是援助补贴生产领域的，是为了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属于供给侧措施；另一类措施则是属于分配领域的，是通过直接补贴在业和失业人员工资收入，以稳定就业和消费，从而稳定经济和社会。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教训，不论是为了应对当前疫情对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严重影响，还是为了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政府都应加大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改革，缩小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具体建议有以下几点。（一）将支持和稳定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政府要加大对稳定与增加就业的支持，包括对就业培训的支持。加大对就业及就业技能培训的支持，既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消费能力，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二）加大对贫困及低收入者的财政扶持，同时加大在退休、养老、医疗、教育领域的支出。这也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这将有利于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当前消费。（三）进一步加大财政减税降费力度，同时减少政府行政性支出。为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可分配利润，政府应进一步减免企业税费。同时需要有效控制政府支出特别是行政性开支，压缩公务员及准公务员规模，严格控制行政费用总额。在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和效率的同时，不断增加其工资薪酬。（四）要在依法保护企业投资者、企业家权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不断增加劳动者和科技创新工作者的报酬，不断扩大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比例。妥善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之间，以及资本、管理、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五）有效贯彻“房住不炒”的原则，坚决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政府可通过土地、税收、信贷等手段，有效调控房地产价格及收益，防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从而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与泡沫，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这也有利于控制居民部门负债，扩大居民家庭消费。（六）切实加强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有效抑制金融资本投机取利、脱实向虚、自我循环。要通过利率的市场化竞争与宏观调控，通过公平的利息所得税收，以及通过严格的风险资本监管、风险损失准备监管、资金流动性监管等，使金融机构保持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平衡。编辑 池依倩
来源 中国经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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