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研报|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挑战及启示
编者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自2012年开始每年定期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报告因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决策参考性,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同时,报告还被译成英文、日文、韩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并在北京、香港、澳门、纽约、法兰克福、伦敦、新加坡、首尔、阿拉木图、拉合尔等地发布,引起国内外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主题为“上海如何建设全球金融中心”,从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机遇与挑战等多个维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上海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模式选择、基础条件和发展策略等重要问题。明确提出上海应当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有利时机,建设成为科创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协同发展的全球中心城市,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
“IMI财经观察”将每周连续刊登《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节选系列文章,以飨读者。本文为系列十四,节选自《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附录2: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挑战及启示。
一、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
虽然香港与纽约、伦敦并称“纽伦港”,但与伦敦和纽约两大成熟的金融中心相比,香港仍具有明显的新兴市场特征,纽约和伦敦市场主导全球金融市场方向,而香港则是被动接受外部市场波动,应对外部冲击能力较弱,在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容易暴涨暴跌,市场波动比较显著。
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路径涵盖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抓住西方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开放市场, 初步建立以亚洲时区为根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二是香港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站稳脚跟后,迎来了20世纪90年代内地金融改革开放浪潮,在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金融中心的转型升级,向国际领域拓展。三是进入21世纪后,香港乘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以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契机,加快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全球金融中心。
20世纪70年代,香港确立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政策目标,以股票市场发展推动全球金融中心建设。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股票市场由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及九龙证券交易所四分天下,没有统一的上市规则。1976年,香港成立期货交易所。1986年,四个交易所所合并成为香港联合交易所。在1987年的股灾中,香港股市及股票指数期货市场一度停止交易长达四个交易日,此后,监管架构改革提上日程。1989年,香港制定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条例》,成立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此同时,香港抓住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取消外汇管制、黄金管制和放宽银行管制,成为欧美金融机构在亚太区从事金融活动的重要节点。
20世纪90年代,香港加快推进金融中心现代化。1992年,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中央结算及交收系统投入服务,成为所有结算系统参与者的中央交易对手。1993年,政府将外汇基金办事处及银行业监理处合并为香港金融管理局,履行确保金融及银行业稳定职能。1998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成立。1999年,香港推出证券及期货改革方案,以改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改革规管制度,交易所和结算公司实施股份化和合并。2000年,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完成合并,由单一控股公司香港交易所拥有。2002年,通过并实施《证券及期货条例》,标志着符合国际标准和惯例的证券及期货市场监管法例体系最终建立,推动香港金融市场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在此期间,香港积极吸引内地企业来港上市集资,把香港资本市场提升到新的层次,成为外资配置中国企业权益资产的首选平台。
进入21世纪后,欧美金融业继续主导全球金融中心格局,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金融市场,随后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持续影响欧洲传统金融中心的表现,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向新兴市场,全球金融发展的热点亦随之东移,亚洲成为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新兴金融市场逐步崛起,香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基金及资产管理业,特区政府提供合适的法律及监管框架、清晰并具有竞争力的税务环境,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基金公司以香港作为基地,扩展基金业务的种类及范围,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
在全球金融中心格局出现此消彼长的结构调整大潮中,香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大力扩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成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运作最为规范的离岸人民币枢纽,飞速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中心。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任命中银香港为第一家离岸人民币清算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开始起步。200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合格的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09年以来,中央政府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由此推动了点心债市场的发展。2009年7月到2011年8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由试点扩展到内地所有省市,香港人民币业务由个人向企业和机构业务拓展,市场规模飞速发展。2011年到2013年3月,中央政府实施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计划,并将RQFII扩展至所有在香港注册和主要经营地在香港的金融机构,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在设计理念和发展模式方面从早期单向的现钞回流内地转变为双向的人民币资金流动,成为全球开发人民币产品和推动人民币广泛使用的开创者和中心枢纽。2014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对外开放,陆续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实现了境内股票和债券市场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截至2019年12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达6322亿元,约占全球离岸市场的一半。人民币实时逐笔全额交收(RTGS)的清算量约占境外人民币清算总量的75%,在香港银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超过800万个。国际结算银行(BIS)于2019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香港人民币外汇及衍生品日均交易额上升至1200亿美元,较3年前升44.4%,香港成为亚洲第二大及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香港乘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东风,实现了全球金融中心的新跨越。二、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基础要素
长期以来,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之一,没有资本管制和投资限制,香港金融市场具备高度的流动性,与国际金融市场及客户保持着最自由、方便的联系。香港吸引数千家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形成强大的业务和客户基础。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国际投资管理中心,流出及流入本港的直接投资占GDP比例甚高,继而带来对金融服务的强大需求。
从人才层面看,开放高效的人才政策、不妨碍商业活动的劳动法例以及根基稳固的金融中心,使得香港容易吸引及雇佣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保持金融市场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研究发现,香港具备的优秀人才在亚太地区各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全港有20万余名金融从业人员和数以万计的专业会计师、律师及信息科技专家,其中不乏高层次的国际专才,他们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能随时提供金融技术和专业支持。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香港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增加超过30%,是吸纳及引进最多人才的行业之一;包括法律、会计和信息科技在内的专业人才大幅增加了近50%,为香港金融及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即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香港金融业不但没有大规模裁员,从业人数反而有所增加。显然,吸引优秀人才是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最大优势和最重要的竞争要素。
从监管角度看,香港一直拥有严格规范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环境。国际金融监管是涉及法律体系、监管架构、经济政策和监管成本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香港监管环境在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以普通法为主体的法律架构灵活而透明且具有较高效率,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市场公平,有利于金融创新和发展;现有金融监管架构及其严格监管方式不会削弱,反而有助于增强竞争能力;当经济急速转变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经济政策具有灵活的调整能力;行政管理体系有利于商业活动,金融监管成本相对较低。
此外,香港还具备先进及发展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高度开放和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企业和个人税制简单、透明且极具效率,有利于吸纳业务和投资,人员素质较高,融合东西方优秀文化且具备较强的英文能力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确保市场力量能发挥最大效能,最终推动全球金融中心的崛起和发展。以新股上市集资为引领的股票市场发展,推动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体系结构由银行业主导转向资本市场主导,奠定了其全球领先地位,是内地与香港经济贸易联系不断增强的直接结果,亦进一步证明了香港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独特优势。三、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自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1998—2003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事件的冲击以及随后出现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的影响,香港实际经济增长率大幅波动。1998年,香港GDP下跌5.9%,是过去20年来的最低水平。2001年开始,香港GDP增长率大幅放缓,1997—2003年的年均GDP增长仅为1.5%。
二是2003—2007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加快了两地经贸合作,为香港经济注入了新活力。2004年,香港GDP增长恢复到8.7%,为2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2004—2007年,香港GDP年均增速为7.0%,创出历史较好水平。
三是2008年—2017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经济再度进入下降区间。2009年,香港GDP出现2.5%的负增长,是此前20年的第二次负增长。2008年,中央出台金融、经贸等十几项措施,支持香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又出台36条措施,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直接影响,潜在实际经济增长率进入下行区间,香港GDP年均增长长期保持在2.6%至3%之间,显着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四是2018年以来,全球化退潮带来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深化,对香港出口和转口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和中国内地是香港两个最大的经济和贸易伙伴,是香港外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贸易争端必然影响香港相关的进出口和转口企业的业务和盈利增长,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市场动荡,冲击香港商业和投资信心,加剧香港实体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
从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进程看,作为高度开放小型经济体的典型代表,香港经济运行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外需主导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动力长期不足,香港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影响香港金融市场信心。社会动荡对香港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香港金融业的风险偏好。
此外,香港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固化,服务业外向化和货币政策的非独立性等结构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经济波动的风险。近年来,香港经济转型困难期、社会矛盾凸显期及外部冲击加剧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金融中心重要性同步提升的营运成本和生活成本等在长期内将逐渐侵蚀金融市场竞争力,对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四、香港全球金融中心表现出新的波动特征
第一,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具有离岸特征。香港作为全球资金自由港,具备辐射其他主要金融市场的先天条件,香港金融业通过多种类型的跨区域金融合作,不断提升其金融市场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联系,从而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超过21万亿港元,约为香港GDP的8.5倍,银行业贷款超过半数为非本地贷款,本地经济表现对银行业影响有限。香港上市企业除了在中国、百慕大及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外,还包括来自其余14个司法管辖区,而外地投资者交易更是来自 50 多个独立的司法管辖区,中国内地、美国和英国是其重要來源地。截至2018年12月31日,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从业员总数为42821人,管理资产达239550亿港元(30590亿美元)。非香港投资者为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的主要资金来源,占相关业务所管理资产的62%。
第二,香港金融中心具备规模效应。香港金融业是香港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其增加值占香港GDP比例接近20%,吸纳就业人数26.3万人。2019年,香港银行业总资产、股票市值和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规模分别达到24.46万亿港元、38.26万亿港元、23.96万亿港元,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8.5倍、13.3倍和8.4倍。其中,香港银行业持牌银行164家,所有认可机构有194家,资产总额为24.46万亿港元,存款总额为13.77万亿港元,贷款总额为10.38万亿港元。在全球前100家大银行中,有77家在香港经营业务。
第三,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保持在540多亿港元,即使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调整,香港市场仍然没有出现大规模资金外流,利率、汇率互动机制运转正常。
第四,香港资本市场估值相对偏低,市盈率值只有10倍左右,只要内地经济保持稳定增长,香港将继续保持内地企业国际化发展和国际企业走进内地的主要平台地位,对全球投资者深具吸引力。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股票集资中心之一、亚洲(除日本外)第三大债券中心,亚洲最大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以及亚洲最大的国际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对冲基金中心及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IPO集资额全球领先。同期香港交易所上市公司(含主板和创业板)达2468家,中资企业上市公司达1258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0.9%、总市值的73%、成交额的82.5%,是香港股票市场的中流砥柱。
第五,与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时的情况相比,目前香港金融市场基础稳健,金融体系运作透明度高,金融监管与国际接轨,外汇储备和政府财政储备充裕,货币基础丰裕,有能力抵御短期因素冲击。
第六,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为香港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内在稳定器。近年来,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配合,内地相继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和基金互认等机制,推动制度衔接和政策融通,两地金融市场联通为香港金融和专业服务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有助于香港金融市场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市场的基本稳定。
第七,香港财政储备充裕,具备较大政策空间,可以在短期纾困措施和长期结构性政策方面相互配合,提升香港经济韧性,并为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提供稳定的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储备于2019年6月底达到11561亿元,即使部分政府拨款项目受到延误,政府仍有能力推出提振经济、消费和投资等措施。针对全球性保护主义升温带来的不利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着力推动多元化经济发展,推出一些长期性的措施。例如,签订更多双边及多边协议,提升香港国际商贸中心地位,发挥香港单独关税区的特殊优势,适时支持业界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出口保险、融资担保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正在陆续见到成效。五、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
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内在逻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及经济发展措施的有效性是发展全球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香港将自由港优势发挥到极致,以贸易自由、企业经营自由、资金进出自由和人员出入境自由来营造自由公平的营商环境,有效地吸引了大量全球资本停泊在香港,成为金融中心的资金源泉,为香港金融市场提供无限流通性,保证市场运行透明且高效。
第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制度保障。建立全球金融中心要求确保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与国际水准一致,以推动市场质素提升,加强该市场各类金融产品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以实现银行业、基金管理业及股票市场和债务工具市场的协调同步发展。香港的金融监管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保障。香港奉行“以原则为本”的金融监管理念,为金融市场运作制定原则性指引,由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运作细则。银行业监管注重风险控制,强调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证券业监管则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强调对投资者的保护。这种监管理念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宽松的经营环境,有利于金融创新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均期间,香港金融管理局曾推出非常时期流动性便利措施和存款保障计划,有效控制了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自2010年起,香港金融管理局连续推出多轮按揭贷款审慎监管措施,提前防范楼市逆转导致信贷恶化的风险。国际银行业普遍把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平台,中资银行亦以香港为基地打造全球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提升合规经营的意识和水平。
第三,香港为银行业提供完全竞争的市场运行环境,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单一银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香港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单低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司法制度,以及最自由经济体等制度优势,从而成为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香港银行体系的总资产超过21万亿港元。近年来,中资银行在继续侧重存贷款等基础性业务发展的同时,发挥母行资金雄厚、人员和中后台营运支持能力强、成本收入比低的优势,加大投入资源,在香港打造私人银行、托管、资产管理等多元化业务发展平台,成为中资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旗舰。
第四,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全球金融中心稳定发展的基础。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关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包括自由港政策,法律体系,税制及人才储备。以香港为例,以判例法为基础的法律架构为金融中心发展奠定了信心基础,香港实行普通法,欧美投资者普遍比较熟悉并易于接纳,香港做出的判决在全球其它司法辖区内具有效力,香港合约签订和执行等商业活动以英文为主,法律调解及仲裁服务亦博得国际声誉,国际广泛认同并把香港作为办理业务合约或处理各类纠纷的地点,使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主要金融及商务中心和跨国企业总部所在地。全面的银行监管制度与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可遵循的规矩。具备优秀金融和专业服务人才亦是发展全球金融中心的主要前提。由于劳工法例不会妨碍商业活动,外地高技术人才受到该经济体吸引,为其提供可雇用的外国人才,尤其是大批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高级管理人才,能够随时获得科学技术和融资技术等。香港吸引了众多的优秀人才,提高了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使之在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六、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发展对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一)抓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契机,着力服务实体经济
2019年,受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宏观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将有利于实体经济保持稳健增长,从而为全球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质性需求。
我国推动经济转型并加快推进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措施将为上海全球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升,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发展新动能陆续出现,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企业改革对市场的影响将更加深刻,推动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从长远角度看,我国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及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上海全球金融中心提供新的契机。2019年初,长江经济带规划正式实施,城市群建设进入快车道,上海依托长江经济带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环境,加快建设全球金融中心,提升区域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前沿科技研发能力。
同时,全球金融中心需要探索要素资源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新渠道、新机制,重点是制度衔接和政策融通,为上海金融市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内在稳定器,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中国金融开放将为上海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长足发展空间
近年来,中国陆续推出多项对外开放新措施,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并制定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等政策,以吸引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国金融服务业将进入开放引领的新时代。在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进程中,上海加快建设全球金融中心,提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三)加速崛起的上海和面临挑战的香港两个全球金融中心共同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金融驱动力
《第26 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26)显示,上海以761分在全球金融中心中排名第五,仅次于新加坡;而香港虽然保持了第三位的排名,但其指数分值下降了12分,与上海的差距由2018年的13分缩减到10分。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加快开放,上海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可能会有明显提升。在这样的一个总体背景下,上海和香港两个全球金融中心需要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合作共赢,共同为中国金融开放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金融驱动力。
(四)两大全球金融中心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香港金融业应该破除固步自封的习惯思维,以创新精神推动自我革新,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继续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联通渠道的作用,为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更多的选择,进一步巩固自身在“一带一路”深化发展和大湾区建设全面展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上海金融业亦应充分认识香港金融市场的整体优势,大力打造区域经营管理平台,全面加快境外资产积累和境外经营成果的显现,加快提升全球化投融资和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国际化管理和营运能力。
(五)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应重点推动人民币业务合作
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香港具有突出的人民币资金池、活跃的人民币交易市场和较为多元的人民币产品体系。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离岸市场逐渐从香港扩展到东南亚,形成横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离岸中心网络。在我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将以市场驱动为主,更多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走出去”企业,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实验场。上海与香港合作,可以大力打造人民币产品开发及推广平台,不断提升人民币产品优势及服务水平,满足区域内不同类别客户的需求。
观点整理 王蓁
编辑 杜欣泽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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