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专题|制度优势、货币政策协调与财政拉动效应
原文信息
作者:
李戎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
刘力菲 |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
刊登信息:《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0期
以下为论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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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将财政与货币政策共同纳入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同时施加短期和长期识别假设,分析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研究发现,在财政冲击发生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的增长率显著提高,表明货币当局在财政政策扩张时采取了宽松货币的协调配合的策略。依据上述实证发现,本文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加以改进,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分析表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这一结论从制度优势的角度对文 献中发现的财政拉动效应的经验事实给出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解释,也为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本文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国制度优势,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目标,通过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动作用,增强政策效果,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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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使财政政策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调节政府支出和税收等方式,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波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自1998年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政策经历了“积极”—“稳健”—“积极”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持续发挥着保障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各国政府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政策与经济的互动机制以及政策的传导机制是怎样的,哪些因素是保障财政政策发挥理想效果的关键,成为政策制定部门和经济学界共同关心且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为了定量地分析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当一部分文献聚焦于测算财政乘数,即一单位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带来多少单位的总产出的增加。Ramey(2011a)总结了基于西方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成果,发现财政乘数居于0.8—1.5之间。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中国财政乘数做了丰富的实证研究。一方面,Wang and Wen(2019)基于结构性向量自回归和省级数据的面板回归研究发现,中国短期财政乘数可达2.7,长期财政乘数高达4.9。Zhang et al.(2019)也发现,中国短期财政乘数显著大于1,长期财政乘数高达3,并且有顺周期的特征。李明和李德刚(2018)利用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借鉴模糊断点回归思路,测算出中国县级政府的地方财政乘数显著大于1。Li and Zhou(2021)利用中央部委换届引致的转移支付变化识别外生政府支出波动,测算出中国财政乘数约为1.56。此外,Shi and Fukushige(2015)、Jeong et al.(2017)、Zhang(2020)都发现中国财政乘数显著大于1。另一方面,Guo et al.(2016)利用贫困县的转移支付制度,使用工具变量法测算出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乘数为0.6。但该方法局限于估计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效果,无法在全国推广。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财政乘数的测算,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乘数的估算结果较大,在大多数文献中都显著大于1,并且长期乘数大于短期乘数,反映出财政支出产生了拉动效应,有效地促进了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随之而来的一个研究问题是,何种因素保障了中国财政政策发挥理想的政策效果,财政政策通过怎样的传导机制拉动了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呢?
摆在理论经济学家面前的一大难题是,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财政拉动效应。财政支出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当前或未来税收的增加,从而产生负的财富效应,挤出了居民消费,因此,无论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还是新凯恩斯模型中,财政支出都不能对私人消费产生拉动效应,这就使得理论模型无法解释实证结果。为此,学者们不得不对标准模型进行修正,使得模型具备财政支出拉动居民消费的机理,从而更好地解释现实经济运行。例如,Galí et al.(2007)在模型中引入按照经验法则(Rule-of-thumb)进行决策的家庭。这类家庭的特点是不进行跨期最优决策,而是根据当期的收入水平决定当期的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Galí et al.(2007)证明,当经济中有着众多的此类家庭,家庭部门的总消费就可能呈现拉动效应。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性也是产生财政拉动效应的可能因素之一,当引入这一互补性时,政府支出的扩大能够有效拉动家庭部门的消费(Bouakez and Rebei,2007;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另外,Zubairy(2014)研究发现,引入深度消费习惯能够使政府支出扩张拉动居民消费。当考虑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受制于零利率下限时,Woodford(2011)、Christiano et al.(2011)研究表明,当中央银行实行消极的货币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受制于零利率下限时,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刺激家庭部门的需求。此外,Corsetti et al.(2012)指出,当居民预期到,财政支出在刺激政策结束后往往会降低到长期趋势水平之下,即出现财政支出反转的情况时,短期财政刺激的财政乘数会较大。
纵观上述理论模型,不难发现,既有理论要么需要较强的假设(经济中存在大量非理性个体、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强互补性、消费的深度习惯等),要么与中国实际情况不符(名义利率长期受制于零利率下限、财政支出的反转等),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鉴于较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财政政策对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本文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解释。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博弈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同属国务院组成部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决策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共同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制度优势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理论研究表明,相对于互相独立的财政货币决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更有可能加强政策效果。例如,Woodford(2011)指出,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逆风向而动”的程度。当财政扩张时,货币政策同时保持宽松有助于加强财政政策效果。Galí(2020)研究表明,当中央银行以创造货币的形式为财政政策融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非常显著的经济刺激效果。李扬(2021)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作用于货币流通,两大政策天然具有相互协调和配合的基础和可能性,同时也有协调配合的必要性。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是协调配合还是相对独立?如果配合,那么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配合程度如何?货币政策的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如何,是否可以解释中国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造了同时引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借鉴并结合Blanchard and Perotti(2002)、Bjørnland and Leitemo(2009)的方法,通过同时施加长期和短期的识别假设,研究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响应。结果表明,中国货币当局在财政支出扩张时采取了增加货币供给的宽松货币政策,即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采取了协调配合的策略。本文将这一实证研究结果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在货币政策规则中引入财政因素,使得货币当局在财政扩张时会通过宽松货币的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配合。通过基于贝叶斯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模型的相关参数的估计值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配合程度,回答了上述第二个问题。通过对模型进行政策模拟和反事实分析,可以考察货币政策的配合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配合是产生较大财政乘数的重要因素,本文的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财政乘数较大这一谜题。依据上述结论,货币当局与财政部门的积极沟通与协调是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有效手段。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体现在:①证实中国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文献通常单独分析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缺少通过严谨的识别方式对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进行实证研究。②将财政因素引入DSGE模型的货币政策规则中,从而推进基于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建模,也进一步完善了学术界对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本身的研究。关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已有研究多关注于数量型、价格型或混合型政策规则的测算和比较(如马文涛,2011;王曦等,2017),本文从货币政策的多目标角度研究中国货币政策规模。③给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对财政拉动效应的理论解释。既有文献对财政拉动效应的解释(如Galí et al.,2007;Woodford,2011;Corsetti et al.,2012)需要较强的假设,或者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不符,本文通过数据挖掘,同中国制度特点相互印证,将实证发现引入模型中,进而解释财政拉动效应。④进一步理清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传导机制,为政策制定部门进行精准决策提供参考,也为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提供了可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提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联动传导机制虽然受到Woodford(2011)和Galí(2020)的启发,但并不受制于零利率下限等因素的影响,而是依据中国的制度特点提出的新机制。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政策建议(郭长林,2018;李戎和田晓晖,2021),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
编辑 张必佳
来源 《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0期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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