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希文：能源危机与能源转型——过渡期的政策考量和安排
近日，IMI学术委员、中合担保独立董事兼董事会特别顾问范希文发表文章，指出能源危机不仅延缓了疫情下全球经济的复苏，加剧了正四处蔓延的通货膨胀，而且还直接挤压了企业盈利，并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本世纪以改变人类生存环境为最终目的的能源转型势必要求打破既有制度的藩篱，对于决策者的挑战是空前的，并且至少要面对三个方面的考量：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决定的错综复杂的各国关系。
以下为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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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疫情引发下的全球能源危机似乎还看不到尽头。截至2021年11月27日，布伦特原油较年初上涨了41%，达到73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上升了135%，达到5.477美元/MMBTU；亚洲标志性的澳洲热力煤价格年内一度攀升到166美元/吨，较年初大涨了106%。在欧洲，代表能源市场动向的荷兰天然气期货价格一路狂飙，为一年前的8倍之多。尽管美国已成为全球能源第一大国，但由于能源政策等原因，今年以来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30%，天然气上涨了130%。在印度，严重依赖煤碳的发电系统已经快到了 “无煤可烧”的境地。9月下旬以来，中国从华南、华东到华北、东北，一场近年来最为严峻的限电潮一度席卷全国。有人认为，这场波及全球的能源危机至少要持续到2022年3月才会出现转机。
能源是现代生活的生命线。能源危机不仅延缓了疫情下全球经济的复苏，加剧了正四处蔓延的通货膨胀；而且还直接挤压了企业盈利，并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能源供需极度失衡的情况下，不免有人会借机囤积居奇，使市场本来的调节机制被人为地扭曲，进而导致能源价格的进一步攀升。能源危机还不可避免地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近期欧洲地区一系列地缘冲突的发生似乎都伴有能源的影子。
然而，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能源风暴很可能和当今各国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以欧洲能源危机为例，就有评论认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咎由自取。近年来，为应对气候变化传统能源转型开始提速，加上百年不遇的疫情对能源需求的减少导致传统能源领域资本支出锐减；与此同时，新能源尚面临各种挑战一时难以填补传统能源留下的缺口；而地缘政治因素犹如火上加油使问题进一步恶化；于是，一场全球范围的能源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自1859年德雷克（Colonel Drake）在美国打出第一口出油井之后，世界首次处在挑战化石能源地位、试图建立更加清洁能源体系的一次全面转型的关口。和以往追求更低成本和更高效能为特征的新旧能源转换不同，这一次的转型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以碳排放为出发点、以针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外部性的一次主动转型。如果说之前的能源转型——如煤替代燃木，石油和天然气替代煤碳是人类追求低成本高效能能源的结果，那这一次的转型则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改变人类生存环境为最终目的。之前的能源转型往往是地域的、局部的和渐进的，而这次的转型则是全球范围的、跨地域的、力争为阶梯式的。之前的能源转型源自经济活动的基层，通常是有人发明了技术，企业制造了产品，市场实现了转化，是自下而上的能源革命；而这一次则是依赖全球现有治理体系，由各国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发动，上下结合，依靠政策导向实现最终目标。
这样一场自上而下、规模巨大的能源转型，暂且不说有政策失误的风险，也不说碳中和目标是否在所有国家按时实现，仅仅是确保“过渡期”能源市场的平稳，没有周密的安排和充分的协调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对各种替代能源经济效益和碳排放的评估，其次是对产业部门能源激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接下来是所需投融资的跟进，最后是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进一步说，这样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能源转型势必要求打破既有制度的藩篱，调整政府和市场互动的方式，无论是对哪一种体制都是一个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决策者所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层面是多维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至少要面对三个方面的考量：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以及地缘政治决定的错综复杂的各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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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
过去几年发生的三个现象使应对气候变化更加急迫：一是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预示全球气候大概率进入一个新常态；二是202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平均含量（ppm）突破400，超过地球过去80万年二氧化碳含量周期最高点的37%，意味着人类行为与气候变化的紧密关系愈加难以被否认；三是因地球平均温度的微小上升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后果严重。所有这些已容不得对气候的应对再有任何迟缓。
目前，人类活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或相当）大约为530亿吨。无论是来自制造业和交通、还是建筑业和农牧业，都和能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过去若干年再生能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至目前，全球80%的能源消费依然依赖于化石能源，而且需求尚未达峰。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在2030之前仍会有一定增长，而对天然气的需求到2037年才达到高峰，之后到2050年，则以每年0.4%的速度小幅下降。即便如此，到2050年，全球对天然气的需求仍将比2020年高出60%。化石能源不仅是迄今地球上同一效能下最经济的能源，而且在许多行业还有着广泛的用途，如化工、医药、化纤和塑料行业等。因此，仅仅从技术层面考量，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很难一蹴而就。如果再考虑派生的社会影响如就业等因素，短时间全面替代化石能源是不现实的。
即使从能源自身的角度来看，稳定、可靠的能源和电力是任何转型赖以成功的基础。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以及当前储能技术的局限导致电力系统稳定性减弱；同时，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包括新能源下分布式电网的应用扩大了网络攻击的范围；再有，由于厄尔尼诺现象使一些地区水利发电在枯水期受到影响。正因为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再生能源依然有赖于化石能源继续发挥其电力的中枢作用，尤其是调峰作用。
过去10年，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大幅下降。以太阳能发电为例，一度电的成本大约下降了80%；除水电外，太阳能已成为颇具竞争力的能源之一。但太阳能作为绿色能源还必须考虑太阳能全产业链的碳排放和其他环境问题。如太阳能板所需的多晶硅材料制造过程中的四氯化硅污染和高能耗问题会降低太阳能的绿色成分。近年来，四氯化硅的污染问题通过循环使用得到了缓解，但高耗能促使一些多晶硅生产商将加工基地选在廉价的火电地区进行加工，以降低成本，结果导致全产业链碳排放增加。同样，风能和电动汽车则对铁、铝、铜、钴、锂等金属和水泥产生大量需求。据估计，仅建造一台陆上风机就需要1500吨铁、2500吨水泥和45吨塑料。冶炼和水泥制造会产生大量碳排放。另外，即便在新能源之间进行比较，全产业链下风能每度电的碳排放仅是太阳能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这样看来，尽管新能源每度发电的碳排放远低于火电和气电，但其制造安装中的碳排放仍不可忽视。
能源转型完成的越早，对实现碳中和的贡献也就越大。然而，以往的现实并没有给出令人乐观的答案。石油从发现前前后后花了100多年的时间才成为人类的主导性能源。由于现有油气开采的自然衰竭，据IEA估计，未来20年油气仍需要总额为20万亿美元的投资才可满足需求。这样看来，能源的转型特别需要选择好过渡能源，比如，天然气的碳排放大约不到石油的70%。此外，小型核能在安全方面的进展也可能成为过渡期甚至于能源最终转型的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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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可持续的、大规模的能源转型势必要兼顾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这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发达国家来说，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使新旧能源替代刻不容缓。同时，新能源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技术和资金上的保证并不缺乏，从而能源转型总体不会妨碍经济的增长。然而，欠发达国家尚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阶段，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往往是各国的首选，大规模改变现有能源结构可能使这些国家难以承受，从而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二者难以兼得，这是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当前最主要的是“能源贫困”问题。所谓“能源贫困”是指无法享受可持续能源的好处以及相应的产品。尽管从2010年以来，全球每年有1.2亿左右的人口摆脱了无电的状态，但至今仍有大约10亿人口享受不到用电。据联合国贸发会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欠发达国家，约四分之三的用电户每月经历至少10次停电，42%的企业把缺电认定为制约发展的一个因素，此外每年因停电断电造成约7%的企业收入损失。缺电、少电不仅影响到日常生产和生活，还直接危害到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食品保障等方面。除此之外，缺电还加剧了财富不均，甚至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可持续能源只有在上述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和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能源构成更缺少多样化，新能源占比也更低。因此，能源转型的时间可能更长。不仅如此，经济增长和能源结构之间的关系常常很复杂，能源阶梯（energyladdering）， 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逐步转向更高层次的能源 的现象并不是唯一的；相反，能源叠加（energystacking），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新老能源同时使用反倒是常态。在非洲，煤和石油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在拉丁美洲，油气则是最大的能源供给。在印度，70%的发电依赖煤炭。此外，欠发达国家现有电网老旧、电力传输损耗大，规模化、智能化改造迫在眉睫。在许多偏远地区，甚至电网尚未铺设，如以新能源为解决途径，还需要网外（offgrid）的解决方案。在这样一个能源结构之下，为确保经济增长不受影响，在本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协议草案中将燃煤使用的措辞由“逐步淘汰”改为“逐步减少”，给煤炭的使用无形中延长了期限，令一些与会国感到失望。
经过六年的艰苦谈判，本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在2015年《巴黎协议》的基础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完成了对第六条款重要细节的落地，主要涉及到三项核心内容：（1）允许国家之间进行减排成果的国际转让；（2）通过建立联合国机构监督的碳市场，以“可持续发展机制”取代此前《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3）在不涉及贸易的国家之间建立气候合作，提供发展援助。尽管格拉斯哥峰会取得了这些突破，但在针对欠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上仍缺少具体安排，尤其是资金如何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还不够清晰。最令人失望的是，之前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已经被拖延了10年以上，而这次格拉斯哥峰会传出的信息是此项资金可能要到2023年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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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
以欧佩克成立之日算起，至少过去60年，伴随石油和天然气的崛起，地缘政治和油气版图便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油气市场的变化不断改变着地缘政治的格局，而地缘政治又反过来影响着油气领域的布局和投资的优先置后考虑，最终造就了不同时期的赢家和输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壮大了欧佩克，使中东地区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在前苏联解体后，普京时代的俄国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能源大国，使俄国和北约的关系，俄国与欧洲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今，欧盟大约30%的石油和39%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于俄国，使欧洲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本世纪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一度在2008年把原油推到147美元一桶，催生了美国页岩气页岩油的大开发，并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化石能源大国。2019年，美国首次成为净石油出口国，并在2020年俄国和沙特石油价格战的调停中，以及在疫情下阻止油价进一步下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中国的发展导致对外油气需求依赖迅速增加，推动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和电池领域的快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最近，俄国和乌克兰在俄乌边界的紧张局面，是长期以来俄欧输气管道途径乌克兰相关利益纷争的结果。同样，中巴经济走廊的建立，使中国来自中东的石油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降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几十年来，在油气能源主导下，美俄的相对崛起和中东石油国家的相对衰落改变了全球油气市场的格局，也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格局。
这次的能源转型也同样离不开地缘政治的因素。这样大规模的能源转型必然会撼动现有油气主导的能源格局，开启围绕新能源的格局，进而引起各方的激烈博弈。随着新能源以及电动汽车的崛起，全球对锂、钴、铜、铝等金属的需求预计会大幅上升，而这些矿产的分布和供给瓶颈难免不产生新的地缘政治热点。最近，在刚果（金）围绕铜钴矿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可看到争夺全球铜钴资源的影子。
可以断定，在传统能源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国家如中东和俄国，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影响力；而在新能源领域占据战略优势的中国则在未来世界能源市场和电车市场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欧洲在新能源高端技术的领先优势或许将有助于欧洲加快新能源的应用，减少对俄国能源的依赖，缓解欧洲一直以来的安全担忧；美国可依仗传统能源禀赋，同时试图在新能源和电车领域迎头赶上，可望成为新能源格局中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旧能源的转换，新的赢家和输家也必定应运而生，而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必然被重新改写。
5
结语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21年，离净零碳世界的时间目标已经不是很远。如果要在同样时间内将地球温度较工业化前的升高程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下，目前碳中和的节奏还必须大大加快。然而，在当今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协商是达成共识的唯一机制。在各国自身利益与碳中和目标相违时，一个缺乏实施权威的全球治理结构能否承担起协调推动的重任，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变量。但伴随气候变化的加深，人类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编辑 张必佳
来源 新华财经
责编 李锦璇、蒋旭
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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