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荐读丨盯住共性和规律：建构中国财政学的不懈探索——高培勇撰文纪念王传纶教授
编者按
《财政研究》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文章《盯住共性和规律：建构中国财政学的不懈探索——纪念王传纶教授诞辰 100 周年》，以王传纶教授的两本代表性著作——《资本主义财政》和《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为引，追忆王传纶教授的理论思想与学术贡献，感念师恩，传承学术思想，弘扬学术情怀。
以下为本期荐读内容
2022年4月22日，是我的恩师王传纶教授（1922年4月22日—2012年9月13日）百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追忆和弘扬王传纶教授的学者风范和学术思想，经我提议，商务印书馆决定再版王传纶教授的两本代表性著作：《资本主义财政》和《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
王传纶教授一生的学术涉猎范围非常广泛，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但相对而言，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学术贡献集中体现于财政学、金融学两大学科领域。在我国经济学界，他是公认学贯中西、能够横跨财政金融两大学科领域的学术名家、学问大家。正因为如此，他也被誉为“财政金融泰斗”“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资本主义财政》和《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两本著作，也是两本教科书，集中展示了王传纶教授在财政学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
一
《资本主义财政》出版于1981年，它是在王传纶教授1963年所编写《资本主义财政》油印稿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从1963年到1981年，跨越了19个年头。最初是为满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专业教学需要而编写，也未能修订成书。后来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为满足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以及全国高等院校财政金融专业和世界经济专业的教学需要而修订成书。这期间所经历的变化之巨大，这本书在出版之际以及出版之后所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巨大，只要了解一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深切体会到。
我清晰地记得，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财政学专业学生，我们的专业教学几乎是在没有教材或尚未装订成书的油印教材陪伴下进行的。至于涉及外国经济特别是涉及西方国家财政经济的教学，且不说教材，能够在图书馆找到的包括英文版在内的相关书籍，也极其有限。在那时，举凡有人找到有关外国经济制度、西方经济理论类的书籍或资料，哪怕是复印版，同学们都会争相传阅甚至传抄。
我也清晰地记得，关于《资本主义财政》出版的信息，我是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时任外国财政研究室主任汪学谦研究员那里得到的。那是1982年春天，我已本科毕业，进入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基于请最好、最专业的老师来授课的考量，学校专门请来汪学谦研究员为我们这一届财政学专业研究生讲授《外国财政》课程。汪学谦研究员的研究专长是苏联、东欧国家财政，他在授课中告诉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也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财政，要比较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编写的《资本主义财政》一书，已经出版发行。这一信息，顿时产生了热烈反响。其时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一位来自北京的同学自告奋勇，趁节日回家探亲之际为大家购来了这本书。
作为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财政理论、财政政策和财政实践的著作，《资本主义财政》不仅满足了教学需要，而且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不仅类如我们这样的财政学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而且包括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业家、高等院校教师在内的各类人士，都是从这本书开始接触、了解、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和实践的。
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当时我国以涉外税收制度为代表的各种涉外经济制度建设正值起步期，借鉴外国经验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是其中绕不开、躲不过的重要一环。据参与涉外税收制度起草的许多同志回忆，《资本主义财政》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案头必备书之一。其二，在这本书出版之后，虽也有类似主题的书籍或培训教材陆续问世，但从它们的内容编排以及所列参考文献清单中总能找到《资本主义财政》的印记。
因此，可以说，这本书所作出的贡献，绝非限于教育领域。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着眼，它不仅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抑或对于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各类相关人才的培养，都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
二
如果说198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财政》主要基于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需要而旨在全面介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理论和实践，那么，1995年出版的《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则旨在通过系统阐述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探索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财政运行的一般规律。
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显然同王传纶教授的求学、治学经历不无关联。王传纶教授曾先后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接受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很早就立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西方经济学科学成分结合起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志向。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学成归国者，他最初受聘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和中央财经学院，1953年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中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并在此辛勤耕耘了一生。财政学是他在三所高校讲授的主要课程之一。深厚扎实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钻研，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观察和思索，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成功和失败的体验和反思，使得他在对中西国家财政问题的比较研究日益深入的同时，建构一门中国财政学的信念日趋强烈。他所构想的中国财政学，是建立在中西财政问题比较研究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跨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财政一般规律基础上的，是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
我是199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跟随王传纶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在此之前，我在天津财经学院（现更名为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系任教。考虑到我的财政学科任教经历，入学不久，王传纶教授便让我参编由他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资本主义财政学》。相较于198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财政》，这本《资本主义财政学》前进了一步—冠之以“学”、突出了理论的成分。不过，虽然从理论的意义定位全书，也虽然试图按照理论体系的架构编排，但它毕竟是作为一本自学考试教材而编写的，也毕竟是为满足当时社会主义财政学和资本主义财政学“双轨”或“平行”教学格局的需要而编写的。这不仅距离王传纶教授建构中国财政学的目标尚远，也未能充分地反映当代西方财政学科发展全貌。所以，在《资本主义财政学》脱稿之后，王传纶教授便同我商议另写一本全面反映、系统阐述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发展状况的著作—《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
按照王传纶教授当时的构想，中国财政学的建构至少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把当代西方财政学科发展状况及其理论体系真正搞清楚、弄明白。第二步，对中西财政理论和实践作比较研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财政共性，进而归结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第三步，将财政运行一般规律与中国财政实情相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写作，显然是实现这一构想的重要步骤。
对此，王传纶教授在前言中做了多方面的具体交代。
他首先写道，这本书取名为《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但它“实是一次学术上的探索。探索的长远目标是比较大的，想在财政学科中寻找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但我们这本小书的任务则比较小，只是循着这个方向走了一步，而且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般的一步。 我们这本小书，就是为财政科学的理论框架做一点准备工作。”
他描述了取“渐进”之策建构中国财政理论体系的两种可能前景：“一是以我国从90年代跨越下世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背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框架，吸收西方有用的观点，形成体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与我国财政工作实践的结合较为密切。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写一本规范性的财政理论著作，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将是目前不同社会制度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终究要走向的目标。”
他提出要基于探索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归结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目的而研究西方财政经济理论：“我们多年来从事于财政经济理论教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轨”上费了不少岁月，对资本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投入不少精力。由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缺少历史的、系统的考察，批判未曾深入；批判应能起扬弃的作用，但多年来未能从批判中充实社会主义财政的理论和实践……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财政有无共性？如果有，能否由此认识某些范畴、某些关系、某些规律，足以构成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如果真能做到这样，岂非对我们的财政工作也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吗？”
他主张以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为逻辑主线去探索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归结财政运行一般规律：“财政既是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它不能脱离市场经济，也不排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没有财政，二者之间有本质性的联系。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难道就没有任何共性吗？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关系去抓住财政的共性，看来是可能的。”
既要循着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条逻辑主线而写，用这样一本书概括半个世纪以来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发展，很难做到周全，内容取舍实属难免。那么，取什么？又舍什么？王传纶教授提出的标准是：要取“与‘政府-市场经济-财政’这条线索上有关的理论观点”，要舍“与上述线索不那么直接地关联着的枝枝蔓蔓，或者，较为技术性的阐述”。
他也明确指出了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应持的基本立场：“诚然，在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中一切有用的思想、经验和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和认识其中的谬误和缺陷。这是因为，同一般西方经济理论一样，西方财政理论也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和非科学性的一面。我们的态度仍然是：有分析地吸收借鉴前者，恰如其分地批判扬弃后者。”
由本书的长远目标到短期任务，由本书逻辑主线的确立到内容取舍标准的界定，由中国财政理论体系发展的前景擘画到研究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王传纶教授关于《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布局谋篇以及建构中国财政学的系统构想，无疑站在了财政学教学与研究的制高点之上。奔着建构中国财政学的目标而写《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虽然写的是当代西方财政学科发展状况及其理论体系，其实质则是作为一门科学的财政理论体系探索，这本在当时无论就其内容还是论其思想均似显“超前”的著作，即便在30年之后的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也仍然位居财政学教学与研究前沿地带。
三
从《资本主义财政》到《资本主义财政学》，再到《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如同接力赛跑，一步步朝着写一本中国财政学、建构同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和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相贯通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目标逼近，既折射了王传纶教授的执着追求，也浸透着他为财政学教学与研究事业倾注的殷殷心血，更体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既不能就中国财政而论中国财政，也不能就西方财政而论西方财政，而要从比较研究出发探索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归结财政运行一般规律，这是王传纶教授一贯的思想。
盯住共性和规律，围着共性和规律而转，奔着共性和规律而去，把中国财政学建构在清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和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让中国财政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这是王传纶教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回望既往走过的路，前瞻未来前行的路，体味颇深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和支持，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事业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支撑和支持，必须加快建构中国财政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无论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加快建构中国财政学，都要解决从何处入手、该如何展开以及框架和构件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说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且，这既属于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又是一条财政运行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财政学的建构，必须深入研究财政和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从根本上摆正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位置。
如果说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来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并且，这既属于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又是一条财政运行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财政学的建构，必须深入研究财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从根本上摆正财税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位置。
如果说财政职能格局从来都同政府职能格局高度耦合，也从来都是可以跨越各种政府职能的交汇点，并且，这既属于人类社会财政共性，又是一条财政运行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财政学的建构，必须深入研究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规律，从根本上摆正财政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位置。
倘若上述的说法大致不错，如下的推论也自然能够成立：
财政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国家治理范畴。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从更高层面、更广范围的现代国家治理意义上定义财政，是中国财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财税体制不仅是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高度，将财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加以塑造，是中国财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财政职能不仅涉及恰当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且涉及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将财政职能作为明晰政府和市场边界的基本标识加以界定，是中国财政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转眼间，王传纶教授离开我们已近十年了。王传纶教授一生没有离开过课堂，将他的全部精力悉数奉献给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他深爱的教育事业和他深爱的学生们。在今天，我们对于王传纶教授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他的学术思想，弘扬他的学术情怀，将他提出的学术命题继续做下去，将他描绘的学术蓝图绘到底。
王传纶教授简介
王传纶，江苏省苏州人，193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专攻经济学。1949年，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到英国留学，在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留英期间曾担任留英学生总会主席。
1951年末，王传纶教授毅然舍弃国外优厚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回中国后，投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金融学界泰斗之一，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为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贡献力量，曾获"吴玉章基金教学奖"、"宝钢教育基金奖"。
改革开放后，已年近花甲的王传纶教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投身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研究中，在宏观经济、财政税收、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被决策部门高度重视。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八届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还兼任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国际税收研究会顾问等职。
1982年至1983年，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学院任客座研究员。
2012年9月13日14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来源 《财政研究》
版面编辑 刘嘉璐
责任编辑 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 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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