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一条阑尾今天还在发炎
从56岁到71岁，他常常觉得“一混就过一年”，腰慢慢弯了，肩膀也塌了下来——当年他存钱所防备的衰老，终于找上门来，而他的钱还不知何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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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一条阑尾今天还在发炎
记者 | 江山
编辑 | 张国
云南农民田兴儒想找回他20年前的1万元钱，为此，他已经花了15年，并且不知还要再花多少个年头。
这些年里，从住房到日用品都在涨价，1万元已经不太值钱了。但当年，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江六村，一个距离中国和越南边境不足40公里的山村里，“万元户”田兴儒是令人羡慕的能人。
他的财产寄托在一个巴掌大小的红色塑料本上。里面一行一行，是一笔一笔精确到分的手写数字。数字记录了这位农民的精打细算：有一次他存入了整整800元，还有一次，他支取过100元。
田兴儒向记者出示他互助储金会会员证
与银行存折一样，红本显示了存款余额及利息。不同的是，他存钱的“银行”已经消失了。
边角发黑的红色塑料本，封面印着“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会员证”几个漆金字。这个会员证所代表的储金会制度，一度轰轰烈烈在农村推行，后被紧急叫停。
但今天，71岁的田兴儒等个别农民仍揣着当年的会员证，承受着烂账的代价。那是他们拥有的唯一证据。
厚厚一叠钞票，“揣在胸口焐了几天”，才加入了储金会
田兴儒加入江六村的储金会时，这项制度其实正在走向终点。
当时他并不知道，1986年兴起于江西农村的储金会，曾被当作“救灾扶贫的一种新形式”推广。1986年，江西遭受了特大旱灾，储金会在救灾扶贫中起到了特殊作用。
储金会是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之一。民政部1991年的一份文件中，将储金会与敬老院、福利厂称为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主干”。
当年的研究者，将储金会定义为“农民群众将自己分散的钱、粮聚集起来，用于解决自己问题的互助自治组织”。
西畴县民政局一位官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根据“上面的要求，各村都要成立（储金会）”。西畴县69个村委会，民政局给每个行政村都下拨了1万元发展资金，“管理和运作都是靠村委会自己”。
据江六村党总支委员会书记田兴培回忆，江六村的储金会成立于1994年。当时农民申请贷款要去镇上的银行，手续繁多，常常会耽误耕种。储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时任江六村委会王龙自然村村民小组副组长的李加祥，依然记得储金会进村宣传的场景。“政府来的人”和村干部将农民聚集在不大的广场上动员，存款就能入会，“不仅用钱方便，利率也比银行高”。
村民魏声琼认为，当时最令人心动的，不是“扶贫互助”的口号，而是远远高于银行的“年息2分”，存入1000元一年可得200元利息。
1994年，魏声琼作为村委会里的计划生育干部，首先响应号召，存了3000元。当时储金会的办公室就设在她办公室隔壁，每天都有人登门。
但1998年10月21日，民政部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1998]126号），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农村救灾扶贫互助储金会”的紧急通知》，规定储金会一律不得办理或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
这份紧急通知指出：“整顿工作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主要任务是立即停止储金会办理或变相办理存贷款业务；凡此前办理或变相办理过存贷款业务的储金会和需撤销的储金会，必须尽快制定债务偿还、资产处理、机构撤销和人员安置方案，各省级民政部门要在1999年6月底前向民政部报告储金会整顿工作情况，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验收。”
但在偏远的江六村，田兴儒对此并不知情。
“本来我也不想把钱存在里面，当时他们来村上宣传动员，有钱的农户可以把钱存进去，结果就像丢在洞洞里头，到现在一直拿不走嘛。”他有些委屈地说。
谨慎的田兴儒最初对储金会保持了观望态度。他年轻时在生产队里是挣得工分最多的那个，靠着为镇上修路、帮人干农活所得一分一角的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已攒到1万元存在银行里，属于当时颇受羡慕的“万元大户”。
1998年4月27日，在储金会即将面临清理整顿的几个月前，他终于成了会员。是“政府的人”来到他所在的村子宣传，让他吃了颗定心丸。而更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夫妻已过半百的年纪。
在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还不完善的那个年代，他怕孩子将来“舍不得钱”养老，打算为自己留点钱用，从银行取出存款，存进了储金会。
有同样考虑的还有同村的王家佑，从小患有甲亢的长子让他忧心忡忡。他步行了一个小时到镇上，从银行取出7000元积蓄，厚厚一叠钞票，“揣在胸口焐了几天”，才终于下定决心。
红色塑料硬壳小本担当了简陋的“存折”功能，上面盖着储金会的“专用章”，最后一页印着7条“会员权利和义务”，包括“自愿申请集资的村民均可成为本会会员”等。经办人是当时管理储金会的村支书、主任和专门的出纳，刻着他们名字的红章盖在每一条“入”“取”记录之后。
全县96%的村都已解决，这个村“新官不认旧账”
存钱的头两年，储户会时不时拿着证书去核对账目。有些人存本取息，而田兴儒“觉得自己还年轻”，把利息也继续放在里面，希望它一直滚下去。
虽然民政部1998年就通知清理整顿储金会，但直到2000年，田兴儒才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他去取钱时，“不要说利息，连本金也取不走了。”
这时他开始认真研究，才发现那7条“会员权利和义务”中，第三条是“遵守储金会的规章制度”，但他从没见过“规章制度”，而会员“有退会自由的权利”和“对会内事务有质询和提意见的权利”，也从没兑现过。
储金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村民李茂艳也傻眼了。她的女儿小学毕业，儿子即将上高中，急需用钱的时候却取不出钱，家里最后让女儿辍学打工。
田兴儒去村委会询问，得到的解释却是，“储金会早已不在了，新官不认旧账”。
如今，在以老人和小孩为主的江六村，了解储金会的年轻人也已寥寥无几。一个年轻村民说，这个名词听起来像是“非法集资”。
“储金会早就名存实亡了，这个机构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利滚利’地滚下去了。”负责储金会清理工作的西畴县民政局基层政权建设股股长侬兴莲说。
据她介绍，清理工作一直在进行，96%的村都已解决，但江六村涉及的欠款农户较多。
江六村到底还有多少农户受困于储金会，县民政局和村委会都没有告知记者数字。
田兴儒联合同病相怜的村民，统计了一个存款名单。在这个名单上，存了3000元、5000元的都有。总金额为8万多元。
西畴县现任民政局局长王绍林向记者反复强调，“当时的初衷是最好的”。
他说，村里的困难户到银行贷款，没有什么可以抵押，也找不到担保人，很难贷到款项，没有办法脱贫。储金会成立后，“贷款”就可以直接由村委会操作，既便利省事，大家也不用花车费去镇上。
田兴培记得，当时规定，500元以下的贷款放款由村委会决定，500元以上的贷款必须由镇民政部门批准，才能放款。
但当2000年田兴培接手村务时，储金会交到他手上的只有两本账本，和一堆他也算不清的欠款数字。这时他才发现，当时管理账目的村支书并没有遵循规则，大量资金被放给了亲属做生意，结果因经商失败无力偿还，“一个接一个后，储金会就开始垮了”。
早在清理储金会之前，已有村庄觉察出了问题。与江六村相隔7公里的磨合村也成立了储金会。磨合村原村支书告诉记者，当年镇里十分重视这项工作，还曾组织村干部去模范村专门学习。但由于贷款的人多、存款的人少，不到两年，磨合村储金会只剩下不到1万元。入不敷出，他们只好向县民政局报告，解散组织，将本金连同利息还给了储户。过了没多久，整个县的储金会也停办了。
但在江六村，直到1999年，储金会仍未停下扩张的脚步。王家佑在1999年10月将7000元存入储金会，甚至连红本都没得到，只有两张纸条作为证据，一张印制着“安乐办事处储金会会员存款单”抬头——安乐是另一个行政村，另一张像是从某页信纸上匆匆撕下来，用复写纸印上“存款金额五仟元”的字样。
现在，他手里的纸条泛黄发脆，出现裂缝。
当年他存钱所防备的衰老，终于找上门来，而他的钱还不知何时回来
储金会的运转硬生生地卡在了世纪之交的前夜，也如一块鱼骨，卡在了这些农民的喉咙里。
田兴儒已数不清，从2002年开始，自己跑了多少次镇上、县里。“政府的楼梯都跑害羞了（意为跑怕了）。”他形容。
田兴儒的储金会证书
村委会以“新官不理旧账”拒绝了他，而当年管理财务的3个村干部，也互相推说钱不在自己口袋。找信访办、民政局，都有人客气地接待，但记录完情况后让他回去等待结果，没有了下文。
他曾代表储户去县民政局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应是：“储金会是政府行文叫成立的，我们也管不了啦。”他又向县人民法院起诉储金会，法院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政府行为，应找政府解决，故不予受理”。
他还曾向法院咨询，能不能起诉当年从储金会贷款未还的欠款方。法院答复说，这个是“非法组织”，不符合国家规定，属于社会上的高利贷，所以不能受理。
在江六村“精准扶贫攻坚战”办公室里，田兴培向记者出示了当年的账单，颇为为难地表示，他大致了解储金会入不敷出的内幕，但村委会没有法律手段追回欠款。
他告诉记者，“如果把所有欠账的钱收起来，付给他们存钱的会员以后，可能还剩好几万”。但他又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但是收不到啊”。
2004年，村委会想了个办法，让陆陆续续来还钱的人与存钱的人“兑账”，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11年，少部分消息灵通者率先兑回了一点本金，但是大部分款目依然停留在账本上。
县民政局局长王绍林表示，目前首先要做的是清理财务，调查清楚钱到底在哪里。如果是在以前村干部的手中，被他们挪用了，要让他们退回来，融入到扶贫资金里。若是在本身就很困难的群众手里，还不起钱，只好算了。
“我们在制定方案，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最近扶贫任务太重了。”他告诉记者。
如今，村里的头等大事是“扶贫攻坚”。田兴儒所在的村民小组被选为示范村，家家户户从山上移到了半山腰的公路旁，造了新房，刷了石灰，贴了瓷砖，门前的路也用水泥铺得平平整整。
今年年初，他的两个儿子也修了两栋并排的砖房，上海援建项目帮助出一点，政府垫一点，自己贷十几万元。儿子儿媳都出去打工了，每月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留老两口看守新房。
这位老农依然每天挽起沾满泥点的裤腿，在山间不多的土地上见缝插针地耕作，养鸡喂猪，为小辈还债分担一点压力。
每个季度，田兴儒都会收到银行提醒还贷的短信。他有点不服气：“现在欠的钱我们要老老实实还，可是当时欠我们的钱却要不回来。”
漫长年月里，田兴儒不断听到当年存钱的村民离世的消息。有的储户得了癌症，却取不出钱去医治，去世留给家人的，就是这个小红本。“人死账烂”，他觉得，后人“没抱太大希望能追回来”。
田兴儒庆幸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得继续追下去，“至少要帮着大伙把本金要回来”。
他始终想不通，储金会已被“清理”了，为什么糊涂账没有得到清算？他的1万元，仍只是红色塑料本上一串串年深月久褪色而日益模糊的数字。他仍期待，那些数字还能换回早已改了新版的钞票。
即使能追回来，他也清楚，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东西在缩水。
他的身体也在缩水。从56岁到71岁，他常常觉得“一混就过一年”，腰慢慢弯了，肩膀也塌了下来——当年他存钱所防备的衰老，终于找上门来，而他的钱还不知何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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