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捷 刘于思等 | 从“核查什么”到“谁来核查”：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及其规范性愿景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新闻学—真实性”专栏。

作

者

闫文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周睿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概

要

【摘  要】近年来，事实核查这一新型新闻样式正得到新闻从业者社群内外的共同青睐。从“核查什么”到“谁来核查”，事实核查的行动者日益多元。本文由此指出事实核查当前面临的边界协商，并认为其核心问题是数字化新闻变迁中的元新闻话语重塑。参与式事实核查的规范性愿景在于确立新闻活动的认知权威，使核查发掘的事实性信息和抵近的真相构成公众共同的社会知识，奠定开展公共讨论、塑造共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基础。

【关键词】参与式事实核查；边界协商；元新闻话语；认知权威

一、引言

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样式，事实核查已在全球范围内为新闻从业者所熟知。近二十年里，从业者对事实核查的理解从核对新闻文本的局部事实性演变至查验政客的公开声言、评定其事实性与准确性。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廓清公共空间（特别是社交媒体构筑的线上信息流通空间）中“涉疫信息”的科学性、评估这些信息如何影响公众形成对新冠肺炎疫情变化的科学认知，并导向符合公众利益的公共决策，成为事实核查在当下这一历史时期的使命。

事实核查在中国已崭露头角。过去几年，多家新闻机构相继推出了事实核查服务，以专职写作或社会协作等形式维持常规运转。新闻从业者、高校师生、被核查议题领域专业人士等参与其中，并源源不断地创作有关新冠疫情、美国总统竞选、美军撤出阿富汗、俄乌战争等关键公共事件的核查文章，蜚声新闻社群内外。有趣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事实核查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与其在中国本土的演进产生了些微的同调。更值得注意的是，事实核查吸引了全球范围内的非新闻从业者加盟。这不仅增加了事实核查人员的多元性，也为观察事实核查的未来引入了有别于“核查什么”的新问题：谁来核查？新入局者将为事实核查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本文将梳理事实核查的源流及其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行动者的引入正在改变事实核查的边界；围绕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是行动者在元话语层面开展话语争锋的表现；多重行动者躬身其间的参与式事实核查富有规范性愿景，即共塑新闻活动的认知权威。

二、事实核查的源流及其在新冠疫情下的演变

早年间，事实核查往往被理解为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它成为客观报道原则在新闻实践中的具象反映，被认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职业素质。通过对新闻文本事实性的细节再核验，从业者在生产环节中自我纠错，杜绝事实性错误（周睿鸣、刘于思，2017），我们把这称为“事实核对”以示区分。

事实核查的产生和实践离不开21世纪以来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以FactCheck.org、PolitiFact和《华盛顿邮报》Fact Checker这三家美国精英事实核查机构的产生为例，在其诞生的2003至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在经历着候选人对虚假信息的滥用。因此，早期事实核查的内容边界围绕政客的虚假声言而形成，旨在为公众提供客观、无党派的信息和更正，尤其是在危机或选举时期（Graves，2016）。自2010年以来，事实核查机构的数量在欧洲大幅增加。事实核查的定义在此后拓展为任何“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文本的准确性的公开报告”（Amazeen et al.，2019）。它可被看作一种新闻样式（news genre），用来审视政治力量面向公众的言论，以评估其与事实一致的程度和精确性（周睿鸣、刘于思，2017）；还可被看作以上述新闻样式为中心，组织和贯穿新闻生产和生成的实践行动与过程。上述核查团队的实践历程表明，事实核查体现着公共服务的理念，是新闻从业者报道工具箱中的利器，用来发现世界、记录历史、告知公众；它秉承了新闻业的历史传统，是“看门狗”（watchdog）这一社会角色的延伸，促使新闻业持续监督政治权力运作。它也因此成为新闻从业者维护特定系统持续运转的社会试验（周睿鸣、刘于思，2017）。

如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核查政治人物声言的准确性已成为事实核查的次要焦点（格雷夫斯，2022），事实核查人员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揭穿阴谋论、病毒性谣言和社交媒体上的假消息。在核查内容得到拓展的同时，事实核查的参与者也不再限于专业媒体或事实核查机构。例如，《英国医学杂志》就曾多次自行开展事实核查，并以该术语直接作为专栏题目或文章标题，系统核查了英国政府延迟解封是否有充分证据（Mahase，2020）、医院中未接种疫苗的患者数量（Christie，2022）等一系列主题，以应对政客和媒体提供数据不一致的问题；也有中国学者把事实核查看成一种“政府应对虚假信息的措施”，因而将中国政府使用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开展的新冠疫情辟谣也视作对事实核查活动的一种参与（Chen et al.，2021）。根据路透社新闻研究所和牛津互联网研究所于2020年4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在2020年1月至3月期间，独立媒体和事实核查机构制作的英语事实核查数量增加了900%以上，其中，政客、名人和其他知名公众人物传播的虚假声言仅占全部错误信息的20%（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J ournalism &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2020）。由此可知，事实核查运动在全球的第二次崛起与新冠病毒的流行不无关系。2020年初，美国波因特机构（Poynter Institute）创办的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IFCN）就专门开辟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事实核查数据库。截至2022年3月底，该数据库共收录了来自全球99家事实核查机构开展的17169项新冠病毒虚假信息事实核查，主要行动者包括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AFP）、来自乌克兰的VoxCheck、美国境内旨在打击西班牙语虚假信息的Maldita.es、美国本土的PolitiFact和巴西第一家事实核查机构Lupa等，内容上覆盖了新冠病毒在140个国家或地区的传播路径、阴谋论、治疗方案、疫苗等多个方面（Poynter，2022）。

以上有限的经验观察表明，当下的事实核查已不再被新闻从业者垄断，而日渐转变为一个被多重行动者操持、边界尚不清晰的实践领域。如果把边界视作一种话语建构，那么这一建构尚在进行，因为操持事实核查的行动者、服务对象、议题、样例等都仍在变化当中。这种思路可追溯至吉尔因（Thomas Gieryn）关于科学意识形态的论述。他指出：科学同其他智力活动的界限模糊而灵活，历史上不断变化，存在内部不一致，有时还有争议；明确这个界限就是划定边界，既是科学家通过修辞所做的意识形态区分，又为科学家追求权威和物质资源提供了正当化的支撑。吉尔因意义上的边界不仅存在于科学和非科学的治理活动之间。他说，扩张、垄断和保护自主权是某一专业导向领域的通用特征，因此在诸如医生的意识形态中发现边界工作的风格并不奇怪。也就是说，边界工作的效用不限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同样的修辞风格对于科学内部的学科、专业或理论方向的意识形态划分也是有用的（Gieryn，1983）。近十余年来，吉尔因提出的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被新闻研究者青睐，成为理解全球数字化新闻变迁当中从业者社群的垄断控制同公众开放参与之间矛盾和张力的关键概念（Robinson，2010；Lewis，2012；Carlson & Lewis，2019）。

卡尔森（Matt Carlson）将新闻工作定位为负责提供对世界的有效描述的文化实践。他将边界工作与其他概念打包、整合，提出“元新闻话语”概念，并试图解释新闻业的意义如何在数字化变迁中发展。卡尔森把元新闻话语定义为评价新闻文本、产生这些文本的做法或接受这些文本的条件的公开表达（Carlson，2016）。通俗地讲，元新闻话语是有关新闻话语的谈论方式，即关于话语的话语（周睿鸣，2021）。卡尔森的理论工作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形：新闻业内外的各种行动者竞相重申、挑战和构建可接受的新闻实践的边界，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限制。因此，元新闻话语小心翼翼地回避预设谁是参与元新闻定义的行动者，以避免过度强调共识的形成；或以忽略相互冲突的定义、边界和正当模式的方式，把忽视非新闻从业者的声音作为代价，赋予新闻从业者以特权。由此，元新闻话语将（1）新闻行动者、（2）地点/受众和（3）主题与（a）定义制定、（b）边界工作和（c）正当化的过程联系起来。

在数字化新闻变迁的历史条件下，以元新闻话语审视事实核查可提出一系列问题：第一，谁具有从事和开展事实核查的权力？第二，核查实践在什么场所、面对什么样的受众时被正当化？第三，核查什么样的议题是应当应分的新闻工作？这类谈及事实核查伦理、原则和技艺的问题皆关系着事实核查的边界，对以新闻观照公共生活的良善运行至关重要。本文接下来便从新闻受众如何被纳入或排除在可接受的新闻生产者范畴这一元新闻话语视角（Carlson，2016），进一步探讨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问题。

三、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一种参与式进路

伴随数字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媒介的开放性得到空前提升。受此技术力量的驱动，受众参与到新闻（news）之中成为可能，受众与新闻业（journalism）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个逐渐形成的新型关系中，受众得以在那些曾经被新闻工作者独自控制的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Singer et al.，2011）。受众卷入新闻内容和实践，这使得新闻的边界问题日益凸显（Carlson，2016）。在新闻学者瓦尔乔根森（KarinWahl-Jorgensen）（2015）看来，人们对新闻边界的感知，核心在于新闻的认识论，即新闻业用以确定“验证事实”（verified facts）的方式和标准。参与式事实核查（participatory fact-checking），因其强调受众在新闻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这一主体性得以实现所依赖的“受众彼此之间以及与记者一道共同参与创造新闻，并围绕新闻建立共同体之过程”（Lewis et al.，2014，p.231），同时在操作上具有的探索性等特征，为我们理清事实核查的边界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参与式事实核查的一般性实践

专业的事实核查通常对于核查者身份与核查过程均有严格的标准，因此执行起来难免费时又费力。这意味着，由于出版环境节奏快且缺乏资源，记者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事实核查（Brandtzaeg et al.，2016）；而在社交媒体场景下，面对实时更新的海量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专业事实核查难以与之保持同步。核查者在保障事实核查专业性的同时，不得不在核查的广泛性方面作出让步。而有限的核查覆盖面不仅可能直接降低核验信息的影响力，还有可能营造一种“默认的真相效应”（implied truth effect），改变受众心理：在此传播心理的作用下，人们常常会产生错觉，认为那些没有被核查人员提出警示的声言和新闻内容即为已被验证的事实（Pennycook et al.，2020），并由此对实际上并未经过查验的虚假信息产生信任和分享意愿（Allen et al.，2021）。

专业核查除了在扩大规模方面存在难度之外，还面临着难以被受众接受和信任的困境。尽管有研究者对上文提到的美国三大精英事实核查机构之一PolitiFact的事实核查作品进行了再次“复核”，发现结论与该机构的测真仪（Truth-O-Meter）真实性评级基本稳定一致，即这种评级标准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复现（replication）（Nieminen & Sankari，2021），但在党派分歧严重的政治环境下，公众对事实核查与核查者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政治派别的影响。有研究显示，近一半的美国公众认为事实核查人员带有偏见（Flamini，2019），这一观念在共和党成员中尤为普遍——相信核查者具有党派偏见的共和党人数占到其总数的70%（Walker & Gottfried，2019）。

与在美国的研究类似，莱昂斯（BenLyons）等人在对来自瑞典、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波兰等6个国家的样本进行比较后观察到，欧洲公众对于事实核查与核查者的态度呈现出显著的地区间差异以及政治与党派不对等性（Lyons et al.，2020）。首先，在公共媒体更为健全、机构信任程度普遍更高的国家（如瑞典和德国），公众对事实核查的熟悉和接受程度也都更高。其次，那些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拥护欧盟以及对民主现状更加满意的人们对事实核查的态度也更为正面。

以上研究结果揭示出，依靠专业事实核查人员的操作模式在现实中受到多种自身与外部条件的束缚。也正是基于对此现实境况的反思，事实核查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始对一项潜在的补充性核查模式——参与式事实核查展开探索。

随着数字新闻业的兴起，新闻受众对信息披露和程序公开的需求与日俱增（Revers，2014）。与培养专业的事实核查人员相比，招募普通受众对新闻内容或新闻源进行打分评级要简单易行得多，参与式事实核查在核查规模及其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Allen et al.，2021）。影响参与式事实核查效用的关键问题在于，普通人的集体智慧是否足够强大，大到可以比肩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判断？针对这个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判断常有失误，但由其意见汇聚而形成的群体判断通常准确度很高（Surowiecki，2005；Da & Huang，2020）。

近些年出现的众包型事实核查（crowdsourced fact-checking）便是建立在这一“集体智慧”基础之上的一种参与式核查机制。传播学者爱波斯坦（Zivvy Epstein）与合作者通过众包评估的方式，招募千余名美国社交媒体用户对60个新闻源的信用等级打分。他们观察到，无论党派立场如何，相比超党派信源或假新闻源，参与者对主流媒体机构都更加信任；而这种常人的群体判断与事实核查人员的专业评估高度一致（Epstein et al.，2020）。在此基础上，爱波斯坦等人提出，通过平台运用算法，优先显示那些经过用户认可的优质新闻源的内容，可能是社交媒体打击虚假信息的有效途径。

另有研究者提出，众包核查应从新闻源落实到具体的新闻报道层面。为了检验其有效性，艾伦（Jennifer Allen）等人选取了一组被脸书（Facebook）算法标记为有待核查的新闻报道，进而对普通用户和三位专业事实核查人员对文章标题和导语的准确性评分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两者的评分高度相关；据此研究者主张，众包应当被纳入虚假信息检测系统，以弥补机器学习和专家判断的不足（Allen et al.，2021）。这种三元一体的事实核查模式业已被社交媒体平台应用于现实中的虚假信息识别与查验（Hassan et al.，2019）。

以Birdwatch为例，它是欧美主流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于2021年初开发推出的众包事实核查平台，目前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平台用户可以就任何推文信息作出“没有误导性”或“具有潜在误导性”的分类，进而针对他们认为有误导性的推文，以开放式回应的方式添加注释，既可以对其分类作出解释，也可以在注释中提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相关信息背景。与此同时，Birdwatch还向用户提供打分功能，即用户可以针对其他参与者添加的注释进行有用性评估。根据推特的官方介绍，Birdwatch用户的注释内容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浏览推文，也不会左右平台系统的推荐机制。不过，在参与事实核查的用户达到足够数量且其评分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推特将提高有用注释在全体平台用户中的可见度^①。

劳伦斯（Regina Lawrence）等人基于对数字媒体环境下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考察提出，公众既可以是积极的生产者，也可凭借消极的受众身份参与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实践（Lawrence et al.，2018）。依此视角审视众包型事实核查，我们不难发现，公众既可能以较为被动的打分、标记等方式针对有待核查的内容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作出评估反馈，也可能通过添加注释、提供可靠信源以及建议核查选题等方式更为主动地介入核查过程。

（二）参与式事实核查的中国探索

专注事实核查研究的美国新闻学者格雷夫斯（Lucas Graves）（2022）认为，今天全球的事实核查人员有着共同的使命：以打击错误信息和促进公共话语的准确性为中心，并以此致力于使事实在公共生活中稳定和有用。尽管他们工作环境迥异，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通过携手合作对抗他们理解的共同性问题，推动事实核查发展为一项重要而连贯的跨国运动。在此过程中，事实核查呈现出“话语边界对象”（discursive boundary object）的特征：它强有力的可塑性使核查实践在跨越边界保持身份的同时，被不同社群赋予不同的意义（Graves，2016，p.12）。

辛格（Singer，2021）透过对欧洲、美国、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多地的事实核查人员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观察到，准确性、客观性、透明性与独立性等规范理念，受到专业核查人员的普遍认同，成为指导事实核查展开的一般性行业准则。以新闻透明度（journalistic transparency）为例，作为一种“对已知事物的性质以及知识是如何产生的诚实”（Kovach & Rosenstiel，2001），透明度是新闻专业化的表现（Phillips，2010；Revers，2014）和传达真相的方式（Singer，2010），包括在收集、组织和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保持开放，使新闻制作过程变得可见，从而使新闻从业者和其他内容生产者区分开来。

面向公众公开、透明正在成为中国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的行动取向。例如，“澎湃明查”作为上海澎湃新闻推出的致力于国际新闻查验的事实核查栏目，在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发起了一个公众参与项目。读者通过提供其希望得到核查的国际新闻线索或核查证据，向编辑部发起求证，以此形式参与核查。

与澎湃明查类似，“有据核查”是另一个专门核查中文国际资讯事实性的实践计划。但与其他事实核查团队不同，尽管主创人员拥有一定的国际报道经验，但有据核查团队中无在职新闻从业者。资深前媒体人、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志愿协作确立了团队开放参与的基调与底色。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新闻传播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的师生制作了不少核查篇目，促进有据核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生产常规。它的作品在其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登载，也通过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和澎湃新闻架设的媒体平台发布，并通过多家平台分发的作品拓展了订阅用户的范畴，让反馈即时可见，为专业导向的核查团队吸纳潜在的参与者创造了可能。有据核查的网站上设有一个“我要核查”的独立单元，编辑部邀请读者将其在网络浏览过程中发现并存疑的国际新闻消息来源以邮件或在公众号留言的方式反应给编辑部，核查人员将对此进行事实核查。值得一提的还包括有据核查不定期举办的公益沙龙和在线培训，通过这些非营利的开放活动，核查者们与关心公共事务的市民和网友们线上线下齐聚一堂，剖析案例、介绍核查文章的创作经验，梳理核查国际议题及撰文的步骤和程序，讨论核查背后的传播效果、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诸多问题。这些开放、可及的活动无不体现出有据核查所倡导的“事实核查人人参与”的宗旨，在现实中为推广事实核查这一新闻样式，提升公众的数字媒介素养蓄积了潜能。

不难看出，以上实践模式与国际社会通行的众包与编辑部模式相结合的核查路径一脉相承——核查机构广泛汇聚公众感兴趣的新闻核查内容及线索，同时将具体而微的核查工作留给专业的核查人员展开。公众的卷入基本上限定在新闻生产早期的信息收集和故事形成阶段（Hermida，2011）。这种国内外核查路径的一致性映射出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兴起的事实核查是国际新闻业事实核查运动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尽管它起步略晚于其欧美同行，但在对于专业新闻规范的追求、对新闻边界的恪守等方面，中国的事实核查，至少从其所呈现出的样貌看，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质。这种专业特征上的一致性也预示着，我们在一般意义上对于事实核查边界及其规范性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适用并且有助于研究者考察中国的事实核查事业。

四、事实核查、良善新闻业与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

我们对事实核查的规范愿景是：在此新闻样式及围绕此样式而展开的新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良善的新闻业环境，并持续夯实这一社会公共部件，为以新闻活动观照公共生活蓄积潜能、增添活力。总的来说，落实上述规范愿景的核心是确立事实核查的实践原则。在数字化新闻变迁的当下，确立事实核查实践原则意味着在元新闻话语层面开展边界协商，以明确是哪些行动者、在什么场所、面向什么受众、围绕何种议题予以核查。经此边界协商，新闻实践得以在多元行动者的话语争锋中形塑一套广泛同享的实践原则；多元行动者协作而成的新闻也能够成为广泛共享的社会知识，并建立遵从这套知识及其生产过程的社会秩序。可以说，围绕事实核查展开边界协商的规范目标就是打造新闻实践的认知权威。

所谓认知权威指的是公众共享的社会知识及其生产享有的权威。它的存续意味着全社会在开展公共生活所需的基础社会知识上拥有共同认可的稳定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的共同遵从（Usher，2020；潘忠党，2021）。按照帕克（Robert E.Park）的观点，现代新闻业为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转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知识（Park，1940）。大众媒体乃至支撑新闻业运作的建制秩序主导了社会知识的生产，新闻业的认知权威就在这样的秩序中生成了。在技术赋权持续深入的今天，现代新闻业坐拥的、带有垄断色彩的认知权威仍在褪去。对事实核查实践而言，多重行动者的话语争锋不只意味着边界协商，还关系到在现代新闻业依存的媒介体制、大众传播系统及其秩序面临方兴未艾、层出不穷的数字媒介之挑战的时刻，在社交和算法等新型逻辑正在共塑传播生态的历史时刻，如何从新闻活动出发，共同整饬乃至重建公共生活必需的社会知识及其生产秩序，并确立新闻活动的认知权威。

事实核查实践原则的转换是观察新闻活动认知权威变化的一个缩影。事实核查理论上应在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客观性规范下进行，体现了新闻文化中的认识论。这是一种对知识的性质、可接受证据的性质和有效性标准的探究，使人们能够区分虚假与真实、可能与实际（Anderson & Baym，2004）。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被定义为“事实与观点分离”。记者只报道事实（Schudson，2001），是实证主义在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严格二元对立的前提（Wien，2005）。在实践中，这一规范本身被认为是“中立”“平衡”的，并且在新闻报道中谨慎地不偏袒一方（Chalaby，1996），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记者免遭批评，成为一种“策略性仪式”（strategicritual）（Tuchman，1978）。记者们经常保持中立，坚持“他说/她说”的报道风格，致力于引用争议双方的主张，让读者决定事情的真相。这一传统被称为“专业客观性”（professional objectivity），一直是定义新闻专业主义的主流观点，因此也延续到了事实查验实践当中（Lawrence & Schafer，2012）。

然而，为了追求专业客观性，记者们常常对“判断事实真相”犹豫不决（Jamieson & Waldman，2003）。如果任由这种公式化的报道理念发展，将使日常新闻中的真相不可识别，因为公共话语中的主张无论真实性如何，都可以被“官僚地”证明是新闻（Ettema & Glasser，1998）。因此，有学者将这种仪式化的客观性称为“程序客观性”（procedural objectivity）（Lawrence & Schafer，2012），它将使记者和公众更容易受到强大信源对科学“制造不确定性”的困扰（Michaels & Monforton，2005）。程序客观性对政治竞争者声言及反声言的“平衡”不仅可能掩盖问题，而且可能挫败政治责任，损害公众理解，降低公民对自己区分真实与虚构能力的信心（Pingree，2011）。

近年来，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的职业规范呼声渐高，甚至有学者主张将其作为新闻学的核心要素验证方法，以打破专业客观性的两面平衡，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检验假设，根据证据的权重得出和宣布结论（Streckfuss，1990）。在这一趋势下，从业者们主张在实践程序和规则中将科学方法的三要素——声言、证据和判断作为事实查验过程中缺一不可的关键部件（Coddington et al.，2014）。正因如此，作为关键性事实的一部分，判断事实核查中是否包含用于反驳主体声言的有效证据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事实核查作者不仅应当报告事实，而且还要公开自己的判断，因为事实核查工作通常在广义的客观性传统下运作，作者们不应止步或满足于以强大信源的各自主张来达成专业客观性，而是应当致力于通过方法的透明性和可重复性来改善各类公共话语表述的准确程度，即追求科学客观性（Graves，2016）。如果说专业客观性报道理念奠定了事实核查的认知权威的程序客观性基础，那么，科学客观性则对其认知权威的来源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即实现“实质客观性”（substantive objectivity）——一种强调事实核查新闻应当超越对关键政治角色声言的忠实反映，按照受众或用户的需求，作出对这些声言准确性的判断（Lawrence & Schafer，2012）。

无论是事实核查议题范畴的拓展，还是事实核查行动者的广泛参与，作为一种新闻样式，事实核查仍旧需要特定的标准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产生对抗虚假信息的作用。首先，无论行动者边界如何拓展，事实核查的专业常规和举证步骤仍然是相对稳固的。例如，事实核查作品必须使用可靠来源，通过信源之间的交叉验证得出结论，包括专家陈述、指向外部文件或来源的链接（如统计数据、官方报告或数据库）、用作评估来源的视觉资料（如地图、照片）、信息图形或表格（如复杂过程的图形说明）、指向新闻网站的链接（如本国或国际新闻媒体的页面）以及历史或地理数据等其他类型的背景信息（Nyhan & Reifler，2015；Humprecht，2020），通过使这些信息来源在事实核查作品中易于获取，事实核查邀请任何其他机构和受众复现事实核查的结果，使之可以对相关信息进行同样的评估。这意味着，在上述规范的约束之下，事实核查能够执行对举证者的问责（accountability），而这也是获悉真相如何被制造的新闻业制度价值观的基础（Allen，2008）。然而，这一在事实核查专业机构之间形成、用来鼓励公众监督的共识却未必能够在机构之外被以同样的标准执行。例如，新浪微博开办的“微博辟谣”板块创造性地引入了网友“随手举报”作为一种事实核查的参与路径，而举报人举证通常仅有原始虚假信息链接和网友短评可见，作出判断的依据通常由平台负责提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举证者的责任，却可能造成低成本举报的滥用及约束的困难性。

其次，在事实核查评价高度两极分化的新闻环境中，个人往往不信任发布与自己信仰相反信息的来源（Brandtzaeg et al.，2016），新闻透明度便成为事实核查成功的必要条件，能够帮助事实核查者纠正公众误解。如前文所述，参与式核查因广泛邀约非专业新闻从业者加入，可被视为对“让受众参与新闻制作过程”的参与透明度（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的主动提升（Karlsson，2010），也体现了透明度作为公共问责制的专业新闻业的规范基础（Singer，2007）。有学者在考察了美国、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八家事实核查机构后发现，不同事实核查媒体在信息来源透明度（source transparency）上的表现存在重大差异（Humprecht，2020），这表明提升事实核查行动者的专业化水平仍然十分必要。而在参与透明度和信源透明度之外，披露透明度（disclosure transparency）是新闻透明度中构成开放性的另一关键指标，主要衡量新闻把关人是否对新闻的制作方式持开放态度（Karlsson，2010，p.538）。按照这一多维标准，前文述及的参与式事实核查在中国的实践过程展现出了较高的参与透明度，但当述及哪些公众提供的事实核查兴趣及线索进入了新闻生产流程、哪些未能进入时，披露透明度的展现或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再次，既有研究的结论表明，事实核查的专业实践主要由职业动机而非市场动机驱动（Graves et al.，2016）。也就是说，公众对事实核查结果及其过程的参与需求无法代替这一新闻样式的业内声望，成为产出高质量事实核查作品的主要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专业媒体机构的事实核查工作往往能够覆盖比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类型的事实核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在这样的现实前提下，尽管参与式事实核查能够部分地解决对抗虚假信息的数量不足问题，但事实核查质量不足的问题或许仍然需要专业机构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克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核查的专业实践会在各个国家之间扩散开来（Engesser & Humprecht，2015），因此，加入事实核查的全球组织网络，共享职业规范标准，将成为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事实核查机构提升专业化水准的有效因素（Humprecht，2020）。

最后，全球第二次事实核查运动浪潮将这一新闻体裁从政治“硬新闻”带向了以新冠疫情为中心的虚假信息范畴，如果说这是一次具有“解放性潜力”的边界拓展，那么，既有研究的若干发现仍然为在当下作出乐观判断敲响了警钟。相对而言，政治新闻和非政治新闻的新闻专业化标准有所不同，严格的质量标准更可能被用于硬新闻制作（Boczkowski，2009），即第一次事实核查运动所针对的党派问题信息。换言之，当前事实核查形成的专业规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移植到新冠疫情问题信息的应对中，使得针对疫情信息的事实核查具备基本的开放性、可问责性和透明度，仍然需要未来研究开展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来作出回答。

如果将通过增进社会信任、维系社会稳定和福祉、促进社会合作作为良善新闻业的目标和规范性理念（Misztal，1995），这种规范性将集中体现在事实核查工作对真相、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承诺上。早在Web2.0技术兴起伊始，就有学者曾指出，传播技术可能带来专业（professional）与大众（popular）新闻业边界的模糊，使专业新闻业的自主性从内部问责转向外部问责（Singer，2007）。实际上，问责一词既与责任相连，又区别于责任，它不仅包含了后者对适当行为的定义，也更强调这种适当行为的强迫性（Newton et al.，2004）。参与式事实核查的兴起，表明公共问责制已经在数字新闻业当中初步建立，也意味着当下全球范围内对职业行为的监督日益普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新闻业中的公共问责制仅仅是媒介社会责任理论的一种映像，需要在公民有责任拥有可靠信息、记者有责任为公众提供事实依据、公众既是包括媒体在内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也是其服务目标的前提下运作（Hocking，1947，p.169；Nordenstreng，1998），而不足以在差异化的媒介体制之间构成普适性的解决方案。

总之，对于当下新闻业而言，若要达成上文所述的事实核查规范愿景仍任重道远。对共同参与事实核查的多方行动者来说，边界协商不只是在机构内部形塑一套元新闻话语，机械地开放公众参与，单纯提升机构生产过程的透明度。行动者们还需要在边界协商中思考，如何让稳固的核查程序及过程成为核查机构内外同享的标准，在提升核查透明度的同时释清吸纳公众关切的成分及其缘由，在开放参与当中融入全球事实核查版图、提升实践活动的职业声望。策略不一而足，目标皆是在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中提升这项新闻工作的认知权威，如此才能切实地为公共生活蓄积潜能、增添活力。

五、结语

事实核查是一种新闻样式，旨在核查目标声言的事实性；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以声言事实性核验与判定为中心，组织和贯穿新闻活动的社会实践，以打击错误信息和促进公共话语的准确性为己任。本文提出参与式事实核查这一概念，认为其核心问题是数字化新闻变迁中的元新闻话语重塑：谁掌握了从事和开展事实核查的权力，核查实践在什么场所、面对什么样的受众时被正当化，核查什么样的议题是应当应分的新闻工作，此类谈及事实核查伦理、原则和技艺的问题皆关系着事实核查的边界。在特定的场所、受众和议题约束下，行动者生成对事实核查的定义和理解，在话语争锋中逐渐形成对共同核查活动的正当化论述。参与式事实核查的规范性愿景在于确立新闻活动的认知权威。在现代新闻业依存的媒介体制、大众传播系统及其秩序面临方兴未艾、层出不穷的数字媒介之挑战的时刻，在社交和算法等新型逻辑正在共塑传播生态的历史时刻，从新闻活动出发，躬身其间的事实核查参与者们应共同整饬乃至重建公共生活必需的知识生产秩序，使核查发掘的事实性信息和抵近的真相构成公众共同的社会知识，奠定开展公共讨论、塑造共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基础。

本文主张，研究者应在元新闻话语的诸多维度上加强对事实核查的经验考察，例如谁以事实核查之名从事新闻活动、面向谁开展新闻活动、围绕什么样的议题开展新闻活动，等等。事实核查需要这样的描述性梳理以及对描述背后的相关与因果推断。不过如同其他新闻样式一样，事实核查既有其经验的一面又有规范的一面，不同的新闻样式催生不同的实践经验，又同享一个规范目标。本文无意为事实核查的未来勾画发展路线图，但可以设想的是：折射社会现实的新闻活动尽管在特定政治经济结构及历史文化语境下纷繁复杂，非规范愿景所能囊括，但新闻活动的公共潜能恰恰蕴藏在新闻样式和新闻活动不可或缺的规范一面当中；唯有解除对规范性的悬置，让新闻活动与助力公共生活相挂钩，使之不仅在形式上富有参与色彩，而且实质上关涉公共意涵，新闻方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注释

①有关Birdwatch平台的介绍来自Twitter官网：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product/2021/introducing-birdwatch-a-community-based-approach-to-misinformation.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交媒体环境下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20XCA00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从“核查什么”到“谁来核查”：事实核查的边界协商及其规范性愿景》，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3期，156-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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