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逐原 郝春梅 | 媒介空间中的情感演化研究——基于情感具身性的视角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情感与传播”专栏。

作

者

杨逐原：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郝春梅：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在具身传播研究中，鲜少有研究关注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情感维度，因此本研究旨在从情感具身性的角度考察情感在技术与身体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地位。通过梳理各时期主导媒介的情感偏向及其演化趋向发现，不同的媒介技术本身具有相应的情感偏向性，且媒介的情感演进总体上呈现出情感偏向逐渐加强的趋势，而在当前媒介技术的具身性日益增强的语境下，VR、AR及人工智能等可能使人类的真实身体知觉和本真性情感被技术设定的虚拟知觉与市场化情感所取代。本研究认为，后人类时代技术情感的深入发展可能是技术消解人类主体性的最大威胁，而在人与媒介“共在”的主体性中坚守人类情感的独特价值、坚持维护直接的身体经验的原初性价值是应对这一威胁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情感具身性；技术情感；主体性

笛卡尔以降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将身体贬低为不确定的、非理性的和欲望性的存在，直到尼采对身体的价值重新思考以后，一直被理性所遮蔽的身体与感性才重新获得应有的关注。长期以来，西方思想界对理性和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如情感社会学、历史社会学、身体社会学、拟象化理论、实践感理论、感性秩序理论等，这些理论均倡导对感性的回归，同时强调要限制理性（刘少杰，2008），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出现了一种明确的理论和方法转向，即“情感转向”（Clough & Halley，2007，p.1），强调引入神经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跨学科方法论来拓展情感研究的视域和经验。这一转向也延伸到了媒介研究领域，其中，“媒介如何产生情感”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研究问题（Lünenborg & Maier，2018）。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必然要回到与媒介和情感相关的人的身体上去，这也是当下具身传播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情感具身凸显了具身传播的新价值趋向

在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长河中，身体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移动智能媒体、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技术所激发的身体参与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学研究对身体的重视，一直以来隐匿在媒介背后的、被遮蔽的身体逐渐解蔽、凸显出来（刘海龙、束开荣，2019）。事实上，通过回溯传播技术演化史可以发现，媒介技术是围绕人的需求而进化的，始终受身体的限定、指引和约束（邓庄，2020）。由于媒介技术与身体一直处于延伸、共在的关系状态，而情感的形成也依赖于身体感官的卷入，因此，技术与身体的共在也代表着技术与情感的共在。

由此可知，情感与具身理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具身性理论关注的仅仅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没有考虑情感在身体与技术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地位。情感具身性丰富了具身性理论，旨在从比较新颖的情感维度来阐释技术与身体的互动，这有助于回应媒介技术越发重视情感体验的现实趋势（孙强，2021）。在界定上，具身情感的核心理念是指情感的感知、加工、理解与表达等都与身体紧密相关，而控制那些与情感表达相关的身体动作如面部表情等，也会影响个体对情感的感知、理解与加工，因此身体参与对我们的情感体验与共情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丁峻等，2009）。在媒介技术演进过程中，身体共在的沟通一直存在，自智能传播技术发展伊始，技术具身性也日益增强，即技术逐渐融入人的肉身，甚至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也更强调身体感官的卷入及对情感体验的诱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媒介技术的进化，技术逐渐显现出对身体的反向影响，当人和机器的界限不再清晰，不禁使人担忧人类身体的主体性同样会被消解，从而沦落为媒介技术的客体（邓庄，2020），甚至人类完全变成信息空间的虚拟化存在。那么，技术是否能够完全模拟甚至取代人类的身体与情感？人类得以保持主体性的根本价值何在？媒介是理解主客体关系的中心，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话题即是感觉器官的自然演化史所展示出的生物与环境的相互整合过程，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媒介视为人的延伸，将人的身体视为人与媒介关系的核心，认为技术的延伸可以改变感官比率，但并不会改变组织和感觉器官本身（张进、姚富瑞，2018），人在与机器的融合中仍保持着自主性，该媒介理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却试图将人类推出传播的中心，他反对将媒介视为人的延伸，反而认为媒介限制了人的整体感知和主体性存在，从他的“文化技艺”理论中可以看到人与机器共同进化的非目的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人类不是工具或媒介的中心或起源点，而是涉及人、动物和人造物体的操作链的结果……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人后来与技术融合，然后变成了一个后人类（posthuman）。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从一开始就与技术共同进化”（王继周，2020），人的身体和技术之间的边界会逐渐模糊。基特勒“认为德国母亲的舌头肌肉会随着无线电中法西斯主义演讲内化的发音而改变”（张进、姚富瑞，2018）。这与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观点中所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悖，基特勒认为媒介的延伸可能会改变人的器官本身，如舌头肌肉。而当延伸的平衡被打破时，就会直接导致人类主体性的消解。

基特勒与麦克卢汉均考虑了媒介与身体的关系问题。不过，前者是从媒介出发去考虑身体问题，与麦克卢汉的思考方向相左，但他们的思想均有助于启发我们思考后人类语境中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问题（张进、姚富瑞，2018）。由于技术与人的互构会带来人的知觉感知比率甚至是感官本身的变化，而感官又是情感生成的重要依托，因此，技术与身体的互构和共在会延伸到情感维度。那么，分析媒介技术能否模拟甚至取代人类的情感以及身体之于情感的价值，有助于回答媒介技术能否在身体和情感的双重意义上消解人的主体性这一问题。根据以上论述，本研究从传播学日益强调身体和情感参与的现实出发，通过梳理媒介技术演化中技术、身体与情感的共在关系来描绘各时期主导媒介的情感偏向及其演化趋向，并预测和分析未来媒介空间中后人类和智能机器的情感与主体性问题。

二、媒介技术演进中身体维度的变化与情感的变迁

从媒介技术史的视角来考察媒介情感的演化时，可以结合主导媒介的发展历程来分析。媒介环境学将媒介时代分为四个阶段：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徐利德，2017），本文将前语言时代涵括在口语传播时代中，同时关注了被麦氏等所忽视的数字时代。此外，本文对未来人工智能深入发展的后人类时代的身体性存在与情感性状态进行了预测，以更深入地探讨后人类时代的技术性身体与技术性情感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的威胁与重构。

（一）口语传播时代：身体在场的天然性情感

在口语出现之前的前语言时代，人类经历了漫长的非语言交际时期，交流者借助身体直接遭遇现实世界，而在无语言的环境里，抽象观念和理性思维根本不可能传播和存在。在文字发明之前，口语的初始功能是传递外部现实的表征，抽象程度较低，且其使用与身体语言相伴相生，因此，这一传播时期的情感是一种以身体为媒的天然性情感，各类感官均可直接形成对事物的感知。

感觉器官对事物形成感觉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也是通感形成的基础。“通感”是指两种或多种感觉器官的互通现象，如与触觉相关的“尖（锐）”也可用来表现听觉（耳朵尖、尖锐的叫声）、嗅觉（鼻子尖）、视觉（眼睛尖、尖塔）等，这种“感觉移位”现象的发生，依赖于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借助感官获得的大量直接经验（王志红，2005）。因此，身体在场的社会交往也更易诱发通感的产生。

彼得斯（Peters）将身体视为“人类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型媒介”，直接的身体模式（如面对面交流中的非语言符号）具有无法借助语言等价转译的意义深井，且身体共在的行为模仿是彼此建立情感联系与表达道德关怀的重要方式，这是群居动物在自然选择的漫长进化中形成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便充斥着大量形式微妙的运动模仿（彼得斯，2015/2020，pp.290-295）。那么，为什么行为模仿可以强化与他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实用主义学者米德认为，心智是从具身的社会行动者在交互中涌现出来的能力，是社会意义系统在个体中内化的产物，只有彼此理解对方身体姿态的意义并能据此作出回应才能形成个体间的情感共同体（何静，2019），这也是各类情感概念形成的基础。继而人类的各类情感得以被深刻领会，也能通过中介化媒介进行远距离交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仍然青睐自古以来的共同在场的人际模仿原则实现相互连接，如直播技术对“在场”的模拟。

拟剧论者戈夫曼（E. Goffman）的表演（performance）理论常被用来分析虚拟空间中的在场现象，但众多学者常忽略该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设，即嵌入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面对面互动，实际上，“身体”构成了场景理论的一个关键要素（孙玮，2015）。身体构成了表演中的“个人前台”。“个人前台”包括衣着服饰，身体和外貌，仪表，面部表情，言行举止，性别、年龄、种族特征等（戈夫曼，2008，pp.19-20）。面对面具身互动是涵括所有感官经验的全息传播，能够借助各类身体语言传递丰富的情感态度与感受体验。在前技术环境中，人类通过身体获得对外在世界的直接感知，抽象语言的产生开始降低人们对身体的关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极力突破语言牢笼，对人类身体的意义进行了论述：一个人“只能同握着他的手的人交谈”。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抽象的语言和命题无法表达出非语言的身体经验或姿势、表情等肢体“语言”的生动性、神秘性和灵活性（张之沧，2006），后者恰恰是情感具身性的最直接体现。

（二）书写文字时代：感官系统初步分裂期的克制性情感

书写的发明堪称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人类进行离身沟通的原初形式。众多理论都表达了对口语文化的偏好与缅怀，认为文字使得部分面对面的具身交往被个体化的阅读和写作所取代，文字本身的线性排列方式促进了理性思维的扩张等。不过，书写文化的离身性与理性特征尚弱于印刷文化，根据基特勒和彼得斯的论述，书写这一创造、操纵和解读文字符号的“文化技艺”，本质上是一项具身性实践（彼得斯，2015/2020，p.29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写时代的人类感官系统出现了初步的分裂，人际交往中的情感因文字交流对身体的放逐而呈现出克制性特征。

其一，媒介理论中对于书写文字与社会孤立的批评存在过度批判的倾向。沃尔特·翁（Walter Ong）将文字视为不同于口语的全新媒介，认为文字使意义集中于语言本身，人们可以借助文字本身所指涉的意象进行“脱离语境”的抽象思考和逻辑思辨（谢清果、赵晟，2018）。也就是说，文字的抽象能力使得那些原本可以直接觉知的经验转变成不再依赖亲身参与的间接经验，思维具有了跨越肉身和时空进行传播的能力，人类的思想可以被理性地审视与检验，知识与文化可以通过文字来传播，这又反过来降低了身体在交往中的必要性。批评者由此认为书写导致了人与人的孤立、读者与真实的人和物的脱节。不过，书写本身是一项具身性实践，是一种非自然的、需要身体大量投入的复杂技能，如需要整合手动灵活性、眼动跟踪、发声、听觉感知、身体姿势和情感投入等，即使是读者的身体，如眼球运动、身体代谢、手指配合等，也都受到书写的反向塑造（彼得斯，2015/2020，p.309-310）。因此，书写与阅读本身也能带来一定的身体卷入与情感体验。

其二，在现代主义者看来，人的抽象和理性思维是由语言文字塑造的，这与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关：语言文字的线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其解读过程也是线性的、抽象的，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理论也指出，语言文字属于低清晰性、高参与度的“冷媒介”，这需要受众具有一定的抽象概括能力来解读语言文字（张骋，2013）。但是在阅读中，这种线性序列的统治并非总是有效，如人们阅读小说并非总是从第一页阅读到最后一页。

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口语天然的听觉属性所形成的群体与部落开始面临解体，感性的生活与文化逐渐式微。正如莱文森（Levinson）所言，言语与文字媒介推动了理性的形成，凭空造就了与前技术传播环境相背离的、适宜其生存的生态小环境（莱文森，2007，p.42）。从言语到文字，人类语言媒介的抽象性逐渐增强。麦克卢汉指出，拼音文字延伸和强化了人的视觉，形成了与口语时代的听觉空间相异的视觉空间，之后，线性的、连续的和一致的视觉感知和分割意识便逐步取代了听觉文化的有机通感感知，这种感知方式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理性”生活的标准，脱离于身体的逻辑、哲学、几何与修辞等也随之产生（何道宽，2000）。因此，在社会文化层面，肉体经历了再一次的放逐，这一时期书写媒介的情感表现出更多的克制性。

（三）印刷媒体时代：去情境化时期的表意性情感

尼尔·波兹曼（Postman）将印刷术统治美国思想的时期命名为“阐释年代”，其中，“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甚至也成了一种表达的途径，即认为印刷文字的线性结构使其承载的任何内容，如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宗教话语等，均呈现出理性和秩序的特征，这是印刷媒介本身的偏向对公众话语的影响（2015，p.78）。

印刷媒介进一步强化了语言文字的理性倾向和视觉感知能力。印刷术的发明实现了文字的大量快速复制和全民性普及，文字媒介的理性逻辑逐步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思维和行为模式之中，继而更深层次地助推了全人类的普遍的理性化，这一趋势的消极后果便是具体的感官经验被抽象的思想所排斥，感性的活力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消退（李显杰，2000）。语言文字尚不足以建构直观呈现的虚拟现实，读者难以产生进入现场的沉浸感，文字形式抽象单调，缺乏生动亲切的魅力。经由印刷文字呈现的情感仅仅是表意性的情感，表意性情感的传达和解读有赖于作者的述情能力和读者的想象能力，且去情境化使情感的表达出现打折扣的现象。

印刷文化去情境化的特点，招致了个性化、理性化、抽象化的批判。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人类面临着多维度的“失衡”态势，“由于专注于印刷的文字，在感觉和智慧之间、在声音和影像之间、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人们开始找不到平衡了”（赵涛，2015），在这种失衡状态中，感性和情感的价值日渐式微。如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演讲如果完全是书面语的形式，便要求听众只需要投入理解而非激情。而对于印刷文字来说，它承载的任何语言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并不受情感所影响，当这些语言需要传达意义时，其内容就变得严肃，这使得阅读也变成了一项严肃、理性的活动：读者孤独地分析、评判那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波兹曼，2015，p.60-62）。

甚至在早期传播学研究中，印刷术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被视为离身的中介化媒介，在实现信息远距离扩散的同时，身体及其物理场所便成了需要克服的障碍，身体感官的整合性被消解，意识主体得到突出和强调，与身体共在的情感交流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反思印刷文字推动的理性与合理性泛滥的社会文化时，尼采与福柯相继发出“上帝死了”“人死了”的低沉喟叹（周海宁，2019），可见人本主义学者对身体与感性之于人类主体性的价值重申。

（四）电子媒体时代：理性消解期的建构性情感

印刷媒体时代的书面文化以文字为中心，注重概念和理性，而电子媒介时代的视觉文化凸显了图像的感性特征，直接激发人的感受力，有助于修正文字印刷传播的过度理性偏向。电视开创的视觉文化一度受到娱乐至死和消费主义的批判，但回溯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电视图像在解放感性和身体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这种视觉文化所体现的建构性情感在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的发明首先延伸了人的听觉，人类由此进入了次生口语文化的时代。沃尔特·翁提出的“次生口语文化”（secondary orality）是相较于文字发明之前的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ity）所界定的。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如社群感、参与性、专注当下等，这使得次生口语文化能够比较合理地揭示麦克卢汉所言的“重新部落化时代”；但两者又存在本质的差异，次生口语文化受到文字、印刷机的深刻影响，因此延续着印刷文化对个体的影响——理性、内在化、自反性思考等，在翁看来，肉身“在场”的口头文化才是完满的（黄华，2016）。在次生口语文化中，原生口语文化依然存在，但被置于相对次要的、隐性的位置。

电子媒介如电影、电视等，也延伸了人的视觉，而视觉文化在感性泛滥上所受到的批评在当下重视情感传播的媒介研究中应予以重新评估。事实上，波兹曼对电视文化“娱乐至死”的预言性批判，指出电视图像消解了人们理性、客观、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但另一方面，电视图像传播对感性主义认知方式的强调反而有助于纠正文字印刷传播的过度理性偏向，因为电视传播对视觉这一身体感官的应用是对身体的解放（张骋，2013）。波兹曼（2015，p.35）也承认电视为孤独的人群带来的快乐与安慰，以及电视在削弱理性话语的同时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情感力量，为打破理性与感性、精神和身体的二元对立奠定了技术和文化上的基础，无疑会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感性和情感的潜在力量及影响。

但值得警惕的是，摄影、电视等电子媒介所带来的“技术图像”世界可能会在存在论的意义上颠覆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往，人们观看岩画需要移动自身的身体，视觉使得“我成为世界中心”，而在弗鲁塞尔（Vilém Flusser）所提出的技术图像世界中，人无需付出行动，世界也能够以丰富变幻的图像的方式强制性地展示在眼前，人类只能充当接收者，被动接收图像织造的那个观念的世界、投射的世界而无法进入到与他人共在的实在世界，人反而成了技术的延伸（卢照，2020）。此时，技术的主体性突显，人的主体性被隐没，这也反过来强调了人的创造行动以及与他人共在于世之于人类主体性的重要性。

（五）数字媒体时代：虚拟在场中的沉浸式体验情感

数字媒介之前的大众传播往往是单向的，媒介空间中的情感是少数传播者所建构的情感。数字技术的兴起打破了大众媒体的垄断性，更倾向于模拟与复刻前技术环境中的面对面互动情境。在手机、传感器等技术兴起之前，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仅仅是一种离身的符号化生存，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言的“再现的身体”，如表情包、视频等对身体性元素的扩展及其携带的情感色彩，它们让赛博空间的情感更为丰富多元。“表现的身体”与“再现的身体”被海勒视为当今的主体所拥有的两个身体，前者是指现实中的血肉之躯，后者“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孙玮，2018）。随着媒介技术的深入发展，如VR、AR等，媒介嵌入人的肉身将带来身体感官的全面参与和无限逼近现实体验的模拟情感。

1.  虚拟化存在：中介化交流中的“再现的身体”

情感是日常交往的基础，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维度，也是主体间性的产物。数字传播时代，作为节点主体的用户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情感表达能力。董晨宇、丁依然（2018）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考察了用户在社交线索贫瘠的中介化交往中进行的“补偿性”情感交流现象，如文字、标点符号和各类表情包的创意性使用。

表情包是一种表征人类情绪和身体意象的视觉化媒介符号，其发展经历了字符、颜文字、Emoji到真人表情包这一逐渐具象化历程。表情包再现了人的表情、姿态与动作，能够唤起人们的主观性情感。通常，表情包对身体的展示程度越充分具体，身体的虚拟在场便越发真实，其传递的情感也就越发充分彻底（谷学强，2018），真人表情包更是重现了身体作为传播媒介这一原初功能。

然而，表情包更像是从真实的面容与表情中分离而来的一副面具，在实际交往中，其承载的神情、情感与态度更多是一种有目的的选择性展演而非自然的流露和本真的交往，这种表情与情感的分离使得中介化人际交往中的本真情感逐渐演化为情感控制（姚晓鸥，2020），且表情包在情感表达中的匮乏与无力促使人们采取夸张或重复的方式来使用，这反而加剧了表情包在情感表达中的贬值化与廉价化（王长潇等，2021）。这种“情感的通货膨胀”现象仅仅发生在中介化的离身社交中，其原因在于情感与身体的分离所造成的情感表达的不确定性。

2.  具身性参与：身体感官的全面卷入与“表现的身体”

虚拟现实技术无疑是典型的具身性传播实践。此时的传播实践既包括再现的身体也依赖于表现的身体，即需要肉身的全面参与。虚拟现实技术作用于人的多重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等，这使得人的虚拟体验无限接近于现实的社会体验，这也就越容易产生相应的情感感受。虚拟现实技术如一张附着在人体之上的多元、立体的感知网，提供着沉浸式的媒介环境，可以让主体由浅入深地实现从身体感受到心理触碰再到情感卷入的全方位参与体验，实验研究的参与者普遍认为虚拟现实环境可以激发更强烈的情感，且随着虚拟现实技术水平、主体互动性和叙事交互性的提升，还会开发出更多高级别的情感经验（段鹏、李芊芊，2019）。

另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所呈现的多是表征性符号而非推理性符号，虚拟现实技术对世界的直观呈现形塑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情感导向能力，比如，应用于灾难新闻报道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往往能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情。总之，虚拟现实技术致力于为人们还原真实直观的世界和参与式的感知体验，逐渐消解了传播媒介与真实世界的距离，是对人类直接经验世界的回归和模拟。

三、未来媒介情感的演化趋势与具身性后人类的主体性重塑

互联网发展伊始即被视为赛博空间，但在手机、传感器等技术兴起之前，人类的数字化生存仅仅是一种离身的符号化生存，随着技术对身体嵌入的日渐深入，人类的未来逐渐向依赖身体的“后人类”发展。吉布森的赛博小说展示了未来人类的两种生存状态：离身性超人类和具身性后人类，前者追求完全脱离身体物质性的束缚以达至永生的愿望。但离身性的超人类主义对人类主体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弃置使它陷入了一种绝对主义的理论困境，而这只能从具身性后人类中寻找出路。具身性后人类具有超人类所不具备的主体性，且是一种同时包含身体、智能机器和信息技术的新的主体性，而这无疑有助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绝对局限（冉聃，2013），基特勒甚至预言技术的主体性可能吞噬人的主体性（郭小安、赵海明，2021）。事实上，与具身性相伴而生的人类情感及其伦理价值可能是人类保持主体性的重要存在。

（一）未来媒介情感的演化趋势

根据交互式情感在人类的感知、注意、学习和决策等行为中的核心地位，MIT媒体实验室早在1997年便提出了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概念，旨在通过赋予计算机以识别、理解和表达人的情感的能力来提升机器智能（郑达等，2020）。这符合MIT科学家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想象，即“一个真正的智能系统少不了情感装置”。在强人工智能时代，“情感型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知觉体验进行模仿与感知，这种感知甚至可以监测、可以干预用户的情绪，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喻国明学术工作室，2021）。未来，对身体感官的模拟可能成为评价智能媒体发展的尺度，但当下的智能媒体仍处于弱智能的阶段，即使实现了对人的感官的延伸，也未达到感官的“通感”配置（谢新洲、何雨蔚，2020），人的高维感性仍是情感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后人类学者那里，具身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使在虚拟空间中，人机互动时的一些具身性因素，如人的身体状态、姿势等，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绪，继而影响到人的认知与社交，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人机互动可能会重归各身体感官皆参与的全息互动（彭兰，2019）。彼时，人类的身体经验和情感体验将会受到物质技术的更深刻和更全面影响，个体与个体之间、人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身体知觉将向人机关系中延伸、渗透，这需要我们在新的技术情境中重新想象后人类的身体知觉与情感结构的可能性发展，因为这涉及人的主体性存在这一生存性问题。

（二）具身性后人类时代的技术情感与人类的主体性危机

将人的情感属性设定为强人工智能的进化标准，加剧了“人—机”竞争关系的讨论。在人与技术关系的研究中，两者之间的边界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技术伦理关乎的是“人与人造物间的尺度与控制问题”，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促使人们在认识论上深入界定“人”的边界所在（徐婧、马晓悦，2020）。

技术情感被视为人类情感的异化，也是技术将人类改变为座驾的最大悬设。一方面，目前的大数据与深度学习已打破了机器人情感设计的技术壁垒，人类的情感可以在人工智能中实现。另一方面，人类对技术产生的情感依赖已然颠覆了以往人机之间的“二元主奴关系”；面对技术对人类共情能力的加持，后人类主义者甚至主张人类应该放弃主体性地位。然而，从人类情感的伦理功能角度来看，技术情感尚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隐患：机器人缺乏基于情感与理性的权衡过程所产生的反思平衡机制，这可能造成理性控制下的决策偏差；此外，机器人是建立在算法的二元简化逻辑之上的，缺乏相应的技术情感概念，这将导致技术性的伦理灾难（陈凡、徐旭，2020）。比如，拥有感觉和情感的机器人会越来越与人类相似，这时，让机器代替我们去做那些存在危险的任务，会让我们产生道德上的不适（莱文森，2007，p.146），这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智能型情感机器人的抵制。

从现实层面看，媒介已然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人们进入媒介化生存时代，甚至诉诸情感的力量来影响人们的思考与行动，如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动员，而情感劳动则体现了媒介对人的深度剥削。因此，如果人类过于依赖媒介，把所有的决策和体验都让渡于算法技术，那么人的身体和经验就可能成为受媒介剥削的生产工具，人类将陷入一种新型的“异化”状态，人的主体性危机也更为紧迫。

（三）身体与情感之于人类主体性的重要价值

要克服人类主体性危机，需要对人类主体性的特殊维度——情感特质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回溯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技术与身体一直如影随形，VR、AR等技术更是实现了技术、身体与情感的深度互动与融合。VR技术与人的具身关系所产生的知觉体验和情感心理显示出技术在延伸人类情感边界上的巨大力量（黄今，2021）。甚至正如后人类宣言所预示的：“因为我们的本质是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消除身体”（海勒，2017，p.15）。技术可能彻底摆脱生物性的人类身体，届时与肉体相随的人类情感是否也会被技术情感所取代？

现在，智能技术已然展示出创造性、自主性与意向性等人类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未来可能发展出完全基于技术逻辑的新的独特主体，这要求我们寻找人类主体性的独特之处以重建人类主体性的主导地位；事实上，情感作为人类主体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是人类主体不同于技术主体的重要维度（程明、赵静宜，2020）。在技术具身关系的研究中，人的身体性因素仍是技术情感发展的蓝图，这是我们保有乐观的现实基础。在人机互嵌阶段，身体在情感表达中的重要媒介作用被发现，人机交互中的情感研究也多从面部表情、声音和身体姿势等来模拟人的情感，但由于机器尚不能模拟人类的复杂动态生物场，因此机器人并不会拥有真正的情感或内心体验（刘国强、韩璐，2020）。在科学和技术的冲击下，尚不能被机器所复制与超越的情感领域恰恰是我们坚持主体性的重要阵地。

四、结语

从情感具身性角度出发梳理媒介技术的演化史，可以看到技术、身体和情感的共生与演化路径。具体来说，在移动媒体出现之前，媒介在身体体验与情感感知中扮演中介作用，而在技术与身体互嵌的赛博格时代，技术开始感知、模仿人的情感。总体而言，“文字—印刷—电子—数字”的媒介技术史也是媒介情感偏向愈发明显的情感史，这为我们想象后人类时代的人类情感与技术情感提供了一种纵深性的历史视角。

在媒介技术的具身性日益增强的当代语境中探讨媒介演化中身体与情感的价值，旨在深入追寻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在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这两个方向上来回摇摆，其“媒介即延伸”理论仍将人视为万物的尺度，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所有的媒介”都“完全地作用于我们”；而基特勒的媒介技术思想则坚定地走向了批判性的后人文主义道路，认为身体可能沦为技术的客体（张昱辰，2014）。与前期的媒介本体论思想不同，基特勒后期的媒介思想不再将技术视为先验性的存在，同时承认人对技术的创造作用，认为人与媒介“共在”于世界中，而人类主体性复归的路径便在于暂时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优越感，转而在人与媒介“共在”的主体性中去找寻（郭小安、赵海明，2021）。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一部分，身体的经验感知与情感体验在媒介技术的延伸中得到抑制或强化，在赛博人和后人类的语境中，人工智能对情感因素的设计和运用仍不能完全取代人类间的情感。

这是因为我们在虚拟世界的生存需要以现实的实在生活和直接的身体经验作为基础，人类的情感也是如此，这在镜像系统假说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通过对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的精确模拟所获得的虚拟体验仍要还原到现实世界才有价值，且真实身体及其体验无法用有限的科学语言来还原它本身的多样性，若完全将虚拟现实取代实在生活，参与现实社会实践的主动身体反而会成为被技术规则限定的被动身体（周午鹏，2019）。届时，情感体验将由个人主动探索的丰富性本真情感，变成有限的产业化、消费化情感，技术规训渗透进情感领域，将带来更为严峻的情感认同危机以及人际疏远的后果，也会限制个体进行社会参与并实现个体自由的机会。为了应对这一主体性危机，人类需要在人与媒介“共在”的主体性中坚守人类情感的独特价值，坚持维护直接的身体经验的原初性价值。

当然，也要警惕对认知具身性的简单理解。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设施虽然早就形成于前语言社会，但并不是既定的不可改变之物，而是不断经受着技术、文化、语言与文明的重塑。总而言之，在想象后人类时代人的身体与技术之间的情感关系时，除了关注人机交互所开启的新型的身体互动和情感交流模式，我们仍需重视人们对共同在场的青睐及情感产生的具身性基础，珍视具身性互动所具有的社会契约与情感伦理的约束力，这是后人类与技术保持“共存”主体性状态的必要性前提。

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数字媒体时代贵州构建城镇社区治理新格局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ZD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杨逐原、郝春梅 ：《媒介空间中的情感演化研究——基于情感具身性的视角》，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5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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