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建 韩立新 | 新闻用户视角下灾难报道的 “情感性策略仪式”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情感与传播”专栏。

作

者

潘文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韩立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概

要

【摘  要】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从新闻用户的视角探讨灾难报道中的“情感性策略仪式”。研究发现，新闻中的情感性策略仪式是剖析新闻生态逻辑的内生性结构，是建构数字新闻生产的实践路径，是情感成为叙述客观的一种语言的前提条件。通过情感劳动让新闻报道成为寄托缅怀的公共论坛，是公众情绪的宣泄口，也是社会团结的情感社区。新闻网络行动者建构着情感性策略仪式，情感性策略仪式影响着新闻网络行动者的新闻实践。

【关键词】情感性策略仪式；情感转向；灾难报道；新闻用户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数字新闻业中情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成为影响甚至引导新闻网络行动者行为逻辑的主要因素（常江，2021b）。近些年国内外学者也不断对这一概念展开相应的研究。其中沃尔约根森（Wahl-Jorgensen）认为除了存在塔奇曼（Tuchman）说的“客观性策略仪式”（the 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外，新闻报道中还存在一种“情感性策略仪式”（the strategi critual of emotionality）对新闻生产起作用。他对1995年至2011年间普利策获奖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被分析的报道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轶事性线索和个性化故事叙述的方式表达情感，并以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实践向新闻报道注入情感。记者通过运用自己的情商和大量的幕后情感劳动（转引自Wahl-Jorgensen，2013）成功唤起新闻用户情感的共鸣。沃尔约根森这一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新闻中以“威权主义”般存在的客观性发起了挑战。但是沃尔约根森的研究是从新闻生产者的视角对新闻产品中的情感存在进行分析和探究，那么对于新闻产品的用户是否在新闻中也感受到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存在的研究也是有必要的。此外，基于新闻用户视角对情感性策略仪式的研究与沃尔约根森的研究形成传播“5W”的流程。因此，在数字新闻学的背景下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是十分有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让新闻用户发现新闻中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存在，同时既贴合沃尔约根森的研究样本（普利策获奖作品中77%的记者叙事和65%的消息来源都是“恐惧”“痛苦”等悲伤色彩）（Wahl-Jorgensen，2013），也符合对消极和冲突新闻一贯的学术考察风格（Galtung & Ruge，1965），本研究从新闻体裁中选择了灾难报道，在新闻选题上对沃尔约根森的研究对象形成回应。主要选取了“7.20郑州地铁五号线”事件的新闻报道为研究样本，并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研究的经验材料。当一个事件具有极强的公共性时，就将以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在公民中竖起共情的旗帜，引起广泛的社会舆论。新闻媒体此时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平台，也是为国民提供缅怀和哀悼的公共论坛（Kitch，2003）。既然沃尔约根森通过对记者的新闻作品考察发现新闻报道中存在情感性策略仪式，那么从新闻用户的视角上是如何发现并看待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存在的？这种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存在与新闻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

二、文献回顾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逼新闻界重新思考“何为新闻”的古老问题，Steensen和Ahva对学术期刊的新闻学研究进行分析后认为，数字新闻学能够成为新闻学中的“第五范式”（Steensen & Ahva，2015）。对于数字新闻学的体系建构应该从价值内核（民主、公共性）、核心概念（技术可供性、媒介化、行动者—网络、情感公众等）、研究实践（作为媒介的新闻）和批判理论（民主和公共性、价值极化和价值虚无倾向）四个维度展开（常江，2020）。从这个建构体系中可以看到，情感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成为影响甚至引导新闻网络行动者行为逻辑的主要因素（常江，2021a）。情感转向是数字新闻学对经典新闻学革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向（常江，2021b）。

关于情感研究（affect studies），20世纪末西方学界出现了关于“批判情动/情感研究”（critical affect studies）（汪民安，2020，p.341）。德勒兹认为情感是“存在之力或者行动之力的连续流变”，就是说情感不是某种固定的状态而是变化的过程，我们只有通过考察情感的强度和力量才能跳出“人”的视角去理解生命的复杂和多变（汪民安，2020，p.342）。因此，数字新闻学把情感视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不仅关注情感的本质，而且要探讨情感的功用，这也就暗示了当下从“理性逻辑”到“情感逻辑”的重要转变（汪民安，2020，p.345）。在新闻领域，近十年的众多研究发现，人与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生态之间的连接首要是情感性的，情感是人与技术不断互动、形成亲密关系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人借由新闻消费参与社会变迁的主要路径（常江、何仁亿，2021）。

情感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业不可避免的探讨因素且被认为应当延展成一种新的新闻价值（Allern，2002）。所以只有揭开情感这个认知盲点，看清Kotisova（2019）说的“新闻编辑室里的大象”才能在应然上对数字新闻学的价值原则作出建设性的建构。因此，从经验研究的视角出发，有学者在对过往有灾难性报道经历的记者进行访谈时发现，以客观性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职业观念同内心本能的实践情感维度时刻存在碰撞与矛盾（Jukes，2017，p.4）。Kotisova对10位在现场报道过2016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杀式袭击的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在灾难报道中，作为记者的他们一方面需要固守所谓的“超然”“客观”的职业原则，另一方面作为普通人的他们是具有情感的，因此职业要求与个人感受就发生了冲突（Kotisova，2017）。有学者在对芬兰的新闻从业者进行研究时发现，他们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含有情感因素的内容唤起公众的情绪（Pantti，2010）。Papacharissi等为解释社交媒体（Twitter）动员过程中媒介使用的情感而提出了“情感新闻流”（affective news streams）的概念来延展这一阐释，这种“流”描述了新闻是由一个环绕着主观经验、意见和情感的新闻环境所共同构建的（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2012）。通过相关学者对情感在新闻中影响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情感卷入”是不可避免的。数字媒介实践是唤起情感的重要形态，它塑造了一个情感易激的媒介实践环境，其中流通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情感（自国天然，2020）。因此，在数字时代大众媒介不仅是事实的提供者和观点的讨论平台，还已然成为情感沟通的机制，是公共情感形成的主要空间（袁光锋，2017）。

在数字生态下读者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对新闻内容表达出情感青睐，这种行为将导致新闻用户的情感参与乃至对新闻生产机制的引导（常江、田浩，2021）。也就是说，公众自身可以对媒体的传播内容进行解构、重构和再传播。公众以“转义者”的身份出现在数字新闻学中，通过协作式新闻布展（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展开新闻实践（陆晔、周睿鸣，2018），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新闻中。而这个过程就意味新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将会被代入其中，形成新的“新闻包裹”，也从侧面证明了人的主体性和情感在理解中的作用（刘鹏，2019）。同时，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加强了情感对于新闻业的影响，使得公众拥有传播信息的能力且可以介入相关的事件。Papacharissi（2016）认为情感是通过媒介（Twitter）话语阐述而具体化，但是公众是通过情感表达动员和连接（或断开）而聚合成网络化结构，通过社交媒体这一情感结构把公众聚合起来，但真正让公众发生联系的是彼此间故事的情感。也就是说情感作为人际联系的核心始终作用于身体间相遇的过程，推动个体行动的可能性（田浩，2021）。

数字化进程为新闻业带来了生态性的变迁，不仅表现在新闻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实践层面，还体现在底层认知取向嬗变所引发的价值观、思维理念等结构性的革新（王晓培、田浩，2021）。数字化已经全面侵入到人的生活之中。技术形态与人的感官接合，创造新的知觉方式，进而勾连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孙玮，2019），而这种体验也极大地凸显了身体与感官在人类认知世界中的基础性作用（孙玮，2020）。这意味着技术与人的感官接合时，人的主体性将嵌入到技术之中，技术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情感并展示出来。因此，技术可供性加速“情感转向”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杨奇光，2021），数字逻辑使得个人的情感以更加直白的形式在新闻生产中流露出来，这赋予新闻学界“重新发现”情感的机会（田浩，2021）。

三、研究设计

新闻中对情感的探讨向来都是争议不断，而随着数字新闻学这一范式的兴起，情感已成为该范式的一个重要概念。回顾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对新闻中情感的讨论和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新闻生产者的视角分析情感的研究，即使有一些关于用户对于这些研究的讨论，也多基于用户是新闻生产者的视角，纯粹以新闻用户身份探究新闻中情感的角度是欠缺的。因此，本研究以灾难性事件深度报道为研究基点从新闻用户的视角探究情感性策略仪式在新闻报道中的存在问题，这个研究样本也可以更好地回应沃尔约根森在其文章中所选用的研究对象——普利策获奖作品（大部分是关于生与死问题的“坏新闻”）。

本研究以“7·20郑州地铁五号线”事件为研究样本。这个事件具有极强的公共性，事件发生时除了官方媒体不断发声外，在以微博为主要讨论社区的社交媒体上，大量公众涌入互联网各抒己见，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如果一个人的离世不再仅是新闻，而是舒德森所说的“文化引爆点”（cultural flashpoint）（转引自Kitch，2000），那么就可能产生反思和追问，寻求事件的解决。

新闻学即人学（杜骏飞，2018），因此对于新闻学的研究本质上就是对人的研究。本研究以深度访谈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涉及人的理念、意义建构和语言表达，因此访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陈向明，2000，p.165）。通过滚雪球的方法选择了16位访谈对象，年龄在20到35岁之间，职业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历背景的本硕博学生、新闻从业经历者、事业单位工作者等。选择这些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关注这个事件且具有阅读日常新闻深度报道的习惯，这将有助于从新闻用户视角发现灾难性事件深度报道中的情感性策略仪式。访谈总时长约为12小时，平均单个访谈时间约为45分钟，整理访谈材料共计17万字。

沃尔约根森提出的情感性策略仪式是基于对普利策获奖作品的分析之上，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以新闻专业性为原则而生发的，是从报道者视角分析情感性策略仪式存在的问题。基于此，在研究中笔者希望从新闻用户视角反观新闻中的情感性策略仪式，而且扎根中国新闻语境的经验资料，做出对研究问题关于中国新闻的回应。

四、研究发现

（一）情感劳动的“外包”与“自见”

情感是呈现客观的一种语言和文字，由人写作的新闻必然会流露出情感，新闻是人的东西，新闻即人（杜骏飞，2018）。这也就意味着灾难性事件深度报道中存在记者情感的介入，这种介入被Hochschild（2012）称为“情感劳动”。在深度报道中更多体现的是记者进行“情感劳动外包”（outsources emotional labor）的行为，即记者将情感外包给新闻当事人或者其他信息源，通过个性化叙事和轶事性线索的情感劳动不动声色地呈现出记者所要传达的情感，即寓情于理、循循善诱地将读者带入到新闻事件当中（Wahl-Jorgensen，2013）。受访者D15认为：

记者在报道中为什么要选择这些细节和片段，引述这些语言而不是其他的，这里面本身就存在记者的情感倾向，为了凸显某部分的内容产生某种倾向，就意味着情感外包的存在。

对于这种“情感外包”的现象，受访者们表示需要明了记者在稿件中想要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基于新闻事件本身的性质或者能够更好地叙事，那么这种“情感外包”的行为是可以被接纳的。受访者D4说到：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分层级的，如果他带有自己的一些目的，或者想要带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去写这篇稿件的话，那他肯定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表达来自记者自身的那种情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起码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在陈述事件或者是想要让这个事件唤起更多人的关注。

受访者D9也认为新闻中情感性策略仪式的使用必须要基于新闻客观，这种外包体现在度的把握上，在度的范围内不算是情感外包而是事件性质所“自见”的，如果超过了这个度，将记者自身想要表达的杂糅到新闻叙事中就算是情感外包，他表示：

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认为还是要取决于不同的情况，就是那个记者究竟他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掺杂了多强的主观意识，如果说记者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把握住新闻的度，也就是他知道我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情感，我想把文章引向我想要的方向，但是他依然在写作或者在采访的时候还是遵循了新闻的范式，那我认为其实在这个方面就不算是（情感外包），如果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握好度，过于强调了自己的价值情感，这种就可以说是外包了。

因此，在灾难性事件的深度报道文本中情感的呈现与流露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在客观性作为“威权”的传统新闻中被一再地遮蔽和掩盖。“我们之前感觉不到主观性或者遮蔽主观性并不等于证明‘客观性’，而是证明了疏忽。”（邵志择，1997）而通过经验的访谈之后发现，新闻用户可以从灾难性事件的深度报道中发现隐藏在文本之中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通过情感劳动外包这一媒介行动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情感在新闻中的价值与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情感的产生不仅是报道文本单方面传递的，也存在新闻用户情感介入、发生共情的现象，即在报道事件的共通情景中进行编码与解码的行动。受访者D9说道：

在新闻报道中有时候记者只要交代客观事实就能传递出情感，比如说“今天我参加了一场葬礼”，这个事实本身就带有情感色彩。

这足以证明情感在新闻报道中的出现不一定都是由记者通过情感外包的方式在报道中进行安排，而只要将客观的事实叙述出来，新闻事件自身所包含的情感便会自然流露。所以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受访者认为情感外包并不一定存在，即使是关于新闻故事线索的叙事也会被视为情感外包的行为，受访者也都认为这种叙事是基于新闻客观的，是新闻事件自身所携带的情感的自然显露，“外包”的行为只能存在于记者有所企图时，只有希望通过新闻线索进行个性化叙述传达自身的看法和情感才能被称为“情感外包”。而在“7·20郑州地铁五号线”这个事件中，这种情感性策略仪式是事件自身公共性所引起的情感自见，从而产生公众的情感共鸣。因此，情感外包和情感自见都是情感性策略仪式情感表达的方式，而对于新闻用户而言，情感外包是可以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情感自见完成的。总之，情感劳动不是情感外包的结果，也不是仅依靠情感外包体现出来的，是情感外包和情感自见所共同作用的。

（二）情感性策略仪式的表达：新闻的缅怀与哀悼

Pantti和Sumiala以芬兰2004年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为例，表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存在对公共性社会事件的悼念仪式（Pantti & Sumiala，2009）。在“7·20郑州地铁五号线”事件的深度报道中，尽管记者在对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和追问中所使用的词汇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情况叙述，但就是这些为观众所熟悉的既普通又有“特征性”（characters）的“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Kitch，2003）所撰写出来的深度报道却让读者感受到悲凉的情感基调。这种不动声色的情感流露正是情感性策略仪式最常见的呈现方式，通过对轶事性线索的梳理和个性化故事讲述的方式，新闻自然就表达出情感。而这种悲伤的情绪通过不直接表达情感的故事叙述也能达到令人沉思和缅怀的作用，是因为这种悲伤低落的情绪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主题，例如普利策获奖作品大都是围绕生与死问题的新闻，这种负面情感更容易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和讨论（Wahl-Jorgensen，2013）。如受访者D3所言：

我觉得描述一般都是正面的情绪，但是别人看了之后可能会有负面的情绪产生。可能越是形容他（新闻当事人）多么开朗，多么正义或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反而可能越让读者觉得生气、惋惜或者很悲伤。

平静的叙事中却夹杂着悲凉的气氛，受访者D7认为这是一种“平静下的悲伤”，这种想法与受访者D9不谋而合，他也认为：

我看到的报道还是比较平静的，就是说我们从词义的角度或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比较中性的，但是作为读者，我还是能够感受到报道上面所弥漫的情绪，或者是笼罩在一种阴影或者悲伤的氛围之下。

使用带有情感的词汇或者只是对新闻当事人的生平背景等内容进行详细叙述，这种不动声色的情感表达都能起到直击人心的作用，可以让读者感受到新闻中情感的流露，因此这种新闻叙事中段段句句无不体现出对逝者的缅怀与悼念。受访者D11说到：

当然可以（算是一种缅怀）啊，一个人，普通人的一生如果能被记住，或者能被人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都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缅怀的意义，缅怀的价值。

因此在灾难性事件深度报道中，情感不仅是事件本身所传递的内容，也是新闻的一种语言，让新闻事件以一种艺术般的真实而存在。情感是新闻成为悼文的关键要素，是组成新闻缅怀和悼念的生态结构，影响新闻网络中行动者的行为。作为呈现要素的情感是一种复杂的集合，在个体和社会互动中被建构（田浩，2021）。换句话说，报道中情感所生发的缅怀和悼念是希望读者和社会能够从灾难中进行反思并解决问题。受访者D9说道：

不管是希望宣泄自己的感情，还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表达让自己的悲伤不要重现在别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样一种文章或者这样的作品都完成了它某种使命，也起到了缅怀的作用。我们经常说缅怀的价值并不在于让生者沉溺在悲伤的情感氛围中，而是我们要纪念一些东西，不管是记住教训还是记住这个人，他在以前带给过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新闻报道中如何将这种哀悼和缅怀的情感传递出来是新闻写作的一种艺术，受访者D11将之称为“艺术的存在”。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大部分新闻用户认为在这个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存在情感性策略仪式，这种仪式是以一种“游击式隐蔽的形式”存在，通过细节将这些情感内容源源不断地流露，然后汇聚起来形成情感的爆发，引人反思。如受访者D7所言：

我觉得是分散式存在的，就是这里搞一下感情那里搞一下煽动，最后稍微升华一下。

一方面新闻中的情感分散开来是为了铺垫，另一方面这种分散的情感是为了避免新闻太过主观导致失真，引发新闻职业伦理问题，这也一种新闻实用主义，避免外界批评从而进行新闻自我保护（王建峰，2021），就如访谈者D4说道：

分散的吧，如果集中出现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篇报道很不真，就会有为了带动你的情绪而写作的色彩。

新闻用户对这个事件的相关报道阅读后都发现情感性策略仪式是以对逝者的一种缅怀和悼念而存在。詹姆斯·凯瑞认为，新闻业的功能不仅是传播信息，而且体现共同的信仰，这种圣化的仪式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今的新闻媒

体越来越多地服务于这种仪式，提供一个公共论坛，表达个人感受深刻的体验（凯瑞，2019）。Kitch引用人类学的“过渡仪式”（transition rituals）表明，大部分的公共性哀悼发生在第二阶段^①：阈限状态（liminality），维克多·特纳将这种现象称为“社区”（communitas）（Kitch，2003）。

（三）情感社区：情感团结、风险规避和自我救赎的聚合点

从情感劳动到情感社区的形成是记者在报道中情感性策略仪式呈现的一种场域结构的变动，是情感能动性的体现。从个体的情感劳动到社会层面的情感公共领域（emotional public sphere，或者称为情感社区）（Richards，2009）的形成是新闻事件公共性带来的社会影响。正如Papacharissi（2016）所言：虽然情感是通过媒介（Twitter）话语阐述而具体化，但是公众是通过情感表达动员和连接（或断开）而聚合形成网络化结构的，正如她本人说的：“技术把我们网罗了起来，但真正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彼此的故事”。例如，通过阅读这些灾难报道不断追问和关注后续，希望这些灾难性事件得以解决，同时也为寻求一个更为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个体自我救赎的一种表现。如受访者D13所言：

比如说某个事件在国家或者部门的一些制度（层面上）推动着这个事件得到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结果，那我们对这个结果表示肯定或者反对，一个是自身风险的规避，（另）一个也是一个监督作用，我觉得我们大众是有义务来监督社会各个层面的，人民群众是监督的权利主体。所以我们会一直跟进到这个事件结束，一定会去追后续报道，通过报道去追踪（公众）合法权益的落实。（因此）也不仅仅为了自身风险的规避和个体的自我救赎，而是我们有责任去去留意（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通过新闻报道所构筑的情感社区重新构筑一条连接链，将不同时空的“幸存者”联系起来（Huan，2017），并且情感社区能够引发亲社会行为，在构建、维持和协商社会关系和社会包容性方面发生作用，形成“情感团结”（Kitch，2000）。正如受访者D9说道：

你可以把这个个体视为一个代表或者一个纪念碑式的人物，但他真的也只不过是那个事件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个体代表。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本身带给大众的冲击是很大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情绪或者不同的感觉郁结在其中，这样的报道首先（在）情感上（让）大家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在行动上面去做出一些改变。

通过新闻报道情感社区的“链式”作用在公众读者中形成情感团结是为了唤起公众对这些灾难事件的共情，同时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反思，携手共同解决相关事件，实现社会个体在风险中的自我规避和自我救赎。然而，对这种公共性事件的讨论和关注除了在宏观社会上的情感连接以及期待形成个体生存的稳定环境外，在微观个体人际交往上也是维系情感的办法。如受访者D6说：

我们当时意见都差不太多。一方面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可能就是向其他人展示自己有这种热点追逐的心思；另一方面可能也想看看其他人是怎样反应的，想从某些事的讨论当中观测一下其他人的价值观是否偏激。

新闻报道不是仅简单地告知公众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灾难或发生了什么事，它们在设定公众的情感基调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它们必须通过情感劳动实现情感的处理和呈现。通过上述的经验材料也可以发现，由新闻报道形成的情感社区所构建的公众情感团结可以被视为一种“治疗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Richards & Rees，2011）。新闻描述当下的社会现实、公众感受和关系结构，但这种描述是对未来更好生活期望的开始。新闻中的情感性策略仪式是灾难中公众情绪的宣泄口，是形成公众情感团结的情感社区，是个体自我救赎期待一个更安全的生存环境的新闻结构性元素。

虽然进步主义者对卫道士的厌恶只会停留在表面的写作风格上，而不会牵扯进实质内容（舒德森，2009，p.77），但是斯蒂芬斯、钱伯斯、门肯等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对世界进行生动活泼地报道以对抗逐渐丧失个性的世界，同时也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镜子式的反映现实而不用特意阐释（舒德森，2009，p.75）。19世纪90年代时，这些新闻界赫赫有名的报人希望开创一种新的新闻生产风格，允许主观情感的介入。在他们看来，客观性甚至是为了遮掩我们凝视现代社会时眼神流露出来的失落感而存在的（舒德森，2009，p.145）。一百多年后，面对数字技术的袭来，新闻业又一次遭遇了情感，而这一次就要求学界和业界不能再回避新闻中的情感问题。当把情感视为数字新闻的一个维度时，势必会围绕情感这个概念进行更为深入多样的讨论，赋予其“可见性”，而这一过程就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概念、理论、方法（白红义，2021）。本研究在沃尔约根森从新闻生产者的视角发现“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基础上，从新闻用户的视角对情感性策略仪式进行另一个视角的研究，并且将构成这种仪式的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关系呈现出来（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传统新闻生产结构中提到情感是跟煽情化新闻、小报新闻联系起来的，认为这种新闻具有破坏新闻生态环境的力量。而在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结构出现系统性变革，情感被认为具有建设性作用，情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生产的述行路径（袁光锋，2020）。本文从新闻用户视角出发，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情感逻辑支配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情感性策略仪式，并通过“建设性愤怒”的作用使新闻用户产生新闻缅怀、新闻哀悼与情感团结等，进一步寻求问题的解决、责任的追究和权力的反思。“情感化”和“数字化”在数字新闻时代共同支配着数字新闻的生产、流通和接受（常江、田浩，2021），这就使得隐含在新闻社会化过程和日常工作中的情感战略仪式成为一种显性知识（陆晔、赖楚谣，2021）。在数字新闻中情感成为新闻创新解释的对象，这一新闻创新不仅告知新闻业“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而且也在试图解释发生变化的动因（王辰瑶，2020）。因此，新闻中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存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变化是新闻生产逻辑性乃至生态性变革所带来的必然景象。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有50%的专家学者认同情感成为数字新闻生产和接受的核心概念（常江，2021a）。在传统新闻生产中情感是作为隐性知识被忽略的，而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必须要承认情感在新闻中的价值与地位，证明情感与客观是共生的，且情感对维护客观性具有极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对社会每个群体平等的尊重和共情的情感机制，不偏不倚的根基就会变得不稳固。为了达到无偏见（open-mindedness）我们需要与其他人的立场共情，而这需要情感的支持（袁光锋，2017）。在数字时代，基于网络化、随时随地的社交媒体，新闻的情感具有培养和维持参与、联结与凝聚的作用（Papacharissi & de Fatima Oliveira，2012）。总之，情感对于新闻生产的重要作用以及新闻记者对情感的认识始终是新闻生产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沃尔乔根森、田浩，2021）。

此外，经验研究发现新闻是信息生产中各种关系和结构汇集的“场”，而情感性策略仪式就是构成这个“场”的内生性结构。其实现路径有三种：情感劳动、情感缅怀、情感社区。这三种路径分别以记者、媒体、公众作为新闻网络行动者在情感的作用下开展新闻实践活动，一方面以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实践建构情感性策略仪式，另一方面通过影响新闻行动者建构内生性结构从而影响新闻生态。因此，情感性策略仪式成为剖析这一逻辑的内生性结构。同时，这些“扎根”于中国新闻用户的经验不仅证明情感性策略仪式适用于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而且也极好地勾勒出情感性策略仪式对新闻生态逻辑影响的路径。新闻的使命不仅是传递信息，媒介也是我们情感形成的重要环境，是群体情感沟通的渠道，是“情感社区”形成的主要空间（袁光锋，2017）。尤其在灾难报道中，情感表达能更好地唤醒社会中的“建设性”因素并对当下消极的灾难做出积极的回应。这就意味着新闻报道特别是灾难报道中情感作用将逐渐得以显化进而冲击旧有新闻生产的理念，情感成为客观叙述的一种语言，这是新闻数字化变革的必然结果。通过代码的敲击和字符的呈现，数字时代建构新闻生产的路径以“仪式众包”的策略将此前默认为隐性知识的情感添加到新闻生产中。也就是说在数字新闻生产过程中，情感逐渐成为新闻网络行动者的行为规则并在塑造人类社会关系上发挥着“元素型媒介”的作用。如果将写作和阅读视作一种仪式的话，是情感这个元素让记者与读者在新闻这个“场”中发生相遇和交互。换言之，只有在传媒构造的感知、认识和行为的范畴内，我们才能形成在相关形式中的理解和意向的真实性关系（克莱默尔，2008，p.80）。因此，情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直接介入到新闻生产中并积极寻求相关议题的解决方案（常江、何仁亿，2022）。与其说情感正在解构传统新闻生产中“硬新闻”的客观、理性，不如说情感正为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建构一条新路。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幕后的记者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喧嚣，也时常目睹人类英雄主义救赎一切罪恶，他们有责任将这些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公众在报道中捕捉人性的光辉，感受人性的意义，而不仅是在文章中看到充斥邪恶、血腥的描写（舒德森，2009，p.73）。但是新闻的形态和生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支撑着情感性策略仪式的存在以及数字时代新闻网络行动者的媒介素养与情感呈现的关系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正如受访者D9说：“在当下的新闻环境中，客观居于情感之上至少是利大于弊。”

注释：①人类学中的“过渡仪式”包含三个阶段：分离（separation）、阈限（liminality）、融合

（aggregation）。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潘文建、韩立新：《新闻用户视角下灾难报道的 “情感性策略仪式”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68-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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