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雨雷 童清艳 | 数字可供性对青年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的影响研究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情感与传播”专栏。

作

者

冯雨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童清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概

要

【摘  要】随着独居时代的来临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影响青年人寻找约会对象的方式。基于一项在线实验设计，本研究探讨了在线约会平台的数字可供性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研究发现，实名认证、副语言线索和算法推荐正向影响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此外，约会焦虑在副语言线索与平台使用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隐私担忧在算法推荐与平台使用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从技术示能和社会情境的双重角度对数字可供性进行了诠释，并讨论了初次互动理论、驯化理论和选型婚配在新媒介空间的演变。

【关键词】数字可供性；在线约会；隐私担忧；驯化理论

一、引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受人口流动日趋频繁、住房条件改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家庭户人口规模持续缩小，社会单身群体逐步扩大（国家统计局，2021）。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寻找约会对象与婚恋伴侣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不断涌现出的在线约会、婚恋交友平台逐渐成为单身男女扩大社交圈、寻找伴侣的重要方式（Rosenfeld，2017）。根据调查机构的统计，中国约会类手机应用发展潜力巨大，有许多处于适婚年龄的青年缺乏线下社交渠道，更热衷于在线交友和娱乐互动（智研咨询，2020）。在线约会与网络择偶发展趋势迅猛，借助科技的东风扶摇直上，在青年群体中渐成气候，也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青年群体社会心态、个人心理和生活方式的综合变化。

在线约会过程中，当缺乏延伸交流与肢体互动时，人们只能通过交友平台提供的社交线索来决定是否与对方深入交流或者线下会面（Finkel et al.，2012）。因此，婚恋交友平台的技术配置十分重要（Berger & Calabrese，1975）。可供性（affordance）一词最早由Gibson（1979）提出，他认为可供性是指环境中的资源供给和配置所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是相对于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而存在的。Norman（1988）在设计领域继续推广了可供性这一视角，将可供性定义为“对象物的设计”，并进一步提出对象物的性质会引导用户如何使用它。在日益数字化的社交环境中，在线约会平台的数字可供性为我们了解单身青年的情感实践和深化人际传播理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青年的在线约会实践

单身青年的情感与婚恋是一个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话题，不仅与人口更替密切相关，若处理不好，也会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隐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论证自反性现代化时提出个体化理论，其最大的表征就是关注自我的实现（贝克、贝克，2011）。正如人类从中世纪宗教信仰、社会体制和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当代青年也正在逐渐脱离熟人社会的规范与约束（侯静、李雨欣，2020）。进入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构建浪漫关系的环境，浪漫关系的建立也开始取决于社交媒体平台的可供性（用户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以概括为平台如何引导用户使用技术）（Evans et al.，2017；McVeigh-Schultz & Baym，2015）。寻找合适的约会恋爱对象是一个重复搜索与匹配的过程，而在线交友平台能够有效降低搜索成本，增加建立浪漫关系的几率（Becker，1973）。在线约会与婚恋平台从出现至今，一直由非专业化向专业化发展，由虚拟与现实二分向虚拟与现实结合发展，影响了单身青年的婚恋实践（昝玉林，2010）。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又称为初次互动理论）提出在人际交往的初始阶段降低交往双方在态度和行为上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并且促成长期关系的发展（Berger & Calabrese，1975）。具体到在线约会而言，平台提供的个人资料、照片等信息可以降低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线上互动与调情也有助于促成约会（Sharabi，2021）。考虑到网络环境的复杂性，足够的信任有利于减少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也构成了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Kashian & Walther，2016），因此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信任可能影响使用者对在线约会应用的接受程度（Caplan，2007）。此外，作为一项生活任务，约会意味着一种挑战，需要面对他人的评价甚至拒绝（Leary，1983），加之社会中的单身耻辱观念和对交友应用的负面印象，虚拟空间中的约会焦虑依然存在（Pitcho-Prelorentzos et al.，2020）。同时，许多互联网服务都存在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在线约会应用则使用了更多敏感数据，包括个人兴趣、位置甚至财务信息，隐私也被转化为一种商品（Lutz & Ranzini，2017）。人们一方面愿意用个人信息从网络服务商那里换取一定的回报，另一方面又高度关注个人网络隐私（Kokolakis，2017），这种隐私悖论在使用约会平台时表现为提供个人信息以促成匹配与隐藏个人信息以保护隐私的矛盾，也使得在线约会的心理接受过程趋于复杂。

（二）数字可供性理论框架

可供性是技术或物的“功能”的同义词，指人与物的交互关系中非人行动者所作出的贡献，是一种代表“主客体间性”的指称（Gibson，1979）。也有研究将affordance翻译为“示能”，含有客体“展示其所能”之义，强调主客体间的关系为“互动”而非“使用”（孙凝翔、韩松，2020，p.133）。数字可供性也指对象或技术与用户之间的“多方面关系结构”，决定了用户在数字环境中的潜在行为和结果（Faraj & Azad，2012，p.254；Evans et al.，2017）。具体到在线约会平台，如果数字可供性提供的信息能够消除隔阂、提升沟通效率、减少不确定性，会更有利于浪漫关系的形成（Fox & Anderegg，2014）。

在线约会情境下，数字可供性有三种具体的功能表现形式。

首先，通过网络结识的交往对象通常是既有社交圈之外的人，有时也面临着隐私安全、欺诈、骚扰等风险，因此安全和信任是重要的前提（Gibbs et al.，2011；Shetty et al.，2021）。使用在线约会应用时，为了找到更匹配的约会对象，用户常常需要分享较为隐私或敏感的信息（Westcott & Owen，2013），因此平台的实名认证与审核无疑是数字可供性链条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此外，互联网在发展之初被认为有着天然的匿名性，现有研究也发现匿名性鼓励了网络用户的自由表达（Lane，2020）。但网络谣言、网络欺诈等现实情境使得实名制被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种遏制犯罪的手段推行（黄京华、常宁，2014）。网络匿名交往的规则削弱了信息的真实性，甚至有诱发网络暴力的风险，而网络实名制又似乎阻碍了言论的自由表达（单民、陈磊，2015）。具体到在线约会，这种实名与匿名的自由悖论表现得同样突出。

其次，在线约会平台的副语言线索作为一种含蓄而有效的平台设计，在学术研究中被称为副语言数字可供性（paralinguistic digital affordances）。副语言线索是一种语言交流之外的轻量化交流方式，指通过类似点击的行为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中交流情感、表达情绪的平台设计，例如点赞（Wohn et al.，2016）。以在线交友APP探探为例，用户在评估约会对象的资料时，可以通过左滑表示不喜欢，或右滑表达喜欢，当双方同时表达喜欢时即可完成匹配。这种像游戏一样的设计使探探一度成为年轻人中最受欢迎的在线约会APP（David & Cambre，2016）。对副语言数字可供性的关注也能够重新认识互联网环境中社会互动被塑造和规训的过程，其中又以驯化理论为典型代表。驯化原指为了支持家庭和社会运转而将野生动植物的自然繁衍变为人工控制的过程，后被学者用来隐喻在技术产品使用过程中，人们如何使用产品、赋予它意义并将它融入家庭（Silverstone et al.，1992）。进入数字媒体时代，驯化理论帮助理解新技术如何挑战人们的既有互动方式，以及使用者如何将技术嵌入社会关系之中（Zhu & Miao，2021）。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副语言线索需要被放置在更加微观和日常的情境中进行分析（Haddon，2003），而驯化理论恰好关注人们如何将新的媒介技术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价值观与环境（Berker et al.，2006）。既有研究已经将家庭领域的驯化理论拓展到工作环境，指出工作关系中点赞的社交功能被驯化演变为职场礼仪（Zhu & Miao，2021）。本研究则希望关注更加微妙和暧昧的在线约会情境，探讨副语言数字可供性是否被驯化为一种与亲密关系相关联的象征性动作。

再次，算法匹配也是在线约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有学者认为，算法推荐机制是在线约会平台最突出的技术优势，能够在扩大交友范围的同时帮助用户筛掉不合适的约会对象（Rosenfeld，2017，p.504）。现有研究也证实精准广告、同城模式、地理定位等个性化的算法推荐功能是重要的技术可供性之一（刘锐，2022）。而算法推荐的匹配机制背后的婚配选择逻辑也有助于重新检验选型婚配与随机婚配假说。生物遗传学中的随机婚配假说认为每个个体之间婚配的机会是均等的，然而行为遗传学家更多关注现实社会中的非随机婚配，将由择偶偏好所导致的夫妻特征相似性称为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Buss，1985）。人们在匹配结婚对象时，往往会以年龄、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为标准选择与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的配偶，此即婚姻同质性匹配（徐安琪，2000）。因此，从结果导向的角度理解在线约会平台的算法匹配机制，会发现：算法匹配指向的是带有非随机属性的选型婚配，即通过技术手段筛选与自己有着相似特征的婚配对象；而无算法推荐则对应着更广泛意义上的随机婚配。我们也希望通过检验算法匹配的作用探索当代年轻人的婚配选择观念。

有学者特别指出，讨论数字可供性不能脱离技术和行为主体所处的环境，而应该在特定的使用情境下阐释物质技术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杨奇光，2021）。除了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和装置，社交媒体使用者自身的社会背景、身份以及社会实践也共同形塑了线上公共空间（Baym & Boyd，2012）。总体来看，我们在技术层面对于实名认证、副语言数字可供性和算法匹配的关注涉及平台如何筛选可接触到的约会对象（access）、如何促进约会对象之间的沟通（communication）以及如何匹配约会对象（matching），它们也构成了在线约会平台最重要的三种数字可供性（Finkel et al.，2012）。如前文所述，网络人际信任、约会焦虑与隐私担忧也与新技术共同作用于在线约会应用的接受过程。基于此，对于数字可供性的讨论也应该与上述情境因素结合起来。

（三）提出假设

1.  新技术示能

实名认证。初次互动理论提示我们，网络约会双方需要充分信息互动和分享以促成后期关系的发展（Berger & Calabrese，1975），匿名环境也被认为更加有助于约会中的互动与调情（Lane，2020）。然而考虑到隐私安全、网络欺诈、性骚扰等问题（Shetty et al.，2021），实名认证也应该成为在线约会平台的必要程序。既有研究虽然探讨了初次互动理论在社交媒体平台的适用性（Sharabi，2021），但是并没有注意到在更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该理论背后所隐含的言论自由与信息安全的博弈。2012年3月16日起，我国实施了有关网络实名制的规定，自此市场化的网络媒体在给予网民发声机会的同时，也逐渐形成治理和监管网络（刘锐，2015）。与其他社交媒体不同的是，在线约会平台预设了一种由线上关系发展到线下关系的模式转换，同时也对平台用户的可信度有着更高的要求（Hallam et al.，2019），因此我们假设：

H1：实名认证正向影响青年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青年更倾向于使用有实名认证的平台。

副语言线索。过往研究中，副语言线索被证实能够提升用户的感知社会支持（Carr et al.，2016），但有时也会被驯化为一种无意义、敷衍式的社交方式（Miao & Chan，2021）。这也说明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或情境中，副语言数字可供性会被驯化为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工具。有学者提出，用户无需使用较多认知资源来组织复杂的信息就能够轻巧地表达肯定情绪，进而帮助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这是副语言数字可供性的最大特点（Hayes et al.，2016）。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约会中的副语言数字可供性被驯化为化解陌生和尴尬的工具，是一种受欢迎的轻社交行为，因此我们假设：

H2：副语言线索正向影响青年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青年更倾向于使用提供副语言线索的平台。

算法推荐。从选型婚配的角度来看，算法推荐会根据个人资料、背景等信息为用户匹配合适的约会人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婚姻同质性匹配的原则。然而近年来，婚恋观念发生变革，青年群体也表现出突破传统婚恋观念的愿望。因此我们希望探究在线约会中，青年人是更相信同类相从，从而选择与自己有着相似特征的伴侣，还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不会刻意选择与自己具有相似属性的配偶。这也是我们以正向选型婚配理论为基石研究算法推荐的理论意义。由于算法推荐的设计有助于扩大潜在约会对象的搜寻范围并促成约会，在线约会的参与者也对算法推荐系统表现出了明显的青睐（Tong et al.，2016），因此我们假设：

H3：算法推荐正向影响青年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青年更倾向于使用有算法推荐机制的平台。

2.  社会情境

网络人际信任。在线约会作为一种陌生人交往模式，常常被人们认为包含潜在的受骗风险（Couch et al.，2012）。约会双方也只有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才能决定是否开展浪漫关系（Beldad et al.，2010）。研究表明，网络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用户，可能会更加关注在线约会可能带来的风险（Chen et al.，2021），考虑到实名认证常常与一些风险因素联系在一起，我们提出研究问题：

RQ1：网络人际信任在实名认证与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

约会焦虑。研究表明，缺乏社交技能的人群更容易存在约会焦虑（Larsen & Shackelford，1996），而约会焦虑又会导致年轻人避免或者推迟约会与恋爱（La Greca & Harrison，2005）。结合依恋理论，学者发现存在焦虑的人群会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建立浪漫关系，从而避免当面被拒绝的尴尬（Chin et al.，2019）。副语言线索作为一种在约会开始前传递好感信号的数字可供性，有可能降低用户在后续约会中被拒绝的几率，从而受到约会焦虑人群的青睐，由此提出研究问题：

RQ2：约会焦虑在副语言线索与青年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

隐私担忧。在社交网站发展之初，风险与隐私就一直是用户关心的问题（Fogel & Nehmad，2009）。在线约会应用中的算法推荐功能需要收集用户个人位置和身份等数据，这也无疑增加了隐私风险（Sun et al.，2017）。事实上，许多在线约会平台的用户都存在隐私担忧，尤其关心平台如何使用自己的个人数据（Lutz & Ranzini，2017），由此提出研究问题：

RQ3：隐私担忧在算法推荐与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

研究模型图示见图1。

三、研究方法

（一）流程

为了更好地探究数字可供性的作用，本研究采用2×2×2的组间实验设计的方法探究实名认证（要求实名认证/不要求实名认证）、副语言线索（提供副语言线索/不提供副语言线索）和算法推荐（有算法推荐机制/无算法推荐机制）是否会影响青年群体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受试者将会首先阅读知情同意书，接下来被邀请评估一款名为Love Signal的新型在线交友约会软件。受试者会被随机分配到各实验组，阅读实验素材并回答一系列问题，实验结束后可以获得1~5元不等的红包。出于学术伦理的考虑，实验的最后所有受试者将会被告知本实验的真实目的。

在实验素材方面，有实名认证的小组受试者将会阅读到一段文字，表明使用该平台的用户都需要提供身份认证由平台审核，对照组则没有此环节；提供副语言线索的小组受试者会被告知用户可以通过点击爱心的方式在聊天开始之前表达喜欢、完成约会对象匹配，用户也可以看到自己在平台中获得了多少来自其他用户的喜欢，对照组则没有此功能；有算法推荐组的受试者将会阅读到一段文字，解释该平台将根据用户提供的资料生成个人标签，并采用AI算法的技术完成约会对象的匹配与推荐，对照组则没有此功能。为了避免侵犯肖像权等问题，实验中平台用户的照片呈现均为卡通图片。

为了确保能够有效达到实验目的，本研究进行了操纵性检验。各组的被试将会被询问是否看到了实名认证、副语言线索与算法推荐的相关描述，并回答相应问题，答案与所在组别正确对应的问卷方可进入之后的数据分析。

（二）样本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结合网络随机招募的方式，通过发布邀请链接征集受试者，最终邀请了388位18~30岁的受试者参与了本次实验，剔除未通过操纵性检验和未通过注意力检测的样本后，共有363份问卷进入数据分析流程，回收率为93.56%。其中187人为女性（51.5%），176人为男性（48.5%），平均年龄为25岁（M=24.63，SD=3.79），256人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三）测量

本文中的自变量实名认证、副语言线索和算法推荐已经通过分组实验的形式进行设置，此外所有的变量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其中因变量为在线约会平台的使用意愿（Blackhart et al.，2014）。量表共包含3个问题，分别询问受试者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该在线约会平台、在平台上浏览约会对象信息和发布个人动态（M=4.94，SD=1.26，α=0.91）。

网络人际信任量表测量受试者在网络空间中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共包含9个问题，例如“网上大多数人基本上是诚实和可靠的”，“我能够向网友吐露心中的秘密，而且我知道他愿意听”（丁道群、沈模卫，2005）。最终取所有问项答案的平均值作为网络人际信任的测量值（M=5.30，SD=0.77，α=0.90）。

隐私担忧采用既有研究中设计的问卷（Dinev & Hart，2004），共包含3个问题：“我很担心我在网络中发布的信息会被滥用”，“我很担心自己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因为别人可能会用这些信息做什么”和“我很担心自己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因为它可能会以我意料不到的方式被使用”（M=4.44，SD=0.89，α=0.75）。

约会焦虑（Odacı & Kalkan，2010）询问受试者约会时表现在沟通和生理等方面的焦虑症状，共包含20个问题，例如“我认为其他人看起来比我更好或更有吸引力”，“我很难进行眼神交流”和“我说话时声音颤抖”等（M=4.28，SD=0.63，α=0.93）。

此外，受访者还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四、研究结果

为了验证H1和回答RQ1，我们进行了以实名认证为自变量、以使用意愿为因变量和以网络人际信任为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表1报告了实名认证和网络人际信任对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影响的回归模型。统计结果表明，实名认证正向影响在线约会平台的使用意愿（B=0.311，p<0.05），与H1预期一致。同时，网络人际信任在实名认证与平台使用意愿之间不存在调节效应（B=0.101，p>0.05），RQ1得到解答。

为了验证H2和回答RQ2，我们进行了以副语言线索为自变量、以使用意愿为因变量和以约会焦虑为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提供副语言线索的在线约会平台，用户的平台使用意愿更高（B=0.636，p<0.001），因此假设2成立。同时，约会焦虑在副语言线索与使用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B=-0.577，p<0.05），对于约会焦虑水平较高的人来说，即使存在副语言线索这样的轻量级交流功能，也无法促使他们接受在线约会平台，RQ2得到解答（见表2）。

为了验证H3和回答RQ3，我们建立了以算法推荐为自变量、以使用意愿为因变量和以隐私担忧为调节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算法推荐正向影响用户的平台使用意愿（B=0.348，p<0.001），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同时，隐私担忧在算法推荐和使用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B=-0.131，p<0.05），隐私担忧水平越高的人群，算法推荐越不能对他们的平台使用意愿产生影响，RQ3得到回答（见表3）。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依托在线约会的情境拓展了数字可供性在具体平台语境下的表现形式，对其内涵进行了操作化。基于数字可供性的理论框架和初次互动理论、驯化理论以及选型婚配的理论探讨，本研究聚焦在线约会平台的三种数字可供性——实名认证、副语言线索与算法推荐对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实名认证与青年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显著相关，这说明作为陌生人社交方式，在线约会处于较为隐私和敏感的地带。这种特殊的属性使得在线约会不同于一般的网络交往，用户也十分需要通过网络主体身份的可识别性来规制对方的言论和行为。这一发现也拓宽了我们对初次互动理论的理解。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时代，初次互动理论认为更高程度的自我表露和信息共享能够为人际关系的发展创造成熟的条件（Berger & Calabrese，1975）。而本研究则发现，进入社交媒体时代，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风险，实名认证也应该成为减少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信息的充分交换需要以安全为前提。

第二，副语言线索作为社交媒体中常见的设计，正向预测了青年群体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说明“点赞”“喜欢”等数字可供性的设计已经被驯化为超越其本身意义的交流符号。不同于其他的社交情境，在线约会中副语言线索带有一种隐秘而非公开的私人互动意义，能够激发双方对关系的期望，从而推动亲密关系的发展。如果说一般社交媒体平台的点赞代表着情绪传达或礼仪规范，那么在线约会平台的点赞则表达了一种更具亲密性的好感。同时，与互送礼物类似，给予或者接受喜欢也被驯化为一种礼物交换的仪式，并且约会对象通过这种仪式积极地展示自己（Hong et al.，2017）。

第三，算法推荐正向影响数字可供性对青年使用意愿的影响，集中体现了技术已经赋权于青年参与数字化进程。同时，算法推荐的作用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择偶行为的微观理论。正向选型婚配理论认为，由于希望将自己的人格特质传递给后代，个体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特质相似的伴侣组成家庭（敖翔等，2019）。在线约会中对于算法的推崇实际上是一种对婚姻同质性匹配的认可，以及对选型婚配理论的拓展。当今社会青年群体的择偶标准不再仅仅局限于户籍、籍贯和受教育程度，他们希望算法帮助他们完成包括理想、兴趣等在内的全方位匹配。这个发现也说明青年一代的择偶观是既传统又开放的，出于婚姻幸福和行为遗传的考虑，他们希望配偶与自己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又不希望把标准仅仅局限于传统婚姻观念所看重的价值，而是在网络空间赋予了自己更多的标签并通过算法技术在更广泛的目标人群中完成匹配。在未来的研究中，

我们也可以沿着现有发现继续探究人们期望算法能够帮助筛选的相似特征有哪些，从而进一步拓展选型婚配理论在数字媒体时代的适用性。

除了关注技术示能，本研究也希望从社会塑造和社会情境的视角探讨在线约会。数字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需求、社会选择对技术的形成和改进有着深刻影响（肖峰，2002）。本研究探讨了数字可供性对在线约会的影响，但并不认为技术要素是浪漫关系中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我们也检验了网络人际信任、约会焦虑和隐私担忧的调节效应。

首先，网络人际信任在实名认证和平台使用意愿之间不存在调节效应，说明无论网络人际信任水平高低，用户都十分在乎实名认证的可供性设计。正如前人研究所示，用户在通过网络筛选伴侣的过程中也需要平台为他们过滤掉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Hardey，2004）。如果没有合理的监管机制，线上虚拟关系的维系可能如履薄冰，在线约会平台也无法摆脱荷尔蒙属性和情色擦边球的标签。

其次，在互联网发展之初，有学者认为网络中的社交更加能够吸引在社交时容易感到紧张、局促的人群（McKenna & Bargh，2000）。然而，本研究却发现约会焦虑与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在副语言线索与平台使用意愿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相比于社交焦虑的人群而言，那些开朗外向、不存在约会焦虑的人群反而更有可能通过互联网寻觅伴侣。由此可见，当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将网络用于社交目的，在线约会也逐渐从一种小众的技术潮流演变为一种主流的社交实践，现实生活中的约会剧本往往会在网络中同步上演。

再次，虽然算法推荐正向影响平台使用意愿，但是隐私担忧却在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用户在享受算法便利的同时也担忧算法推荐逻辑背后隐藏的信息安全隐患。尤其是对于隐私担忧程度较高的人群，算法的存在并不能预测他们的使用意愿。这些发现也启示我们，在线约会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应该关注如何增加信任、确保隐私安全与消除焦虑情绪。综上所述，本研究讨论了在线约会平台的数字可供性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发现当求爱场所转移到了线上，相关社会情境因素也依然在发挥作用。在线约会平台提供了一个亲密关系网络，增加了用户的社会资本，带来新的机会与乐趣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焦虑和风险，值得进一步探究与反思。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探究了三种数字可供性的影响，但有学者指出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展示、互动、目标实现等每一步都存在数字可供性（Papacharissi，2009），因此未来需要对移动性、多媒体性、可定位性等更多的数字可供性类型进行操作化。第二，本研究聚焦青年群体的在线约会平台使用，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和概括性，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不同的媒体平台，在更广泛的人口样本中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第三，相同或相似的可供性往往存在于多样化的媒体平台之中，对跨平台可供性的差异进行研究也能够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YFF0305300）阶段性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冯雨雷、童清艳：《数字可供性对青年在线约会平台使用意愿的影响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84-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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