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值得感动中国！这篇文章为138万村医而发！
在中国，有这样一群人，
置身于一座座蜿蜒望不到尽头的高山中，
风雨里抱着药箱奔跑，
深夜里在高山中摸索前行，
一个药箱，一双手、一颗心，
就是他们救死扶伤的全部力量来源。
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乡村医生！
健康时报记者来到边陲村落，记录下中国大地上，这些村医的故事！
3间一人高的小砖房，外墙白色的涂料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快没了痕迹，木质窗框仿佛一碰就碎的酥软，这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阳安村的卫生室。
石芳艳和蓝小河，一个27岁，一个35岁，两个姑娘是全村仅有的村医。
在河池市卫生学校毕业后，90后姑娘石芳艳也曾跟着同学一起去市里的医院面试，在一家妇产医院工作一年后，石芳艳回家了。
一身浅粉色老式西装，一双白色帆布鞋。坐在记者对面的90后姑娘，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全村5000多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石芳艳告诉记者，在走出大山上学的时候，一年2800元的学费都是乡亲们给凑出来的，当时想学医的初衷也是因为村子里的百姓，有太多人看不起病，更没有条件走到县医院治疗。
“这两年里自己一共投入了4万多，一半都是借的，既然我回来了，就要做点什么”。决定回村的那天，石芳艳取出自己工作一年的2万多元积蓄，开始了购药、买设备的计划。
“18岁那年在桂林市卫生学校毕业，直接去广东签约了深圳一家私营医院做护理工作，那是2001年，当时在深圳刚入职的实习工资和现在做村医的收入一样。”桂林市龙胜县白湾村乡医蒙丽琴说。
白湾村和其他村落一样，分别坐落在几座大山上，一部分村民安家在山脚下，一部分则安家在山腰，还有一部分选择住在山顶上，他们唯一的健康“指望”从17年前开始就是这个瘦弱的姑娘了。
谈起为何会在深圳返回白湾村，蒙丽琴抿了抿嘴。
工作后第一个春节回家时，慰问一户村民，进屋子里后发现，只有床上的房顶不漏天，其他地方的房顶都可以看到阳光。家里一共5口人，男主人和小儿子都瘫痪在床，小儿子的女儿刚满3岁，大儿子在广州打工供养全家，家里的一亩半山地是67岁的老太太一个人打理。
慰问后，老人坚决要给她带些东西表达谢意,当时看见老人颤颤巍巍地把4个煮好的水煮鸡蛋用树叶包了好几层。老人3岁的小孙女靠在锅台旁一直盯着这一捧鸡蛋，走过去把鸡蛋剥开一半想给孩子吃……小女孩双手捧着鸡蛋，慢慢地伸出了舌头开始舔剥了壳的鸡蛋清，一边舔着，一边抬起头看看她，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就是在那一刻，他下定了回村做村医的决心。如果不是因病返贫，很多家庭不至于支离破碎，如果在大病初期就开始防治，很多大病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在90后村医石芳艳的回忆里，有很多想起来都依然想哭的日子，她所在的村一共有16个队，每个月都要下队给农民做健康科普，还要做一些基础检查，一个队就要在山里走一整天。
“我也会想，以后同学们都华丽精致，能给孩子和家人更好的生活，只有我依然土里来土里去，也担心过心里会有不平衡。”石芳艳若有所思的笑着说，可学医的初衷就是为了乡亲们，没有什么比初心更重要的。
医百旺镇仁合村一共有2650村民，村医蓝天岭说，近3000名村民的村落是“大村”，理论上至少要有2个村医，但是另一个村医已经60岁，大腿骨折走路跛足，目前全村百姓的基础健康都靠蓝天岭一个人去维护。
（村医蓝天岭骑着摩托去给村民看病）
“做村医的前四年都是靠走路，一年要走坏好几双妈妈给做的千层底布鞋，到了2000年才有自行车，为了省钱到县城买了二手自行车，心想着以后村民有急病终于能不靠跑着去救了!”
回忆起回村的这几十年，都安县高岭镇三合村毛南族52岁的村医谭绍统告诉记者，最远的时候，一天要走20里山路，那时没有自行车，没有摩托，背着木质的大药箱和仪器，一走就是一整天。
“后来村里有了电话，乡亲们家里的墙上、日历上都写着我家的号码，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串号码就是救命的数字。”谭绍统告诉记者。
（在卫生室为多个病人做推拿后的52岁村医谭绍统满头大汗）
“深圳不缺我，但家乡缺我。”蒙丽琴回村做乡医的那年，刚满18岁，而这一干就是17年。
在这些年里，蒙丽琴走遍了白湾村附近的所有大山，从前没有灯，没有手机，为了给一位87岁的哮喘老人每个月输液治疗一次，蒙丽琴每20天就要背着药箱和输液设备徒步走15里山路，8年如一日。
“有时候走4小时山路，到老人家里双脚都抽筋不能动了，老人就会帮我把脚放在新端来的热水盆里，反复地搓揉。”
截止2016年，我国一共有64.9万个村卫生室，138.1万名乡村医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相加，农民总数近9.3亿人③。虽然村医数量严重短缺，但按照卫生室算，每1500村民也应该对应一个村医，而在整个广西，基本上所有村落都没有能达到平均值。
石芳艳说，去年儿子2岁多，女儿只有7个月大，我背上的筐里背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走20分钟的山路去给瘫痪的老人去做检查，为了节省留守老人的开支，石芳艳给老人开具的降压药是进价7块钱的硝苯地平缓释片，这一盒药，她只赚1块5毛钱。
“我的存在，就是村民的希望，到我家的山路和电话号码，就是病人的生命线,被需要是我的荣耀。”说到这，这个90后的姑娘用手捋了一下头发羞涩地说，哪怕我什么都没有，以后也一样可以成为孩子们的骄傲。
为当地百姓看病时一次只收两毛钱的诊疗费，这是从1999年就定下的价格，一直没变过，这就是都安县高岭镇三合村毛南族村医谭绍统。
“我给全村指定了“2毛钱”标准，看一次病，开一次处方，只给我2毛钱就行，这个数字，已经沿用了近20年没有变。”谭绍统说着，用手擦拭着头上的汗珠。
“这就是村民看病的情况，经常欠账拿药，有些村民会在年末还钱，但那些没有劳动力的老人则无力偿还，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谭绍统指着记录说，没有什么比命重要。
和谭绍统一样，现在42岁的蓝天岭，1996年开始做村医，他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
“我们百旺镇共有10个自然村里，一共有5万村民，但是这五万村民只有16个村医。”蓝天岭告诉记者，在这些乡村医生里，11个年龄在40岁以上，最小的一位也有35岁，这些村医的平均年收入不超过1.5万元，最近几年平均下来，一个月村医的收入只有900元左右，这对于像蓝天岭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这些报酬根本支撑不起家庭的开支。
“家里有三亩地，妻子种桑叶养蚕，我也跟着一起做农活，一年大概还能有3万的收入，要不是有这些地和妻子的支持，真不知道怎么在村医的岗位上坚持。”蓝天岭告诉记者，身边的所有村医都不靠村医赚钱，但最担心的还是退休后的生活，没有工资，没有补助，也没有保险，“赤脚”医生的晚年可能要“赤裸”了。
蓝天岭无奈地笑着说，自己的身份始终没有变，仍然是农民。再加上村医工作环境的恶劣，退休的乡医也没有养老来源，让很多乡村医生不得不趁着还不算太老，放弃本行而另谋出路，年轻村医更是望而却步。
乡村医生不属于编制人员，退休后自然也没有养老金。这也是乡村医生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写照，近年来，很多地区已经开始把村医纳入卫生院编制，解决养老问题，但是国家层面仍然没有统一法规。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内江市副市长陈朗建议国家出台政策，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机制，确定政府补助离岗老年乡村医生生活补助标准，对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年限较长的，在确定基准年限基础上，每增加3年或5年可提高一个档次给予补助。
为了补贴家用，青海同德县唐谷镇的村医巴卡和妻子两个人还养了近100头牦牛，一头牦牛要养2~3年才能卖，去掉成本，一头牦牛仅能挣400~600元。自己要各处看诊送药，这些都只能靠妻子一个人。早上起来和妻子一起挤牛奶，白天出诊。
巴卡说，家里一共3个老人要接济，还有4个上学的孩子，半医半农是所有村医的真实生活。尽管这样，巴卡说，从没想过不做村医。“如果没有我，好几座山的兄弟就没法看病了。”
“我带着一大袋风干牦牛干，开始是骑马，后来在公路上搭车，中间换了3辆，最后坐了班车，一共才花76块钱。”
9月2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了为期5天的乡村医生培训，为了参加这次珍贵的培训，年近50岁的巴卡带足了吃的，辗转近700公里。他说，多学一点就可能多救一个人。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果青村村医才仁拉毛接受培训后为称多县藏民做视力检查）
“我父亲就是藏医，我是接他的班。”巴卡说到父亲时，满眼都是骄傲，巴卡和父亲是乡亲们的守护神，一个自制的药箱，父子俩一背就是40年，在那里，这种子承父业的非常多。
为了参加这次培训，早上四点出发，骑一匹马到120公里外的大哥家，然后在公路上拦车，只要举起大拇指就好，看我背上扛着粮食，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为了搭一程路。就这样，巴卡在高速上走走停停换了3辆车，终于到了离玉树90公里的县城，到县城就要坐班车了，花了42块钱，加上给货车司机买烟的钱，700公里的路，一共就76块钱。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这么远还要折腾的时候，巴卡说，为了学北京专家的本事。
我国目前乡村医生基本是中专学历，据青海省卫计委基层司调研员丰云介绍，目前青海省共有6991名村医，一半以上都是中专学历，这其中还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得来的学历，还有一部分是子承父业，手艺都是父辈言传身教，很少有大专以上的毕业生来村里做村医。
“每次有培训组织来，村医都昼夜不分的赶过来学习，真是心酸。”
为了让乡村医生接受系统的培训，全省每年选出400个村医进行全脱产学习，学费省里承担，工资照开，但是对于庞大的医生基数而言，还是有很多乡村医生没有这种学习进修的机会。
在一次乡村医生培训上，都安瑶族自治县澄江镇六住村67岁村医谭子玲是近200个长途跋涉参加培训的村医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我骑了40分钟摩托到镇里，然后换客车坐了4小时到县城，听说有免费的培训激动了好几天!”谭子玲大笑地指着椅子上的大包说。
谭子玲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六住村有1600多村民，要是什么病都到县城治，当天往返都是难题，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外出看病更是奢侈。
事实上，相比较他们的学习之路，仍有许多村医想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行医水平的想法并不能实现。
今年两会上，也有代表建议由国家设立专项经费，委托医学院校，针对农村户口高考生，开设大专学历以上的农村医学专业学科，实行村来村回，面向目前在岗的乡村医生举办免费学历培训班等。
“我现在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诊100多位患者，都是各个邻村的，还有翻越几座山来找我开处方的，很多家庭一贫如洗，还有近200个病人没有给结算药钱。”村医谭子玲一边说一边摸着桌子上的中医药典，眼神里满是骄傲。
“不怕苦，累点没关系，能救一个是一个嘛。”67岁的谭子玲一直在笑着。
在那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中医书的封面上清楚的写着：
不为良相，变为良医。
他们只是138万村医的代表
像他们这样的村医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为这些默默奉献的乡村医生点赞（文章底部右下方）！
这一次，请您为乡村医生转发！
下面这些文章，对您也很有用：
亲眼看着妈妈一点点死亡！如果你的父母已经过了45岁，一定让他们看看这篇文章！
如果想毁掉一个孩子，就给他一部手机！别的国家都开始立法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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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2018-05-23健康时报《大山深处乡村医生的守望》
②2018-10-19健康时报《藏族村医的坚守》
③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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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任：杨小明 本期编辑：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