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 | 5位业界大咖谈“DTI的设想与准备”【视频+文字实录】
5月19日，由博雅翻译文化沙龙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承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堂举行，来自MTI院校、语言服务企业的300余人参与了会议。
会议囊括了8个论坛与对话环节，来自翻译界政产学研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行业精英作为对话嘉宾，就语言服务学学科建设、语言服务企业国际市场的开发与人才培养、民族企业的世界之路、中国国学定义与中国文化外译出版、产学研结合与跨校教育、MTI专业与职场需求、翻译行业的机器与人、DTI教育的设想与准备等话题展开了热议与探讨。
在本期“译事”栏目中，Yee君将和各位分享，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任文主持的“DTI教育的设想与准备”论坛。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前副校长王铭玉，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名誉院长刘和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韩子满，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徐珺发表了哪些观点和看法？一起来看看 ↓
DTI 教育的设想与准备
主持人
任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
嘉宾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和平
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名誉院长
韩子满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徐珺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 左起： 任文、王铭玉、韩子满、刘和平、徐珺
论坛视频请扫描以下二维码观看：
（视频由“译直播”整理发布）
以下为论坛文字实录：
主持人：5月18日下午有一个DTI专场，我们从学界和业界听到了不少声音，大家达成了一些共识：第一点，DTI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第二点，我们通过DTI 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共识是，要培养的语言服务行业需要的领军人才，包括行业调研人员、语言政策咨询专家、翻译项目的译审、掌握翻译技术的口笔译实践人才、技术研发人员、MTI教学的师资力量。另外，从培养方式来说，应该是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合作培养方式，要建立”学界+业界“的双导师制度。此外，哪些人有资格来读DTI？大家的共识是，一定是在语言服务行业有一些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哪些机构、哪些人有资格来培养这些DTI学生呢？是否让现在已经有翻译博士点的来率先试点？DTI作为专博，是否还需要写博士论文？对于这些问题，见仁见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4位专家，他们都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学者，对类似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们不代表教指委，不代表决策层，但是我们代表教育工作者来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主持人：非常感谢4位专家，坐在我旁边这位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王铭玉教授，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核心团队的成员，其实提到中央编译局的项目，可以说天外在一定程度上是DTI的先行者，他们通过和中央编译局的合作项目“中央文献翻译研究中心”，帮中央编译局培养类似DTI的人才。我的第一个问题给王教授，你们从201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是在学博的框架下招生，但其实在做类似专博的事情，那么，现在招了几届，有多少毕业生？他们在从事实践至少1年，3个月在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他们有多少人毕业了，他们是否达到了译审的水平，他们是否成为了我们希望的语言服务业的高端人才呢？
王铭玉：谢谢任文教授，这个问题其实在座的大家都关心。DTI 已经来了，而且是在眼前。我首先说一句，在DTI即将到来，临门一脚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做起来为好，再考虑其他的质疑和疑问。
从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培养经验来说，我们这个项目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和中央编译局联合申报的博士培养项目，名称叫做“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研究”。当时是奔着“国家需要 世界一流”的想法联合申报的，2012年申报成功，然后投放名额开始培养，2013年开始招生 ，到目前为止，一共是38个人，有5位毕业了，还有3位下个月即将毕业，所以加起来是有8位即将正式毕业，30位在读，其中还有几位是外国的学生。
培养模式是完完全全和用人单位一起培养，我们和中央编译局共同建导师组，共同设课，而且从招生培养的第一个环节入学考试开始，每年都是中央编译局给出样题，出题直接来源于中央文献，包括关键词翻译、篇章的翻译和分析，完全是针对中央文献的样态。
在入学以后，从学习、实习、翻译、中期考评、开题报告、预答辩乃至答辩，整个过程，中央编译局全程参与，也就是说，实操人员和我们学校的人员携起手来，我们学校是多语种、翻译理论比较强、教学手段比较多，而中央编译局他们的文献翻译能力，中央文献翻译规范、面向中央文献翻译的海外传播和信息反馈比较强。
通过几年的实践，效果是不错的，现在已经毕业的5个人，其中1个在国外，4个在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他们都在基地做研究工作、中央文献的翻译工作、以及和中央文献相关的其他工作，这些年中央编译局受理的所有任务，这些博士都是全程参与的，包括两会期间入围，我们全部的老师和学生都参与了。
整个的情况，我们当时没有说这是DTI，就是想说和用人单位联手起来共同打造国家需要的高端的语言服务人才，但是走着走着，发现DTI的到来，它和DTI非常相似，可以作为DTI的一个参照要素，可以比照一下。
主持人：谢谢王教授，我觉得是“无心之举，殊途同归”。另外，我觉得是对接国家战略需要，所以能走到今天。第二位嘉宾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子满教授，之前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之前也是郑州大学教授，从一名军人，到我们的高校，也是华丽的转身。另外，其实韩教授自己翻译了300万字以上的翻译作品，各种形式、各种题材的，他也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双栖性人才。我想给韩老师的问题是，您自己又做实践又做研究，又做机器辅助翻译，我们希望DTI是“学界＋业界”的双导师制，但是包括您在内的圈内少部分导师，自己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双栖型人才是不是一个人可以身兼两职，是不是就不需要合作了呢，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韩子满：感谢主持人，首先说明一下，我的翻译实践谈不上丰富，是误打误撞。从09年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很多非文学类的翻译任务，我到2013年，做了一个很大的翻译任务，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项目，误打误撞一路走过来，不敢说两条腿走路。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从短期看，因为时间制约，两方面互相有一些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两方面还是互相促进的。
我最后敢接那么多任务，有这个胆量接几百万字的项目，有把握组织人把它做好，对我自己的组织翻译、管理翻译，或者我自己翻译实践能力的提高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反过来说，我自己做的翻译实践对于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也是很有好处的。几百万字做下去以后，你对翻译的认识、对翻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另外，DTI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的规格上说，我们说要培养三类人才，语言服务管理人才、译审人才、教育学人才，作为我们翻译实践人员比纯翻译研究的老师来说，有一定的优势。我们做过实践，不至于把学生一定往学术上去领，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对翻译的要求、翻译的规律、工作的心理状态（抗压能力），可以形成一定的经验。现在的翻译教学，人才的培养还是一个合力，一个导师组的功能，应该既有一些实践的培养，也适当加一些理论型的学术研究上的引导 。
另外一个问题，毕业论文要不要写，我觉得毕业论文是一种形式，即便写论文，也不应该是学术博士的论文，应该是对他实践的一种反思。有时候我们讲，翻译不用教，摸爬滚打就出来了，我就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摸爬滚打一辈子没有出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大量的实践一定能促成能力的提高。我觉得答案是不一定，一线实践的一定是善于反思和总结的，实践的量不是越多越好，是有一个合理的度。博士的培养，要给他实践的量，也要给他学术的反思。
另外我还想了一点，如果DTI从一线行业找资深译员来做翻译导师的话，可能更需要我们院校的导师来参与。因为我感觉，有很多一线的导师可能过于强调经验，教学理念不一定好，大师不一定是名师，可能翻译做的很好，但是不一定适合当导师，还是需要与院校这一块通力合作。
主持人：韩老师就两个观点，一个是说导师即便兼具学术和实践的双栖型人才，但是还是需要合作，因为我们不是管理人才，当下的翻译是团队式的、合作式的翻译，我们还是需要业界的参与。但同时，我们强调业界参与，也一点都不能放弃学术导师的重要性，这是韩老师的观点。下面的刘和平老师不用我介绍，大名鼎鼎，但是刘和平老师还有一个经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知道刘和平老师是做翻译研究、口译研究的，但是她实际上在外企工作了多年，她实际上是跨了业界和学界，两条腿都走路。我想问刘老师的是，我们在强调将来的DTI教育一定是跟业界合作，但是实际上，MTI也这样强调，但是MTI绝大多数学校是失败的，很少有学校将业界导师和学界导师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各司其责，各用其长，其实很多是名存实亡的。所以我们在DTI怎么避免这些MTI的一些问题，真正地让双方优势互补？
刘和平：谢谢任文，我想说几点，第一个，天外大的实践是值得推广的。我个人觉得，如果推DTI，可以推，再讨论也没用，再讨论十年，还是这个状态。那如果推的话，可以根据国家需要的几个重点领域，相关的学校，相关的单位，就像天外大和中央编译局，今年我们也开始跟外文局合作，其实也在走这个路子，现在外文局的编辑，就是未来的导师已经选好了，团队已经出来了。
那么因此的话，必须是业界和学界的一个结合，如果不这么走路，学校有博士点我们就开，有博士点就开，这样是不行的。必须是按照国家的战略，现在最需要什么，然后在那个领域里面，哪个学校有强项，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成立导师团队。因为每一个导师都有他自己的研究方向，都有自己的薄弱点。
其实我在巴黎高翻，他们的博士培养是有一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你要读博士的话，第一年当中，你必须要拿5个学科的学分。我自己是搞翻译学的，那翻译理论你必须上。这同时也意味着，有一些核心概念你要清楚，我要做的方向是翻译教学，那跟它相关的所有东西你都要明白、理解，因此我们每个星期的翻译理论课上，我们讨论了无数问题，剩下的像翻译史啊，谁的观点啊，一个书单下去，自己读书吧，根据你要研究的问题自己去消化。
这个国内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又开了一堆课，这个博士生是出不来的。另外，除了翻译理论的课以外，我们还有4门课，口译课，还有一个符号学，另外一门是语言学，另外一门是教学法。我想说的是，我们开DTI，怎么去选取导师，怎么样去设课程，你的培养方向必须是定向的，这样你会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到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上。
另外一点，我在外企，是因为当时北语没有建立翻译学院，也不成立翻译系，我等了15年。我96年6月回国的，翻译学的博士当时在中国就是熊猫级的，当时我一方面参与了CATTI的筹备工作，一方面，8月份跨国公司的人就找我，希望我在北京公司做首代。当时在外企的工资比教师高过10倍，吸引力非常大。在外企的这11年当中，我从行政、人力资源、财务、对外宣传（公关部）等等全部参与了，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经历，构成了我今天的样子。
对于DTI，我觉得对于导师不能是都具备（这些复合背景） ，但是搭成团队是必要的。因为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老师离市场太远了，应该老老实实地去了解市场。
最后回复任文老师的话，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太单纯，我写过一篇文章“译员、译者的多面性”，其实他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可能先是秘书、助理、然后是市场部助理等等角色，可能都会涉及。但是综合能力很少涉及，所以现在包括MTI欠缺太多，要开DTI怎么办，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能多做一些，我觉得我的忧虑还是比较多。
主持人：谢谢刘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点，就业市场对我们的需求其实是多面手，这是角色多元化的一个体现。另外一个，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课程设置的针对性，每一个学校根据自己的校本特色、师资特长、结合企业产业和国家政策的需要，不要面面俱到，就只做我们自己最强的事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徐珺教授，她曾经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工作，后来到对外经贸大，其实对外经贸大的博士项目以前是在“应用经济学”下面开的“商务外语”专业，它虽然不是叫DTI，但是它有一点和DTI很像，就是他们博士生研究问题的选题方向是来自生活，是来自市场、企业的一线。比如说我看到王立非老师的两个博士的论文题目就非常有意思，徐珺老师他们的博士也是大同小异， 比如说“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有“中国产品翻译的标准化建设”，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走出象牙塔，去关注现实问题的非常好的范例。所以我想请教徐老师的是，你们在培养博士生的时候，在学生做选题的时候，是需要学生去做市场调研吗？因为DTI关注的是现在和未来的东西，在导师培养的时候，怎样有意识地去培养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徐珺：谢谢，我觉得DTI的设置是我们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举措，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服务国家战略是我们最神圣的使命。我们是在应用经济学项目下，在2012年设置了商务外语研究方向博士点，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十几个商务外语研究方向的博士。我本人带了10个博士，4个已经毕业，我们在语言服务实践上已经做得比较多了，我们是真真正正在做践行者。我自己本身也是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学。
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申报的教育部以上的层次上，第一次出现以语言服务为关键词的课题。今年我也申报了我们学校的“一带一路”视域下的语言服务跨学科研究项目，希望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一起合作。我自己带的博士，今年第一次在博士论文题目中就有语言服务的关键词，包括我之前带的毕业的博士生已经是在跨学科做的，而且应用型是非常明显的。
我自己带商务翻译和一些经典翻译“中国文化走出去典籍英译”，我们学校还有管理学、统计学的课程，我们博士生的论文全部会涉及建模、回归分析。我自己，大家都说要去转型，我觉得转型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会作为一个推动力去学很多东西。我们也做一些调研跟外宣相关的，跟语言服务走出去相结合的。
DTI是需要开设的，首先我觉得是需要顶层设计的，可以考虑高校导师为主导师，行业导师为副导师的制度，一起来协同培养。
主持人：学界导师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以后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很重要，但是学会学习的能力很重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两位男性导师可以一人提一个缺点，你们天外的经验中，有什么问题是DTI可以避免的？然后两位女导师可以提一点希望。每个人一句话，两位从警示的角度，两位从正向引导的角度，来谈一下对DTI的期望吧。
王铭玉：DTI理想化的是培养高端的、职业化的能人，5种能力，“能翻译、能管理、能研发、能教育、能咨询”，任何一个DTI要想达到这个“五能”，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怎么样能把其中的1-2个充分地挖掘出来，这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说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不成功之处呢，它还没有在这5方面都具备师资和我们的合作人员，今后我们会不断努力，按照DTI的宏大理想，逐渐完善自己。谢谢！
韩子满：经过我们培养的DTI是否一定能成为译审，管理大师，我觉得刚毕业的肯定不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们培养的DTI一定是有更大概率能成为翻译大师，我们的成材率一定比没上过DTI的要高。那么，同等的情况下，DTI的毕业生一定是比MTI的毕业生要好一点，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刘和平：巴黎高翻培养到现在为止一共将近70名博士，他们基本不接受从学校直接出来的人去读博。我就说一句，剑要出鞘，希望我们一起为国家培养出名副其实、高端的专博。
徐珺：我只是希望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在一线的老师自下而上，合力培养出来教、研、实践的人才。
主持人：我们曾经做MTI就是世界翻译教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做DTI在世界翻译史上是一个创举。如果我们能够做好，将不仅仅是在服务国家战略，也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做出的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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