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科若、张瑶
《1921》，是“2021的1921”。《革命者》，是第一部李大钊的传记片。两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影片在创作角度和方法都不同，但都将革命叙事推向了新阶段。它们到底“新”在哪？1905电影网分别专访《1921》编剧余曦和《革命者》编剧张珂，与我们分享影片剧本的创作过程。
如何将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在大银幕上鲜活起来？如何让现在的观众对百年前的建党历史和人物感同身受，拉近距离？如何在叙事方式做出创新与贴近当下现实的表达？带着这些问题，听他们一一揭秘。十年前，黄建新执导《建党伟业》，十年后再次面对同样的建党题材，该如何讲出新意？
黄建新从最初就决定在叙事结构做改变，以时代“横截面”视角切入，以人物为中心，故事聚焦在1921年4月到8月，紧扣中共一大会议这一主轴，横向展开多个人物，多条情节线索。编剧余曦认为，“在这个横截面上去支撑开会的故事，让它能体现历史的意义，在戏剧和思想上都有它的厚度，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叙事方法。”整部影片没有单一人物的大主角，没有突出任何一个人，而是用群像构建起“党组织”这个真正的主角。
在一大会议的叙事主线中，影片着重描写了之前在历史中不太被重点聚焦的李达和王会悟夫妇，细致展现了他们筹备、组织会议的过程。余曦解释，之所以选择李达夫妇是因为从他们身上可以延展出多条人物关系线索支撑起这个庞大复杂的建党故事，能够突出李达在创党初期的重要作用，表现这对革命夫妇的精神内涵，并展现出李达与毛泽东的深厚革命友谊。
有一场李达与王会悟在天台的夜戏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回忆对这段戏的书写，余曦透露，他是从鲁迅写的《唐宋传奇集》序例里获得的创作灵感。当时鲁迅在广州，文章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这段话激发了余曦找到体现李达心理状态的写法。“这意象很好，对当时的李达来说，也是夜很深，政治环境黑暗，天空中的月亮很亮，好比是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才写就了这场戏夜黑月明的意境。李达在天台遥想当年烧日货的情景，当他划火柴要点燃日货时，却发现连火柴都是日本制造的，他愤懑感叹，“偌大的中国，竟没有自己的火种”。“划出那根火柴，就会有光影变化带来的氛围，思想上的火种也有一层暗喻”，余曦说，如此设计，在故事情节和画面表达上就更加丰富。
在电影拍摄时，编剧也会持续寻找相应的史料，进一步完善内容细节，以伴随式的创作方法精益求精。片中，李达和张国焘围绕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陷入争论，在拍摄这场戏前，余曦又查找到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的《故乡》，小说最后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至理名言和小说的发表时间，刚好适合拿来作为李达反驳张国焘的论据，因此在这场戏里，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精彩的互动与对白。
“如果只是宣教说教，是很难抵达观众的”，《1921》的剧作既以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回到一百年前构建宏大历史，也通过更加日常生活化的场景去体现个体人物的思想和想法。
比如设计“一大代表”在博文女校的“夜聊”，余曦认为，“大家会更自由，更放松，每一个代表都可以讲到一些感性的东西，未必是像会议上那么严肃认真，会有更个人化的表达。”
比如展现毛泽东的所思所想，先是铺垫他与萧子升的理念冲突，之后他到上海与李达会面，将“建党”事业比喻为“开公司”，有了“我供货、你分销”的分工计划，再到他在一大会议里对工农的思索，都是有意通过不同场景和对话去具体阐释毛泽东在当时的思想。李达夫妇新婚后的相处日常、宴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洗衣服、刘仁静等年轻“一大代表”游玩上海大世界等带有趣味性色彩的段落也融入在宏大故事中。余曦表示，他们就是想在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情节和历史人物的同时，尽量做得生动，提高可看性。《1921》的叙事创新，就是将宏大叙事与个体性相结合，将历史人物常人化、生活化，更贴近现在的观众。
另一方面，故事加入了多条各方势力破坏开会的对立线索，对开会主线形成一股反作用力，让整体叙事更加现代化，也拓展了革命叙事的国际视野，反映当时革命形势的国际性和复杂性。
这些外部势力包括上海租界巡捕房对共产国际代表的监控和追捕，对一大会议的秘密调查与暗中阻挠，日本特高课派特务来上海追杀日本激进党人士等。
这些剧情都依托于有据可循的史实，再通过戏剧性的冲突设计，类型化的艺术加工，形成了侦查与反侦查的谍战、悬疑氛围。余曦认为，“使用这些元素，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观感，和以前大家看过的主旋律电影都不一样”。
宏大与个体，历史与生活，国际化与类型化，《1921》在多方面为建党题材带来耳目一新的叙事面貌，使得观众更能走进、重温百年前开天辟地的伟大开端。
李大钊，从教科书上的图文介绍，到在《革命者》中成为感召千万人的精神领袖，在剧本层面是如何实现的？
历史剧本，首先要有大的基调。《革命者》编剧之一张珂表示，《革命者》剧本创作的主要基调就是把握住四个字：“守正创新”。
“守正”，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电影要歌颂李大钊及当时的革命志士们。要让观众知道的是：100年前，都由哪些人带着何种勇气与信念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做好“守正”并不简单。创作初期，监制管虎导演和导演徐展雄带领编剧团队的吴兵、张珂、京榆几人在李大钊研究会历史顾问们的指导下搜集并阅读了近千万字的资料。这些资料基本分为五类：第一，有李大钊的传记、中国共产党简史此类权威资料作为压舱石；第二是李大钊创作的文学作品；第三是学术界关于他在哲学、民主思想、教育观念、军事思想等层面的理论专著；第四是记录当时年代社会人文、生活状态的书籍；第五为毛泽东、鲁迅等对李大钊的评论性文字。不同方面描刻出的李大钊，让他的人物形象逐渐清晰而饱满，也就有了“守正”的基础。
电影以李大钊临刑前38小时为主线，通过这条主线再插叙、倒叙，讲述了李大钊与他身边八个人的故事，用不同的视角展现出李大钊丰富多彩的一面。张珂说：“我们不想做一个让人觉得枯燥、说教的电影，而是想让人感受到澎湃的力量、浪漫的气质，真正能够代表李大钊这样的革命者的作品。”他认为，这种非线性、时空交错的叙事方法是一种现代电影的创作观念，更能迎合年轻观众的喜好，也可以从多角度展示李大钊在不同境遇、不同历史时刻做出的贡献，同时，这种结构和风格也更能产生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张珂告诉我们，“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革命者》编剧团队的创作原则。“大事不虚”，是指电影必须要传达出非常正确的政治历史逻辑，要真实还原与李大钊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小事不拘”，是在史实的基础上，编剧需要发挥想象力，让李大钊的思想呈现更加具体化。比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当时的历史事实是李大钊在上海听闻到十月革命，而在电影中的具体展示是：李大钊正与上海工人领袖们秘密开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此时门外报童在贩卖“十月革命胜利”为头版头条的报纸，白俄贵族对十月革命的愤怒转移于报童，便一枪杀了他，接着，李大钊闻枪声而来。于是，李大钊在听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领悟到的革命方法论便围绕着为阿晨申冤事件得以展现。
除此之外，编剧团队还深入了解了李大钊的生活状况，得到了一个比教科书上鲜活很多的人物形象。在经济方面，李大钊虽收入很高，但生活一向非常清贫，原因在于他绝大多数工资都拿去资助贫困学生，还帮人做担保、垫学费、付生活费等等。以至于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都要叮嘱财务，李大钊每月工资要先扣一半拿给他的妻子，给家中过日子用。而生活中，他有趣又浪漫，经常弹着家里的脚踏风琴，一边弹琴一边唱歌。他还跟工人、农民都能打成一片，抽老农的旱烟、同他们一起下地干活，把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架子放在一边，真正融入人民，这一切都有史料依据，又通过富有情绪力量的视听画面设计丰富了李大钊的形象。
电影中展现的李大钊，也不仅仅是一个革命领袖，他还是一个好老师、学者、好丈夫和父亲。张珂坦言：“我们希望观众能看到一个有人味的李大钊，相对于书本上的定义，我们更希望他有人情味，这样观众才能更加代入其中。他是一个普通人，却做出了这种惊天伟业，反而让人更加震撼和感动。”
《革命者》中，李大钊的信仰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孤儿庆子、流浪汉徐三、革命领袖陈独秀与毛泽东，以及上海的工人团体等等，他们都受到了李大钊的精神影响，开始去“相信”。而李大钊带给当代人的现实意义，也正是电影中在反复提炼的一句话——“我相信”。“这部电影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去展现我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而他的精神就是‘相信’。在李大钊之前，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但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到现在全中国人民都相信。这种信仰的力量，穿越了100年，依然能够给予我们强大的感召。现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富足生活，在100年前就有人替我们做出了判断和预言，100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实现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张珂动情谈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百年前他们要寻找的答案，而支撑他们走过的，正是相信的力量。在影片结尾，编剧们特意设计了一场极具浪漫色彩的戏，少年李大钊爬上火车头扳动刹车把手，轻轻一下，火车便开了，他从惊慌失措到慢慢被这种钢铁巨兽的雄伟力量所震撼，窗外是一轮红日，他隔着窗户对小伙伴喊，“别追了，我们要坐火车去远方了”。这正是李大钊一生的写照，充满对未来的渴求，敢为天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