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善：“等老了再拍文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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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太喜欢现实主义电影，
我不认为与现实平行是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
《电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电影的？
乌尔善：学美术的时候，就对纯艺术和思想感兴趣。在美院二年级的时候我被退学了，每天无所事事，骑自行车到处看书，借录像带。后来经常去北图，又看了一些模模糊糊的文艺片和科教片，对电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此之前只是把电影当娱乐，一种解闷、好玩的东西，没太认真。那段时间，每天早晨去（北图），中午吃个带来的馒头，看到晚上关门了，我再骑车回家，一连去了好几个月。
《电影》：当时看了哪些人的电影？
乌尔善：像费里尼，我能知道名字的大师电影都去看，当时觉得电影也很有意思，后来同学跟我说电影学院今年招一个新的专业——广告导演，我就去考，考上了。
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老翘课，去拉片室看片子。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些先锋导演的作品，尤其着迷阿仑·雷乃，像《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他的。雷乃的电影语言对电影本体有重大突破，我每一次看都非常震惊。
我还喜欢帕索里尼，喜欢那种寓言式的东西，我并不太喜欢现实主义电影，我不认为与现实平行是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
与美术学院比起来，电影学院就显得很没文化，探索比较中庸，不够极致；跟美术思潮相比，新浪潮电影也太普通了。毕业后我就拍广告，同时也做先锋艺术，做了很多艺术展览方面的活动。
《电影》：你介意别人问你为什么从美院退学么？
乌尔善：因为跟老师互相看不上，我就是按自己想法画画的，老师觉得我太狂，彼此都看不上。另一方面，也是自小学画，这么多年我觉得每天都是在机械地活着，没有真实的生活。
《电影》：为什么没想着去换个院系读读？
乌尔善：没必要。因为学绘画的读到中央美院油画系算是最高的，那时候隔一年招生，每次全国招四个人，它是最难考的。其他的学校跟我说可以到他们学校上二年级什么的，我说不用，我还是想学电影。
《电影》：学习油画，对你拍电影来说，是提供了一套视觉经验么？
乌尔善：不是绘画本身如何，而是说它让你对艺术有了一个概念。会让你看到电影的不同之处。我们都说电影讲故事，其实小说也可以讲故事，舞台剧也讲故事，单田芳的评书也讲故事，绘画也在讲故事。
但电影讲的故事有什么不同呢？我比较关注于这个。所以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关注实验电影，因为这类电影充分运用电影语言和电影材料，这可能是跟我学美术的背景有关。我总喜欢强调体验，电影最终就是一段视听体验，它是一段影像体验。
《电影》：你在各种场合很喜欢说“体验”这个词。我看过一段你的采访，说你曾经去建筑工地去听噪音，为什么会想去做这种体验？
乌尔善：当时在做一些噪音音乐的专辑。噪音音乐会给你打开一个对音乐的新观点，声音的组合方式变成音乐的基本原理，所以你去工地也能听到很多音乐，不同的声音形成不同的组合，最后延成音乐感。当时形成一个观点就是——没有东西不是音乐，只是在于它的组合。
你看的那个采访，应该是2000年左右。但最近我也没去工地，我们家楼上一直在装修。
《电影》：拍电影的时候也先去“体验”么？
乌尔善：不是先去体验，而是想如何用电影的方式传递“体验”，因为电影里的每一个场景的内容都是虚构的，但是它的情境和真实感需要综合，既需要演员表演也需要服装的配合，摄影的灯光，所有东西去营造这个情境，让虚构的东西变成真实。
《电影》：你早期的时候，经常做一些行为艺术，或者叫体验艺术，现在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之后，会不会想念以前的生活？
乌尔善：从来没想过。我是简称青年导演，不用那么老快怀旧，等快死了再说吧，另外怀旧也没用。做电影之后，也没时间。
《电影》：你把生活的多少时间用在拍电影上？
乌尔善：全部。做电影比较消耗人的能量，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你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全部付出。电影毕竟还是工作量最大的艺术，上千人的工作配合，每个技术环节又那么复杂，不像画画，没有技术难度，电影本身要学新的技巧，学新的数字化和3D技术。做一个项目，需要用两三年的工作周期，所以没有什么精力再去做一些个人化的创作。
《电影》：会感觉到累么？
乌尔善：累只是身体上，有些腰疼，但那不叫累。每天无所事事我觉得挺累。我喜欢那种被消耗空的感觉。我就怕一个事，不能让我觉得可以全部地投入，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我就不要做了。但凡一个事情能豁出命去做的，它可能是比较有价值的。我一般都选择这种事。因为做电影两年、三年还是四年、五年，你是用生命来换。
《电影》：电影是值得用生命去拼的东西？
乌尔善：是的，比如《画皮2》，我愿意用五年时间去磕这个项目。不是说我一年做八个，我不喜欢这个做法。我想我还是比较适合拍摄周期和成本大一点的影院电影。有很多电影，只有在电影院里才产生意义，比如《阿凡达》，它在网络下载和笔记本电脑上看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所以电影可能逐渐会因此带来区分，产生一个分支、分流，我要做的电影必须得去电影院、必须得在大屏幕看、别的媒体无法替代的。
乌尔善在《画皮2》场景图片前演示
《电影》：你在2003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叫《肥皂剧》，是16mm的么？
乌尔善：不是，是90分钟的数字长片。“非典”的时候没什么广告可拍。拍广告就像搭一个小窝，那时候我想看看能不能盖一个房子，做一个大点的建筑。所以就写了一个剧本，请一些朋友来演，我个人投了三十万，就是想看看自己掌握长篇叙事的能力。
电影分成四个小段落，关于赌博的故事，两伙人在赌博，然后互相射击，杀人，但每次杀的都是自己人。整个故事是一种冷静的写实风格，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不冷静。固定机位，内部调度，有点像蔡明亮的风格。作为一个故事片来说，挺有意思的故事，就有信心了。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等，等，太被动了。所以你想要拍电影，首先是去了解自己的能力有多少，另外也要通过你的成绩单去说服投资人。我比较喜欢这样一个工作方式：要拍广告，先给我看看你拍了多少广告作品，得了多少奖；做纯艺术，你要告诉我你做了多少展览。
我不愿意跟别人在酒吧里谈电影，谈理想。那个电影在釜山电影节和日内瓦电影节上得了奖项，我也没有去领。
《电影》：然后你就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军电影业了？
乌尔善：之后，我开始做一些现实题材的剧本，我喜欢比较极致风格的影片，比如韩国的犯罪题材，我就觉得有意思，我写了几个这样的剧本，但没有人投资，大家都觉得我的故事太狠了。
《电影》：据说你观念的转变源自一次球幕电影的观影体验？
乌尔善：对。我跟女朋友去天文馆看的，叫《神奇宇宙》。
那是一个短片，只有十几分钟，我被感动了，哭了。那个电影没有什么故事，镜头从宏观的银河系转到地球，再到最微观的蚂蚁窝，整个是个穿越。看完后我觉得这才是电影，整个材料的魅力太强大了。
电影首先要传递超越现实的体验。它传递的经验是其他艺术所不可比拟的，整个视觉和声音形成的世界是非电影所不能做的。所以从电影院出来，我就跟女朋友说，我觉得我知道要做什么电影了。
我想做商业电影，而不是拍一个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跟你探讨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我看了很多新现实主义电影，我发现真的还不如看电视好呢，如果用电影去表现我们目击到的现实，那电影院的价值就不大了。
确立了要做类型电影的方向之后，我就逐一筛选可以在中国做的类型电影。
比如，韩国的犯罪电影，这是我们现在没法做到极致的；我还喜欢恐怖片，又好像不能血腥，不能暴力；科幻电影，中国又没有科幻电影成熟的作家，那么，什么类型可以做？武侠、魔幻、史诗，因为我自己对历史，尤其是对中世纪亚洲的历史非常感兴趣，这是我要做类型电影的三个方向。
后来做了一大堆类型片的脚本，《刀见笑》拍了，后来《画皮2》也上了，走上一条不归路。
给冯绍峰、杨幂讲戏的乌尔善
《电影》：你对类型有这样的选择性，是不是主要为了规避题材的禁区？
乌尔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禁忌，中国电影审查可能在政治和色情方面有禁忌，但是只要不触犯它，在很多方面还是宽松的。
《刀剑笑》跟福克斯签约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很大的海外市场压力，在西班牙，动物保护协会抗议，说电影中有斗鸡场面，属于暴力。我说，你们西班牙还有斗牛呢！当时很生气，就告诉他们改不了。在马来西亚发行的时候，里面有猪，又有问题了，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国家。所以，不存在完全的禁忌问题。
东方人的想象力其实很丰富，电影中呈现的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电影》：你是怎么得到第一次拍摄大银幕电影的机会？
乌尔善：我先做了四个武侠片的项目，买了网络小说的版本进行改编。后来正好碰上“星引力”项目的制片人唐郗汝，跟他聊了我的项目。他很感兴趣，因为就是几百万，成本也不高。他们主要选择的不是文艺片，而是低成本的类型电影，最后确定了最便宜的《刀见笑》。
《电影》：他们凭什么相信你可以胜任导演工作？是因为你的广告背景么？
乌尔善：对电影来说，还是一个新人，但我在广告界是很有名的导演，当然那是以前啊，现在可能被淘汰了吧？现在我有三年没拍广告了。主要是我们的很多想法比较接近。大家都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有原创性的作品，一部全新形态的电影，而不是复制国外。
《电影》：说说你拍的第一支广告的经历吧。
乌尔善：那是还在上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一大堆同学一起接了一个小活儿，现在最重要的几个广告导演都在里头，摄影我们请的是电影厂的老摄影师，我们几个就负责做道具，做服装，做美术。
《电影》：那你觉得拍广告与拍电影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乌尔善：如果说广告是刘翔的110米跨栏，那么电影就是肯尼亚选手的马拉松，才华已经不重要，考验的是你的耐力，以及在每一个困难面前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电影》：好像你的电影团队也是从你的广告团队里出来的？
乌尔善：是的。比如，我的美术指导郝艺跟我合作广告加上电影有十多年了，从大学毕业就已经合作，他之前做过的电影有《南京！南京！》《无人区》。
《刀见笑》中，我的几位合作伙伴只象征性地收了点钱。我曾说过，第一次拍电影你可以用“信用卡”，如果这次刷卡成功，可能大家还会继续合作，如果失败了也就帮你这一次。因为《刀见笑》的结果还不错，所以在《画皮2》里，郝艺还是我们的美术指导。
《刀见笑》风格“粗粝”是因为成本低
《电影》：现在有很多广告导演跨界拍电影，比如李蔚然、丁晟等人，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乌尔善：我觉得很正常，我跟李蔚然是大学同学，还是一个班的，都系统地学过电影制作。
其实这种情况在好莱坞也很普遍。因为不是每一个学电影的人刚毕业就有机会拍电影的，都是从拍广告、短片开始做起。比如迈克尔·贝、大卫·芬奇、扎克·施奈德都是广告导演。
中国不如美国的地方在于，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工业体系在扶持这些新人。大卫·芬奇的第一个商业电影是《异形3》，他只要做导演的事情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交由监制、美术、摄影等人去控制其他的流程。但在中国，一个导演不仅负责拍摄的流程，还要去做制片人、剧本策划人应该做的事情。
《电影》：具体到拍摄环节上的话，广告导演的经历会对你有多大的帮助？
乌尔善：首先，拍广告对拍摄技术有很大的训练。每天拍东西和十年拍一个东西肯定不一样。另外，拍广告可以积攒很多人脉，第一部电影的条件往往不太理想，钱太少，《刀见笑》基本上是一个友情电影，很多朋友都是拿点钱或是不拿钱帮你渡过难关。
另外，拍广告是对一个导演方方面面的训练，要求你必须是一个风格方面的全才，因为广告导演永远会面临新的客户、新的脚本、新的创意，今天拍卫生巾，明天拍可乐，后天是房地产，都是不同的风格。你需要适应各种风格才行。
在工作方法上，广告也是非常系统的，它要求你做好很多事前准备，并随时要处理复杂问题……这些经验都会在拍电影的时候帮助你。大家都认为七百万是拍不了《刀见笑》那样的电影，但是我们做到了。
《电影》：怎么做到的？
乌尔善：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不仅仅把钱用在刀刃上，要把钱花在焦点上，花在取景框之中。
有些场戏，灯太亮了，就会体现出后面布景的粗糙，我就会让美术把灯关了，大家看不见就都好了。所以你会知道，《刀见笑》为什么基本上都是夜景呢？如果日景太多的话，我们的布景就会惨不忍睹。
焦点之内的东西比较有质感，如果焦点往后一调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块儿想办法，演员的表演是不能不拍的，但是可不可以只对着演员的脸来拍呢？这样下来，就只需要好好注意一下领口，把领子做得要细致一点就可以了，下面穿什么就无所谓了，反正它也不在取景框之内。这都是逼出来的。
电影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刀见笑》的风格很粗粝？我只能告诉他，一是我追求那种粗粝的风格，二是我们成本低，风格和成本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将电影拍摄所受到的约束变成了视觉风格。
《电影》：《刀见笑》中不仅画面光怪陆离，同时还加入了MV、电玩、手绘漫画的动态图以及邵氏老片等多种影像手段，这也是出于成本考虑么？
乌尔善：有这方面的考量，比如哑巴父亲怎么被杀死那段，要去拍的话很复杂，用漫画手段去表现，成本就少一点。另外，我们做喜剧，当然希望能从视觉上传达出喜剧效果，而拼贴风格恰恰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
《电影》：你从小比较喜欢读书，喜欢读哪一类？
乌尔善：我比较喜欢历史。我从小对美术、西方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就比较有兴趣。我初中的时候，在书摊上遇到了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周国平翻译的，后来就买来看了。高中的时候读了从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一直到近代的小说作家的很多作品。
《电影》：一个初中的孩子，对尼采的哲学接受起来应该还是会有点困难吧？
乌尔善：没有，我对尼采比较关注，尼采的诗歌，还有他后来写的《道德的谱系》，我都是全文抄一遍，我很喜欢他的哲学观点。
中学时期是求知若渴的。我对照着尼采，又把叔本华的著作都读了一下，后来也读了弗洛伊德，但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现在读的各种佛学和历史方面的要多一些。
《电影》：你是个悲观的人么？因为尼采和叔本华都是悲观主义者。
乌尔善：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比较客观。世界是因果联系的，未来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而产生的结果。
《电影》：但是你的三部长篇作品都在探讨死亡，死亡是你一直想表达的一个主题么？
乌尔善：我觉得一部电影，只有爱与死值得拍。因为这两个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命题。《肥皂剧》是四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刀见笑》是三个关于人性弱点的故事。《画皮2》是关于爱与牺牲的故事。将来我会拍更多关于爱的故事。
工作中的乌尔善与赵薇
《电影》：一个个说，先说死。
乌尔善：与生命对应的就是死，面对死的态度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任何宗教都是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因为有了死亡作为对照，生命的意义才会被提出。
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爱。
尼采也说过，要么永远去爱，要么立刻去死。
《电影》：那你怎么表达爱？
乌尔善：我认为，爱情就是牺牲，一定是对应着死，但凡不能用生命来换取的就不是爱，那是喜欢。还是去看《画片2》吧，我对爱的理解都在里面。
电影的经验是语言无法传递的，之所以选择做电影，就因为我是想做语言无所传达的东西，所以一定要通过视听体验去感受时间的强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花两年时间做两个小时的事儿。采访只能说到外围的事情，有质量、有能量的东西都在电影里面。
《电影》：对电影观念的理解，你曾经做了个厨师和医生的比方，比较有趣。
乌尔善：想再听一次原版，是吗？
《电影》：对。
乌尔善：其实这只是一个导演对自己的定义。我更希望做一个厨师，我希望自己和观众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而不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作为厨师，是观众来吃他的作品，首先是因为它色香味俱全，吃完以后还挺有营养。先是因为趣味，然后又因为它的品质，最后因为它深层的情感与思想的沟通，这是一层一层的。
而作为一个大夫，把观众看作病人，上来你得为他把把脉，做一个诊断，开个药方，再给他吃两片药，这样看电影就会比较枯燥。
所以我要做一个电影行业的厨师，要做类型电影，先考虑电影的娱乐价值，然后是电影美学和人性探讨。
乌尔善拍《画皮2》幕后工作照
《电影》：你最欣赏哪些导演，受过哪些作品影响？
乌尔善：在不同的年龄，喜好也是不同。在电影学院读书那会，我会选择看伯格曼、帕索里尼等欧洲大师的电影，还有日本的黑泽明。
毕业后，突然觉得那时的欧洲电影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停滞，而美国电影融入到了商业系统里，商业得不肤浅，也有对人性的探讨，就开始看大卫·芬奇的片子，但芬奇最近的几部作品有点让我失望。
现在我最欣赏的导演就是能把类型电影与作者风格相结合的导演，比如，克里斯托弗·诺兰，他的《黑暗骑士》和《盗梦空间》是商业、技术和艺术结合的完美典范，我也很喜欢达伦·阿伦诺夫斯基的《黑天鹅》，沃卓斯基兄弟的电影我也喜欢。
《电影》：据说你的下一个作品是《封神演义》，为什么想拍它？
乌尔善：这个项目要准备很长时间。小时候看小儿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这种类型。我想把它拍成系列电影，像《魔戒》那样的史诗格局。
某种程度上说，做电影的一大乐趣也是能够把小时候的想象呈现出来吧，另外这个类型，我是觉得挺适合中国电影的，中国的神话传说、历史这些资源很丰富，你总不能让美国人做它吧。
电影技术发展到今天，我觉得可以去做魔幻题材了。之前可能大家想做，但是的确技术达不到，你拍出来就变成卡通片了，现在电脑技术还有整个电影的投资规模，可以让你完成想象。
东方人的想象力其实很丰富，电影中呈现的不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我一直想把电影做得极致，做得彻底。犯罪类型在当下的环境里，就做不到极致，那就不如先暂时不做，但是魔幻、动作、史诗题材不受限制，能够做成一种比较极致的类型，我也一直有兴趣，我的能力也比较适合。
《电影》：你所说的极致怎么理解？是把人物往极致做，还是视觉往极致做？
乌尔善：都可以做得比较强烈。电影还是语言，用语言去理解电影的话，就很自由，任何电影都是对人生和人性的预言。所以电影是什么形态并不重要，任何形态和类型都是容器。比如你把可乐倒在玻璃杯里是可乐，倒在瓷杯里也是可乐，你要表达的东西还是这些。
我可能会用这几年的时间专做魔幻、动作和史诗类型，等我老了以后再拍文艺题材的，不用耗体力只需要动脑子就可以了。
《电影》：据说你一直想拍《成吉思汗》，这跟你是蒙古族导演的身份有关么？
乌尔善：全人类里面，我最感兴趣的两个人，一个是成吉思汗，一个是释迦摩尼。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强者，一个是智者。
从中学开始，就开始研究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是人类的一个强者，他创立的世界至今还是最大的王国。他从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一个弱者，成长为统治世界的征服者，一个强者，这种逆境下的成长很打动我。
释迦摩尼，原本是王子，他拥有了世界最幸福的东西，拥有最完美的家庭和物质条件，他仍然选择放弃这些，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智慧。“成吉思汗”这个人我一定会拍，但不会马上，如果理解的程度不够深，我怕浪费了这个好题材。
《电影》：你觉得自己跟成吉思汗一样粗犷么？
乌尔善：蒙古这个民族很内向的，就像它的长调一样，很忧郁。千万别说我粗犷，其实我很细腻，也很温柔，我希望大家看完《画皮2》后，会以为那是一个女人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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