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画要了三十年——忆梁实秋与张佛老 | 罗青

梁实秋先生以《雅舍小品》的散文笔法，名满天下，尽人皆知。他犀利的文学批评及舌灿莲花的译笔，也是无人不晓，但他擅画梅花这件事，知道的人却不多，连门生故旧，也多半无所闻。原因无他，由于先生珍惜笔墨，不轻易示人之故。

我与梁先生相识多年，书札往还，茶饭相酬，蒙他赠书、赠诗、赠书法，还不断为我题画，并主动为我首次画展写序评，就是没有送过我梅花。先生不提，我也不好当面硬要，这事搋在怀里，久久成了一块心病。

有一次，我假装不经意地提起画梅，说梅兰竹菊，易写难工，实为画家才情功力的最佳试金石。梁先生深以为然，同时顺口举了一个多年前例子，说有一次，他殷勤画了一幅梅花寄给冰心，不料却惨遭回信调侃说：“吾家之犬，亦优为之。”从此他引以为戒，画梅绝不轻易予人。我听了，几句准备好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再也不好多说什么。

事有凑巧，一次佛千先生张佛老在他家楼下永康街“东升阳小馆”邀宴，酒香菜精，品味俱佳，美食之后，一起到楼上他的“九万里堂”小坐。只见长沙发边，空墙壁灯旁，挂着一幅镜心红梅，上前仔细一看，居然是梁实秋先生的画，真是难得（见下图）。

关于此画是如何索得的？佛老跟我说了个故事。

话说1969年8月5日，台北各界举办酒会庆祝梁实秋以三十六年工夫，翻译完成莎士比亚全集，各报副刊都登出庆祝文。余光中率先为文说：

我们今天对梁先生如此尊敬，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翻译家，更因为他是一位散文家，一位具有坚定信仰和独立思想的批评家。

佛老不以为然，为文补充道：“在这许多梁实秋之中，一个剧作家的梁实秋，才是梁实秋那座大山的最高峰。”认为，梁先生口才便给，能言善道，还能上台表演相声，熟读莎翁后，写起剧本来，一定叫座。那一阵子，散文家兼词家琦君，有《金缕曲》一阕为贺，梁先生亦有和作。佛老看了技痒难耐，依韵倚声，以激将法为之，也献上一阕云：

海又生桑矣！数人物，“大江”“新月”，今犹余几？少日豪情期击楫，谁会悲歌此意？亡散尽，当年知己。赢得文章惊海内，谐且悯，无惧围攻里。自由炬，高擎起。      无穷才气千秋事，拟崇山，莎翁全集，高峰当记。正写中英文学史，商略群峰次第。天锡寿，从容料理。再写梁翁中国剧，最高峰，柱地高难计。复兴近，执牛耳。

说到这里，佛老双手一摊，慧黠地一笑，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梁先生擅画梅花，早就答应送我一幅，然多年以来，屡索不得。逼急了，梁先生便笑着推说，他这些年，因日夜翻译的关系，画法生疏，梅花画得还不如小狗的五瓣脚印，实在难以见人。每次索画，都被他如此这般的，以“幽默遁词”，遁掉了。现在遇此大好时机，趁他心愿了却，畅快高兴，以“一阕词”逼之，定能逼出“一幅画”来。果然不出佛老所料，一个月后，梁先生以一幅红梅见寄，并题记曰：

二十九年一月，得识佛千兄于咸阳军次，知其将有结褵之喜，谓当以胭脂画梅以赠，荏苒二十余载，始偿宿诺。信笔涂抹，依稀春娇。虽恨其生寂寞之滨，而喜其能荣岁寒之时也。

原来佛老在对日抗战进入第三年时，初入胡宗南将军幕中，负责接待国民参政会的西北劳军团，巧遇有江南才子之誉的好友卢前，介绍他与梁先生认识。当时，佛老正在热恋准备结婚阶段，大家见了准新娘，不免戏谑“惊艳”一番。卢冀野当众夸下海口说：“结婚贺礼，我当作词，实秋当以胭脂画红梅为贺！”只是后来战局多变，大家各自东西，无缘重聚参加婚礼。虽然战后二人都到了台湾，然因工作关系，一北一南，也无缘经常相聚。现在，大家都退休聚在台北，方才有机会继续书画因缘。

我细看此画，除了主干稍肥之外，其他开枝、散花、勾须、点苔，无不浓、淡、枯、焦搭配，飞白、没骨相间，勾勒老辣到位，确实是画梅老手精心之作。其画法大约从清末汤雨生、张子祥、胡公寿三家转化而来，而点缀红梅时，却谨守宋人画法，只画一两朵正面全开，其他则或正或反，掩映掀侧，或含苞、或半开、或落瓣、或微残，种种姿态，曲尽梅花之神。尤其最难是主干探出尾枝，瘦劲俏丽，聚散得宜，允称高手。

接到梁翁墨宝，佛老大喜过望，连忙送至裱画店装池。但是，画裱好之后，挂在客厅数日，想想不对，又取了下来。原因是怕来客发现如此稀罕之物，见猎心喜，会给画家带来无穷困扰。不料梁先生知道后，大笑说，没关系，你尽管挂，我既然敢送，当然不怕人挂。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过了半个月，一天到晚向梁先生邀稿的《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来了！”佛老撇嘴笑道，“他看到挂出来的画，好生羡慕，连连大呼不公，立刻起身，说也要去向梁先生讨一幅，茶也顾不得喝，便匆匆走了。”两天过去，佛老嘻皮笑脸挑衅似的打电话去问结果，只听得刘绍唐悻悻地在电话那一头，学着梁先生的口吻复述道：

佛千这个人真可怕，一张画要了三十年，不能不画给他。台湾只此一幅。在美国，还有一幅，我的清华老同学胡安定写信来说：“你欠我画，我已七十岁了，我死之后，我的儿子，还是向你要画！”唉呀！父死子继，这个债，哪能不还，只得画了寄去。

听得刘绍唐哭笑不得地败下阵来，心平气和地知难而退。一旁的我，则暗暗叫了一声：“好险！惭愧！”从此一块心病，不药而愈。

本文刊于2017年6月5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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