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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于大六部口和武康路之间——夏衍与巴金的通信 | 沈芸

沈芸 文汇笔会 2019-12-26

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温暖的友情——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北京展已正式对公众开放,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持续展至2019年10月12日


上海巴金故居的周立民馆长,告知《巴金全集》修订版的书信集进入截稿期,我回复他:找一找,巴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巴老给我爷爷的信,我这里有一封,是1988年夏天的,周馆长随即也拿出来一封我爷爷写给巴老的,时间完全合得上,再仔细一看内容,正好是一来一往。这在书信征集中,很难得。

    

巴金故居在2007年将此信整理出来进行扫描,而《夏衍全集》是2005年出版的,此信未能收入。

    

时光倒流三十年。

    

1988年7月20日,我祖父在大六部口的家中写给巴金一封信:


巴兄:久违甚念,阅报知您能“拄着手杖把客人送到门口”,深以为慰。

今晨冰心打电话来,说您给她的信中提到我没有出席她的纪念会,可能是病了,关注到我的健康,十分心感。今春我到广东去走了一圈,自不量力,十天内坐面包车跑了广州、深圳、蛇口、珠海、中山、顺德六个地方,一路能吃能睡,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回到北京就患上了腰肌劳损。一时连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了,西医治了两个星期反而越来越利(厉)害,后来有人介绍请中医按摩同时服中药,才开始好转,现在总算可以坐起写字,有人扶着也可以走路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已经过了一百二十天了,人过了八十多,希望早日恢复,看来是不可能了,好在我内脏没有毛病,所以可以告慰老友,度过了酷暑,看来还是会渐渐好起来的,请释念。

六月间记者来访,我发了一阵牢骚,讲了不少出格的话,这位记者不经我同意,就在刊物上发表了,接着路透社和美国之音又加油加酱地传布到国外,特别是香港,于是来访者不断,疲于应付,好在现在不是六十年代了,没有人来干预或责难,所以除了来客太多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麻烦。

闻上海气温达三十九度,一切祈珍摄,“过堂风”也不宜直接吹,最近翰笙也感冒进了医院,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祝您健康长寿。

小林及全家好!

 夏衍         

八八、七、二〇   

    


一个月以后,巴老寄来了回信:


夏公:信收到快一个月了。迟复的原因只是“天热”写字更吃力。今年气候反常,持续高温。每天早起,坐了一个钟头,就烦躁不安,站起来走几步又满身是汗,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这样,什么事都做不了。不能读书,也无法接触文艺……我病魔缠身,不便接受采访,因此也少却许多麻烦。但是我要说,您那番谈话的确精彩,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痛快。我要为您鼓掌。您的回忆录也望写下去。

您说:“老年人还是服老为好!”说得对!我还想多活两年,也希望朋友们活得更久。现在需要您的这支笔,请多多保重!

    祝

好!

                        巴金         

                     八月二十日      

    

 

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这样往来完整的通信,在两位老人家的交往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即便是在80年代他们复出以后。

    

夏衍书信,是我研究的重点。在陆续发现的500多封信件中,与巴金有关的最早的一封通信,是1962年2月27日,夏衍从广州写给萧珊的,那时,他称巴金为“老巴”。

    

一场浩劫之后,巴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夏衍的书信里,已是十几年过去了。

    

1977年9月2日致李子云的信中,他写道:“柯灵来了信,我已复信,并嘱他转向巴金、罗荪致意。”

    

这是一封大难过后,情深谊长的书信,夏衍对他的老友柯灵千言万语,同时也惦记着在上海的巴金:“……往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一九七五年我‘解除监护’后,由于‘四害’横行,深恐牵累,和上海诸旧未道音问,只间接地、零星地获悉了一些您的近况,不仅语焉不详,而且互相矛盾。‘四人帮’垮台后,开始有些上海的朋友来看我了,但所知的也不是可以使人高兴的消息。到今年五月,才从报上看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才感到春来的讯息。得手札,更觉得确实情况是在变了……我衷心希望你把你设想已久的、以上海半个世纪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更希望巴金同志今后不仅搞翻译,而且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暮年写出划时代的好作品。如晤巴金同志时,乞代致意问好,特别是对萧珊同志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致柯灵,1977年8月29日)

    

信中提到的巴金的文章,即1977年5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封信》,这一被文坛嗅出“春来的讯息”,并不意味着春回大地。又过了两个月,10月20日,夏衍致信李子云:“巴金来京瞻仰遗容,是沙汀告诉我的,据说只能停留两天,连访友也不能,真是怪事。”接着,他把这一失落的心情,转化为对气候的感叹:“北京开始有冬意了,尽管供应差,似乎比上海还好一些……”

    

他说过:“我不急,能策杖而观天下治,已经很满足了。”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大气候下,乌云散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在家赋闲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也就是在1977年,周扬、苏灵扬夫妇来到朝内南竹竿胡同113号,久别重逢。浩劫之后,两位从左翼时代就开始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周扬和夏衍,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一起。

    

同样是在1977年,10月,身在重庆,尚未摘帽的荒煤,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1978年,我祖父全面复出,正式出来工作。

    

“我已中央批准,当对外友协副会长……”(致李子云,1978年1月4日)

    

1979年,四次文代会的召开,彻底为文艺黑线平反,周扬、夏衍等重新回到了文艺界的领导岗位。

    

那一年,我祖父正好七十九岁,巴老七十五岁。他们两位的南北互动进入了常态化,虽然并不以直接通信的方式。

    

“巴(金)、吴(强)都见到,因‘作协’即将开理事会,选巴公代理主席,故他们大概要在十九日左右回沪。”(致李子云,1981年4月15日)

    

“广东作协及省顾委邀我去避寒,可能去十天或两星期,据说也请了巴金,请打听一下,巴公去不去?”(致李子云,1981年12月29日)

    

“九月底,文联要派一个七八个人的代表团去意大利,请你问一下巴老,他能不能去?我认为他去最合适,时间是连来回路上在内为两周,是礼节性回访,并无座谈、演讲等任务,问后请将结果告我。”(致李子云,1982年8月31日)

    ……

    

诸如此类的内容还很多。当然,两位大文化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绝不可能停留在这些礼节性的琐事上。在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一书中讲述了一件发生在1983年春天重要的事情。

    

“1、我已经八十了,想退出文艺舞台,当然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请考虑我是否不要再任作协主席了……”

    

巴金在家里深思熟虑说的这段话,被仔细地记录在纸上,回到北京后“照本”向张光年转达,张光年一一记下后,说:“巴老既然托你转告我,你已照他的意思办了。”(吴泰昌《我亲历的巴金往事》,三联书店2010年8月版)

   

1983年5月,在收到巴金两点意见后一个多月后,张光年飞往上海,他是带了任务,有准备而来的。在张光年的日记里说,赴沪之前,他先“去北小街看夏衍同志,听他谈巴金近况,嘱(我)劝巴放宽心些,超脱些,谈约一小时。剩下一点时间,又去周扬家谈半小时,他的意见大致相同”。

    

得到了周扬、夏衍明确的表态以后,当张光年来到武康路巴金家中,走上二楼的时候,想法是与周、夏二人一致的,而且是坚定的。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他们在楼上具体谈了什么,张光年自己在日记里写道:“……应邀在二楼书房谈二小时,他十分关心文艺界团结,希望在‘批判’‘讨论’时多考虑一下。我谈了作协远景规划等问题,他心情愉快,不肯休息。”(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又过了一个多月,6月17日,荒煤写信给巴金:

   

“巴老:光年同志回京后,在周扬同志家里相见,听他详细谈到您的情况,得知您健康恢复较好,并愿继续担任作协领导工作,心情也较好,十分欣慰!

我参加政协会议,也和于伶同志常谈您。于伶、白杨、柯灵等同志也向上反映,建议您担任政协副主席。昨日主席团已通过名单,今日下午即进行选举,当您见到信后,可能早见到报导了。文艺界同志还是很高兴您担任这样(的)荣誉职务的……”(《陈荒煤文集》第10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

    

周扬、夏衍,包括张光年,他们深知,在茅盾去世之后,巴老在文学界旗帜般的价值和感召力,在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前沿,他们和巴老一起是同一战壕冲锋陷阵的紧密盟友。

    

这些耄耋老人,豪情和气势不减当年,他们判断准确,决策果敢,行动力极强,他们未雨绸缪,为即将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运筹帷幄。

    

一年之后,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巴金高票当选为主席。

    

在夏衍书信与巴金有关的内容中,还有一部分是与《收获》杂志来往的,很单纯,很纯粹,作者与编辑的关系——

    

“我的回忆录上集(一九〇〇—一九四九)已完成初稿。但这些都很少‘文学性’,所以不宜在《收获》发表,如遇小林或巴老,乞代致意。稍暇,当为《收获》写点短文,当然,现在‘文思枯竭’能不能写好,没有把握。”(致李子云,1984年10月27日)

    

这次欠下《收获》的“稿债”,应该是很快就还上了——

    

“来信及稿均收到,正在赶写《收获》的那篇文章,要明天才能看。《左联六十年祭》,请即交小林同志,看看是否可用?反正不能在三月二日以前发表了,所以小林看后有什么意见,请电话告知,因为几处向我约稿也。”(致李子云,1984年12月20日)

    

说来有趣,我祖父对于“文学性”似乎有着自己的理解。最近读到一篇对袁殊的访谈: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访谈时间为1984年7月10日。刚好文中有一段是谈我祖父与报告文学的:“夏衍也常来《文艺新闻》,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顾问一样的人物。我们是好朋友。我就是这时认识他的。夏衍和《文艺新闻》有一件事可稍提一下。‘报告文学’这个名称就是夏衍最初和我谈的。‘报告文学’说指日本出现的墙头小报,日语叫‘壁新闻’。昭和初期出现于日本的工厂和学校,中国话就是指‘墙报’,说作为日本思想运动的一个武器发展而来的,内容多是对当时社会表示不满。夏衍曾对我说:‘像这类文章,你们应该多多提倡。’”

    

此为多余的话。

    

祖父发表在《收获》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2年的《无题》,“短文请交小林同志,还了一笔文债。你们看看,可改可删,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致李子云,1992年4月27日)

    

1992年10月8日,夏衍和巴金在杭州西子宾馆


同年金秋,祖父应浙江省政府邀请再次回到杭州,并在家乡度过了他92岁的生日。期间,巴老也在杭州休养。两位老人两次聚首。10月8日,巴金来到西子宾馆回访的时候,留下了一张最后的合影。坐在轮椅上的他俩,戴着遮阳帽,在绿树丛中,随意地闲聊着,跟平常公园里的普通老人没有区别。

    

我祖父用他与生俱来的幽默对这张照片作了点评:

    

“两个老叫花子……”

    

            2019,7,26于北京       

 

本文刊2019年9月13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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